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重申禁止非公有资本从事新闻传媒业务 https://t.co/1cC6Zc28Wd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October 18, 2021
中国政府重申禁止非公有资本从事新闻传媒业务 https://t.co/1cC6Zc28Wd
中国当局日前发布“禁止非公有资本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的规定。观察人士认为，尽管这实属老生常谈，但是更多细节的加入，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对言论打压的力度上决心愈强，而且中共无法容忍任何不受控制的大众传媒方式，也可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提前做好堵住一切反对意见出口的准备。
再次下达禁令铲除媒体非公有资本 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修订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社会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为10月8日至14日。其中关于“非公有资本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一项，引起社会特别是海内外媒体从业者的关注。 此项具体内容为：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 栏目、公众账号等；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消息一出，引起网民和媒体人士的密切关注。在中国最大的问答社区“知乎”上，立刻出现不少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不少人悲叹媒体自由度的衰退，有网友说，“限制媒体，导致舆论失真，最后导致层层政策都偏差加码，对老百姓伤害就大了”；还有不少人专注解读此规定的技术细节，比如自媒体发布时事是否算违规，戏称：“瑟瑟发抖，知乎各位大佬要小心了，严格界定的话，各位大佬都是非公有资本的野媒体。” 也有人预言：“现在惯常看见的一些自媒体拿着一个麦克风上街采集热点事件或就某一话题采访路人的行为或将成为历史。” 还有一位答案得赞过百之后被删的博主忍不住讽刺：“我建议你们好自为之，别啥话都说。这个负面清单，一个字就是‘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超级好’！” 九十年代，互联网经济腾飞之前，中国约有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传统上，中国的报刊媒体的财政来源于政府拨款。曾经担任《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中国整个的传媒业，采取的是一种跟西方不同的制度，不是登记制，而是准入制，是要国家发批文和批号的。也就是说，以前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必须得到这个专门的批文批号，才得以出版，广播，发行。图书也好，广播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以前都是这样。” 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也逐渐进入媒体市场。很多报纸杂志，虽然保留了中国特色的“刊号”，但是从采编到发行和经营，开始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拥有刊号的政府部门或者协会，名义上保留了审核权，但是实际操作上已经交给了私营资本。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电子阅读，报刊杂志从发行到从业人数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截止2020年12月，中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3亿，占网民整体的75.1%。 程益中说，传统的媒体，实际上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公资本的。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改变。他告诉美国之音：“互联网早期没有公有资本的投资。这完全是个新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也不扶持，也不贷款，也没兴趣。整个互联网的业态，完全是民间资本做起来的，包括外资。这导致原来的传统媒体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市场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己的媒体活不下去。有些媒体就开始引入一点社会资本，也就是非公资本，也加入一点，来投资。我做新京报的时候也都允许了20% 的个人资本的参与。现在的财新传媒也是这个形式。像《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成都商报》等等，都引入了一些民间资本来经营。后面随着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舆论控制越来越严格，这些资本先先后后不少都已经退出了，至少退出了有批号的这些媒体。”非公有资本不受欢迎已是老生常谈 早在200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等业务，但是“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 2010年元旦，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的指导意见》。《意见》说，“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解放和发展新兴文化生产力”，并且“在三到五年内，重点培育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出版传媒集团。” 关于这次貌似鼓励私营资本进入媒体行业的做法，旅居加拿大，“文昭谈古论今”的时评人文昭这样说：“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外宣在整个中共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的在上升。中共的宣传工作要走向国际，顶着党的招牌那是不行的，那是不受人待见的，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所以它必须得借用民营企业，才能够顺利的和国外的传媒企业合作，才便于展开收购。” 