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瑾
知名青年学者
公众号《徐瑾经济人》主理人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来中国了。这位外号“钢铁侠”的企业家，三年来首次中国行，引发诸多关注与议论。对比对马斯克的膜拜之风，其中一种感慨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崇拜企业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关乎企业家群体，更多的是反映了国家对于市场的态度变化以及未来走向何方。
企业家：从“大腹便便”到商业精英
说中国人不崇拜企业家，这个说法其实不那么准确。短短的几年前，中国人至少看起来确实还是崇拜企业家的。当时企业家云集各类商业论坛、电视节目纵论天下大事，畅销书排行榜上少不了企业家的传记，而机场视频也往往有马老师之类的鸡汤，微博上不少企业家的粉丝数量也和明星差不多。
企业家不仅频繁出现在聚光灯下，取代了成功学大师的生态位，也几乎成为意见领袖以及年轻人人生导师，指点商业甚至江山。以至于在2013年，当时联想掌门人柳传志以其一贯的老成谋国，似乎都觉得企业家高调得有点超出常规，在小范围企业家座谈中发出预警，“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企业家的走红，也使得创业一度成为年轻人趋之若鹜的选择，“万众创业”确实点燃很多人的老板梦。敏锐的媒体当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南华早报》在2015年一篇报道中就感慨，“企业家似乎已经变得与流行明星没有太大区别，疯狂的粉丝会到网上了解自己商业偶像的动态。”
他们引用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认为企业家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大众对于企业家印象似乎大为改观，“约有40％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家拥有领导技能。约有37％的人称这些人有远见，36％的人觉得他们勤奋努力。”
时过境迁，今天的情况和前些年大为不同。不仅企业家低调了，创业也不再是年轻人首选。也正因此，与其问企业家为什么不受崇拜，不如先问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做企业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多企业家也践行柳传志的做法，日益低调。
营商环境大变迁：不得不学会低调
企业家生存土壤变了，变化是全方位的。
商业本身压力、宏观政经的因素暂先不说，疫情三年就让不少老板欲哭无泪。经济一旦下行，民营企业压力更大，对外难免举步维艰，内部要面对降本增效，很容易两头受气，不留神就破产注销。
随着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恐怕更加严峻，现在哪怕是报道一个个体户创业成功的新闻，回帖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句“好好查查税”。
经营企业本身就是面临生存压力，多数初创企业活不过三年，而即使活过三年也不一定就是成功。随着经济热潮退却，留下不少人破碎的创业梦。
根据财经杂志的调研，从全国40个重点经济城市来看，在不景气时，企业注销率可达10%以上，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20%。即使万众创业的辉煌时代，企业单单要存活也是成功率不高的事，日本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曾经用“一胜九败”来形容经营企业的困难。
与此同时，大众权利意识的提升，这使得企业家面临的舆论环境大为不同。明星企业家说话动辄被网暴，更多人选择低调。打工人对于996、工作是福报、职场pua之类言论容忍度更低，资本似乎又回到血淋淋的印象，甚至资本家挂路灯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戏谑流行语。
企业家不大受待见，除了创业不再流行，从就业选择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如今年轻人更看重稳定，体制内职位再次走红。根据《拉勾招聘2023届毕业生择业行为洞察报告》，大家对于就业的偏好体现出很高的一致性，有41.7%的毕业生优先选择进入国央企，11.76%的毕业生选择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工作。
从经济学常识可以得知，市场经济一个特点就是，人人都离不开市场，但是未必人人都能体会到自己从中受益。
就像打工人与老板，双方交换时间与人力成本，其实交易一旦达成，无论双方是否满意，都说明交易达成比起不达成对双方更有利。但即使如此，发自内心热爱工作热爱老板的员工毕竟是少数，流行吐槽老板甚至反手举报公司成为一部分年轻人最新“时尚”。
在营商环境变化背景下，不少企业家举步维艰，难免心若寒蝉。最典型信息是此前海南省的一则通告《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强调“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这则通告，初心本来有呵护企业家之意，但是也暴露出企业家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
所谓企业家，自然多数活跃在民营企业。即使当下多数人青睐的职业并不是民企，而是体制内，现实则是多数岗位是由民企尤其中小企业提供。
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就业中85%的岗位。可见，企业家不是打工人的敌人，企业家活得不好，打工人并不会活得更好，毕竟企业才是市场的活力所在。
少了企业家，年轻人就业恐怕更难，只是这点多数人没有意识，甚至会把企业家当做资本家和对立面来看，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受益其中。
企业家有钱，但可能也只有钱
人都是理性的动物，这其实意味着人都是短视的动物，需要在视力范围看到结果。
自然地，崇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与否，往往是这个人或者这件事能看到结果，如果看到结果自然趋之若鹜，如果是看不到结果，人们往往会弃如敝屣。无论明星、企业家、政治家或者科学家，大家崇拜与否，其实崇拜的是一个自己没有又希望有的东西，无论是美貌、财富还是权力与智慧。回到中国企业家的案例，企业家有什么又缺什么？粗暴地说，一些企业家有钱，但是可能也只有钱。
