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该用哪个词来给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里的事件下一个定义？ 候任总统拜登将特朗普支持者的行为称之为“叛乱”（insurrection）：“这不是抗议，这是叛乱！” 也有不少议员将其称之为“政变”（coup）。“一群暴徒冲击美国国会想要推翻选举。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政变。”众议员瓦尔·戴明斯（Val Demings）在一条推文中表示。 “叛乱”一词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陌生，1807年美国就出台了《反叛乱法案》（Insurrection Act of 1807）。倒是“政变”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 那么特朗普的“勤王军”此次冲击国会大厦的行为够得上“政变”吗？自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为何在其近250年的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一次成功的政变？“未遂政变” 根据政变研究领域的专家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和克莱顿·泰因（Clayton Thyne）的定义，政变是“政体中的军方或其他精英公开企图使用违宪手段推翻现有国家元首的举动”。 美国佛罗里达中央大学高级分析师克莱顿·比绍（Clayton Besaw）据此认为，这次发生在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并不属于政变，因为暴动中的主体并非现有政体中的精英，他们的行动出于“自身意愿”，而非特朗普意志的执行者，“更何况，特朗普本人也在事态严重后主动敦促支持者回家了。” “占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的特朗普支持者 图片：AF与比绍的意见稍有不同，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夺权:军事政变的战略逻辑》一书的作者纳尼哈尔·辛格（Naunihal Singh）虽然也认同此次事件不算政变，但在他看来，重点不在于暴力活动的参与者，而是因为此次暴乱没有军事力量的参与： “这不是一场政变。因为那位即将离任的总统没有利用军队、特勤局或政府可以调动的某些武装力量，来达到个人目的。” 不过辛格也指出，并不是每一场政变都需要军队的积极参与。有些情况下，他们的默许和不作为就已经给事件定了性： “很多时候，当武装力量和抗议者建立起了合作关系，那么政变就已经发生了。看看菲律宾和埃及，在那些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军方都站在了抗议者一边。如果美国也发生类似的情形，那么，是的，这就是政变。但我认为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保罗·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认为，“我们目睹的是一场政变企图，是一场违背现有法律框架，试图夺取政权的努力。” 在“未遂政变”发生前，特朗普在1月6日早些时候发表演说，重申“选票欺诈”，并号召人们前往国会大厦支持他。这一行为涉嫌煽动民众制造暴乱。目前他正面临罢免风险。 图片：AFP欧美主流媒体与马斯格雷夫的观点相近。英国《卫报》认为，这是一起失败的政变，是“一群右翼暴民企图违反宪法并把自己意愿另加在选民意愿之上的行径”。《华盛顿邮报》则把重点放在了特朗普身上，“这场未遂的政变是由一个无法无天又高度恋权的总统所煽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认为这是场“未遂政变”，其目的是“破坏国会对选举人票进行确认的法律程序，进而阻止拜登继任总统。”宪政教育体系下的美国选民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未遂政变是美国建国245年以来的第一场政变。 在1月6日之前，美国之所以从未发生过民众不顾选举结果，在某位候选人煽动下阻止选票确认程序的“政变”，原因有很多。基于上文中对政变定义的讨论，可以从政变发生的三个必备要素——发起者、参与者和助推者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政变发生的参与者来看，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国选民之所以没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马前卒”，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长期有效的宪政教育。人们认同政府通过委任直接选举的方式来确认总统，相信程序正义，尊重大选结果。 1789年出台的美国宪法明确了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为了让民众接受、理解这套制度，7年后，也就是1796年，政府出台了第一本关于公民政府的教科书，自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宪法教育。 后来，联邦政府还明确要求16至18岁的学生要学习独立宣言、联邦宪法、人权宣言等内容。