2012年，习近平上台，胡温时代告一段落。2012年8月3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法》，其中强调“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2017年5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应当分开，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之后的2018-2020年，连续三年间发改委发布类似今年的《负面清单》，只是文字描述比较简略：“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以及“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这个政策其实从头到尾也都没变，都是一样的。这次多此一举，进行所谓的政府拉负面清单。党的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通过政府所谓的法规表达出来而已。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有，以前每年都会提，不是个新东西”，程益中告诉美国之音：“但是至少说明中共高层，当局意识形态部门，对媒体还是不放心。即便是管到今天这个地步，所有的媒体都唱赞歌，都为政府说话，还是不放心。只能说中国的舆论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糟糕。”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炎黄春秋》杂志，从成立到被强行接管一直是自己筹资，按理算是民营资本办的杂志，但官方始终不承认这一点。杂志一直试图从官方获得民营化认证，但没有成功。曾经担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在2016年因为杂志被官方强行接管，选择离职。 洪振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媒体都需要一个体制内机构作为主管单位，目的还是操控内容生产，因为体制内机构的人员任命、财务，官方都可以直接控制，不听话就换人（包括媒体高层和采编人员）、切断财政供养，这样容易管理。近年来官方对媒体的管控越来越严厉，就是不断地补上之前非官方资本进入媒体领域后开拓的空间形成的管理漏洞，把权力全部收回去。”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祚来在10月13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栏目采访时说：“习近平上台后，大家看到，他在恢复很多文革时代的方式和做法。他希望伟大领袖一个人发出声音，全国人民都拥护。领袖一挥手，全国人民去共同执行。如果有很多的声音，就会干扰领袖的威权。所以2016年他开了全国的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勉励所有的媒体姓党。”《财新》会是下一个倒下的巨头吗？ 今年10月2日国庆期间，《财新》传媒掌舵人胡舒立突然在微博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帖子。帖子说，“猪头不受待见，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背负着这等恶名，一般人谁还愿意在餐桌上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帖子一出，四方哗然。尽管胡舒立已经删掉此贴，海外媒体和时评人一致认为“猪头”是影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时评人文昭认为，此次负面清单如此强调细节，有两个媒体大户要受到致命打击，一个是偏左的《观察者网》，还有一个就是偏右的《财新》。而胡舒立如此冒天下大不违嘲讽习近平，是因为看到财新气数已尽，极度愤怒的表达。 文昭认为，《财新》以后要放弃独立的新闻采编，也要放弃他们最擅长的长篇调查报道。他说：“财新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它扮演了王岐山编制外小喇叭的角色，和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是一内一外的相配合。中纪委网站负责发布权威消息，财新负责披露细节，出长篇的调查报告，一时间财新网和胡舒立是风头无两。可是到现在财新也引来了它命运的转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10月12日，网易科技报道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已卖出持有财新全部股份。据悉，在2016年财新传媒获得来自蚂蚁的数千万元投资。目前，蚂蚁集团已经从财新股东名单上消失。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在10月13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栏目采访时这样预测《财新》的未来：“像财新这样的媒体，如果他们很赚钱的话，可能会被政府以某种形式把股份拿去，变成一个国有的媒体，这是最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影响力这么大了，消失也不可能。” 吴祚来在谈到微信朋友圈等相对私密的消息发布渠道时，说以前还有博弈空间，所谓“政府管严点，老百姓退一步；老百姓走一步，政府再打一下”。“现在他是要把博弈的空间，灰色的地带给封闭掉。那微信上，大家把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发布出来，算不算发布新闻呢？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会引发很多矛盾和冲突。所以政府现在做这个事情真是倒行逆施。” 吴祚来说：“媒体就只能做一些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内容，不会跟中共的主流的声音进行对抗。这也是中共最高层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现在有深重的危机感。习近平多次提到要有爬雪山过草地的准备。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媒体管控是他们维稳的一个方面。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媒体现在看是被共产党控制，其实是一步步军事化管控。他现在在做一个危机发生时刻的一个军事化的准备。” “共产党要把所有的新闻类的，评论类的，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有的负能量，不同的声音，全部被消失掉。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平台上，基本都是这样，没有负面消息。包括山西发那么大的大水，我们得到的也是新华社的消息。老百姓的消息很难通过主流的渠道传播出来。”
