中国司法部日前公开一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虽称为扩大开放、规范管理、保障外国人权益，却在中国社会遭到普遍而强烈的反对，被认为存在重大疏漏，降低了外国人进入门槛，可能后患无穷。
由此揭开中国社会早已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由“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加速，再如中国对已经居住在本国境内外国人管理不善，都已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如果对本国已有外国人尚且不能有效管理，而该条例再鼓励更多外国人的涌入，岂不是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和挑战？
人口政策应当慎重
人口问题牵扯广泛、干系重大、影响深远，可谓触及“国本”。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争论至今没有平息，民间早已积聚了厚重的反感情绪，这次关于外国人的条例改动引发舆论震动并不令人意外。
很多人认为此番由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司法部来制定针对某一特定人群——“永久居留外国人”的规章制度，责任与权力不相匹配，而由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大进行全面考证、慎重研判之后，再以立法的方式进行法律和制度性的设计，才更稳妥一些。
而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规范对中国境内外国人的管理，引进中国所需要的部分外国人，本来都无可厚非，但是如何引进、引进多少、如何管理，却是关系重大，必须得有严格细致且有效的针对性政策。毕竟，外国人不同于中国人，“永久居留外国人”也不同于中国人，这体现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即使拥有中国国籍之后也难以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如果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在中国特定区域形成某种独立运行的小圈子、小社会，对其进行管理就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中国境外很多国家如西方的法国、英国、德国从非洲、中东引进大量外国人后就正在承受着难以消化之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忽视大量引进外国人后的衍生性和长期性问题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中国目前也正在咀嚼这种苦果，最突出的例子在中国南部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市在外国人管理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能确定本市究竟有多少外国人，特别是不能确定有多少“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外国人。
2007年，《广州日报》一篇文章《广州黑人“部落”全记录》引述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说法称，“目前在广州常住(6个月以上)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显然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群落。据统计，目前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有人估计总数已达20万之巨。”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2014年统计，当年1至8月，经广州出入境的非裔人士共37万人，在广州常住登记约1.5万人。当然，从广州出入境和在广州登记的数字，与真实数字都有一定差距。但是究竟有多少正在广州？
在2008年后，广州政府一度严控非洲人准入，使得非籍人士迁入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在2010年后，规模又开始大幅增长。如果按照每年30%至40%的增速，大体上2年至3年翻一番，那么目前可能已达百万以上。
2017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潘庆林的提案《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引起一阵舆论反响，他的提案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非洲黑人非法移民已达70万，若不采取法律法规严加控制，粗算预计到2030年可能达到1,500万人，而25岁以下年轻人中黑人或黑黄混血人的比例可能将高达四分之一左右。”
2014年9月《重庆青年报》文章《广州常住非裔人口或达30万 被称第三世界首都》提到，“坊间一直流传着，广州有30多万的非裔人士。但对于这种说法，广州公安部门一直拒绝回应。”
或许不是广州公安无意告知，而是调查统计真实数字过于困难。
“他们一出机场就把护照和签证就扔了，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黄石鼎介绍称，一旦不够幸运，被警察发现了，他们往往会托人向有护照、签证的人租用证件。由于在中国人看来，他们长相差不多，而且语言又不同，在一番抵赖后往往能蒙混过关。
另据媒体报道，非洲非法劳工针对警方管理想出了很多招数。他们一般白天不出来，有些外国人甚至能连续几天把自己锁在房间内，靠矿泉水和方便面度日。即使出来，一见警察，撒腿就跑，他们与生俱来的体育天赋，往往管理人员无法应对。同时，他们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信息传播途径，只有一个人发现警察在查证件，20分钟内，这一消息会传播给所有人。”
对在华外国人的管理的难点还在于中国官方，因为会涉及到外交、出入境、公安、司法等等十几个部门。如果不再等闲视之，将其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则需要中共中央层面的总体统筹，需要党政机关的改革与领衔，还要有立法机构的法治框定。
如果对本国境内外国人的数量多少尚且做不到准确掌握，何谈有效治理，又如何能够保障本国公民的安全？