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在中学阶段至少受到三次正规的宪法教育。 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此次暴乱之所以会发生，除了特朗普的蓄意煽动，部分共和党议员，如图中的霍利，公开质疑大选结果，在点票程序上故意制造阻碍也是原因之一 图片：AFP像在纽约州，4年级学生，也就是9岁左右的孩子就要在公民教育课程中了解美国宪法与政府的关系。而在7年级和8年级的“美国历史和纽约州历史”课程中，学生要明白宪法基本的法律和政治原则；12年级的公民教育课程则是要让学生理解宪法是如何在支持多数人统治的同时保护少数人权益的。 进入大学，学生还是要继续学习宪法。比如佐治亚州就规定，学生要取得学士学位必须通过四门课程的考试，分别是美国历史、美国宪法、佐治亚州历史和佐治亚州宪法。 通过从小学到大学持续不断的宪法教育，美国人的宪法意识和宪法观念得到广泛普及，人们知道选举权之于民众和联邦政府的重要作用，也理解选举过程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暴乱结束后，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元老麦康奈尔重回国会大厦，但他神情忧郁。在他看来，此次事件是一场“未遂的叛乱”。 图片：AFP一个例子是2000年大选，在选举日结果出炉后又持续了36天，从开始重新计票到最后最高法院裁决，程序复杂，过程曲折，但选民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耐心。因为在那些美国选民看来，相比于最后的当选结果，更重要的是选举过程要公平公正。 而20年后的2020年大选之所以会引发如潮争议，甚至在选举后还会发生冲击国会大厦这样史无前例的危机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的有很多选民相信了特朗普、社交网络和种种极端组织所宣称的阴谋论，认定此次大选存在大规模选票欺诈现象，颠覆了程序正义。要权利，不要推翻政府 宪政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民众认同宪法，它还强化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塑造了民众与政府对话的方式和思维方式。民众对政府的诉求是“要权利”，而非要推翻它。 由于总统任期只有四年，四年之中还有决定国会席位的中期选举，这意味着选民每隔两年就可以用选票对政府领导人进行评判，并不需要通过冲击政府、要求总统下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向政府发起的诉求就更为实际和聚焦。200多年来，美国虽然没少发生大规模骚乱，但针对政府的行动要么是抗议政府的不良政策，要么是追求权利平等。 比如1786年的谢斯暴动，其原因是马萨诸塞州政府对农民的漠视，以及乱收选举人头税；1791年发生的“威士忌暴动”，也是因为西部农民不满政府征收威士忌酒消费税。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骚乱源于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比如1962年的密西西比大学骚乱和1968年的巴尔的摩骚乱，都与黑人平权运动直接相关；1969年的“石墙暴动”，则是美国历史上同性恋群体首次反抗政府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事件。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某些特定群体发起的暴乱。比如1932年的“补偿金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数万一战退伍士兵要求及时发放薪饷的要求遭到美国政府拒绝；1971年纽约的阿蒂卡监狱暴乱，则源于囚犯们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去年，遍布全美的抗议游行活动很多都和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简称BLM运动）直接相关。但人们的诉求在于惩办凶手、推动警察制度改革、为非裔群体的权利平等发声。 “黑命攸关”运动在2020年席卷全美 图片：AFP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大骂特朗普的人不在少数，但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和发起人不断强调的是呼吁民众在大选中“投票给拜登”，这本质上依然是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推动政权更迭，而非无视法律框架，直接暴力推翻特朗普政府。 简言之，200多年间不断更新、调整的宪政体制和长期有效的宪政教育，从政权运作的机理上避免了美国民众突破法律底线、沦为政治精英实现个人政治目的棋子的可能性。不成文的政权交接传统 只是单纯依靠宪政教育当然不能避免政变的发生。1月6日之所以会发生大量民众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响应了自己认同的政治领袖的呼唤。 当政治领袖有了政变的动机，又有了一呼百应的支持者，那么平和的示威游行就会变成惨烈的暴动与政变。所以潜在政变者的作用不能不考虑。 从美国的国情来看，真正能威胁现有政权的潜在政变者基本就是败选总统。然而自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以来直至2020年大选结束，美国从未发生过败选总统候选人发起颠覆政权的政变行动。 