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资本，人人都是资本家，区别无非方式和数量不同。按照社会学家布迪厄尔的框架，人和人区别决定于三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很好理解，通俗点说就是钱，社会资本就是一个对应的社会关系，文化资本相对更难定义，但是却能体现品位。也正因此，正如我在《跃变》一书中提出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者阶层，其实就是这三种资本综合的结果。
对照这个标准，对中国企业家而言，他们所有的资本，多数聚焦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也有一些，文化资本往往稀缺——这并不是说企业家没有文化，而是说他们能动用甚至继承的文化资本，相对很少。
典型的案例，中国传统的社会的“士农工商”的区分，就是把商业排在最后，这就是不同文化资本的分配体现。即使在前些年马云如日中天的时候，阿里上市、畅销书榜单处处都是马云的传记、大家衣食住行离不开阿里集团，即使如此，一些文化圈子尤其知识分子圈子，对于其评价未必很高——不谈这种评价是否正确，但这种现象或许就是文化资本的体现。
在市场化高歌猛进的时候，尤其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钱能解决很多问题，因此经济资本也占优势，也有了“一切向钱看”的说法，对于成功的定义自然以金钱为最好标准，企业家走红也不言而喻；但是一旦市场化相对停滞，社会进入中等收入停滞阶段，经济资本收益相对降低，甚至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
简单粗暴地说，这个时候，钱也还是很重要，但是其权重下降了，经济资本的稳定性、安全感很多时候却取决于社会资本——比起创业日益缥缈的财务自由，大家更看重稳定，这也是体制内工作高于体制外工作的原因，而一个国企央企的中层，其社会地位可能远高于一个小企业的创始人。
更不用说，在中国社会多数时间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其实远远大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且往往可以继承，也正因此，经济资本不再如过去那样备受待见，原因或在于此。
社会应促进企业家精神，而非压抑
当我们谈论企业家如何受尊敬之前，应该反思根源，追问一句，企业家为何有时候不受待见？这不仅关系到企业家群体，其实也是在拷问我们的文化制度土壤。
实事求是地说，围绕中国企业家，一直以来都有很多非议，无论是原罪论，还是复杂暧昧的政商关系。 这自然和社会传统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虽然有诸多发明，却始终没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这曾经引发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汉学家费正清的观察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窗口，他这样评价中国古代的政商关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对比之下，美国是工商社会，商人受到尊敬的核心在于政府权力对于经济资本的干预度更低。而且，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更是存在各种旋转门——马斯克本人固然可以上天入地，他的同侪更是可以借助经济资本变现社会资本，资助竞选是常规操作，索性直接上马竞选也不少，从成功上位的川普到竞选几次无功而返的博隆伯格都如此。
这种商业到政治的变化姑且不论好坏，起码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低，获得崇拜也是自然。
事实上，依附于政治是许多地方商业的惯例，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历史的通常惯性。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与经济学教授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等人曾经深入研究过企业家精神，写过一本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对此多有描述。
企业家最广泛引用的定义来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将企业家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灵魂，企业家的精神本质是创新，其主要表现就是创造性破坏。对于马克思·韦伯而言，企业家更多追求社会的自我实现以及俗世天职，产生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认为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因此 “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
任何人都是制度的产物，企业家也是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传统观念中，按照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企业家位于末流，即使拥有企业家身份，多数往往也寄托了商而优则学的期待，这也隐含了扩张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期待。
而企业家是否对社会有益，其实取决于社会制度，古代曾经有促进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制度，但是很多时候则压抑了企业家精神。 正如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制度安排在决定收益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所谓收益结构就是不同社会活动的相对报酬；如果生产性活动有益，那么企业家精神也会倾向于生产，带来资本的流入以及生产性活动的放大，进而带动经济繁荣以及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将各种人力与生产资源集中于非生产性领域，这可能带来收入向金字塔尖人群集中，加大贫富分化，滋生越来越强大利益集团，甚至社会溃败。
在这样情况下，企业家如何突破，如何获得尊敬？企业家收获尊敬，制度环境不可缺少，而从企业家自身维度，则需要他们更好实践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如果要实现企业家精神，那么不仅是积累经济资本，其实也应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也许这是企业家获得真正尊敬的前提与根基。
