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当天，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并就“港版国安法”发表谈话，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亦有参加。据与会委员引述，夏宝龙在会上直言，从占中到旺角骚乱再到去年延续至今的反修例，已经触碰了中央底线，中央也忍了很久。今次推出“港版国安法”，北京已准备好抗击外国势力的干预。对于接下来香港可能的局面，夏宝龙表示预计这段时间香港会受到冲击，甚至出现更坏情况，但都不会动摇北京落实“一国两制”和订立“港版国安法”的决心，同时呼吁香港各界携手打好、打赢这场香港保卫战。 在“香港保卫战”之前，中国刚刚经历过“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为了打赢后两场保卫战，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用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说，“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对于已经摆在面前不得不面对的“香港保卫战”，北京也是一样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做了最坏的后果预期，从中不难看出中南海的政治意志。 但正如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刘兆佳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央表现出的强大意志，并不是说从来都有，中央对香港不可能没有诸多政治顾虑，比如担心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不会打击特区政府，会不会连累建制派，甚至会不会影响到香港对中央的信任，会不会让香港社会产生恐惧等等，所以中央现在这种强大的意志也是被逼出来的……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局面，中央才产生那种强大的危机感、紧迫感，才要背水一战。”将时间倒推至2015年7月，彼时北京推出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法”时，即便香港已经发生过占中运动，但北京仍寄望于香港能通过自行立法修补国家安全漏洞。而今随着香港修例风波的爆发，内外两个大局在疫情这一催化剂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尤其是当这样的变化触及到了北京可容忍的底线，改变已在预料之中。 内外两个大局，这是十八大至今中共领导人反复提到的。对于香港来说，对自身内部这一“局”的变化感受是真切的，尤其是去年六月爆发延续至今的反修例风波，已经将香港拖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北京今次出手订立“港版国安法”，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的香港之乱。虽然香港人心思变，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什么才是香港真正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鲜有人认为香港之外正在发生的另一个“大变局”跟自己有多大关系。所以当北京布局“夏骆新局”试图推进对香港的结构性改革时，港人普遍表示看不懂；当北京将外部势力定为搅乱香港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时，港人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表示“哪有什么敌对势力”，认为这不过是北京“搞香港”的一种托词。 不管港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的内外两个大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于内部而言，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很多人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嗅出了悲观的味道，比如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就业、保民生”贯穿始终，单单“保”字就出现了85次；再如报告中没有具体设定今年的GDP增长目标，而该指标自1995年设定以来，仅在2000年至2002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经济恢复期连续3年没有设定；再如李克强在两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坦言，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足一千元，可见“厉害了我的国”背后依然有着庞大且脆弱的底层…… 对于这些蛛丝马迹，习近平的解释是这是另一种实事求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次疫情，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会定在6%左右，但疫情发生以后有的事情不由其做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中国受到的影响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李克强亦对于高频出现的“保”字有另一种理解，“听起来，‘保’好像是一个相对消极的说法，但其实不然。‘六保’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问题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不论如何，中国内部的变局是确定无疑的，中国5月下旬陆续推出的几份红头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等，都是为了应对内部变局所做的调整与规划。 再看外部之变。自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已经有不少人预测过世界格局可能的变化，虽然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同一点，那就是世界格局将会因为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样的世界格局之变，对于中国来说，感受则更为明显。一方面，在疫情发生前，中美两个大国就已经是新冷战的状态，现如今疫情、台海、香港等全方位的较量，更是让中美关系进一步降温，甚至不少人开始预言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尤其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不惜切断所有对华联系”相威胁时，更是加剧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另一方面，疫情目前在中国得以基本控制，却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既被不少国家寄予了“救世主”的厚望，又不得不因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而背负着某种程度上的“原罪”。