当地时间1月8日，即将就职的新任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左）在特拉华州威明顿宣布了新政府经济和就业团队的关键人选 图片：AFP以1896年的大选为界。在此之前的100多年里，在选票差距明显，胜负已分的情况下，败选者往往也会接受现实。虽然1860年的大选后发生了南北战争，但两位民主党候选人也接受了败选结果。南北战争从性质上并不算是政变，而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和政权理念分歧导致的内战。 而在选票差距不大，结果存在争议的时候，败选者虽然公开表达过不满，但也未曾发展成政变。 1824年赢得更多选举人票却最后败选的杰克逊虽然怒火中烧，却还是接受了败选；1876年在选情占优，却遭遇四个州选举人票作废，最后因选举委员会的一票之差输掉大选的民主党人，最终反而和共和党领导人达成“1877年妥协”，避免了第二次内战的同时，还换来了南方州的“自治”。 等到了1896年，美国大选更是迎来了一个重要分水岭。 那一年，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获悉自己在大选中败给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后，立即给对方发去电报：“我想在第一时间表达我的祝贺，我们共同面对了美国人民的选择，他们的意愿就是法律。” 这份电报开启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败选者通过公开声明承认败选。 在过去的120年里，美国人见证了32次这样的公开声明——通过电报、广播、电视直播，最近还有YouTube。虽然没有法律要求任何落选的候选人公开承认失败，但这已成为美国有序权力过渡的固有传统。 在这其中，2000年时，民主党籍候选人戈尔在一次大选里两次承认过败选。 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右）与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左）在白宫合影。在2000年大选中，戈尔在得知布什获胜后第一时间承认败选并恭喜布什。但随后佛罗里达州面临重新计票，大选结果存在变数，戈尔随即撤回了败选声明。12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佛罗里达州无需重新计票，布什赢得佛罗里达州选举人票后，戈尔又一次承认败选，并表示“这次不会撤回”。 图片：AFP总统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指出，败选者公开承认失败的举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向支持者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他们需要和落选的候选人一起接受失败。” 简言之，从政变的潜在发起者来看，美国244年没出现政变的原因在于宪政规则、妥协精神和“认输传统”，对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败选者的限制。这套不成文的“规定”不仅为败选者树立起“体面”、“有风度”的人设，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确保美国平稳完成政权交接。被文官体系“驯服”的军事力量 1月6日，在骚乱开始时，国会大厦的警戒力量显得软弱无力，但当华盛顿特区的2700名和弗吉尼亚的65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驰援后，局势还是得到了控制。 作为政变者的助推者（甚至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核心力量），军队在土耳其、埃及、泰国、巴基斯坦等地的政变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过去近250年中，美国从未发生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若想发生，无非只有如下几种可能：第一，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军官控制庞大军队可供调遣，他们本身就具备“兵谏”的能力；第二，控制庞大军队的军官与政治精英勾结。 但这两种可能都被美国的制度设计扼杀了。美国遏制军事政变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分权，二是文官管理军队。 先说分权，美国没有哪位军官可以真正控制庞大的军队。在管理上，美国海军、空军、陆军、国民警备队、海军陆战队、特战队全部都是分权管理，没有一个军种可以一家独大。 同时，在军队运行体系中，军政和军令还有分权。 军政就是军队的日常供应和管理，它由国防部来管，国防部的首脑是国防部长，他由总统经国会批准后任命。 军令就是军队的指挥系统。美军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各级参谋部门，最高级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下达作战命令的资格。美军的军事作战命令都是由美国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给各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和战区司令部，再由各司令部具体实施。