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瑞典的福利制度经常成为世界的典范，但是在这次疫情中，瑞典的表现却很糟糕。尽管该国病例仅为2.1万，但是死亡率非常高，达到12%，目前每百万人死于疫情的人数为198，不仅高于多数国家，甚至高于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美国，而且忽视国际医学界对于预防病毒的科学共识。4月29日一位从美国返回瑞典的侨民奥古斯汀·帕尔姆就撰文描写了他眼中“瑞典防疫之怪现状”。
奥古斯汀·帕尔姆称，由于疫情的流行，瑞典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在过去的几周里，全世界都看到瑞典的公共卫生机构完全忽视国际科学共识，即放弃对疫情最有效、最拯救生命的反应：社会距离，而成为发达国家集团中唯一对疫情采取几乎完全自由放任的方式的国家。奥古斯汀·帕尔姆发现回国后，很难理解瑞典独特的措施。他认为瑞典这种存在巨大问题的方法，原因是多方面的。
目前瑞典仍然很难进行病毒筛查检测，无论是感染检测还是抗体检测。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将检测优先权限制在住院患者和“疑似冠状病毒”的医疗或老年护理人员身上。同样，在公共场合穿戴面部保护、手套或任何其他防护装备也不被推荐，而且受到了鄙视。超过50人的公共活动已被禁止，事实上瑞典公共卫生机构最近才勉强承认了这一点。
就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收紧限制的同时，瑞典的酒吧、咖啡馆、餐馆、俱乐部和商店至今仍在营业。其结果就是瑞典的死亡率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比美国还高，几乎是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邻国的6倍。瑞典死于冠状病毒的总人数接近2500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瑞典公民都赞同目前导致大规模死亡的政策。瑞典人改变社交距离的方式，也是欧洲做得最少的。
在前往斯德哥尔摩公寓的路上，奥古斯汀·帕尔姆注意到，瑞典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春天，就是瑞典人从冬日的忧郁中醒来，闭上眼睛狂热地面对太阳的时候。没有人在意社交距离。咖啡馆人满为患，大量的人在公园里聚会野餐。他一天中在公共场合看到的握手和拥抱比在洛杉矶两个月来见过的还多，在洛杉矶一个也没见过。
对于瑞典的独特做法，有许多解释，但奥古斯汀·帕尔姆认为，这根本上是一种从众文化和例外主义的自我形象。“我们只是遵循推荐”这句话已经被瑞典人反反复复重复。苏珊·桑塔格曾这样描述瑞典人的从众能力：“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从表面上理解情况和语言。”。但是，当专家告诉人们一些可能让他们生病的事情时，会发生什么呢？在一个受教育程度如此之高的国家，难道不会有很多人会对他们政府做出如此离经叛道的反应(现在已被证明会导致大规模死亡)而感到反感吗？答案是否定的。
该国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内尔一直是该国大流行应对团队中最响亮和最受信任的声音之一。在讨论他的应对计划的悲剧性成本时，他几乎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拒绝为该计划的最坏结果承担责任，将责任归咎于老年人护理机构。泰内尔称：“我认为，瑞典的死亡人数过高，这主要是因为敬老院没能把疾病挡在门外。”
另一位著名的公众声音是约翰·吉塞克，他曾在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工作，目前是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顾问。吉塞克对瑞典模式的支持近乎荒唐，他在采访中通常充斥着这样的话：“我对此有直觉，所有其他国家都是错的。”但是具有讽刺性的是，瑞典人似乎并不为这种胡说八道而烦恼，泰内尔和吉塞克都很受欢迎。
瑞典有一些理性的声音。瑞典病毒学家莉娜·艾因霍恩是特内尔和吉塞克的坚定批评者。乌梅萨大学流行病学教授Joacim Rocklöv也一直非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瑞典模式。这些专家和其他19位瑞典专家一起，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失败，现在政治家必须采取行动”的评论文章。然而，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瑞典舆论机构忽视了。
