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变得好笑时
人们喜欢会说俏皮话的人，因为有趣。但只会说俏皮话还不够，还得有思想，这叫有料。有趣又有料的talk，你一定以为我说的是脱口秀。不不，我说的是法学院的刑法课。
怎么才能把“高深”的思想或“不招人待见”的观点变得有趣？这听上去很难，但刑法圈擅长这件事的人很多。比如罗翔老师，他那些关于张三的段子，让人笑到过瘾，还顺便普法。据业内人士说，“这是脱口秀应该有的样子”。
刑法学的另一位老师车浩，写的段子也很好。在他的新书《正义的决疑》里，有如下表述——“我们连打嘴仗和打飞机的禁止尺度都没整明白，还去讨论打真枪的禁止尺度，有点浪漫主义了。”令人笑到拍桌子。但这个段子有知识壁垒，一旦需要解释，就没法第一时间发笑了。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男老师，这可能来自人们的刻板印象——不管讲什么内容，女老师想讲得笑声四起，太难了。一位女性朋友曾经在民间教育机构管过一阵儿教学，想跟新东方学习，打造名师。于是要求老师们备课时在教案里面加笑点，十分钟一个大笑点，五分钟一个小笑点。女老师们的反对声浪最大，宁肯不要满意度，也坚决不肯讲笑话。她们都怼她说：“要不从你做起吧？”
于是，她就在各种课堂实践了一把，收获了稀稀落落的笑声，分外悲壮。
那时候，流行的T恤上写着一句话“where is my fucking skinny?”女老师的真实心声是：“where is my fucking funny？”别人很同情地总结：“女的，就是没那么好笑吧？” “也可能是太美了，所以才不好笑”。 “观点那么正确，所以不需要好笑”。
以上这些借口，很难不让人频频点头。但在这季脱口秀，这些借口通通不存在了。小鹿、唐香玉、山河、菜菜、鸭绒、Echo、步惊云、漆漆……她们轮番登场，我们发现：女生们原来可以那么好笑，比男生更好笑；甚至，又美又好笑、既正确又好笑。竟然可以这样吗？
长久以来，幽默仿佛就是男性的专属。如果女性是幽默诙谐的，那她一定悖离了公众对于女性美丽、端庄、持重的基本期待，同时也侵入了男性的传统领域？若有女性愿意走幽默这条赛道，那就意味着她得放弃淑女和美女的标签，比如此前的大笑姑婆吴君如，再比如后来的贾玲。
所以，当贾玲变瘦变美之后，公众会想当然地觉得她不再好笑。这是女性要为幽默付上的代价。虽然很难说这就是父权制的产物，但它至少代表了某种性别规训，就如我们期待男性要阳刚，女性要温柔一样的性别规训。
但令人欣喜的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走上舞台，这种刻板印象和性别规训也被渐渐打破。公众同样开始接受，女性一样可以非常好笑，而女性的诙谐幽默不会再被轻易地归入轻浮轻佻，甚至也无需再和扮丑捆绑销售。
在被这些女演员们一次次逗笑的过程中，我们甚至开始发现原来好笑的女生竟如此生动和美丽，比如胖胖的漆漆娇羞地讲自己如何恋爱脑，憨直的菜菜讲2米9的卫生巾可能要大过自家的客厅，还有堪称女性互联网嘴替的唐香玉直接开怼宝宝碗，大声宣告女性不仅要争取上桌吃饭的自由，还要争取上桌吃饱的自由。
所以，作为曾经羞于在课堂上讲笑话的法学女老师，我甚至憧憬，或许未来也可以再试试，如何将那些看似深奥的法学原理用更好笑的方式讲出来。只要我们不再自我设限，未来不管在培训圈还是法学院，是不是一定也会出现一群很好笑的女老师？
如果说幽默、自嘲、调侃都是对羞耻感的超越，是对外在处境的另一种对抗，那女性是不是同样可以拥有这种禀赋和权力？这就是女脱口秀演员们带给我们的胜利，是她们用一场场颠覆性的表演带给我们的胜利。
脱口秀里的女性表达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站上舞台，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女性表达。也是在这季的脱口秀中，我们看到了有更多女演员讲熟悉的催婚、催育，而女性议题的广度也从职场、婚姻、家庭拓展到外貌焦虑、月经羞耻、生育问题，甚至是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给女性造成的持久伤害。
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揭示出男女不平权给女性带来的尴尬、困扰甚至痛苦。大笑之余，我们同样为这些女演员输出的女性力量所吸引。如果说幽默已经代表了一种反抗，这些打动人心的女性表达中，同样包含了异常强大的女性力量。
印象深刻的一期，是菜菜讲女性的月经羞耻。她讲外卖小哥怕暴露，最终还是将代买的卫生巾放在了牛奶箱子里，而将牛奶放在了透明塑料袋里。这个爆梗和她的“我是来赚经费的”一样，将深埋在每个女性心里的月经羞耻彻底摊开在阳光下。在感受羞耻背后的荒缪时，内心那个曾经因裤子渗了经血而被男生讥笑，那个每次从书包里取卫生巾时总会左顾右盼，生怕被别人看到的小女孩，好像被彻底治愈了。
