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2023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王沪宁与李强在人大会堂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2006年3月,刘晓波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外国人遇见中国官僚,为什么就是看不懂?他写道,不懂古代中国,是“因为帝制中国的古老和封闭,因而显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测”。看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因为红色中国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天翻地覆。”但看不懂今日的中国是个谜。现在能到中国来,能跟官僚面谈,但还是看不懂人家的“八面玲珑”。
国家领导人的滑头是问题的一部分。刘晓波指温家宝“一口气列出十大理由,以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话说到敏感问题,却“顾左右而言他”。刘晓波主要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比真话假话混杂更深的问题,是一个涉及人心里结构的问题,是很奇特的现象,老外自然难懂。
“双面孔”的海归官僚
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人,有很多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然后回国的“海归”。英语流利,对西方风俗习惯熟悉。老外听这些人说话感觉舒服,甚至有点像听“自己人”的味道。与古代“难懂”的问题相反,现在反而是一种“过分容易懂”的事情。在这儿,“懂”的意思只是一个圆滑的表面。
老外不问对方心里更深的层面会不会有别种想法,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更深层面的存在。刘晓波举了两个人做例子:“靠研究西方政治学起家的王沪宁”和“专门研究西方法治和人权问题的专家夏勇”,两人在外国人面前是开明人士,在中国人面前却是另外一套。这是“双面孔”问题。
更可怕的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的现象,例子不少。刘晓波文章里分析当年的教育部长周济,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这三位都在美国名牌高等学府念过书,在美国时滔滔不绝地讲学术自由,“让美国人听得非常受用,并惊讶于中国教授如此开明。”但回国后,三人都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压制互联网,惩罚不听话的人,乃至在中国网络上享有“言论管制卫道士”的臭名。
刘晓波这么描写他们的犬儒主义:“这些人在西方留学的经历,除了为个人资历‘贴金’和当作仕途‘敲门砖’之外,再无任何意义,非但没有使他们变得更开明更道德更具职业荣誉感,反而使他们变得更狡猾更恶毒更唯利是图…脸皮都很厚,从来不在乎言行背离,不在乎好话说尽而坏事作绝, 却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和心理障碍。”
唯利是图的中共官僚
这些海归是名副其实的bi-cultural(跨文化的),西方学界的时髦话语和中共的潜规则都了如指掌,这是很可观的“成就”。
但请问:他们忠于什么? 民主自由的理想?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利益。西洋游戏能玩儿,中国游戏也能玩儿。怎么对我有利怎么来。
外国人要是看穿了这些人的表层,自然以为下面的第二层他们是“中共的好士兵”。但这也不全对。第二层下面还有第三层,是“一切为自己”,这层才是他们的实质。
这算“颠覆”吗?唯利是图去玩中共的制度,不是颠覆吗?可惜不能那么说。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配合典型行为。谁不这样做呢?习近平不这样做吗?
刘晓波的文章里还比较了“海归”与“愤青”的犬儒主义,说明两者都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他们(指愤青)昨天还在美国使馆前高声抗议,后天又来这里排长队办理赴美留学的签证。最最奇特的是,在大骂美国与争相去美国留学之间,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甚至连一点点心理波折或内心责问都没有,很自然地骂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国留学了。骂的时候真的义愤填膺,坐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时的欣喜若狂更是发自内心,非但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自我感觉良好。”
自然界的动物不需要“信仰”这个东西,唯独人类需要。50年代很多中国人把理想寄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理想弄虚了,邓小平六四血城后,中国人更是需要别的信仰。佛教、道教恢复了,基督教兴旺,法轮功出现等等。共产党唯一的两张牌是民族主义和拜金主义。但蔓延得最广的,尤其在官场上,大概是犬儒主义。
洋人也要负一半责任
刘晓波在文章结尾不责怪外国人:“这样的中共及其官僚,要求西方人看得懂,恐怕是太强人所难了….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由于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国人那九曲十八弯的花花肠子。”
刘晓波不怪洋人,我倒想骂两句。
“眼睛太直”没错,但“直”不完全是“天真”的意思,也有一层“自大”的意思。西方人有时候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是最普世的,因此不觉得有必要认真地去理解别人的“九曲十八弯”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美国政府里(或跟政府接近)的“中国通”们,常常用一种“照镜子原则”去理解中共。
比如,在分析官僚派系竞争的问题上: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教育部等等一直在财政上竞争,你多了我少了,很容易引起妒忌。情报局,调查局,安全局之间也竞争,有时候甚至不分享情报。美国的中国通们常常照镜子,认为美国的竞争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大概也差不多。但这么分析很容易忽略中共自有的因素:谁是谁的恩人(或敌人),谁是谁的亲戚,同学,同乡,老战友,老哥们儿等等。中国紧密的关系线是跨机构的,跟美国的以机构为本的竞争不同。
洋人“眼睛太直”的毛病有没有办法治疗?这问题很复杂,但我认为应该从语言基础开始。美国的中国通们出书时,书皮上常常声称作者fluent in Chinese(汉语流利)。这是假话,为了卖书写的。很多“中国专家”到中国去访问中共官员,用英语做访问,必要的时候请翻译帮忙。哪怕是会一点口语的专家,也远远不够挖进海归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意识。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直到2017年博明(Matthew Pottinger)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美国的高层洋人顾问中没有一个能说像样的中国话。请美籍华人帮忙?也是到了前几年才出现了一个余茂春
进美国国务院做高级中国顾问。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人当中,余是第一个了解中共游戏规则的。
苏联共产党控制东欧的时候美国并不那么短视。卡特总统请了波兰来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做国家安全顾问;克林顿总统找了捷克来的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做国务卿。刘晓波当年问为什么老外看不懂中共,我们洋人也得付一部分责任。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