在瑞典，一种压制任何批评瑞典官方做法的文化已经形成，瑞典作家们被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蒙蔽了双眼，在一场人们集体死亡的大流行中，他们诋毁任何批判性的辩论。理性的讨论已经消失。为什么瑞典人如此坚定地相信，瑞典小小的公共卫生机构可能会优于其他所有经济发达国家收集的病毒知识？令人遗憾的是，瑞典国内关于死者及其家人的新闻报道也很少，也没有关于所有瑞典医护人员在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生命的报道。整个瑞典都把头埋在了沙子里。
瑞典政府和首相斯特凡·勒芬在这一切中都去了哪里？上个月，勒芬向全国发表了一次事先录制好的阴郁的五分钟演讲，完全是不痛不痒的照本宣科。在阻止病毒传播的实际计划方面，斯特凡·勒芬政府几乎毫无帮助。
瑞典独特疫情反应的另一种解释，是源于瑞典人历史上对他们的政府有很高的信任。近年来，这种信任开始下滑，支持崛起的极右翼的人和更致力于瑞典历史价值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在2018年选举之后，勒芬勉强保住了他的首相职位，他延续了右倾的趋势。然而在疫情中，对政府的信任又回来了。在我看来，这一直是公民将责任投射到当局身上，同时摆脱自己鲁莽行为的一种方式。
从慷慨的育儿假到免费的高等教育，瑞典之所以能够建设世界为之惊叹的福利性社会，根基在于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汉森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他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这里不存在对他人的歧视，不存在以他人为代价而谋取个人私利，强大者也不压迫和掠夺弱小者。”
“人民之家”的思想也与瑞典的拉格姆原则相符合，这一原则在瑞典的意思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脱颖而出。这种文化可以在日常的瑞典生活中找到。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国家保持了严格的中立。瑞典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懦弱的被动主义和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现在拉格姆原则又一次来到了这里，2500人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瑞典人对此感到遗憾，认为这是不幸的，但可以接受。
瑞典独特的文化属性，在全球危机中，它变成了一种负担。瑞典的疫情最终将可能实现群体免疫。对于瑞典来说，单独将赌注押在一个似乎已经适得其反的战略上是傲慢和不负责任的，但这就是瑞典的特色。
在瑞典体验“群体免疫”：学校不停课 医生不戴口罩
当地究竟是什么样呢？近几个月，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各国的经济纷纷陷入了停滞状态。但仍有一些国家采取了“另类”的抗疫手段，例如瑞典，其没有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严格的封锁措施，也从未停工停产。
事实上，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决定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患者；公布的统计数据也里没有“疑似病例”这一项；不呼吁民众戴口罩，也不实行强制社会隔离令；边界、幼儿园、初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仍保持开放。
“瑞典即将在5月迎来群体免疫。”4月22日，瑞典流行病学专家安德士·泰格内尔在每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他看来，无症状者或轻症感染患者众多，是通往群体免疫的黄金之路。尽管群体免疫并非政府政策，但斯德哥尔摩最早在5月实现这一目标——超过六成人口感染后康复获得免疫力，进而保护高危群体乃至全社会免受感染。
不过，比起一味的乐观，也有相反的声音。根据瑞典当地英文媒体The Local Sweden报道，瑞典副首相伊莎贝拉·洛文警告称，如果疫情显示恶化迹象，政府可能会实施更严厉的措施。
那么，疫情下的瑞典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2002年大火的警匪题材电视剧《插翅难逃》主演“豪哥”赵燕国彰常年旅居瑞典，在当地成家生子，已经加入瑞典国籍。疫情发生后，他于首都斯德哥尔摩拍下了瑞典人民的日常。
疫情初期，踊跃向国内运送物资的华人们。
一月底，传来国内疫情暴发的消息。瑞典当地华人开始踊跃购买口罩、体温计等防疫物资，配合使馆向武汉等城市邮寄，支援祖国抗疫。上图为筹集物资向国内运输的当地华人们。
