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社运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后，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诉说如何渡过出狱后的沉郁岁月和情绪低谷。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驱动她打破三年沉默，那就是：对今天的她而言自由是什么？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社运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
12月3日踏入27岁的周庭，这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发出两篇长文——告诉全世界，她决定弃保流亡，不再回港。选择在生日公布这个消息，身在多伦多的周庭接受DW专访时说：“这是对自己有象征意义的一天，老一岁之余，也是一个新开始，做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帖出了就不能回头。”
其中一篇文章配上在海滩上自拍倒影的菲林（胶片）照，其实拍摄菲林相片是周庭最近两年才培养的新兴趣。除了洗底片带来的惊喜，更重要是一个自我治疗，透过摄像鼓励被情绪病缠身的自己踏出家门。她告诉DＷ：“在香港那几年我非常的孤独，很无助，感觉身边大家都不在了，尤其跟情绪病和政治形势有关。”
周庭和黄之锋、罗冠聪同属前“香港众志”创党成员，是香港著名社运面孔，精通日文的她在日本也有极高知名度。自2021年6月反修例案件刑满出狱后，她便彻底消失于公众视线，社交媒体亦不再更新。经过一番困难找到工作，疫情期间在家上班，工作以外她几乎都躲在家不社交。“刚刚出狱心情有放松，始终见到亲友了。但没想过原来放出来以后，自己的状况会变得更加恶劣。”
三年无法克服的敲门声
原本已有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压力症的周庭，离开监狱后仍因国安案被没收护照，须每三个月到警署报到，后来同时患上抑郁症，要持续服药和看医生。“发病时在家一直哭，摊在床上看著天花板，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个。”她形容那时的自己“什么都不想做，不想见人，没有目标，又不能离开，恐惧又迷茫”。为免互相连累和在监视压力下，她自入狱后便断绝所有社运圈朋友的联系。
刚刚出狱时，周庭在街上见到银行解款车会很害怕而要绕路走，因为想起载著她这些“甲级重犯”的铁甲囚车。惊恐症每每突然发作，她会凝视家门深怕有警员敲门或破门而入，或想东想西担心一不留神被捕；有时候洗澡、看剧集时都会发作，“恐惧感很真实，害怕得整个人颤抖”。周庭说：“到今天当我叫外卖时，还是会在订单上写明‘don't knock’（不要敲门），以免外送员放下食物后敲门，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怕听到那声音。”
这些日子维持了两年多，即使远走加拿大，后遗症仍伴随周庭，她至今都无法克服敲门声带来的恐惧感，又经常作恶梦见到国安和警察。纵然周庭早年已有多次被捕经验，她直言：“很多人以为我的创伤后压力症源自坐牢，其实不是，是来自2020年那次被国安抓捕的经历。抑郁症原本也没有的，是出狱后2022年才出现。”
赴加后国安问有否“黄人”接触
周庭称警方提出要求她随国安到中国内地一趟，以换取护照出国升学。她当初听到这要求时非常惊讶，但认为没有选择余地。她曾经直接问警员“是否一定要去”，对方回答“是”，并禁止她把此行告知律师和亲友。于是一行七人于八月到深圳“一日游”，她忆述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的时候现场清了场，更安排职员专门为她导览介绍。
警方要求她写悔过书、感谢信和“参访”深圳，都是在她提出到加拿大升学后才提出，全部都在今年发生。写悔过书则犹如默书，有警员在旁指示抄写内容，要为以往参与政治忏悔并承诺不再涉足，不再接触前学民思潮及众志成员。到加拿大后，周庭说香港国安至今只联络过她两次，分别都是到埗初期。第二次联系时，国安问当地有没有“黄人”（意指“黄丝”、支持社运人士）接触她，周庭否认，及后没再通讯。
周庭是在入狱前的2020年8月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被捕，但没被起诉。同一批被捕人士还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公司高层、社运人士李宇轩等，黎智英案本月即将开审。周庭透露，除了她被捕当天录取的口供，往后每次报到时警方问话都与案件内容无关，而是收集她个人及身边人士的资料情报。“就像要令你觉得，‘老大哥在看著你’。有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跟某某人联系，意在散播恐惧，变相警告你不要跟这些人接触。”
