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冷战期间的芝加哥长大，父母教导我要尊敬我的立陶宛文化传统。我们唱立陶宛歌曲，朗诵立陶宛诗歌；周六，立陶宛学校放学后，我会吃立陶宛风格的土豆煎饼。
我的外祖父乔纳斯·诺雷卡(Jonas Noreika)是我家族故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是1945年至1946年反苏起义的策划者，后来被处决。他穿着军装的照片挂在我们的客厅里。现在，他不仅是我家的英雄。有街道、匾额和一所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授予立陶宛最高的追授荣誉维蒂斯十字架。
2000年，母亲临终时要我接手为她父亲写书的任务。我热切地同意了。但是，当我翻阅资料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份1941年的他签了名的文件，从此，一切都变了。我外祖父的故事比我所知道的要黑暗得多。
我了解到，我所相信的那个二战期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人的救世主，实际上下令围捕了立陶宛他所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将他们送进一个犹太聚居区，在那里，他们遭受殴打、饥饿、折磨、强奸然后被杀害。立陶宛超过95%的犹太人在二战中丧生，许多人是在邻居的积极配合下被杀的。
突然，我不再知道我的祖父是谁，立陶宛是什么，以及我的故事如何自圆其说。我怎么可能兼顾两个现实？乔纳斯·诺雷卡到底是屠杀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恶魔，还是为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拯救国家而奋斗的英雄？
这些问题开启了一段旅程，使我明白了记忆政治的力量以及正确进行重新叙述的重要性，即使要付出更高的个人代价。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就像立陶宛一样——二战期间被纳粹和共产主义者争夺占领，后来在铁幕政治下被困了50年。
这样说的话，也许，立陶宛就像被苏联占领了50年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此期间，事实的真相被牢牢冻结：立陶宛人只被允许谈论二战期间被杀害的苏联公民。对犹太人受害者的提及被占领者抹去了。我愿意认为，假如立陶宛在二战后成为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它可能会承认它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
纠正历史记忆原来是有危险的。当我公开质疑外祖父生平的官方故事时，我在芝加哥的立陶宛社区和立陶宛都遭到了中伤。我被称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特工。立陶宛领导人仍然相信，他们国家的身份认同靠的是执着于英雄的形象，就算牺牲事实真相也在所不惜。
乔纳斯·诺雷卡短暂的人生历经曲折，这就更有利于通过强调善行来掩盖罪恶。然而，罪恶太多了。
1933年，他是立陶宛军队的一名年轻士兵，写了《立陶宛人抬起头来》(Raise Your Head Lithuanian)——相当于立陶宛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作为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方法。1941年6月，他领导了对苏联的起义，尽管他当时正与纳粹合作。7月，他下令杀害起义所在的普朗日镇的全部2000名犹太人。8月，德国人赞同由他来担任希奥利艾地区的区长，同月，他签署了命令，将数千名犹太人送上黄泉。在他任内大约有8000名犹太人被杀。
在立陶宛人现在颂扬的历史版本中，我的外祖父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被德国人强迫签署了这些文件。但是当我更深入地挖掘时，我了解到担任区长让他住上了该地区最好的房子，每月有1000马克薪俸，并且我的外祖母也有了一份工作。在我看来，这更像是诱惑而不是胁迫。
他确实反抗纳粹，但不是通过拯救犹太人，而是通过阻挠党卫军征兵。1943年3月，他被送进纳粹集中营。他于1945年1月获释，然后被红军征召入伍。那年晚些时候，他开始组织对苏联的叛乱，苏联人已经从立陶宛的解放者变成了占领者。苏联在翌年3月将他俘虏。他于1947年2月被处决，享年36岁。
将纳粹合作者转变为民族英雄需要四个篡改步骤。第一步，将所有责任归罪于纳粹，即使我的外祖父像许多立陶宛人一样自愿参加了对犹太人的屠杀。第二步，创造一个受害者叙事，质问一个犹太人杀手怎么会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第三步，诋毁与之相左的叙事是国家敌人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最后一步，拒绝接受两个看似矛盾的真相能够共存：诺雷卡勇敢地抗击共产党，同时参与了杀害犹太人的可耻勾当。
在花了20年研究他的生活后，我把我的外祖父称为纳粹，即使他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他与纳粹一起工作，以他们的方式行事，得到了他们的报酬，像他们一样憎恨犹太人，并像他们一样，促成了酷刑和杀戮。
立陶宛官员积极掩盖真相，是因为真相会让这个国家颜面尽失？或者他们是真的拒绝接受，他们的民主制度脆弱到无法面对自己的历史？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外祖父。他是整个民族故事的缩影，而这样的民族故事在东欧各地回荡。
时间的流逝创造了谈论真相的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这样做的紧迫性，剩下的记忆在消失，又一代人将要离去。对黑暗过去的分析总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历史以谎言为基础，我们将永远无法获得澄清和治愈。尽管后代可能不知道细节，但他们仍然会经历由父母传给孩子再传给孙子的情感痛苦。
我已经与我的外祖父和解。我发誓要通过见证真相来揭露他的罪行，并发誓要纠正立陶宛对大屠杀的记忆，部分是要求剥夺他获得的荣誉。当我们记住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吸取教训以确保不再发生时，可能会促成立陶宛人与犹太人之间和解。也许承认这一事实将使立陶宛人拥有更健康的民族认同，并为我们的诗歌、语言、食物——而不是我们的黑暗的过去——感到自豪。
