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起，网络上刮起了一阵诡异的“纯狱风”。 刑满出狱的人，成了浪子回头的典范。
强迫卖淫、性侵等重罪，都成了流量密码和荣誉勋章。
他们转型做起网红，摇身一变成为励志偶像。
一有质疑，粉丝们便会上前维护：“凭什么不给别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在某书上，遇见了一位不一样的“哥哥”。他大大方方表示自己刚刑满出狱，准备创业，还晒出自己的“释放证明书”。
△天郎哥哥的释放证明书｜图源：小红书做自媒体，则是为了“记录生活”。在自我简介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重获新生”、自尊自强的“好男儿”：「我不会接受别人的施舍，会用双手，靠能力撑起这个家。」「我为年轻的错，付出了代价。人生在世，孰能无过。」
△天郎哥哥的某书已经搜查不到｜图源：小红书评论区，是一片岁月静好的和谐圣光。有人安慰他，“不要灰心，好好做自己，加油！”
△评论｜图源：小红书
有人用理想写诗，“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光，做好自己。”
△评论｜图源：小红书仿佛面对的，是一个不畏世俗、冲破枷锁的英雄人物。尽管满口“改过自新，重新开始”，这位哥哥却从未说明自己犯下的是什么罪。根据他晒出的信息，有人发现，他在2017年因为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
△天郎哥哥的刑事裁定书｜图源：北大法宝
根据刑事裁定书，他和同伙曾把一个未成年女孩骗到湖北某省。
为了让她乖乖接客，用暴力手段不断殴打，打到听话从命。
在他如今的悔过心路历程里，有对父母的亏欠，对自我的规划。
但我唯独没看到对受害者的歉意。
截至发稿，“天郎哥哥”的账号已经被封禁。
但这样的“纯狱风”流行，并非个例。
前段时间，就有“强奸犯转型当网红卖卫生巾”的事件曝出。
当事人名叫黄贵，网名“寻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
最开始，他是以“寻亲”噱头走红。
这篇长文自述，如同一枚感情饱满的催泪弹，让他收获一票同情，斩获12万粉丝。
△图源：抖音
1995年生的他，从5岁起，就开启了颠簸流离的生活。
被拐卖、转卖，在三、四个收养家庭间流转。
养父母的打骂，同学的欺凌，让他早早辍学，交上一帮狐朋狗友。
酗酒、打架，最终误入歧途，进入「社会大学」接受再教育。
这个社会大学，指的就是监狱。
而黄贵当年，是因为持刀强奸而入狱。
△黄贵的刑事判决书｜图源：网络
受害人当时也不过15岁，期间多次劝阻、反抗，仍旧遭到了侵犯。
服刑完毕的黄贵重回社会，发现养父已经去世。
他来到深圳，拿到了一份主播的工作，做起了直播带货。
因为粉丝多为女性，他干脆卖起了卫生巾、内衣洗液、护肤品，趁机赚一票。
△网友的整理曝光｜图源：微博但最让我惊讶的，不是他可疑的“寻亲故事”，不是他偏贵的商品定价。甚至也不是他转头用从女粉这里赚来的钱，在夜店豪横地叫上40个女孩陪酒。
△黄贵的潇洒开销｜图源：抖音而是强奸犯身份坐实后，仍旧力挺他的人。有人宽慰他，“坐过牢的，都是有本事的人”，仿佛他犯下的不是罪行，而是值得崇拜的义举。还有人甚至认为对黄贵的讨伐不公平，言之凿凿“受害者也有责任”，女孩应该感谢“被上了一课”。
△黄贵的评论区｜图源：抖音这段过去，似乎没有对黄贵产生任何影响。他继续更新日常、直播带货，愿意买单的仍旧大有人在。
△黄贵的评论区｜图源：抖音对于这样荒诞的“纯狱风”，我不仅感到荒诞，更感到愤怒。性罪犯轻松翻篇，重启人生，在赛博世界招摇过市。我很难想象，那个受到侵害的女孩，看到轻松和过去告别、直播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的黄贵，以及这些高唱赞歌的评论，会当作何想？
在互联网上，确实还有不少转型做网红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这行门槛低，且“服刑”二字也自带流量。2018年，四川绵阳曾有一位“最美诈骗犯”。这个叫卿晨璟靓的女孩，因为长相漂亮，随着警方一纸通缉令走红全网。
△警方发布的通缉令｜图源：网络她曾是一名“酒托”，与同伙作案金额高达140万。2020年11月，卿晨璟靓出狱，成了一名“网红”。她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邀请下，拍摄反诈宣传视频，为的是起到警示作用。
△反诈视频截图｜图源：网络
她的动机很简单，并非为了致富，而是想洗心革面，做一些事回馈社会的帮助。
当然，因为争议，警方未再和她合作。她也没有继续当网红，而是做起了小生意。