中国司法部日前公开一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虽称为扩大开放、规范管理、保障外国人权益，却在中国社会遭到普遍而强烈的反对，被认为存在重大疏漏，降低了外国人进入门槛，可能后患无穷。
由此揭开中国社会早已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由“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加速，再如中国对已经居住在本国境内外国人管理不善，都已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如果对本国已有外国人尚且不能有效管理，而该条例再鼓励更多外国人的涌入，岂不是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和挑战？
人口政策应当慎重
人口问题牵扯广泛、干系重大、影响深远，可谓触及“国本”。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争论至今没有平息，民间早已积聚了厚重的反感情绪，这次关于外国人的条例改动引发舆论震动并不令人意外。
很多人认为此番由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司法部来制定针对某一特定人群——“永久居留外国人”的规章制度，责任与权力不相匹配，而由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大进行全面考证、慎重研判之后，再以立法的方式进行法律和制度性的设计，才更稳妥一些。
而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规范对中国境内外国人的管理，引进中国所需要的部分外国人，本来都无可厚非，但是如何引进、引进多少、如何管理，却是关系重大，必须得有严格细致且有效的针对性政策。毕竟，外国人不同于中国人，“永久居留外国人”也不同于中国人，这体现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风俗等等各个方面，即使拥有中国国籍之后也难以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如果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在中国特定区域形成某种独立运行的小圈子、小社会，对其进行管理就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中国境外很多国家如西方的法国、英国、德国从非洲、中东引进大量外国人后就正在承受着难以消化之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忽视大量引进外国人后的衍生性和长期性问题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中国目前也正在咀嚼这种苦果，最突出的例子在中国南部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市在外国人管理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能确定本市究竟有多少外国人，特别是不能确定有多少“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外国人。
2007年，《广州日报》一篇文章《广州黑人“部落”全记录》引述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说法称，“目前在广州常住(6个月以上)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显然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群落。据统计，目前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有人估计总数已达20万之巨。”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2014年统计，当年1至8月，经广州出入境的非裔人士共37万人，在广州常住登记约1.5万人。当然，从广州出入境和在广州登记的数字，与真实数字都有一定差距。但是究竟有多少正在广州？
在2008年后，广州政府一度严控非洲人准入，使得非籍人士迁入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在2010年后，规模又开始大幅增长。如果按照每年30%至40%的增速，大体上2年至3年翻一番，那么目前可能已达百万以上。
2017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潘庆林的提案《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引起一阵舆论反响，他的提案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非洲黑人非法移民已达70万，若不采取法律法规严加控制，粗算预计到2030年可能达到1,500万人，而25岁以下年轻人中黑人或黑黄混血人的比例可能将高达四分之一左右。”
2014年9月《重庆青年报》文章《广州常住非裔人口或达30万 被称第三世界首都》提到，“坊间一直流传着，广州有30多万的非裔人士。但对于这种说法，广州公安部门一直拒绝回应。”
或许不是广州公安无意告知，而是调查统计真实数字过于困难。
“他们一出机场就把护照和签证就扔了，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黄石鼎介绍称，一旦不够幸运，被警察发现了，他们往往会托人向有护照、签证的人租用证件。由于在中国人看来，他们长相差不多，而且语言又不同，在一番抵赖后往往能蒙混过关。
另据媒体报道，非洲非法劳工针对警方管理想出了很多招数。他们一般白天不出来，有些外国人甚至能连续几天把自己锁在房间内，靠矿泉水和方便面度日。即使出来，一见警察，撒腿就跑，他们与生俱来的体育天赋，往往管理人员无法应对。同时，他们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信息传播途径，只有一个人发现警察在查证件，20分钟内，这一消息会传播给所有人。”
对在华外国人的管理的难点还在于中国官方，因为会涉及到外交、出入境、公安、司法等等十几个部门。如果不再等闲视之，将其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则需要中共中央层面的总体统筹，需要党政机关的改革与领衔，还要有立法机构的法治框定。
如果对本国境内外国人的数量多少尚且做不到准确掌握，何谈有效治理，又如何能够保障本国公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