所以下达作战命令的人是总统。 但总统虽然统领三军，可他要想动用军队，又必须得到参众两院的授权。意味着总统成为军事独裁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再来说文官管理机制。美国实行的是文官治军的原则，因此，不管是国防部长，还是陆军部长都是文职，都不能由现役军人担任。 这样的安排就是为了避免军事政变。《独立宣言》中曾写道，“总统被任命为总司令，正是为了让一个平民，而不是士兵，登上军事指挥链的顶峰。” 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前五角大楼官员艾略特·科恩(Eliot A . Cohen)的解释，国防部长之所以要让文官来做，是因为，“对于一个要成为国防部长的人，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平民生活经验的人，一个能从平民视角审视世界的人。” 当然，此项规定也并不是说军人就与国防部长的职位无缘。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是禁止军人在退役后的七年内担任国防部长，也就是说，退伍超过七年的军人依然可以成为国防部长。 过去73年中，美国共产生了28任国防部长，其中至少19任拥有服役经历。但这其中只有两人破例在退役未满七年内就担任了国防部长，他们是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和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已被候任总统拜登提名的奥斯丁有望成为第三位“破格者”，但他还需说服国会两院的议员才能真正履新。 最后，美国政府还明确提出，不准现役军人加入任何政治党派。这就隔绝了军人和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使军队不会成为政治精英的附庸或打手。未来怎么办？ 深厚的宪政教育让民众认同宪法和选举制度，使其不易成为政变的参与者；相对完善的政权交接机制和不成文却行之有效的政权交接传统让最有可能成为政变发起者的败选总统体面退场；最后，严格限制在文官治军和分权体系下的军队系统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 这就是自1776年起，美国从未发生政变或军事政变的原因。然而1月6日的“未遂政变”却也暴露了美国现有制度的漏洞。 如何阻止一个拒绝认输的总统煽动民众破坏政权交接机制？在假新闻和阴谋论充斥社交媒体的时代，如何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又能减少谣言对于民众心智的不良影响？ 这恐怕是未来美国立法者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究竟该用哪个词来给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里的事件下一个定义？
候任总统拜登将特朗普支持者的行为称之为“叛乱”（insurrection）：“这不是抗议，这是叛乱！”
也有不少议员将其称之为“政变”（coup）。“一群暴徒冲击美国国会想要推翻选举。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政变。”众议员瓦尔·戴明斯（Val Demings）在一条推文中表示。
“叛乱”一词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陌生，1807年美国就出台了《反叛乱法案》（Insurrection Act of 1807）。倒是“政变”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
那么特朗普的“勤王军”此次冲击国会大厦的行为够得上“政变”吗？自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为何在其近250年的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一次成功的政变？
“未遂政变”
根据政变研究领域的专家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和克莱顿·泰因（Clayton Thyne）的定义，政变是“政体中的军方或其他精英公开企图使用违宪手段推翻现有国家元首的举动”。
美国佛罗里达中央大学高级分析师克莱顿·比绍（Clayton Besaw）据此认为，这次发生在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并不属于政变，因为暴动中的主体并非现有政体中的精英，他们的行动出于“自身意愿”，而非特朗普意志的执行者，“更何况，特朗普本人也在事态严重后主动敦促支持者回家了。”
“占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的特朗普支持者 图片：AF与比绍的意见稍有不同，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夺权:军事政变的战略逻辑》一书的作者纳尼哈尔·辛格（Naunihal Singh）虽然也认同此次事件不算政变，但在他看来，重点不在于暴力活动的参与者，而是因为此次暴乱没有军事力量的参与：
“这不是一场政变。因为那位即将离任的总统没有利用军队、特勤局或政府可以调动的某些武装力量，来达到个人目的。”
不过辛格也指出，并不是每一场政变都需要军队的积极参与。有些情况下，他们的默许和不作为就已经给事件定了性：