刑满出狱者，始终是个饱受争议的群体。
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留案底”几乎是他们人生路上，一块难以移开的绊脚石。
按照法律，有期徒刑是明码既定的刑罚，惩罚的是过去的所为，而非空白的未来。
而服刑完毕，似乎为过去，已经划上了一个句号。
但在实际生活中，“罪犯”的烙印始终不会消退。
他们可能在就业、婚恋、租房等事项上，受到歧视。
我并不想将刑满出狱者一棍子打死，将他们与普通人严格区隔，呼吁严刑峻法，无差别剥夺罪犯的一切权利。
但我更不想鼓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陈词滥调。
罪行有轻有重，案由各不相同。
有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亦有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而性犯罪，就属于重罪中极其特殊的一种。
因为它的本质，是一种性别剥削，是对女性的物化，也是伴随一生的创伤。
性罪犯受到宽容、追捧、轻而易举地一键重启人生，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一场集体凌辱。
有人可能会说：都是服过刑的，为何要对性犯罪区别对待？
因为性犯罪，是个再犯概率很高的犯罪类别。
一项研究曾统计中国2006年至2016年近万例性犯罪者样本，发现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的几率为12.8%。
△强奸、性侵儿童、组织卖淫等性犯罪的再犯率统计｜图源：新浪新闻
为了降低性犯罪的再犯率，有的国家已经实行额外的监控手段。
比如韩国，就从2008年开始，要求刑满释放的强奸犯佩戴“电子镣铐”。
这其实是一种定位装置，它在经过学校、居民区等特定区域，会发出声响。
既能掌控对方的位置和状态，又能对普通人起到警示作用。
在英国，则有从业禁止，限制性犯罪者从事所有教育行业和社会福利行业。
受到限制的，还有出行自由。在加拿大，有过儿童性侵案底的人，不得进入校园。
在美国和韩国，性犯罪者的个人信息甚至可以公开，人人皆可查阅。
这些措施，确实对降低性犯罪有所作用。
被“区别对待”，这些强奸犯痛苦吗？
当然。
之前韩国有一档新闻节目，采访了这些佩戴电子镣铐的性犯罪者。
有人哭喊，自己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甚至不敢告诉妻子”。
有人表示，“想自杀，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新闻采访截图｜图源：网络
但我却很难有所触动。
受害者摔碎的人生况且难以缝补，性罪犯的“自由人生”，又如何成为一个正当权利呢？
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服刑完毕，并不总意味着审判的彻底结束。
我发现许多性犯罪者口中的「重新开始」，并非是真正的认知错误，改过自新。
他们悔过的，更多是自我为中心式的顾影自怜，希冀的是与过去一笔勾销。
印度女权主义者潘迪曾经采访过100个强奸犯，想找到犯罪的根源。
△潘迪｜图源：网络
她惊诧地发现：这些人，不过是“搞不懂什么叫性同意，意识不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强奸”的普通男人。
除了四个人表示忏悔，大多数人仍旧在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甚至矢口否认。
而其中一个表达悔恨的49岁男人，曾性侵过一个5岁的小女孩。
他想到的补救措施，令潘迪大感震惊：
「我觉得很抱歉，我毁了她的生活。她现在不再是个处女，就没人愿意娶她了。但我会接受她的，等我出狱后我就娶她。」
我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一些“强奸犯后来怎么样了”的分享。
大多数人出狱后，娶妻生子，工作养家，过上了正常生活。
与之相对的，则是受害者搬家、改名、挣扎，尝试摆脱过去的阴影。
潘迪在采访结束后，得出一个结论——
每个人都觉得强奸犯是个人出了问题，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国内一度流行一个非常让我不适的“强奸梗”——“三年血赚，死刑不亏”。
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宽恕，难道不是一种纵容吗？
当性不是一种尊重，而是剥削、利用，是金钱可以补偿的错误，是能够用时间轻易一笔勾销的过失。
那么我们对于安全感丧失的恐惧，那些被损害、抹去的女性姓名，又该何处安放？