我在冷战期间的芝加哥长大，父母教导我要尊敬我的立陶宛文化传统。我们唱立陶宛歌曲，朗诵立陶宛诗歌；周六，立陶宛学校放学后，我会吃立陶宛风格的土豆煎饼。
我的外祖父乔纳斯·诺雷卡(Jonas Noreika)是我家族故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是1945年至1946年反苏起义的策划者，后来被处决。他穿着军装的照片挂在我们的客厅里。现在，他不仅是我家的英雄。有街道、匾额和一所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授予立陶宛最高的追授荣誉维蒂斯十字架。
2000年，母亲临终时要我接手为她父亲写书的任务。我热切地同意了。但是，当我翻阅资料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份1941年的他签了名的文件，从此，一切都变了。我外祖父的故事比我所知道的要黑暗得多。
我了解到，我所相信的那个二战期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人的救世主，实际上下令围捕了立陶宛他所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将他们送进一个犹太聚居区，在那里，他们遭受殴打、饥饿、折磨、强奸然后被杀害。立陶宛超过95%的犹太人在二战中丧生，许多人是在邻居的积极配合下被杀的。
突然，我不再知道我的祖父是谁，立陶宛是什么，以及我的故事如何自圆其说。我怎么可能兼顾两个现实？乔纳斯·诺雷卡到底是屠杀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恶魔，还是为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拯救国家而奋斗的英雄？
这些问题开启了一段旅程，使我明白了记忆政治的力量以及正确进行重新叙述的重要性，即使要付出更高的个人代价。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就像立陶宛一样——二战期间被纳粹和共产主义者争夺占领，后来在铁幕政治下被困了50年。
这样说的话，也许，立陶宛就像被苏联占领了50年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此期间，事实的真相被牢牢冻结：立陶宛人只被允许谈论二战期间被杀害的苏联公民。对犹太人受害者的提及被占领者抹去了。我愿意认为，假如立陶宛在二战后成为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它可能会承认它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
纠正历史记忆原来是有危险的。当我公开质疑外祖父生平的官方故事时，我在芝加哥的立陶宛社区和立陶宛都遭到了中伤。我被称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特工。立陶宛领导人仍然相信，他们国家的身份认同靠的是执着于英雄的形象，就算牺牲事实真相也在所不惜。
乔纳斯·诺雷卡短暂的人生历经曲折，这就更有利于通过强调善行来掩盖罪恶。然而，罪恶太多了。
1933年，他是立陶宛军队的一名年轻士兵，写了《立陶宛人抬起头来》(Raise Your Head Lithuanian)——相当于立陶宛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作为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方法。1941年6月，他领导了对苏联的起义，尽管他当时正与纳粹合作。7月，他下令杀害起义所在的普朗日镇的全部2000名犹太人。8月，德国人赞同由他来担任希奥利艾地区的区长，同月，他签署了命令，将数千名犹太人送上黄泉。在他任内大约有8000名犹太人被杀。
在立陶宛人现在颂扬的历史版本中，我的外祖父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被德国人强迫签署了这些文件。但是当我更深入地挖掘时，我了解到担任区长让他住上了该地区最好的房子，每月有1000马克薪俸，并且我的外祖母也有了一份工作。在我看来，这更像是诱惑而不是胁迫。
他确实反抗纳粹，但不是通过拯救犹太人，而是通过阻挠党卫军征兵。1943年3月，他被送进纳粹集中营。他于1945年1月获释，然后被红军征召入伍。那年晚些时候，他开始组织对苏联的叛乱，苏联人已经从立陶宛的解放者变成了占领者。苏联在翌年3月将他俘虏。他于1947年2月被处决，享年36岁。
将纳粹合作者转变为民族英雄需要四个篡改步骤。第一步，将所有责任归罪于纳粹，即使我的外祖父像许多立陶宛人一样自愿参加了对犹太人的屠杀。第二步，创造一个受害者叙事，质问一个犹太人杀手怎么会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第三步，诋毁与之相左的叙事是国家敌人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最后一步，拒绝接受两个看似矛盾的真相能够共存：诺雷卡勇敢地抗击共产党，同时参与了杀害犹太人的可耻勾当。
在花了20年研究他的生活后，我把我的外祖父称为纳粹，即使他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他与纳粹一起工作，以他们的方式行事，得到了他们的报酬，像他们一样憎恨犹太人，并像他们一样，促成了酷刑和杀戮。
立陶宛官员积极掩盖真相，是因为真相会让这个国家颜面尽失？或者他们是真的拒绝接受，他们的民主制度脆弱到无法面对自己的历史？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外祖父。他是整个民族故事的缩影，而这样的民族故事在东欧各地回荡。
时间的流逝创造了谈论真相的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这样做的紧迫性，剩下的记忆在消失，又一代人将要离去。对黑暗过去的分析总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历史以谎言为基础，我们将永远无法获得澄清和治愈。尽管后代可能不知道细节，但他们仍然会经历由父母传给孩子再传给孙子的情感痛苦。
我已经与我的外祖父和解。我发誓要通过见证真相来揭露他的罪行，并发誓要纠正立陶宛对大屠杀的记忆，部分是要求剥夺他获得的荣誉。当我们记住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吸取教训以确保不再发生时，可能会促成立陶宛人与犹太人之间和解。也许承认这一事实将使立陶宛人拥有更健康的民族认同，并为我们的诗歌、语言、食物——而不是我们的黑暗的过去——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