也因为这样，此一外部变局对中国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比如中国或可借此在新形态的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又挑战重重，比如国际社会层面的排华、经济层面的去中国化以及法律（政治）层面的调查与追责等等。 不消说，在中国的内外变局之下，香港注定是反应最为激烈的那一个。再加上自身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却让习惯于从香港看香港的各方，对于香港之外的变局熟视无睹。现如今，当香港在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裹挟下被推到大变局的最前线时，人们才开始惊慌失措，尤其是“港版国安法”订立后，不少人担忧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势必会打击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那香港还有什么独特优势可言？在整个国家战略中又该如何自我定位？类似的焦虑情绪，就如同香港回归之初不少人的茫然失措一样，这是香港重整旗鼓再出发必须经历的阵痛期，这样的阵痛期是长是短，虽然与外部变局关系密切，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取决于香港自身，“香港保卫战”还是离不开700万港人。 北京对此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在北京看来，香港已经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这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面临的最严峻危机，香港也确有滑向“反对大陆基地”的切实风险。如果说走上街头的示威者一开始的诉求还是明确的，那就是“撤回恶法”，但随着情势的发展与演变，尤其是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响起，并在香港各个角落被张贴被传播，运动的性质已变。虽然港人可以就此辩解说暴力揽炒者只是少数人，不代表多数走上街头的“和理非”，但停不下的车子会不会最终拖垮马，谁也不敢拿香港作为赌注。 回看香港回归至今的23年，邓小平当年承诺的那句“五十年不变”就像港人的心魔一样，好像只要站在己方立场维持现状就可以挂一漏万。但香港之外，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一心只想着“五十年不变”的香港最终不可避免被卷入到一场大变局中，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严重撕裂，以及无以名状的身份焦虑。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像修例风波一样，至少时下来看，正是修例风波引发的民意海啸，让各方都无法再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今次人大订立“港版国安法”，虽然短期内香港可能会遭遇美国制裁，自身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也会受到影响，但长远来看，对香港来说终究是利大于弊。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是不知道，当前“全局”与“一域”的真实关系，港人是否能真的读懂？
中国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当天，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并就“港版国安法”发表谈话，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亦有参加。据与会委员引述，夏宝龙在会上直言，从占中到旺角骚乱再到去年延续至今的反修例，已经触碰了中央底线，中央也忍了很久。今次推出“港版国安法”，北京已准备好抗击外国势力的干预。对于接下来香港可能的局面，夏宝龙表示预计这段时间香港会受到冲击，甚至出现更坏情况，但都不会动摇北京落实“一国两制”和订立“港版国安法”的决心，同时呼吁香港各界携手打好、打赢这场香港保卫战。
在“香港保卫战”之前，中国刚刚经历过“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为了打赢后两场保卫战，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用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说，“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对于已经摆在面前不得不面对的“香港保卫战”，北京也是一样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做了最坏的后果预期，从中不难看出中南海的政治意志。
但正如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刘兆佳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央表现出的强大意志，并不是说从来都有，中央对香港不可能没有诸多政治顾虑，比如担心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不会打击特区政府，会不会连累建制派，甚至会不会影响到香港对中央的信任，会不会让香港社会产生恐惧等等，所以中央现在这种强大的意志也是被逼出来的……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局面，中央才产生那种强大的危机感、紧迫感，才要背水一战。”将时间倒推至2015年7月，彼时北京推出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法”时，即便香港已经发生过占中运动，但北京仍寄望于香港能通过自行立法修补国家安全漏洞。而今随着香港修例风波的爆发，内外两个大局在疫情这一催化剂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尤其是当这样的变化触及到了北京可容忍的底线，改变已在预料之中。
内外两个大局，这是十八大至今中共领导人反复提到的。对于香港来说，对自身内部这一“局”的变化感受是真切的，尤其是去年六月爆发延续至今的反修例风波，已经将香港拖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北京今次出手订立“港版国安法”，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的香港之乱。虽然香港人心思变，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什么才是香港真正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鲜有人认为香港之外正在发生的另一个“大变局”跟自己有多大关系。所以当北京布局“夏骆新局”试图推进对香港的结构性改革时，港人普遍表示看不懂；当北京将外部势力定为搅乱香港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时，港人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表示“哪有什么敌对势力”，认为这不过是北京“搞香港”的一种托词。