对于香港特首李家超指控她是“外国代理人”，斥责她获警方“宽大处理”个案却出卖诚信，保安局长邓炳强更指她或影响其他被捕者。周庭否认是“外国代理人”，称所有决定都与他人无关，反驳三年来一直被侵犯自由权利，没有一件事是“宽大处理”。她质疑：“如果香港真是法治社会，奉行无罪推定，我未被起诉根本不应是犯人。政府用法律以外手段迫我做不自愿的事，加害人反过来装成受害人说我欺骗你，是强词夺理。”
面对传媒连番查询，李家超、港府及警方皆没有回应国安携周庭返深圳一事是否属实。
无悔投身社运十年：追求自由没错
周庭称选择到加拿大升学没有政治因素，纯粹考虑学科而决定。早年计划参选立法会而放弃居英权的她，现时只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澄清没有申请政治庇护。即使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不需面对警察上门的恐惧，但她坦言未完全感受到自由和安全。中国在海外的秘密警察令她忧虑，特别是公布流亡消息后会更加谨慎。对于有关家人的问题她也份外小心翼翼，绝口不评论。
作为只是离港三个月的流亡人士，周庭说仍能明白在地港人的感受：“国安法下的压抑不止是社运圈，而是香港人所共同面对的。”她希望透过自身故事，让世界更关注香港。现在的周庭精神状态反復，惊恐症和抑郁症仍不时发作，希望先专注学业和疗养身心。她把香港的新同伴——菲林相机，一起带到彼邦继续以摄像疗伤。昔日的她是个嗜好繁多和喜欢学语言的人，短期内她最希望重拾一些被迫放下的兴趣，例如继续学韩文。
由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学时代投身社运的周庭走过十年，自言性格从以前“比较有希望”变得“不太正面”。她和不少前战友或流亡、或入狱，但所付的代价依然令她无悔：“起码我们令很多人知道这些价值有多么重要，即使香港距离我们想达成的香港愈来愈遥远。”
“就算现在回看这十年，纵然有很多痛苦和挫折，情绪病、坐牢、被国安扣押很可怕，到今天不能再回家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自己所做是有意义和对的。”周庭接著说：“追求自由不是错的事，追求基本权利也不应是错的事。”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社运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后，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诉说如何渡过出狱后的沉郁岁月和情绪低谷。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驱动她打破三年沉默，那就是：对今天的她而言自由是什么？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社运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
12月3日踏入27岁的周庭，这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发出两篇长文——告诉全世界，她决定弃保流亡，不再回港。选择在生日公布这个消息，身在多伦多的周庭接受DW专访时说：“这是对自己有象征意义的一天，老一岁之余，也是一个新开始，做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帖出了就不能回头。”
其中一篇文章配上在海滩上自拍倒影的菲林（胶片）照，其实拍摄菲林相片是周庭最近两年才培养的新兴趣。除了洗底片带来的惊喜，更重要是一个自我治疗，透过摄像鼓励被情绪病缠身的自己踏出家门。她告诉DＷ：“在香港那几年我非常的孤独，很无助，感觉身边大家都不在了，尤其跟情绪病和政治形势有关。”
周庭和黄之锋、罗冠聪同属前“香港众志”创党成员，是香港著名社运面孔，精通日文的她在日本也有极高知名度。自2021年6月反修例案件刑满出狱后，她便彻底消失于公众视线，社交媒体亦不再更新。经过一番困难找到工作，疫情期间在家上班，工作以外她几乎都躲在家不社交。“刚刚出狱心情有放松，始终见到亲友了。但没想过原来放出来以后，自己的状况会变得更加恶劣。”
三年无法克服的敲门声
原本已有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压力症的周庭，离开监狱后仍因国安案被没收护照，须每三个月到警署报到，后来同时患上抑郁症，要持续服药和看医生。“发病时在家一直哭，摊在床上看著天花板，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个。”她形容那时的自己“什么都不想做，不想见人，没有目标，又不能离开，恐惧又迷茫”。为免互相连累和在监视压力下，她自入狱后便断绝所有社运圈朋友的联系。