当地连锁药店APOTEK一景。
当地华人对防疫物资的大量采购，几乎让整个斯德哥尔摩药店的口罩、体温计全部销售一空，时至今日，补货的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口罩、体温计仍然属于紧俏物资，极难买到。图为当地知名连锁药店APOTEK。
从国内寄来的口罩。
别无他法，当地华人只能求助于国内的亲朋好友为自己邮寄口罩。上图赵燕国彰捧着的规格为200只装的医用口罩，正是自国内邮寄到斯德哥尔摩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赵燕国彰一般幸运。据他所知，一些朋友选择了英国某公司的中转物流服务，结果这些口罩全部“寄丢了”。
超市中堆积如山的卫生纸。
疫情初起，陷入恐慌的民众开始大量囤积物资，除了罐头和瓶装水之外，最先被抢购一空的永远都是卫生纸。
无独有偶，3月初开始，抢购卫生纸的情况在欧美各国发生，但谁也说不清楚这种抢购行为背后的心理成因，相关专家只得将其归因于盲目从众的心理导致的跟风现象。
为了满足当地人这种“特殊情结”，超市老板们都进了大量的卫生纸，并且把它们堆成一座小山，摆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就目前的供应情况来看，卫生纸不太可能会再次断货了。
斯德哥尔摩的地铁上，车厢空旷，几乎没有乘客。
根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数据，瑞典属于小型开放型经济国家，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近年，瑞典的外贸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45%。瑞典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0.2%，其贸易额却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瑞典在经济上的确难以承受停工停产的后果。
在经济和健康之间，远程办公成了折中的妥协手段。如果员工有发烧，或感冒症状，即便只是轻微过敏，都可以向公司报备请假。
至于疫情期间的公共交通，为了满足“安全社交距离”，瑞典的公共汽车上会限制乘客人数，用安全带扣住的座位都不能乘坐；地铁上的人更少，经常一整个车厢都空无一人。因为地广人稀，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自觉隔离的效果。
没戴口罩的超市收银员，其面前装有透明玻璃板以阻隔飞沫喷溅。
用于标记“安全距离”的蓝色圆圈。
超市里排队等待结账的顾客。
超市等公共场所亦然。超市的地面上每隔1.5米画了一个蓝色圆圈，相当于参照物，提醒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的安全距离。为了防止飞沫喷溅，一些收银员会在收银台前装上一块透明玻璃。
但这些政策的施行大多只能依靠人的自觉。例如上图中排队等待结账的顾客们间距显然不足1.5米，而且很明显，包括收银员在内，所有人都没戴口罩。
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在上户外活动课，当地中小学仍在正常运行，没有停课。
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仍在正常运行。没有停课，学生们也没有戴口罩。据赵燕国彰介绍，疫情之下，当地幼儿园、小学、初中不停课，是因为法律、文化多方因素死死扣在一起，相互影响，难以变通的结果。
瑞典法律规定，无自主能力的孩子不能独自在家，至少得有父母双方中的一人照看。所以某种程度上学校起到了保姆的作用。一旦学校停课，大量成年劳动力需要请假或辞职回家照顾小孩，即便抗疫一线医生和护士也不能免俗。届时瑞典经济生活很可能彻底崩溃。
在中国，带孩子的问题往往可以求助老一辈帮忙解决。但北欧国家由于亲情关系较为疏离淡漠，这一点对很多家庭而言也很难做到。
学校不停课，学生也不能私自旷课。疫情暴发初期，很多当地华人不让孩子上学，打算全家自主隔离。但《瑞典教育法》规定，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应有获得教育的均等机会，不论性别、居住地或任何社会或经济因素。两周后，这些家长们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罪名是涉嫌剥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可想，华人只能让孩子继续上学。
“它是几百年形成的社会机制，不像我们能够灵活调控。”赵燕国彰说。
斯德哥尔摩一间咖啡馆。
疫情期间，受冲击最大的是餐馆、酒吧等服务业。虽然大多数店面依然开放，但前来光顾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当然，反应最迅速的还是华人，早在欧洲疫情于意大利开始扩散，当地华人餐饮从业者就已经陆续把名下中餐馆关停。