“很多时候，当武装力量和抗议者建立起了合作关系，那么政变就已经发生了。看看菲律宾和埃及，在那些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军方都站在了抗议者一边。如果美国也发生类似的情形，那么，是的，这就是政变。但我认为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保罗·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认为，“我们目睹的是一场政变企图，是一场违背现有法律框架，试图夺取政权的努力。”
在“未遂政变”发生前，特朗普在1月6日早些时候发表演说，重申“选票欺诈”，并号召人们前往国会大厦支持他。这一行为涉嫌煽动民众制造暴乱。目前他正面临罢免风险。 图片：AFP欧美主流媒体与马斯格雷夫的观点相近。英国《卫报》认为，这是一起失败的政变，是“一群右翼暴民企图违反宪法并把自己意愿另加在选民意愿之上的行径”。《华盛顿邮报》则把重点放在了特朗普身上，“这场未遂的政变是由一个无法无天又高度恋权的总统所煽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认为这是场“未遂政变”，其目的是“破坏国会对选举人票进行确认的法律程序，进而阻止拜登继任总统。”
宪政教育体系下的美国选民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未遂政变是美国建国245年以来的第一场政变。
在1月6日之前，美国之所以从未发生过民众不顾选举结果，在某位候选人煽动下阻止选票确认程序的“政变”，原因有很多。基于上文中对政变定义的讨论，可以从政变发生的三个必备要素——发起者、参与者和助推者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政变发生的参与者来看，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国选民之所以没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马前卒”，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长期有效的宪政教育。人们认同政府通过委任直接选举的方式来确认总统，相信程序正义，尊重大选结果。
1789年出台的美国宪法明确了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为了让民众接受、理解这套制度，7年后，也就是1796年，政府出台了第一本关于公民政府的教科书，自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宪法教育。
后来，联邦政府还明确要求16至18岁的学生要学习独立宣言、联邦宪法、人权宣言等内容。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在中学阶段至少受到三次正规的宪法教育。
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此次暴乱之所以会发生，除了特朗普的蓄意煽动，部分共和党议员，如图中的霍利，公开质疑大选结果，在点票程序上故意制造阻碍也是原因之一 图片：AFP像在纽约州，4年级学生，也就是9岁左右的孩子就要在公民教育课程中了解美国宪法与政府的关系。而在7年级和8年级的“美国历史和纽约州历史”课程中，学生要明白宪法基本的法律和政治原则；12年级的公民教育课程则是要让学生理解宪法是如何在支持多数人统治的同时保护少数人权益的。
进入大学，学生还是要继续学习宪法。比如佐治亚州就规定，学生要取得学士学位必须通过四门课程的考试，分别是美国历史、美国宪法、佐治亚州历史和佐治亚州宪法。
通过从小学到大学持续不断的宪法教育，美国人的宪法意识和宪法观念得到广泛普及，人们知道选举权之于民众和联邦政府的重要作用，也理解选举过程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暴乱结束后，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元老麦康奈尔重回国会大厦，但他神情忧郁。在他看来，此次事件是一场“未遂的叛乱”。 图片：AFP一个例子是2000年大选，在选举日结果出炉后又持续了36天，从开始重新计票到最后最高法院裁决，程序复杂，过程曲折，但选民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耐心。因为在那些美国选民看来，相比于最后的当选结果，更重要的是选举过程要公平公正。
而20年后的2020年大选之所以会引发如潮争议，甚至在选举后还会发生冲击国会大厦这样史无前例的危机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的有很多选民相信了特朗普、社交网络和种种极端组织所宣称的阴谋论，认定此次大选存在大规模选票欺诈现象，颠覆了程序正义。
要权利，不要推翻政府
宪政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民众认同宪法，它还强化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塑造了民众与政府对话的方式和思维方式。民众对政府的诉求是“要权利”，而非要推翻它。
由于总统任期只有四年，四年之中还有决定国会席位的中期选举，这意味着选民每隔两年就可以用选票对政府领导人进行评判，并不需要通过冲击政府、要求总统下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向政府发起的诉求就更为实际和聚焦。200多年来，美国虽然没少发生大规模骚乱，但针对政府的行动要么是抗议政府的不良政策，要么是追求权利平等。