可当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诉说女性议题时，争议也越来越多地冒了出来。比如唐香玉第一期讲催婚异常火爆，第二期还将这个主题进行到底时，竟然连女性点评嘉宾也在提醒她，“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怎么走出困境的？”“你又回到熟悉的话题里去了，如果你有更大的视野用这套方式去讲，也会很好。”
但这些要求背后其实忘了，脱口秀本身就是要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出发，揭开自己最狼狈、不堪甚至自卑的一面，嘲讽自己娱乐他人，也在这种娱乐中袒露真相，并与自己和解，也向世界宣战。所以，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要只讲女性议题，就跟要求黑灯不要只讲盲人的人生体验，要有更广阔的视角一样荒谬无礼。黑灯在总决赛时说，我一直在说盲人的生活，可我感觉说的还不够，你们感受的同样不够，所以我还要说，即使在总决赛也还要说；而杨笠在串场时也说，我们女演员就会说这个，我们也就愿意讲这个，如果你觉得冒犯，那就看点别的吧。
有人说，总是围绕着女性困境吐槽，近似于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开始会让人同情、产生共鸣，反反复复就会让人避之而不及。但这种担心，不正是一份恐弱的心态吗？不想听到这些困境被反复言说，不愿被称为弱者。而恐弱又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有羞耻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排斥，对相关表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
二战之后，犹太人几乎不讨论纳粹大屠杀，因为这令整个民族感到羞耻。但明明遭受了那么大的罪恶，为什么还不能说呢？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得非常自信，才能把过去的伤疤暴露出来。后来，犹太人终于正视大屠杀了，这是历史正确的方向。而女性的处境，我们身在其中，反复感受，为什么不能说呢？那些尴尬的、可耻的、不公的、无处不在的困境，也必将通过言说和暴露，最终得以治愈。
女性议题对女演员到底是不是种局限？未来的脱口秀女演员们，是不是要想方设法地超越女性身份，去讲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只讲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事情？这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说高级的脱口秀是将个人经验引向社会议题，女性议题自然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至少在男女平权还未实现时，我们还需要有人站在台上，大声讲出女性的诉求和希望。
所以，在现阶段就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去演说日常女性的真实遭遇，又何尝不是隐藏在父权制下的厌女文化对如此严肃议题的轻蔑和鄙视？
被冒犯的男性和被抵制的女性
但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而当女脱口秀演员讲女性议题时，男性往往就会感觉被冒犯。比如杨笠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梗，就是她吐槽男性，“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却可以那么自信。”自此，“普信男”成了拥有性别优越感的男性的指代。很多男性却觉得被严重冒犯，而杨笠也因此被没完没了地一再抵制。
当然，很多男性对“普信男”的提法如此反感，有很大原因是话语本身的溢出效果。“普信男”的梗在剧场可以引起观众哄堂大笑，没有人会觉得被冒犯，走出剧场却引发如此多男性的“不耐受”，很难说不是脱离了文本和情境之后的断章取义和过度演绎。
很多人解释杨笠被抵制，是因为她挑起了性别对立；但动辄就将女性表达归类于性别对立和性别撕裂，从根本上也还是将男性放在那个不可被轻视、不可被调侃的有权者的高位，本质上也仍旧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社会格局，而不愿意触发任何改变。
如果男性只是在听了“普信男”的梗就觉得被严重冒犯，如果一个社会还要以男女平权作为目标追求，那么广大男性是不是需要提高一下被冒犯的阀值，而不需要动不动就感到被冒犯、被伤害？