赵燕国彰在火车站，身边路过的一名行人脸上戴着防毒面具。
不过，随着感染率超过千分之二，许多原本“大大咧咧”的瑞典人们身边传来亲友离世的消息，才终于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冲击。街上戴口罩的人陆续多了起来，一些人甚至戴上了防毒面具。不过，据赵燕国彰观察，这部分人占比不超过总人群的两成。
当地医院，没有佩戴口罩的挂号员。目前瑞典主流专家的意见仍然不变：口罩阻挡病毒的效果微乎其微，不建议佩戴。所以，瑞典各大医院，从护理员，到挂号员、到护士，再到医生至今仍全部不戴口罩。唯一的主张是勤洗手。
因为医院有拍摄禁令，因此赵燕国彰只能“偷偷”留下这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士是这家医院的挂号员，其也没有佩戴口罩。
瑞典实施公费医疗制度。普通瑞典公民，包括侨民在内都有医疗证，每年仅需自行支付1200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充作额度。倘若生病，治疗所需费用超过1200元人民币的部分都由政府承担。
但全民免费的结果是医疗效率极低。根据赵燕国彰介绍，瑞典医院平日对小孩、孕妇、老人等弱势群体有一定的资源倾斜，照顾称得上尽心尽力。但普通成年病患倘若体感不适，要就医则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医生一般不会立即接待，只是建议患者居家休息观察。当地华人有病不在当地看，选择飞回国检查，是常有的事。
新冠期间亦然，对于轻症患者，医生给出的建议大部分也是居家。只有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呼吸问题，或者晕眩、神志不清、严重高烧等症状。医生才会判断患者是否需要住院。
长此以往，医患之间反而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瑞典人都习惯了只有急诊才可以去医院，所以世界各国最为担心的情况——医疗挤兑——反而不太可能出现在当地了。
根据最新数据，瑞典确诊人数超过21000人，死亡人数2586人，治愈人数1005人——考虑到瑞典总人口仅在1000万左右，这个比例已然不低。
相关报道：瑞典死亡率高达12%，坚持“群体免疫”坑害全球，真聪明还是犯傻
众所周知，瑞典是目前唯一没有出现封城的少数国家之一，提倡全民免疫，中小学正常上课，大部分企事业单位正常运行。靠着民众的高度诚信而没有让病毒大规模爆发。
欧洲新冠状疫情爆发下，瑞典坚持温和防疫措施，拒绝关闭商业，学校，他们只是要求国民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瑞典负责设计抗疫策略的团队说，这种温和防疫比邻国的封城策略更具持续性和可操作性。
瑞典抗疫一早就显得较“佛系”没有采取强硬的封锁措施，强调每个成年公民自觉承担起抵抗病毒传播的责任。尽管严峻现状“唤醒”政府注意，瑞典还能否力挽狂澜？
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瑞典同样不可避免地早就"中枪"。但当北欧邻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因疫情加剧蔓延，纷纷采取严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封国的情势下，瑞典依然我行我素，坚持采取所谓的"群体免疫"法。
瑞典的福利制度经常成为世界的典范，但是在这次疫情中，瑞典的表现却很糟糕。尽管该国病例仅为2.1万，但是死亡率非常高，达到12%，目前每百万人死于疫情的人数为198，不仅高于多数国家，甚至高于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日前，瑞典流行病学专家安德斯·特格内尔说，瑞典的感染人数再次进入高峰，这可能是由于早期防疫放松造成的。但是就是这放松的政策，也没能阻止疫情对瑞典经济造成影响。
这才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危难时刻，瑞典王妃Sofia摘下皇冠，换上护士服前往医院支持抗疫，成为全球王室成员中最英勇的一位。身着深蓝色医疗服的索菲亚王妃，被誉为“最美蓝衣天使”，也为一向“亲民且开放”的瑞典王室再添一笔佳话。
为阻止民众在疫情期间聚集，瑞典南部斯科讷省城市隆德在该市的中央公园倾倒了一吨鸡粪，以阻止数万名市民30日聚集在那里参加传统庆祝活动。
中欧及北欧许多国家每年会在4月30日举行瓦尔普吉斯之夜，纪念圣徒瓦尔普吉斯之夜，这项庆典活动被视为「自发性」活动，因此当局不得禁止，但为了避免新冠病毒在城镇间传播，瑞典要求民众今年停止这项传统节庆。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沉重打击，许多人因此失业。瑞典就业服务中心(Employment Service)预计，瑞典将有超过20万人成为长期失业者。