比如1786年的谢斯暴动，其原因是马萨诸塞州政府对农民的漠视，以及乱收选举人头税；1791年发生的“威士忌暴动”，也是因为西部农民不满政府征收威士忌酒消费税。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骚乱源于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比如1962年的密西西比大学骚乱和1968年的巴尔的摩骚乱，都与黑人平权运动直接相关；1969年的“石墙暴动”，则是美国历史上同性恋群体首次反抗政府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事件。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某些特定群体发起的暴乱。比如1932年的“补偿金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数万一战退伍士兵要求及时发放薪饷的要求遭到美国政府拒绝；1971年纽约的阿蒂卡监狱暴乱，则源于囚犯们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去年，遍布全美的抗议游行活动很多都和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简称BLM运动）直接相关。但人们的诉求在于惩办凶手、推动警察制度改革、为非裔群体的权利平等发声。
“黑命攸关”运动在2020年席卷全美 图片：AFP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大骂特朗普的人不在少数，但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和发起人不断强调的是呼吁民众在大选中“投票给拜登”，这本质上依然是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推动政权更迭，而非无视法律框架，直接暴力推翻特朗普政府。
简言之，200多年间不断更新、调整的宪政体制和长期有效的宪政教育，从政权运作的机理上避免了美国民众突破法律底线、沦为政治精英实现个人政治目的棋子的可能性。
不成文的政权交接传统
只是单纯依靠宪政教育当然不能避免政变的发生。1月6日之所以会发生大量民众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响应了自己认同的政治领袖的呼唤。
当政治领袖有了政变的动机，又有了一呼百应的支持者，那么平和的示威游行就会变成惨烈的暴动与政变。所以潜在政变者的作用不能不考虑。
从美国的国情来看，真正能威胁现有政权的潜在政变者基本就是败选总统。然而自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以来直至2020年大选结束，美国从未发生过败选总统候选人发起颠覆政权的政变行动。
当地时间1月8日，即将就职的新任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左）在特拉华州威明顿宣布了新政府经济和就业团队的关键人选 图片：AFP以1896年的大选为界。在此之前的100多年里，在选票差距明显，胜负已分的情况下，败选者往往也会接受现实。虽然1860年的大选后发生了南北战争，但两位民主党候选人也接受了败选结果。南北战争从性质上并不算是政变，而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和政权理念分歧导致的内战。
而在选票差距不大，结果存在争议的时候，败选者虽然公开表达过不满，但也未曾发展成政变。
1824年赢得更多选举人票却最后败选的杰克逊虽然怒火中烧，却还是接受了败选；1876年在选情占优，却遭遇四个州选举人票作废，最后因选举委员会的一票之差输掉大选的民主党人，最终反而和共和党领导人达成“1877年妥协”，避免了第二次内战的同时，还换来了南方州的“自治”。
等到了1896年，美国大选更是迎来了一个重要分水岭。
那一年，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获悉自己在大选中败给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后，立即给对方发去电报：“我想在第一时间表达我的祝贺，我们共同面对了美国人民的选择，他们的意愿就是法律。”
这份电报开启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败选者通过公开声明承认败选。
在过去的120年里，美国人见证了32次这样的公开声明——通过电报、广播、电视直播，最近还有YouTube。虽然没有法律要求任何落选的候选人公开承认失败，但这已成为美国有序权力过渡的固有传统。
在这其中，2000年时，民主党籍候选人戈尔在一次大选里两次承认过败选。
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右）与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左）在白宫合影。在2000年大选中，戈尔在得知布什获胜后第一时间承认败选并恭喜布什。但随后佛罗里达州面临重新计票，大选结果存在变数，戈尔随即撤回了败选声明。12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佛罗里达州无需重新计票，布什赢得佛罗里达州选举人票后，戈尔又一次承认败选，并表示“这次不会撤回”。 图片：AFP总统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指出，败选者公开承认失败的举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向支持者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他们需要和落选的候选人一起接受失败。”