不知何时起，网络上刮起了一阵诡异的“纯狱风”。 刑满出狱的人，成了浪子回头的典范。
强迫卖淫、性侵等重罪，都成了流量密码和荣誉勋章。
他们转型做起网红，摇身一变成为励志偶像。
一有质疑，粉丝们便会上前维护：“凭什么不给别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在某书上，遇见了一位不一样的“哥哥”。他大大方方表示自己刚刑满出狱，准备创业，还晒出自己的“释放证明书”。
△天郎哥哥的释放证明书｜图源：小红书做自媒体，则是为了“记录生活”。在自我简介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重获新生”、自尊自强的“好男儿”：「我不会接受别人的施舍，会用双手，靠能力撑起这个家。」「我为年轻的错，付出了代价。人生在世，孰能无过。」
△天郎哥哥的某书已经搜查不到｜图源：小红书评论区，是一片岁月静好的和谐圣光。有人安慰他，“不要灰心，好好做自己，加油！”
△评论｜图源：小红书
有人用理想写诗，“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光，做好自己。”
△评论｜图源：小红书仿佛面对的，是一个不畏世俗、冲破枷锁的英雄人物。尽管满口“改过自新，重新开始”，这位哥哥却从未说明自己犯下的是什么罪。根据他晒出的信息，有人发现，他在2017年因为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
△天郎哥哥的刑事裁定书｜图源：北大法宝
根据刑事裁定书，他和同伙曾把一个未成年女孩骗到湖北某省。
为了让她乖乖接客，用暴力手段不断殴打，打到听话从命。
在他如今的悔过心路历程里，有对父母的亏欠，对自我的规划。
但我唯独没看到对受害者的歉意。
截至发稿，“天郎哥哥”的账号已经被封禁。
但这样的“纯狱风”流行，并非个例。
前段时间，就有“强奸犯转型当网红卖卫生巾”的事件曝出。
当事人名叫黄贵，网名“寻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
最开始，他是以“寻亲”噱头走红。
这篇长文自述，如同一枚感情饱满的催泪弹，让他收获一票同情，斩获12万粉丝。
△图源：抖音
1995年生的他，从5岁起，就开启了颠簸流离的生活。
被拐卖、转卖，在三、四个收养家庭间流转。
养父母的打骂，同学的欺凌，让他早早辍学，交上一帮狐朋狗友。
酗酒、打架，最终误入歧途，进入「社会大学」接受再教育。
这个社会大学，指的就是监狱。
而黄贵当年，是因为持刀强奸而入狱。
△黄贵的刑事判决书｜图源：网络
受害人当时也不过15岁，期间多次劝阻、反抗，仍旧遭到了侵犯。
服刑完毕的黄贵重回社会，发现养父已经去世。
他来到深圳，拿到了一份主播的工作，做起了直播带货。
因为粉丝多为女性，他干脆卖起了卫生巾、内衣洗液、护肤品，趁机赚一票。
△网友的整理曝光｜图源：微博但最让我惊讶的，不是他可疑的“寻亲故事”，不是他偏贵的商品定价。甚至也不是他转头用从女粉这里赚来的钱，在夜店豪横地叫上40个女孩陪酒。
△黄贵的潇洒开销｜图源：抖音而是强奸犯身份坐实后，仍旧力挺他的人。有人宽慰他，“坐过牢的，都是有本事的人”，仿佛他犯下的不是罪行，而是值得崇拜的义举。还有人甚至认为对黄贵的讨伐不公平，言之凿凿“受害者也有责任”，女孩应该感谢“被上了一课”。
△黄贵的评论区｜图源：抖音这段过去，似乎没有对黄贵产生任何影响。他继续更新日常、直播带货，愿意买单的仍旧大有人在。
△黄贵的评论区｜图源：抖音对于这样荒诞的“纯狱风”，我不仅感到荒诞，更感到愤怒。性罪犯轻松翻篇，重启人生，在赛博世界招摇过市。我很难想象，那个受到侵害的女孩，看到轻松和过去告别、直播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的黄贵，以及这些高唱赞歌的评论，会当作何想？
在互联网上，确实还有不少转型做网红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这行门槛低，且“服刑”二字也自带流量。2018年，四川绵阳曾有一位“最美诈骗犯”。这个叫卿晨璟靓的女孩，因为长相漂亮，随着警方一纸通缉令走红全网。
△警方发布的通缉令｜图源：网络她曾是一名“酒托”，与同伙作案金额高达140万。2020年11月，卿晨璟靓出狱，成了一名“网红”。她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邀请下，拍摄反诈宣传视频，为的是起到警示作用。
△反诈视频截图｜图源：网络
她的动机很简单，并非为了致富，而是想洗心革面，做一些事回馈社会的帮助。
当然，因为争议，警方未再和她合作。她也没有继续当网红，而是做起了小生意。
刑满出狱者，始终是个饱受争议的群体。