其实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父权制将男性永远放在那个有权威、有话语权的高位，又何尝不是对男性的过度要求乃至隐形伤害？所以，恐弱与其说是很多开始主张自身权利的女性的反应，同样是那些抵制杨笠的男性的真实心理。据说，最反感“普信男”说法的群体，恰恰就是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因为收入、学历、外貌而被女性嘲讽和挑剔的男性。
所以，男女不平权伤害的绝不只是女性，同样有那些从小就被寄予了必须当个成功者的男性。他们向杨笠发起反扑，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不过换一个角度，把男性的抵制看做公民意见表达的觉醒也未尝不可。有不少男性开始介入这一话题，为“普信男”或者类似的标签激动，甚至组团采取了行动。即便这个行动是抵制，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主动性，哪怕是无意识的，在中国也很少出现。除了粉丝圈，人们很难为了喜欢谁、讨厌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进行站队，甚至采取行动。
上一次这样的尝试，还是2015年的超女比赛。那一年的夏天，从3岁到80岁的人，几乎都成了这场赛事的参与者。当你手中的票可以决定点什么的时候，某种主动性就在萌芽。尽管它未来还要学习如何对话、如何协商，但这个开始，也许就改写了顺从和沉默的故事线。如果我们的脱口秀女演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调侃自己的“被抵制”，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呢？
小鹿在半决赛的段子里讲出“我想夺冠”，之前这个想法她一直都不敢说出口，这也许是她本季的最大胜利。因为让一个女生大声讲出她的雄心，几乎和要求女性既美丽又好笑一样困难。但这一季的脱口秀，有那么多女演员站在舞台，我们亲见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血肉在疯长，这何尝不是女性的胜利？
再回到开头，对于所有喜欢听别人说俏皮话的女生，也许也可以试着出口：好笑，我可以，我也想试试。毕竟，幽默与勇敢、聪慧等所有人类的美好品质一样，绝非男性所专属，我们女性同样拥有。
当女性变得好笑时
人们喜欢会说俏皮话的人，因为有趣。但只会说俏皮话还不够，还得有思想，这叫有料。有趣又有料的talk，你一定以为我说的是脱口秀。不不，我说的是法学院的刑法课。
怎么才能把“高深”的思想或“不招人待见”的观点变得有趣？这听上去很难，但刑法圈擅长这件事的人很多。比如罗翔老师，他那些关于张三的段子，让人笑到过瘾，还顺便普法。据业内人士说，“这是脱口秀应该有的样子”。
刑法学的另一位老师车浩，写的段子也很好。在他的新书《正义的决疑》里，有如下表述——“我们连打嘴仗和打飞机的禁止尺度都没整明白，还去讨论打真枪的禁止尺度，有点浪漫主义了。”令人笑到拍桌子。但这个段子有知识壁垒，一旦需要解释，就没法第一时间发笑了。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男老师，这可能来自人们的刻板印象——不管讲什么内容，女老师想讲得笑声四起，太难了。一位女性朋友曾经在民间教育机构管过一阵儿教学，想跟新东方学习，打造名师。于是要求老师们备课时在教案里面加笑点，十分钟一个大笑点，五分钟一个小笑点。女老师们的反对声浪最大，宁肯不要满意度，也坚决不肯讲笑话。她们都怼她说：“要不从你做起吧？”
于是，她就在各种课堂实践了一把，收获了稀稀落落的笑声，分外悲壮。
那时候，流行的T恤上写着一句话“where is my fucking skinny?”女老师的真实心声是：“where is my fucking funny？”别人很同情地总结：“女的，就是没那么好笑吧？” “也可能是太美了，所以才不好笑”。 “观点那么正确，所以不需要好笑”。
以上这些借口，很难不让人频频点头。但在这季脱口秀，这些借口通通不存在了。小鹿、唐香玉、山河、菜菜、鸭绒、Echo、步惊云、漆漆……她们轮番登场，我们发现：女生们原来可以那么好笑，比男生更好笑；甚至，又美又好笑、既正确又好笑。竟然可以这样吗？
长久以来，幽默仿佛就是男性的专属。如果女性是幽默诙谐的，那她一定悖离了公众对于女性美丽、端庄、持重的基本期待，同时也侵入了男性的传统领域？若有女性愿意走幽默这条赛道，那就意味着她得放弃淑女和美女的标签，比如此前的大笑姑婆吴君如，再比如后来的贾玲。
所以，当贾玲变瘦变美之后，公众会想当然地觉得她不再好笑。这是女性要为幽默付上的代价。虽然很难说这就是父权制的产物，但它至少代表了某种性别规训，就如我们期待男性要阳刚，女性要温柔一样的性别规训。