作者｜徐瑾
知名青年学者
公众号《徐瑾经济人》主理人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来中国了。这位外号“钢铁侠”的企业家，三年来首次中国行，引发诸多关注与议论。对比对马斯克的膜拜之风，其中一种感慨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崇拜企业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关乎企业家群体，更多的是反映了国家对于市场的态度变化以及未来走向何方。
企业家：从“大腹便便”到商业精英
说中国人不崇拜企业家，这个说法其实不那么准确。短短的几年前，中国人至少看起来确实还是崇拜企业家的。当时企业家云集各类商业论坛、电视节目纵论天下大事，畅销书排行榜上少不了企业家的传记，而机场视频也往往有马老师之类的鸡汤，微博上不少企业家的粉丝数量也和明星差不多。
企业家不仅频繁出现在聚光灯下，取代了成功学大师的生态位，也几乎成为意见领袖以及年轻人人生导师，指点商业甚至江山。以至于在2013年，当时联想掌门人柳传志以其一贯的老成谋国，似乎都觉得企业家高调得有点超出常规，在小范围企业家座谈中发出预警，“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企业家的走红，也使得创业一度成为年轻人趋之若鹜的选择，“万众创业”确实点燃很多人的老板梦。敏锐的媒体当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南华早报》在2015年一篇报道中就感慨，“企业家似乎已经变得与流行明星没有太大区别，疯狂的粉丝会到网上了解自己商业偶像的动态。”
他们引用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认为企业家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大众对于企业家印象似乎大为改观，“约有40％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家拥有领导技能。约有37％的人称这些人有远见，36％的人觉得他们勤奋努力。”
时过境迁，今天的情况和前些年大为不同。不仅企业家低调了，创业也不再是年轻人首选。也正因此，与其问企业家为什么不受崇拜，不如先问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做企业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多企业家也践行柳传志的做法，日益低调。
营商环境大变迁：不得不学会低调
企业家生存土壤变了，变化是全方位的。
商业本身压力、宏观政经的因素暂先不说，疫情三年就让不少老板欲哭无泪。经济一旦下行，民营企业压力更大，对外难免举步维艰，内部要面对降本增效，很容易两头受气，不留神就破产注销。
随着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恐怕更加严峻，现在哪怕是报道一个个体户创业成功的新闻，回帖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句“好好查查税”。
经营企业本身就是面临生存压力，多数初创企业活不过三年，而即使活过三年也不一定就是成功。随着经济热潮退却，留下不少人破碎的创业梦。
根据财经杂志的调研，从全国40个重点经济城市来看，在不景气时，企业注销率可达10%以上，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20%。即使万众创业的辉煌时代，企业单单要存活也是成功率不高的事，日本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曾经用“一胜九败”来形容经营企业的困难。
与此同时，大众权利意识的提升，这使得企业家面临的舆论环境大为不同。明星企业家说话动辄被网暴，更多人选择低调。打工人对于996、工作是福报、职场pua之类言论容忍度更低，资本似乎又回到血淋淋的印象，甚至资本家挂路灯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戏谑流行语。
企业家不大受待见，除了创业不再流行，从就业选择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如今年轻人更看重稳定，体制内职位再次走红。根据《拉勾招聘2023届毕业生择业行为洞察报告》，大家对于就业的偏好体现出很高的一致性，有41.7%的毕业生优先选择进入国央企，11.76%的毕业生选择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工作。
从经济学常识可以得知，市场经济一个特点就是，人人都离不开市场，但是未必人人都能体会到自己从中受益。
就像打工人与老板，双方交换时间与人力成本，其实交易一旦达成，无论双方是否满意，都说明交易达成比起不达成对双方更有利。但即使如此，发自内心热爱工作热爱老板的员工毕竟是少数，流行吐槽老板甚至反手举报公司成为一部分年轻人最新“时尚”。
在营商环境变化背景下，不少企业家举步维艰，难免心若寒蝉。最典型信息是此前海南省的一则通告《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强调“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这则通告，初心本来有呵护企业家之意，但是也暴露出企业家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
所谓企业家，自然多数活跃在民营企业。即使当下多数人青睐的职业并不是民企，而是体制内，现实则是多数岗位是由民企尤其中小企业提供。
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就业中85%的岗位。可见，企业家不是打工人的敌人，企业家活得不好，打工人并不会活得更好，毕竟企业才是市场的活力所在。
少了企业家，年轻人就业恐怕更难，只是这点多数人没有意识，甚至会把企业家当做资本家和对立面来看，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受益其中。
企业家有钱，但可能也只有钱
人都是理性的动物，这其实意味着人都是短视的动物，需要在视力范围看到结果。
自然地，崇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与否，往往是这个人或者这件事能看到结果，如果看到结果自然趋之若鹜，如果是看不到结果，人们往往会弃如敝屣。无论明星、企业家、政治家或者科学家，大家崇拜与否，其实崇拜的是一个自己没有又希望有的东西，无论是美貌、财富还是权力与智慧。回到中国企业家的案例，企业家有什么又缺什么？粗暴地说，一些企业家有钱，但是可能也只有钱。