过去，瑞典的福利制度经常成为世界的典范，但是在这次疫情中，瑞典的表现却很糟糕。尽管该国病例仅为2.1万，但是死亡率非常高，达到12%，目前每百万人死于疫情的人数为198，不仅高于多数国家，甚至高于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美国，而且忽视国际医学界对于预防病毒的科学共识。4月29日一位从美国返回瑞典的侨民奥古斯汀·帕尔姆就撰文描写了他眼中“瑞典防疫之怪现状”。
奥古斯汀·帕尔姆称，由于疫情的流行，瑞典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在过去的几周里，全世界都看到瑞典的公共卫生机构完全忽视国际科学共识，即放弃对疫情最有效、最拯救生命的反应：社会距离，而成为发达国家集团中唯一对疫情采取几乎完全自由放任的方式的国家。奥古斯汀·帕尔姆发现回国后，很难理解瑞典独特的措施。他认为瑞典这种存在巨大问题的方法，原因是多方面的。
目前瑞典仍然很难进行病毒筛查检测，无论是感染检测还是抗体检测。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将检测优先权限制在住院患者和“疑似冠状病毒”的医疗或老年护理人员身上。同样，在公共场合穿戴面部保护、手套或任何其他防护装备也不被推荐，而且受到了鄙视。超过50人的公共活动已被禁止，事实上瑞典公共卫生机构最近才勉强承认了这一点。
就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收紧限制的同时，瑞典的酒吧、咖啡馆、餐馆、俱乐部和商店至今仍在营业。其结果就是瑞典的死亡率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比美国还高，几乎是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邻国的6倍。瑞典死于冠状病毒的总人数接近2500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瑞典公民都赞同目前导致大规模死亡的政策。瑞典人改变社交距离的方式，也是欧洲做得最少的。
在前往斯德哥尔摩公寓的路上，奥古斯汀·帕尔姆注意到，瑞典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春天，就是瑞典人从冬日的忧郁中醒来，闭上眼睛狂热地面对太阳的时候。没有人在意社交距离。咖啡馆人满为患，大量的人在公园里聚会野餐。他一天中在公共场合看到的握手和拥抱比在洛杉矶两个月来见过的还多，在洛杉矶一个也没见过。
对于瑞典的独特做法，有许多解释，但奥古斯汀·帕尔姆认为，这根本上是一种从众文化和例外主义的自我形象。“我们只是遵循推荐”这句话已经被瑞典人反反复复重复。苏珊·桑塔格曾这样描述瑞典人的从众能力：“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从表面上理解情况和语言。”。但是，当专家告诉人们一些可能让他们生病的事情时，会发生什么呢？在一个受教育程度如此之高的国家，难道不会有很多人会对他们政府做出如此离经叛道的反应(现在已被证明会导致大规模死亡)而感到反感吗？答案是否定的。
该国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内尔一直是该国大流行应对团队中最响亮和最受信任的声音之一。在讨论他的应对计划的悲剧性成本时，他几乎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拒绝为该计划的最坏结果承担责任，将责任归咎于老年人护理机构。泰内尔称：“我认为，瑞典的死亡人数过高，这主要是因为敬老院没能把疾病挡在门外。”
另一位著名的公众声音是约翰·吉塞克，他曾在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工作，目前是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顾问。吉塞克对瑞典模式的支持近乎荒唐，他在采访中通常充斥着这样的话：“我对此有直觉，所有其他国家都是错的。”但是具有讽刺性的是，瑞典人似乎并不为这种胡说八道而烦恼，泰内尔和吉塞克都很受欢迎。
瑞典有一些理性的声音。瑞典病毒学家莉娜·艾因霍恩是特内尔和吉塞克的坚定批评者。乌梅萨大学流行病学教授Joacim Rocklöv也一直非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瑞典模式。这些专家和其他19位瑞典专家一起，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失败，现在政治家必须采取行动”的评论文章。然而，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瑞典舆论机构忽视了。