但令人欣喜的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走上舞台，这种刻板印象和性别规训也被渐渐打破。公众同样开始接受，女性一样可以非常好笑，而女性的诙谐幽默不会再被轻易地归入轻浮轻佻，甚至也无需再和扮丑捆绑销售。
在被这些女演员们一次次逗笑的过程中，我们甚至开始发现原来好笑的女生竟如此生动和美丽，比如胖胖的漆漆娇羞地讲自己如何恋爱脑，憨直的菜菜讲2米9的卫生巾可能要大过自家的客厅，还有堪称女性互联网嘴替的唐香玉直接开怼宝宝碗，大声宣告女性不仅要争取上桌吃饭的自由，还要争取上桌吃饱的自由。
所以，作为曾经羞于在课堂上讲笑话的法学女老师，我甚至憧憬，或许未来也可以再试试，如何将那些看似深奥的法学原理用更好笑的方式讲出来。只要我们不再自我设限，未来不管在培训圈还是法学院，是不是一定也会出现一群很好笑的女老师？
如果说幽默、自嘲、调侃都是对羞耻感的超越，是对外在处境的另一种对抗，那女性是不是同样可以拥有这种禀赋和权力？这就是女脱口秀演员们带给我们的胜利，是她们用一场场颠覆性的表演带给我们的胜利。
脱口秀里的女性表达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站上舞台，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女性表达。也是在这季的脱口秀中，我们看到了有更多女演员讲熟悉的催婚、催育，而女性议题的广度也从职场、婚姻、家庭拓展到外貌焦虑、月经羞耻、生育问题，甚至是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给女性造成的持久伤害。
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揭示出男女不平权给女性带来的尴尬、困扰甚至痛苦。大笑之余，我们同样为这些女演员输出的女性力量所吸引。如果说幽默已经代表了一种反抗，这些打动人心的女性表达中，同样包含了异常强大的女性力量。
印象深刻的一期，是菜菜讲女性的月经羞耻。她讲外卖小哥怕暴露，最终还是将代买的卫生巾放在了牛奶箱子里，而将牛奶放在了透明塑料袋里。这个爆梗和她的“我是来赚经费的”一样，将深埋在每个女性心里的月经羞耻彻底摊开在阳光下。在感受羞耻背后的荒缪时，内心那个曾经因裤子渗了经血而被男生讥笑，那个每次从书包里取卫生巾时总会左顾右盼，生怕被别人看到的小女孩，好像被彻底治愈了。
可当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诉说女性议题时，争议也越来越多地冒了出来。比如唐香玉第一期讲催婚异常火爆，第二期还将这个主题进行到底时，竟然连女性点评嘉宾也在提醒她，“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怎么走出困境的？”“你又回到熟悉的话题里去了，如果你有更大的视野用这套方式去讲，也会很好。”
但这些要求背后其实忘了，脱口秀本身就是要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出发，揭开自己最狼狈、不堪甚至自卑的一面，嘲讽自己娱乐他人，也在这种娱乐中袒露真相，并与自己和解，也向世界宣战。所以，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要只讲女性议题，就跟要求黑灯不要只讲盲人的人生体验，要有更广阔的视角一样荒谬无礼。黑灯在总决赛时说，我一直在说盲人的生活，可我感觉说的还不够，你们感受的同样不够，所以我还要说，即使在总决赛也还要说；而杨笠在串场时也说，我们女演员就会说这个，我们也就愿意讲这个，如果你觉得冒犯，那就看点别的吧。
有人说，总是围绕着女性困境吐槽，近似于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开始会让人同情、产生共鸣，反反复复就会让人避之而不及。但这种担心，不正是一份恐弱的心态吗？不想听到这些困境被反复言说，不愿被称为弱者。而恐弱又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有羞耻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排斥，对相关表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
二战之后，犹太人几乎不讨论纳粹大屠杀，因为这令整个民族感到羞耻。但明明遭受了那么大的罪恶，为什么还不能说呢？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得非常自信，才能把过去的伤疤暴露出来。后来，犹太人终于正视大屠杀了，这是历史正确的方向。而女性的处境，我们身在其中，反复感受，为什么不能说呢？那些尴尬的、可耻的、不公的、无处不在的困境，也必将通过言说和暴露，最终得以治愈。
