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文章，作者在全球40个国家开展实验，模拟将捡到的钱包交给附近的酒店、银行、公安局等地后，以对方“是否会通过钱包里的电子邮件联系失主”来判断实验地国家的公民诚信度。在这篇研究中，中国在实验选取的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只有14.3%的被调查者通过邮件联系了失主。面对这项研究结果，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学者张琪提出了质疑，并发起复制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师杨芊率先响应，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师吕小康等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重新设计实验，试图探究“公民诚信度”的准确测量方法，并为中国人的诚信度“正名”。2023年7月，中国学者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近日，这份研究引发网友讨论。以下是新京报与吕小康以及其研究助理之一孙思扬的对话：
国内学者实验所用透明钱包中放置着52元人民币和名片。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为什么参与这次实验？
吕小康：《科学》杂志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全球性的热议，尤其是中国学者对这一结果更是普遍持不认可的态度。杨芊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作为天津地区的实验负责人。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事实证明，当时同意是有点“草率”的，因为后面实验的执行难度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预料。
新京报：实验是如何设计的？为什么这次实验更准确？
吕小康：整个研究团队经过多次讨论，重新设计了复制实验的基本流程和培训方案，并进行了伦理审批和报备。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对比性，我们首先复制了《科学》所刊的《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方式，在一个透明的钱包里放52元（大体相当于原研究中的美元数）、一把钥匙和一张用中英文书写的名片，名片上印有电子邮箱。《全球公民诚信度》中的“投钱包者”并不懂实验地国家的通用语言，所以我们请了外国人助手，全程只用英语与人交流。
外国助手负责假装捡到钱包，交给附近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随后离开，我们在电子邮箱等待是否有人来信。
但是，为了验证中国人的诚信不能仅用“邮件回复”来体现，我们额外设计了“回收”环节。在外国人捡拾钱包之后的1周，由学生助理去其上交的地方假装找寻钱包。以此调查钱包在事实上被“归还”或“保存以待事主回访”的频率。
我们计划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其中我和4位南开大学的学生负责天津范围的数据收集。为了考虑性别均衡，我召集了2名男生2名女生，他们都来自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2位是本科生，2位是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他们在接受多个轮次的线上统一培训后开始执行“丢钱包”实验，我为他们提供实验所需的各种仪器和材料。
新京报：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孙思扬：2019年暑假，我接到吕小康老师的邀请，和另外3位同学用了两周时间在天津进行了这项现场实验。
我们4个人两两一组去了博物馆、大剧院、派出所、银行、邮电所、中医馆、艺术馆等50个点位。在外国人捡拾钱包并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们通过隐藏摄像头录像，保证实验真实、有记录。在回收实验的时候，我们发现，天津78%的工作人员都保留着钱包。这驳斥了公民诚信度唯“电子邮件回复率”论的诚信指标，展现了中国公民诚实守信、拾金不昧的品质。
在中国学者调研中，虽然利用电子邮件回复失主的只占27.4%，但有77.8%的工作人员选择保留钱包并在回收实验中返还给失主。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论文为什么引入“集体主义文化”的概念？
吕小康：文化价值观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变量，自然也会影响着人们的诚信行为及其表现方式。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谨慎、保留和约束，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更倾向于保留钱包，而非像个体主义中的人们一样尝试主动联系失主。我们发现，《全球公民诚信度》中集体主义国家的邮件联络率其实普遍偏低。但在中国的实验中发现，虽然国内普遍邮件联络率低，但是钱包的实际返回率高。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诚信的衡量需要考虑跨文化因素，需要考虑其他方式的行为指标，而非通过单一的“邮件联络率”这一指标进行衡量。否则，其研究结果必然有偏。这一结果可丰富人们对于诚信行为或社会信任的跨文化理解。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越
2019年6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文章，作者在全球40个国家开展实验，模拟将捡到的钱包交给附近的酒店、银行、公安局等地后，以对方“是否会通过钱包里的电子邮件联系失主”来判断实验地国家的公民诚信度。在这篇研究中，中国在实验选取的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只有14.3%的被调查者通过邮件联系了失主。面对这项研究结果，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学者张琪提出了质疑，并发起复制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师杨芊率先响应，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师吕小康等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重新设计实验，试图探究“公民诚信度”的准确测量方法，并为中国人的诚信度“正名”。2023年7月，中国学者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近日，这份研究引发网友讨论。以下是新京报与吕小康以及其研究助理之一孙思扬的对话：
国内学者实验所用透明钱包中放置着52元人民币和名片。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为什么参与这次实验？
吕小康：《科学》杂志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全球性的热议，尤其是中国学者对这一结果更是普遍持不认可的态度。杨芊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作为天津地区的实验负责人。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事实证明，当时同意是有点“草率”的，因为后面实验的执行难度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预料。
新京报：实验是如何设计的？为什么这次实验更准确？
吕小康：整个研究团队经过多次讨论，重新设计了复制实验的基本流程和培训方案，并进行了伦理审批和报备。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对比性，我们首先复制了《科学》所刊的《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方式，在一个透明的钱包里放52元（大体相当于原研究中的美元数）、一把钥匙和一张用中英文书写的名片，名片上印有电子邮箱。《全球公民诚信度》中的“投钱包者”并不懂实验地国家的通用语言，所以我们请了外国人助手，全程只用英语与人交流。
外国助手负责假装捡到钱包，交给附近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随后离开，我们在电子邮箱等待是否有人来信。
但是，为了验证中国人的诚信不能仅用“邮件回复”来体现，我们额外设计了“回收”环节。在外国人捡拾钱包之后的1周，由学生助理去其上交的地方假装找寻钱包。以此调查钱包在事实上被“归还”或“保存以待事主回访”的频率。
我们计划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其中我和4位南开大学的学生负责天津范围的数据收集。为了考虑性别均衡，我召集了2名男生2名女生，他们都来自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2位是本科生，2位是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他们在接受多个轮次的线上统一培训后开始执行“丢钱包”实验，我为他们提供实验所需的各种仪器和材料。
新京报：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孙思扬：2019年暑假，我接到吕小康老师的邀请，和另外3位同学用了两周时间在天津进行了这项现场实验。
我们4个人两两一组去了博物馆、大剧院、派出所、银行、邮电所、中医馆、艺术馆等50个点位。在外国人捡拾钱包并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们通过隐藏摄像头录像，保证实验真实、有记录。在回收实验的时候，我们发现，天津78%的工作人员都保留着钱包。这驳斥了公民诚信度唯“电子邮件回复率”论的诚信指标，展现了中国公民诚实守信、拾金不昧的品质。
在中国学者调研中，虽然利用电子邮件回复失主的只占27.4%，但有77.8%的工作人员选择保留钱包并在回收实验中返还给失主。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论文为什么引入“集体主义文化”的概念？
吕小康：文化价值观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变量，自然也会影响着人们的诚信行为及其表现方式。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谨慎、保留和约束，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更倾向于保留钱包，而非像个体主义中的人们一样尝试主动联系失主。我们发现，《全球公民诚信度》中集体主义国家的邮件联络率其实普遍偏低。但在中国的实验中发现，虽然国内普遍邮件联络率低，但是钱包的实际返回率高。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诚信的衡量需要考虑跨文化因素，需要考虑其他方式的行为指标，而非通过单一的“邮件联络率”这一指标进行衡量。否则，其研究结果必然有偏。这一结果可丰富人们对于诚信行为或社会信任的跨文化理解。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