在瑞典，一种压制任何批评瑞典官方做法的文化已经形成，瑞典作家们被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蒙蔽了双眼，在一场人们集体死亡的大流行中，他们诋毁任何批判性的辩论。理性的讨论已经消失。为什么瑞典人如此坚定地相信，瑞典小小的公共卫生机构可能会优于其他所有经济发达国家收集的病毒知识？令人遗憾的是，瑞典国内关于死者及其家人的新闻报道也很少，也没有关于所有瑞典医护人员在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生命的报道。整个瑞典都把头埋在了沙子里。
瑞典政府和首相斯特凡·勒芬在这一切中都去了哪里？上个月，勒芬向全国发表了一次事先录制好的阴郁的五分钟演讲，完全是不痛不痒的照本宣科。在阻止病毒传播的实际计划方面，斯特凡·勒芬政府几乎毫无帮助。
瑞典独特疫情反应的另一种解释，是源于瑞典人历史上对他们的政府有很高的信任。近年来，这种信任开始下滑，支持崛起的极右翼的人和更致力于瑞典历史价值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在2018年选举之后，勒芬勉强保住了他的首相职位，他延续了右倾的趋势。然而在疫情中，对政府的信任又回来了。在我看来，这一直是公民将责任投射到当局身上，同时摆脱自己鲁莽行为的一种方式。
从慷慨的育儿假到免费的高等教育，瑞典之所以能够建设世界为之惊叹的福利性社会，根基在于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汉森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他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这里不存在对他人的歧视，不存在以他人为代价而谋取个人私利，强大者也不压迫和掠夺弱小者。”
“人民之家”的思想也与瑞典的拉格姆原则相符合，这一原则在瑞典的意思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脱颖而出。这种文化可以在日常的瑞典生活中找到。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国家保持了严格的中立。瑞典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懦弱的被动主义和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现在拉格姆原则又一次来到了这里，2500人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瑞典人对此感到遗憾，认为这是不幸的，但可以接受。
瑞典独特的文化属性，在全球危机中，它变成了一种负担。瑞典的疫情最终将可能实现群体免疫。对于瑞典来说，单独将赌注押在一个似乎已经适得其反的战略上是傲慢和不负责任的，但这就是瑞典的特色。
在瑞典体验“群体免疫”：学校不停课 医生不戴口罩
当地究竟是什么样呢？近几个月，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各国的经济纷纷陷入了停滞状态。但仍有一些国家采取了“另类”的抗疫手段，例如瑞典，其没有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严格的封锁措施，也从未停工停产。
事实上，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决定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患者；公布的统计数据也里没有“疑似病例”这一项；不呼吁民众戴口罩，也不实行强制社会隔离令；边界、幼儿园、初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仍保持开放。
“瑞典即将在5月迎来群体免疫。”4月22日，瑞典流行病学专家安德士·泰格内尔在每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他看来，无症状者或轻症感染患者众多，是通往群体免疫的黄金之路。尽管群体免疫并非政府政策，但斯德哥尔摩最早在5月实现这一目标——超过六成人口感染后康复获得免疫力，进而保护高危群体乃至全社会免受感染。
不过，比起一味的乐观，也有相反的声音。根据瑞典当地英文媒体The Local Sweden报道，瑞典副首相伊莎贝拉·洛文警告称，如果疫情显示恶化迹象，政府可能会实施更严厉的措施。
那么，疫情下的瑞典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2002年大火的警匪题材电视剧《插翅难逃》主演“豪哥”赵燕国彰常年旅居瑞典，在当地成家生子，已经加入瑞典国籍。疫情发生后，他于首都斯德哥尔摩拍下了瑞典人民的日常。
疫情初期，踊跃向国内运送物资的华人们。
一月底，传来国内疫情暴发的消息。瑞典当地华人开始踊跃购买口罩、体温计等防疫物资，配合使馆向武汉等城市邮寄，支援祖国抗疫。上图为筹集物资向国内运输的当地华人们。
当地连锁药店APOTEK一景。