刚刚出狱时，周庭在街上见到银行解款车会很害怕而要绕路走，因为想起载著她这些“甲级重犯”的铁甲囚车。惊恐症每每突然发作，她会凝视家门深怕有警员敲门或破门而入，或想东想西担心一不留神被捕；有时候洗澡、看剧集时都会发作，“恐惧感很真实，害怕得整个人颤抖”。周庭说：“到今天当我叫外卖时，还是会在订单上写明‘don't knock’（不要敲门），以免外送员放下食物后敲门，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怕听到那声音。”
这些日子维持了两年多，即使远走加拿大，后遗症仍伴随周庭，她至今都无法克服敲门声带来的恐惧感，又经常作恶梦见到国安和警察。纵然周庭早年已有多次被捕经验，她直言：“很多人以为我的创伤后压力症源自坐牢，其实不是，是来自2020年那次被国安抓捕的经历。抑郁症原本也没有的，是出狱后2022年才出现。”
赴加后国安问有否“黄人”接触
周庭称警方提出要求她随国安到中国内地一趟，以换取护照出国升学。她当初听到这要求时非常惊讶，但认为没有选择余地。她曾经直接问警员“是否一定要去”，对方回答“是”，并禁止她把此行告知律师和亲友。于是一行七人于八月到深圳“一日游”，她忆述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的时候现场清了场，更安排职员专门为她导览介绍。
警方要求她写悔过书、感谢信和“参访”深圳，都是在她提出到加拿大升学后才提出，全部都在今年发生。写悔过书则犹如默书，有警员在旁指示抄写内容，要为以往参与政治忏悔并承诺不再涉足，不再接触前学民思潮及众志成员。到加拿大后，周庭说香港国安至今只联络过她两次，分别都是到埗初期。第二次联系时，国安问当地有没有“黄人”（意指“黄丝”、支持社运人士）接触她，周庭否认，及后没再通讯。
周庭是在入狱前的2020年8月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被捕，但没被起诉。同一批被捕人士还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公司高层、社运人士李宇轩等，黎智英案本月即将开审。周庭透露，除了她被捕当天录取的口供，往后每次报到时警方问话都与案件内容无关，而是收集她个人及身边人士的资料情报。“就像要令你觉得，‘老大哥在看著你’。有时候会问你有没有跟某某人联系，意在散播恐惧，变相警告你不要跟这些人接触。”
对于香港特首李家超指控她是“外国代理人”，斥责她获警方“宽大处理”个案却出卖诚信，保安局长邓炳强更指她或影响其他被捕者。周庭否认是“外国代理人”，称所有决定都与他人无关，反驳三年来一直被侵犯自由权利，没有一件事是“宽大处理”。她质疑：“如果香港真是法治社会，奉行无罪推定，我未被起诉根本不应是犯人。政府用法律以外手段迫我做不自愿的事，加害人反过来装成受害人说我欺骗你，是强词夺理。”
面对传媒连番查询，李家超、港府及警方皆没有回应国安携周庭返深圳一事是否属实。
无悔投身社运十年：追求自由没错
周庭称选择到加拿大升学没有政治因素，纯粹考虑学科而决定。早年计划参选立法会而放弃居英权的她，现时只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澄清没有申请政治庇护。即使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不需面对警察上门的恐惧，但她坦言未完全感受到自由和安全。中国在海外的秘密警察令她忧虑，特别是公布流亡消息后会更加谨慎。对于有关家人的问题她也份外小心翼翼，绝口不评论。
作为只是离港三个月的流亡人士，周庭说仍能明白在地港人的感受：“国安法下的压抑不止是社运圈，而是香港人所共同面对的。”她希望透过自身故事，让世界更关注香港。现在的周庭精神状态反復，惊恐症和抑郁症仍不时发作，希望先专注学业和疗养身心。她把香港的新同伴——菲林相机，一起带到彼邦继续以摄像疗伤。昔日的她是个嗜好繁多和喜欢学语言的人，短期内她最希望重拾一些被迫放下的兴趣，例如继续学韩文。
由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学时代投身社运的周庭走过十年，自言性格从以前“比较有希望”变得“不太正面”。她和不少前战友或流亡、或入狱，但所付的代价依然令她无悔：“起码我们令很多人知道这些价值有多么重要，即使香港距离我们想达成的香港愈来愈遥远。”
“就算现在回看这十年，纵然有很多痛苦和挫折，情绪病、坐牢、被国安扣押很可怕，到今天不能再回家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自己所做是有意义和对的。”周庭接著说：“追求自由不是错的事，追求基本权利也不应是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