左起:2023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王沪宁与李强在人大会堂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2006年3月,刘晓波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外国人遇见中国官僚,为什么就是看不懂?他写道,不懂古代中国,是“因为帝制中国的古老和封闭,因而显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测”。看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因为红色中国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天翻地覆。”但看不懂今日的中国是个谜。现在能到中国来,能跟官僚面谈,但还是看不懂人家的“八面玲珑”。
国家领导人的滑头是问题的一部分。刘晓波指温家宝“一口气列出十大理由,以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话说到敏感问题,却“顾左右而言他”。刘晓波主要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比真话假话混杂更深的问题,是一个涉及人心里结构的问题,是很奇特的现象,老外自然难懂。
“双面孔”的海归官僚
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人,有很多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然后回国的“海归”。英语流利,对西方风俗习惯熟悉。老外听这些人说话感觉舒服,甚至有点像听“自己人”的味道。与古代“难懂”的问题相反,现在反而是一种“过分容易懂”的事情。在这儿,“懂”的意思只是一个圆滑的表面。
老外不问对方心里更深的层面会不会有别种想法,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更深层面的存在。刘晓波举了两个人做例子:“靠研究西方政治学起家的王沪宁”和“专门研究西方法治和人权问题的专家夏勇”,两人在外国人面前是开明人士,在中国人面前却是另外一套。这是“双面孔”问题。
更可怕的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的现象,例子不少。刘晓波文章里分析当年的教育部长周济,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这三位都在美国名牌高等学府念过书,在美国时滔滔不绝地讲学术自由,“让美国人听得非常受用,并惊讶于中国教授如此开明。”但回国后,三人都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压制互联网,惩罚不听话的人,乃至在中国网络上享有“言论管制卫道士”的臭名。
刘晓波这么描写他们的犬儒主义:“这些人在西方留学的经历,除了为个人资历‘贴金’和当作仕途‘敲门砖’之外,再无任何意义,非但没有使他们变得更开明更道德更具职业荣誉感,反而使他们变得更狡猾更恶毒更唯利是图…脸皮都很厚,从来不在乎言行背离,不在乎好话说尽而坏事作绝, 却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和心理障碍。”
唯利是图的中共官僚
这些海归是名副其实的bi-cultural(跨文化的),西方学界的时髦话语和中共的潜规则都了如指掌,这是很可观的“成就”。
但请问:他们忠于什么? 民主自由的理想?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利益。西洋游戏能玩儿,中国游戏也能玩儿。怎么对我有利怎么来。
外国人要是看穿了这些人的表层,自然以为下面的第二层他们是“中共的好士兵”。但这也不全对。第二层下面还有第三层,是“一切为自己”,这层才是他们的实质。
这算“颠覆”吗?唯利是图去玩中共的制度,不是颠覆吗?可惜不能那么说。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配合典型行为。谁不这样做呢?习近平不这样做吗?
刘晓波的文章里还比较了“海归”与“愤青”的犬儒主义,说明两者都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他们(指愤青)昨天还在美国使馆前高声抗议,后天又来这里排长队办理赴美留学的签证。最最奇特的是,在大骂美国与争相去美国留学之间,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甚至连一点点心理波折或内心责问都没有,很自然地骂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国留学了。骂的时候真的义愤填膺,坐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时的欣喜若狂更是发自内心,非但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自我感觉良好。”
自然界的动物不需要“信仰”这个东西,唯独人类需要。50年代很多中国人把理想寄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理想弄虚了,邓小平六四血城后,中国人更是需要别的信仰。佛教、道教恢复了,基督教兴旺,法轮功出现等等。共产党唯一的两张牌是民族主义和拜金主义。但蔓延得最广的,尤其在官场上,大概是犬儒主义。
洋人也要负一半责任
刘晓波在文章结尾不责怪外国人:“这样的中共及其官僚,要求西方人看得懂,恐怕是太强人所难了….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由于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国人那九曲十八弯的花花肠子。”
刘晓波不怪洋人,我倒想骂两句。
“眼睛太直”没错,但“直”不完全是“天真”的意思,也有一层“自大”的意思。西方人有时候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是最普世的,因此不觉得有必要认真地去理解别人的“九曲十八弯”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美国政府里(或跟政府接近)的“中国通”们,常常用一种“照镜子原则”去理解中共。
比如,在分析官僚派系竞争的问题上: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教育部等等一直在财政上竞争,你多了我少了,很容易引起妒忌。情报局,调查局,安全局之间也竞争,有时候甚至不分享情报。美国的中国通们常常照镜子,认为美国的竞争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大概也差不多。但这么分析很容易忽略中共自有的因素:谁是谁的恩人(或敌人),谁是谁的亲戚,同学,同乡,老战友,老哥们儿等等。中国紧密的关系线是跨机构的,跟美国的以机构为本的竞争不同。
洋人“眼睛太直”的毛病有没有办法治疗?这问题很复杂,但我认为应该从语言基础开始。美国的中国通们出书时,书皮上常常声称作者fluent in Chinese(汉语流利)。这是假话,为了卖书写的。很多“中国专家”到中国去访问中共官员,用英语做访问,必要的时候请翻译帮忙。哪怕是会一点口语的专家,也远远不够挖进海归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意识。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直到2017年博明(Matthew Pottinger)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美国的高层洋人顾问中没有一个能说像样的中国话。请美籍华人帮忙?也是到了前几年才出现了一个余茂春
进美国国务院做高级中国顾问。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人当中,余是第一个了解中共游戏规则的。
苏联共产党控制东欧的时候美国并不那么短视。卡特总统请了波兰来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做国家安全顾问;克林顿总统找了捷克来的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做国务卿。刘晓波当年问为什么老外看不懂中共,我们洋人也得付一部分责任。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