女性议题对女演员到底是不是种局限？未来的脱口秀女演员们，是不是要想方设法地超越女性身份，去讲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只讲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事情？这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说高级的脱口秀是将个人经验引向社会议题，女性议题自然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至少在男女平权还未实现时，我们还需要有人站在台上，大声讲出女性的诉求和希望。
所以，在现阶段就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去演说日常女性的真实遭遇，又何尝不是隐藏在父权制下的厌女文化对如此严肃议题的轻蔑和鄙视？
被冒犯的男性和被抵制的女性
但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而当女脱口秀演员讲女性议题时，男性往往就会感觉被冒犯。比如杨笠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梗，就是她吐槽男性，“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却可以那么自信。”自此，“普信男”成了拥有性别优越感的男性的指代。很多男性却觉得被严重冒犯，而杨笠也因此被没完没了地一再抵制。
当然，很多男性对“普信男”的提法如此反感，有很大原因是话语本身的溢出效果。“普信男”的梗在剧场可以引起观众哄堂大笑，没有人会觉得被冒犯，走出剧场却引发如此多男性的“不耐受”，很难说不是脱离了文本和情境之后的断章取义和过度演绎。
很多人解释杨笠被抵制，是因为她挑起了性别对立；但动辄就将女性表达归类于性别对立和性别撕裂，从根本上也还是将男性放在那个不可被轻视、不可被调侃的有权者的高位，本质上也仍旧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社会格局，而不愿意触发任何改变。
如果男性只是在听了“普信男”的梗就觉得被严重冒犯，如果一个社会还要以男女平权作为目标追求，那么广大男性是不是需要提高一下被冒犯的阀值，而不需要动不动就感到被冒犯、被伤害？
其实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父权制将男性永远放在那个有权威、有话语权的高位，又何尝不是对男性的过度要求乃至隐形伤害？所以，恐弱与其说是很多开始主张自身权利的女性的反应，同样是那些抵制杨笠的男性的真实心理。据说，最反感“普信男”说法的群体，恰恰就是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因为收入、学历、外貌而被女性嘲讽和挑剔的男性。
所以，男女不平权伤害的绝不只是女性，同样有那些从小就被寄予了必须当个成功者的男性。他们向杨笠发起反扑，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不过换一个角度，把男性的抵制看做公民意见表达的觉醒也未尝不可。有不少男性开始介入这一话题，为“普信男”或者类似的标签激动，甚至组团采取了行动。即便这个行动是抵制，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主动性，哪怕是无意识的，在中国也很少出现。除了粉丝圈，人们很难为了喜欢谁、讨厌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进行站队，甚至采取行动。
上一次这样的尝试，还是2015年的超女比赛。那一年的夏天，从3岁到80岁的人，几乎都成了这场赛事的参与者。当你手中的票可以决定点什么的时候，某种主动性就在萌芽。尽管它未来还要学习如何对话、如何协商，但这个开始，也许就改写了顺从和沉默的故事线。如果我们的脱口秀女演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调侃自己的“被抵制”，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呢？
小鹿在半决赛的段子里讲出“我想夺冠”，之前这个想法她一直都不敢说出口，这也许是她本季的最大胜利。因为让一个女生大声讲出她的雄心，几乎和要求女性既美丽又好笑一样困难。但这一季的脱口秀，有那么多女演员站在舞台，我们亲见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血肉在疯长，这何尝不是女性的胜利？
再回到开头，对于所有喜欢听别人说俏皮话的女生，也许也可以试着出口：好笑，我可以，我也想试试。毕竟，幽默与勇敢、聪慧等所有人类的美好品质一样，绝非男性所专属，我们女性同样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