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留案底”几乎是他们人生路上，一块难以移开的绊脚石。
按照法律，有期徒刑是明码既定的刑罚，惩罚的是过去的所为，而非空白的未来。
而服刑完毕，似乎为过去，已经划上了一个句号。
但在实际生活中，“罪犯”的烙印始终不会消退。
他们可能在就业、婚恋、租房等事项上，受到歧视。
我并不想将刑满出狱者一棍子打死，将他们与普通人严格区隔，呼吁严刑峻法，无差别剥夺罪犯的一切权利。
但我更不想鼓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陈词滥调。
罪行有轻有重，案由各不相同。
有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亦有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而性犯罪，就属于重罪中极其特殊的一种。
因为它的本质，是一种性别剥削，是对女性的物化，也是伴随一生的创伤。
性罪犯受到宽容、追捧、轻而易举地一键重启人生，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一场集体凌辱。
有人可能会说：都是服过刑的，为何要对性犯罪区别对待？
因为性犯罪，是个再犯概率很高的犯罪类别。
一项研究曾统计中国2006年至2016年近万例性犯罪者样本，发现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的几率为12.8%。
△强奸、性侵儿童、组织卖淫等性犯罪的再犯率统计｜图源：新浪新闻
为了降低性犯罪的再犯率，有的国家已经实行额外的监控手段。
比如韩国，就从2008年开始，要求刑满释放的强奸犯佩戴“电子镣铐”。
这其实是一种定位装置，它在经过学校、居民区等特定区域，会发出声响。
既能掌控对方的位置和状态，又能对普通人起到警示作用。
在英国，则有从业禁止，限制性犯罪者从事所有教育行业和社会福利行业。
受到限制的，还有出行自由。在加拿大，有过儿童性侵案底的人，不得进入校园。
在美国和韩国，性犯罪者的个人信息甚至可以公开，人人皆可查阅。
这些措施，确实对降低性犯罪有所作用。
被“区别对待”，这些强奸犯痛苦吗？
当然。
之前韩国有一档新闻节目，采访了这些佩戴电子镣铐的性犯罪者。
有人哭喊，自己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甚至不敢告诉妻子”。
有人表示，“想自杀，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新闻采访截图｜图源：网络
但我却很难有所触动。
受害者摔碎的人生况且难以缝补，性罪犯的“自由人生”，又如何成为一个正当权利呢？
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服刑完毕，并不总意味着审判的彻底结束。
我发现许多性犯罪者口中的「重新开始」，并非是真正的认知错误，改过自新。
他们悔过的，更多是自我为中心式的顾影自怜，希冀的是与过去一笔勾销。
印度女权主义者潘迪曾经采访过100个强奸犯，想找到犯罪的根源。
△潘迪｜图源：网络
她惊诧地发现：这些人，不过是“搞不懂什么叫性同意，意识不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强奸”的普通男人。
除了四个人表示忏悔，大多数人仍旧在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甚至矢口否认。
而其中一个表达悔恨的49岁男人，曾性侵过一个5岁的小女孩。
他想到的补救措施，令潘迪大感震惊：
「我觉得很抱歉，我毁了她的生活。她现在不再是个处女，就没人愿意娶她了。但我会接受她的，等我出狱后我就娶她。」
我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一些“强奸犯后来怎么样了”的分享。
大多数人出狱后，娶妻生子，工作养家，过上了正常生活。
与之相对的，则是受害者搬家、改名、挣扎，尝试摆脱过去的阴影。
潘迪在采访结束后，得出一个结论——
每个人都觉得强奸犯是个人出了问题，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国内一度流行一个非常让我不适的“强奸梗”——“三年血赚，死刑不亏”。
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宽恕，难道不是一种纵容吗？
当性不是一种尊重，而是剥削、利用，是金钱可以补偿的错误，是能够用时间轻易一笔勾销的过失。
那么我们对于安全感丧失的恐惧，那些被损害、抹去的女性姓名，又该何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