不管港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的内外两个大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于内部而言，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很多人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嗅出了悲观的味道，比如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就业、保民生”贯穿始终，单单“保”字就出现了85次；再如报告中没有具体设定今年的GDP增长目标，而该指标自1995年设定以来，仅在2000年至2002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经济恢复期连续3年没有设定；再如李克强在两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坦言，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足一千元，可见“厉害了我的国”背后依然有着庞大且脆弱的底层……
对于这些蛛丝马迹，习近平的解释是这是另一种实事求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次疫情，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会定在6%左右，但疫情发生以后有的事情不由其做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中国受到的影响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李克强亦对于高频出现的“保”字有另一种理解，“听起来，‘保’好像是一个相对消极的说法，但其实不然。‘六保’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问题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不论如何，中国内部的变局是确定无疑的，中国5月下旬陆续推出的几份红头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等，都是为了应对内部变局所做的调整与规划。
再看外部之变。自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已经有不少人预测过世界格局可能的变化，虽然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同一点，那就是世界格局将会因为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样的世界格局之变，对于中国来说，感受则更为明显。一方面，在疫情发生前，中美两个大国就已经是新冷战的状态，现如今疫情、台海、香港等全方位的较量，更是让中美关系进一步降温，甚至不少人开始预言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尤其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不惜切断所有对华联系”相威胁时，更是加剧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另一方面，疫情目前在中国得以基本控制，却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既被不少国家寄予了“救世主”的厚望，又不得不因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而背负着某种程度上的“原罪”。也因为这样，此一外部变局对中国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比如中国或可借此在新形态的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又挑战重重，比如国际社会层面的排华、经济层面的去中国化以及法律（政治）层面的调查与追责等等。
不消说，在中国的内外变局之下，香港注定是反应最为激烈的那一个。再加上自身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却让习惯于从香港看香港的各方，对于香港之外的变局熟视无睹。现如今，当香港在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裹挟下被推到大变局的最前线时，人们才开始惊慌失措，尤其是“港版国安法”订立后，不少人担忧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势必会打击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那香港还有什么独特优势可言？在整个国家战略中又该如何自我定位？类似的焦虑情绪，就如同香港回归之初不少人的茫然失措一样，这是香港重整旗鼓再出发必须经历的阵痛期，这样的阵痛期是长是短，虽然与外部变局关系密切，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取决于香港自身，“香港保卫战”还是离不开700万港人。
北京对此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在北京看来，香港已经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这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面临的最严峻危机，香港也确有滑向“反对大陆基地”的切实风险。如果说走上街头的示威者一开始的诉求还是明确的，那就是“撤回恶法”，但随着情势的发展与演变，尤其是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响起，并在香港各个角落被张贴被传播，运动的性质已变。虽然港人可以就此辩解说暴力揽炒者只是少数人，不代表多数走上街头的“和理非”，但停不下的车子会不会最终拖垮马，谁也不敢拿香港作为赌注。
回看香港回归至今的23年，邓小平当年承诺的那句“五十年不变”就像港人的心魔一样，好像只要站在己方立场维持现状就可以挂一漏万。但香港之外，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一心只想着“五十年不变”的香港最终不可避免被卷入到一场大变局中，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严重撕裂，以及无以名状的身份焦虑。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像修例风波一样，至少时下来看，正是修例风波引发的民意海啸，让各方都无法再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今次人大订立“港版国安法”，虽然短期内香港可能会遭遇美国制裁，自身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也会受到影响，但长远来看，对香港来说终究是利大于弊。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是不知道，当前“全局”与“一域”的真实关系，港人是否能真的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