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资本，人人都是资本家，区别无非方式和数量不同。按照社会学家布迪厄尔的框架，人和人区别决定于三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很好理解，通俗点说就是钱，社会资本就是一个对应的社会关系，文化资本相对更难定义，但是却能体现品位。也正因此，正如我在《跃变》一书中提出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者阶层，其实就是这三种资本综合的结果。
对照这个标准，对中国企业家而言，他们所有的资本，多数聚焦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也有一些，文化资本往往稀缺——这并不是说企业家没有文化，而是说他们能动用甚至继承的文化资本，相对很少。
典型的案例，中国传统的社会的“士农工商”的区分，就是把商业排在最后，这就是不同文化资本的分配体现。即使在前些年马云如日中天的时候，阿里上市、畅销书榜单处处都是马云的传记、大家衣食住行离不开阿里集团，即使如此，一些文化圈子尤其知识分子圈子，对于其评价未必很高——不谈这种评价是否正确，但这种现象或许就是文化资本的体现。
在市场化高歌猛进的时候，尤其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钱能解决很多问题，因此经济资本也占优势，也有了“一切向钱看”的说法，对于成功的定义自然以金钱为最好标准，企业家走红也不言而喻；但是一旦市场化相对停滞，社会进入中等收入停滞阶段，经济资本收益相对降低，甚至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
简单粗暴地说，这个时候，钱也还是很重要，但是其权重下降了，经济资本的稳定性、安全感很多时候却取决于社会资本——比起创业日益缥缈的财务自由，大家更看重稳定，这也是体制内工作高于体制外工作的原因，而一个国企央企的中层，其社会地位可能远高于一个小企业的创始人。
更不用说，在中国社会多数时间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其实远远大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且往往可以继承，也正因此，经济资本不再如过去那样备受待见，原因或在于此。
社会应促进企业家精神，而非压抑
当我们谈论企业家如何受尊敬之前，应该反思根源，追问一句，企业家为何有时候不受待见？这不仅关系到企业家群体，其实也是在拷问我们的文化制度土壤。
实事求是地说，围绕中国企业家，一直以来都有很多非议，无论是原罪论，还是复杂暧昧的政商关系。 这自然和社会传统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虽然有诸多发明，却始终没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这曾经引发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汉学家费正清的观察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窗口，他这样评价中国古代的政商关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对比之下，美国是工商社会，商人受到尊敬的核心在于政府权力对于经济资本的干预度更低。而且，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更是存在各种旋转门——马斯克本人固然可以上天入地，他的同侪更是可以借助经济资本变现社会资本，资助竞选是常规操作，索性直接上马竞选也不少，从成功上位的川普到竞选几次无功而返的博隆伯格都如此。
这种商业到政治的变化姑且不论好坏，起码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低，获得崇拜也是自然。
事实上，依附于政治是许多地方商业的惯例，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历史的通常惯性。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与经济学教授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等人曾经深入研究过企业家精神，写过一本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对此多有描述。
企业家最广泛引用的定义来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将企业家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灵魂，企业家的精神本质是创新，其主要表现就是创造性破坏。对于马克思·韦伯而言，企业家更多追求社会的自我实现以及俗世天职，产生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认为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因此 “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
任何人都是制度的产物，企业家也是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传统观念中，按照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企业家位于末流，即使拥有企业家身份，多数往往也寄托了商而优则学的期待，这也隐含了扩张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期待。
而企业家是否对社会有益，其实取决于社会制度，古代曾经有促进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制度，但是很多时候则压抑了企业家精神。 正如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制度安排在决定收益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所谓收益结构就是不同社会活动的相对报酬；如果生产性活动有益，那么企业家精神也会倾向于生产，带来资本的流入以及生产性活动的放大，进而带动经济繁荣以及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将各种人力与生产资源集中于非生产性领域，这可能带来收入向金字塔尖人群集中，加大贫富分化，滋生越来越强大利益集团，甚至社会溃败。
在这样情况下，企业家如何突破，如何获得尊敬？企业家收获尊敬，制度环境不可缺少，而从企业家自身维度，则需要他们更好实践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如果要实现企业家精神，那么不仅是积累经济资本，其实也应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也许这是企业家获得真正尊敬的前提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