中国当局日前发布“禁止非公有资本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的规定。观察人士认为，尽管这实属老生常谈，但是更多细节的加入，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对言论打压的力度上决心愈强，而且中共无法容忍任何不受控制的大众传媒方式，也可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提前做好堵住一切反对意见出口的准备。
再次下达禁令铲除媒体非公有资本
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修订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社会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为10月8日至14日。其中关于“非公有资本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一项，引起社会特别是海内外媒体从业者的关注。
此项具体内容为：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 栏目、公众账号等；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消息一出，引起网民和媒体人士的密切关注。在中国最大的问答社区“知乎”上，立刻出现不少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不少人悲叹媒体自由度的衰退，有网友说，“限制媒体，导致舆论失真，最后导致层层政策都偏差加码，对老百姓伤害就大了”；还有不少人专注解读此规定的技术细节，比如自媒体发布时事是否算违规，戏称：“瑟瑟发抖，知乎各位大佬要小心了，严格界定的话，各位大佬都是非公有资本的野媒体。” 也有人预言：“现在惯常看见的一些自媒体拿着一个麦克风上街采集热点事件或就某一话题采访路人的行为或将成为历史。” 还有一位答案得赞过百之后被删的博主忍不住讽刺：“我建议你们好自为之，别啥话都说。这个负面清单，一个字就是‘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超级好’！”
九十年代，互联网经济腾飞之前，中国约有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传统上，中国的报刊媒体的财政来源于政府拨款。曾经担任《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中国整个的传媒业，采取的是一种跟西方不同的制度，不是登记制，而是准入制，是要国家发批文和批号的。也就是说，以前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必须得到这个专门的批文批号，才得以出版，广播，发行。图书也好，广播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以前都是这样。”
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也逐渐进入媒体市场。很多报纸杂志，虽然保留了中国特色的“刊号”，但是从采编到发行和经营，开始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拥有刊号的政府部门或者协会，名义上保留了审核权，但是实际操作上已经交给了私营资本。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电子阅读，报刊杂志从发行到从业人数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截止2020年12月，中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3亿，占网民整体的75.1%。
程益中说，传统的媒体，实际上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公资本的。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改变。他告诉美国之音：“互联网早期没有公有资本的投资。这完全是个新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也不扶持，也不贷款，也没兴趣。整个互联网的业态，完全是民间资本做起来的，包括外资。这导致原来的传统媒体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市场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己的媒体活不下去。有些媒体就开始引入一点社会资本，也就是非公资本，也加入一点，来投资。我做新京报的时候也都允许了20% 的个人资本的参与。现在的财新传媒也是这个形式。像《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成都商报》等等，都引入了一些民间资本来经营。后面随着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舆论控制越来越严格，这些资本先先后后不少都已经退出了，至少退出了有批号的这些媒体。”
非公有资本不受欢迎已是老生常谈
早在200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等业务，但是“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
2010年元旦，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的指导意见》。《意见》说，“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解放和发展新兴文化生产力”，并且“在三到五年内，重点培育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出版传媒集团。”
关于这次貌似鼓励私营资本进入媒体行业的做法，旅居加拿大，“文昭谈古论今”的时评人文昭这样说：“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外宣在整个中共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的在上升。中共的宣传工作要走向国际，顶着党的招牌那是不行的，那是不受人待见的，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所以它必须得借用民营企业，才能够顺利的和国外的传媒企业合作，才便于展开收购。”