简言之，从政变的潜在发起者来看，美国244年没出现政变的原因在于宪政规则、妥协精神和“认输传统”，对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败选者的限制。这套不成文的“规定”不仅为败选者树立起“体面”、“有风度”的人设，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确保美国平稳完成政权交接。
被文官体系“驯服”的军事力量
1月6日，在骚乱开始时，国会大厦的警戒力量显得软弱无力，但当华盛顿特区的2700名和弗吉尼亚的65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驰援后，局势还是得到了控制。
作为政变者的助推者（甚至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核心力量），军队在土耳其、埃及、泰国、巴基斯坦等地的政变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过去近250年中，美国从未发生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若想发生，无非只有如下几种可能：第一，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军官控制庞大军队可供调遣，他们本身就具备“兵谏”的能力；第二，控制庞大军队的军官与政治精英勾结。
但这两种可能都被美国的制度设计扼杀了。美国遏制军事政变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分权，二是文官管理军队。
先说分权，美国没有哪位军官可以真正控制庞大的军队。在管理上，美国海军、空军、陆军、国民警备队、海军陆战队、特战队全部都是分权管理，没有一个军种可以一家独大。
同时，在军队运行体系中，军政和军令还有分权。
军政就是军队的日常供应和管理，它由国防部来管，国防部的首脑是国防部长，他由总统经国会批准后任命。
军令就是军队的指挥系统。美军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各级参谋部门，最高级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下达作战命令的资格。美军的军事作战命令都是由美国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给各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和战区司令部，再由各司令部具体实施。所以下达作战命令的人是总统。
但总统虽然统领三军，可他要想动用军队，又必须得到参众两院的授权。意味着总统成为军事独裁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再来说文官管理机制。美国实行的是文官治军的原则，因此，不管是国防部长，还是陆军部长都是文职，都不能由现役军人担任。
这样的安排就是为了避免军事政变。《独立宣言》中曾写道，“总统被任命为总司令，正是为了让一个平民，而不是士兵，登上军事指挥链的顶峰。”
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前五角大楼官员艾略特·科恩(Eliot A . Cohen)的解释，国防部长之所以要让文官来做，是因为，“对于一个要成为国防部长的人，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平民生活经验的人，一个能从平民视角审视世界的人。”
当然，此项规定也并不是说军人就与国防部长的职位无缘。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是禁止军人在退役后的七年内担任国防部长，也就是说，退伍超过七年的军人依然可以成为国防部长。
过去73年中，美国共产生了28任国防部长，其中至少19任拥有服役经历。但这其中只有两人破例在退役未满七年内就担任了国防部长，他们是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和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已被候任总统拜登提名的奥斯丁有望成为第三位“破格者”，但他还需说服国会两院的议员才能真正履新。
最后，美国政府还明确提出，不准现役军人加入任何政治党派。这就隔绝了军人和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使军队不会成为政治精英的附庸或打手。
未来怎么办？
深厚的宪政教育让民众认同宪法和选举制度，使其不易成为政变的参与者；相对完善的政权交接机制和不成文却行之有效的政权交接传统让最有可能成为政变发起者的败选总统体面退场；最后，严格限制在文官治军和分权体系下的军队系统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
这就是自1776年起，美国从未发生政变或军事政变的原因。然而1月6日的“未遂政变”却也暴露了美国现有制度的漏洞。
如何阻止一个拒绝认输的总统煽动民众破坏政权交接机制？在假新闻和阴谋论充斥社交媒体的时代，如何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又能减少谣言对于民众心智的不良影响？
这恐怕是未来美国立法者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