当地华人对防疫物资的大量采购，几乎让整个斯德哥尔摩药店的口罩、体温计全部销售一空，时至今日，补货的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口罩、体温计仍然属于紧俏物资，极难买到。图为当地知名连锁药店APOTEK。
从国内寄来的口罩。
别无他法，当地华人只能求助于国内的亲朋好友为自己邮寄口罩。上图赵燕国彰捧着的规格为200只装的医用口罩，正是自国内邮寄到斯德哥尔摩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赵燕国彰一般幸运。据他所知，一些朋友选择了英国某公司的中转物流服务，结果这些口罩全部“寄丢了”。
超市中堆积如山的卫生纸。
疫情初起，陷入恐慌的民众开始大量囤积物资，除了罐头和瓶装水之外，最先被抢购一空的永远都是卫生纸。
无独有偶，3月初开始，抢购卫生纸的情况在欧美各国发生，但谁也说不清楚这种抢购行为背后的心理成因，相关专家只得将其归因于盲目从众的心理导致的跟风现象。
为了满足当地人这种“特殊情结”，超市老板们都进了大量的卫生纸，并且把它们堆成一座小山，摆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就目前的供应情况来看，卫生纸不太可能会再次断货了。
斯德哥尔摩的地铁上，车厢空旷，几乎没有乘客。
根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数据，瑞典属于小型开放型经济国家，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近年，瑞典的外贸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45%。瑞典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0.2%，其贸易额却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瑞典在经济上的确难以承受停工停产的后果。
在经济和健康之间，远程办公成了折中的妥协手段。如果员工有发烧，或感冒症状，即便只是轻微过敏，都可以向公司报备请假。
至于疫情期间的公共交通，为了满足“安全社交距离”，瑞典的公共汽车上会限制乘客人数，用安全带扣住的座位都不能乘坐；地铁上的人更少，经常一整个车厢都空无一人。因为地广人稀，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自觉隔离的效果。
没戴口罩的超市收银员，其面前装有透明玻璃板以阻隔飞沫喷溅。
用于标记“安全距离”的蓝色圆圈。
超市里排队等待结账的顾客。
超市等公共场所亦然。超市的地面上每隔1.5米画了一个蓝色圆圈，相当于参照物，提醒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的安全距离。为了防止飞沫喷溅，一些收银员会在收银台前装上一块透明玻璃。
但这些政策的施行大多只能依靠人的自觉。例如上图中排队等待结账的顾客们间距显然不足1.5米，而且很明显，包括收银员在内，所有人都没戴口罩。
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在上户外活动课，当地中小学仍在正常运行，没有停课。
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仍在正常运行。没有停课，学生们也没有戴口罩。据赵燕国彰介绍，疫情之下，当地幼儿园、小学、初中不停课，是因为法律、文化多方因素死死扣在一起，相互影响，难以变通的结果。
瑞典法律规定，无自主能力的孩子不能独自在家，至少得有父母双方中的一人照看。所以某种程度上学校起到了保姆的作用。一旦学校停课，大量成年劳动力需要请假或辞职回家照顾小孩，即便抗疫一线医生和护士也不能免俗。届时瑞典经济生活很可能彻底崩溃。
在中国，带孩子的问题往往可以求助老一辈帮忙解决。但北欧国家由于亲情关系较为疏离淡漠，这一点对很多家庭而言也很难做到。
学校不停课，学生也不能私自旷课。疫情暴发初期，很多当地华人不让孩子上学，打算全家自主隔离。但《瑞典教育法》规定，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应有获得教育的均等机会，不论性别、居住地或任何社会或经济因素。两周后，这些家长们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罪名是涉嫌剥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可想，华人只能让孩子继续上学。
“它是几百年形成的社会机制，不像我们能够灵活调控。”赵燕国彰说。
斯德哥尔摩一间咖啡馆。
疫情期间，受冲击最大的是餐馆、酒吧等服务业。虽然大多数店面依然开放，但前来光顾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当然，反应最迅速的还是华人，早在欧洲疫情于意大利开始扩散，当地华人餐饮从业者就已经陆续把名下中餐馆关停。
赵燕国彰在火车站，身边路过的一名行人脸上戴着防毒面具。