2012年，习近平上台，胡温时代告一段落。2012年8月3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法》，其中强调“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2017年5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应当分开，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之后的2018-2020年，连续三年间发改委发布类似今年的《负面清单》，只是文字描述比较简略：“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以及“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这个政策其实从头到尾也都没变，都是一样的。这次多此一举，进行所谓的政府拉负面清单。党的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通过政府所谓的法规表达出来而已。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有，以前每年都会提，不是个新东西”，程益中告诉美国之音：“但是至少说明中共高层，当局意识形态部门，对媒体还是不放心。即便是管到今天这个地步，所有的媒体都唱赞歌，都为政府说话，还是不放心。只能说中国的舆论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糟糕。”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炎黄春秋》杂志，从成立到被强行接管一直是自己筹资，按理算是民营资本办的杂志，但官方始终不承认这一点。杂志一直试图从官方获得民营化认证，但没有成功。曾经担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在2016年因为杂志被官方强行接管，选择离职。
洪振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媒体都需要一个体制内机构作为主管单位，目的还是操控内容生产，因为体制内机构的人员任命、财务，官方都可以直接控制，不听话就换人（包括媒体高层和采编人员）、切断财政供养，这样容易管理。近年来官方对媒体的管控越来越严厉，就是不断地补上之前非官方资本进入媒体领域后开拓的空间形成的管理漏洞，把权力全部收回去。”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祚来在10月13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栏目采访时说：“习近平上台后，大家看到，他在恢复很多文革时代的方式和做法。他希望伟大领袖一个人发出声音，全国人民都拥护。领袖一挥手，全国人民去共同执行。如果有很多的声音，就会干扰领袖的威权。所以2016年他开了全国的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勉励所有的媒体姓党。”
《财新》会是下一个倒下的巨头吗？
今年10月2日国庆期间，《财新》传媒掌舵人胡舒立突然在微博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帖子。帖子说，“猪头不受待见，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背负着这等恶名，一般人谁还愿意在餐桌上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帖子一出，四方哗然。尽管胡舒立已经删掉此贴，海外媒体和时评人一致认为“猪头”是影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时评人文昭认为，此次负面清单如此强调细节，有两个媒体大户要受到致命打击，一个是偏左的《观察者网》，还有一个就是偏右的《财新》。而胡舒立如此冒天下大不违嘲讽习近平，是因为看到财新气数已尽，极度愤怒的表达。
文昭认为，《财新》以后要放弃独立的新闻采编，也要放弃他们最擅长的长篇调查报道。他说：“财新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它扮演了王岐山编制外小喇叭的角色，和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是一内一外的相配合。中纪委网站负责发布权威消息，财新负责披露细节，出长篇的调查报告，一时间财新网和胡舒立是风头无两。可是到现在财新也引来了它命运的转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10月12日，网易科技报道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已卖出持有财新全部股份。据悉，在2016年财新传媒获得来自蚂蚁的数千万元投资。目前，蚂蚁集团已经从财新股东名单上消失。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在10月13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栏目采访时这样预测《财新》的未来：“像财新这样的媒体，如果他们很赚钱的话，可能会被政府以某种形式把股份拿去，变成一个国有的媒体，这是最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影响力这么大了，消失也不可能。”
吴祚来在谈到微信朋友圈等相对私密的消息发布渠道时，说以前还有博弈空间，所谓“政府管严点，老百姓退一步；老百姓走一步，政府再打一下”。“现在他是要把博弈的空间，灰色的地带给封闭掉。那微信上，大家把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发布出来，算不算发布新闻呢？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会引发很多矛盾和冲突。所以政府现在做这个事情真是倒行逆施。”
吴祚来说：“媒体就只能做一些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内容，不会跟中共的主流的声音进行对抗。这也是中共最高层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现在有深重的危机感。习近平多次提到要有爬雪山过草地的准备。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媒体管控是他们维稳的一个方面。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媒体现在看是被共产党控制，其实是一步步军事化管控。他现在在做一个危机发生时刻的一个军事化的准备。”
“共产党要把所有的新闻类的，评论类的，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有的负能量，不同的声音，全部被消失掉。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平台上，基本都是这样，没有负面消息。包括山西发那么大的大水，我们得到的也是新华社的消息。老百姓的消息很难通过主流的渠道传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