不过，随着感染率超过千分之二，许多原本“大大咧咧”的瑞典人们身边传来亲友离世的消息，才终于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冲击。街上戴口罩的人陆续多了起来，一些人甚至戴上了防毒面具。不过，据赵燕国彰观察，这部分人占比不超过总人群的两成。
当地医院，没有佩戴口罩的挂号员。目前瑞典主流专家的意见仍然不变：口罩阻挡病毒的效果微乎其微，不建议佩戴。所以，瑞典各大医院，从护理员，到挂号员、到护士，再到医生至今仍全部不戴口罩。唯一的主张是勤洗手。
因为医院有拍摄禁令，因此赵燕国彰只能“偷偷”留下这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士是这家医院的挂号员，其也没有佩戴口罩。
瑞典实施公费医疗制度。普通瑞典公民，包括侨民在内都有医疗证，每年仅需自行支付1200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充作额度。倘若生病，治疗所需费用超过1200元人民币的部分都由政府承担。
但全民免费的结果是医疗效率极低。根据赵燕国彰介绍，瑞典医院平日对小孩、孕妇、老人等弱势群体有一定的资源倾斜，照顾称得上尽心尽力。但普通成年病患倘若体感不适，要就医则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医生一般不会立即接待，只是建议患者居家休息观察。当地华人有病不在当地看，选择飞回国检查，是常有的事。
新冠期间亦然，对于轻症患者，医生给出的建议大部分也是居家。只有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呼吸问题，或者晕眩、神志不清、严重高烧等症状。医生才会判断患者是否需要住院。
长此以往，医患之间反而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瑞典人都习惯了只有急诊才可以去医院，所以世界各国最为担心的情况——医疗挤兑——反而不太可能出现在当地了。
根据最新数据，瑞典确诊人数超过21000人，死亡人数2586人，治愈人数1005人——考虑到瑞典总人口仅在1000万左右，这个比例已然不低。
相关报道：瑞典死亡率高达12%，坚持“群体免疫”坑害全球，真聪明还是犯傻
众所周知，瑞典是目前唯一没有出现封城的少数国家之一，提倡全民免疫，中小学正常上课，大部分企事业单位正常运行。靠着民众的高度诚信而没有让病毒大规模爆发。
欧洲新冠状疫情爆发下，瑞典坚持温和防疫措施，拒绝关闭商业，学校，他们只是要求国民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瑞典负责设计抗疫策略的团队说，这种温和防疫比邻国的封城策略更具持续性和可操作性。
瑞典抗疫一早就显得较“佛系”没有采取强硬的封锁措施，强调每个成年公民自觉承担起抵抗病毒传播的责任。尽管严峻现状“唤醒”政府注意，瑞典还能否力挽狂澜？
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瑞典同样不可避免地早就"中枪"。但当北欧邻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因疫情加剧蔓延，纷纷采取严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封国的情势下，瑞典依然我行我素，坚持采取所谓的"群体免疫"法。
瑞典的福利制度经常成为世界的典范，但是在这次疫情中，瑞典的表现却很糟糕。尽管该国病例仅为2.1万，但是死亡率非常高，达到12%，目前每百万人死于疫情的人数为198，不仅高于多数国家，甚至高于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日前，瑞典流行病学专家安德斯·特格内尔说，瑞典的感染人数再次进入高峰，这可能是由于早期防疫放松造成的。但是就是这放松的政策，也没能阻止疫情对瑞典经济造成影响。
这才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危难时刻，瑞典王妃Sofia摘下皇冠，换上护士服前往医院支持抗疫，成为全球王室成员中最英勇的一位。身着深蓝色医疗服的索菲亚王妃，被誉为“最美蓝衣天使”，也为一向“亲民且开放”的瑞典王室再添一笔佳话。
为阻止民众在疫情期间聚集，瑞典南部斯科讷省城市隆德在该市的中央公园倾倒了一吨鸡粪，以阻止数万名市民30日聚集在那里参加传统庆祝活动。
中欧及北欧许多国家每年会在4月30日举行瓦尔普吉斯之夜，纪念圣徒瓦尔普吉斯之夜，这项庆典活动被视为「自发性」活动，因此当局不得禁止，但为了避免新冠病毒在城镇间传播，瑞典要求民众今年停止这项传统节庆。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沉重打击，许多人因此失业。瑞典就业服务中心(Employment Service)预计，瑞典将有超过20万人成为长期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