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疯”了 中共紧张了
如果近期有关注大陆社交网站的海外人士，可能会非常讶异。这阵子，不只是大陆各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如网易、凤凰、财经等)“尺度破表”，就连在过去两三年被视为“九零后小粉红居多”的微博也出现了大量痛骂中共、甚至直言痛批领导者的声音。更让人意外的，是还有不小的“检讨体制”的舆论──这在过去虽然也有，但音量并没有如此庞大。
舆情汹涌，就在不久前，微博上一位稍有知名度的意见领袖更发出一则贴文，表示“接下来中央将严审媒体内容”，并点名多家可能被严审的媒体。这则贴文才刚发出十多分钟就破千条转载和点赞，更被不少人分享至微信朋友圈，而后那则贴文遭到删除。而后亦有许多网民爆料，称“某些媒体的报道内容已经删除”。
目前大陆解放军已承担起武汉居民生活物资配送，民间企业也承担起武汉红十字会的发放物资任务，若媒体上物资运送到位，抱怨料想会慢慢平息，只是现在中共的执政能力在民众眼中能不能“及格”还是未知，此刻的舆情管理，更得谨慎。
疫情延烧至今陆续出现缺失与漏洞，民意也越来越不满。(Reuters)
此次舆情的爆发主要围绕几个争议点。第一阶段的争议点，是武汉官方瞒报疫情、到一月中万家宴时期。第二阶段的是过年期间的台湾限口罩出口争议、以及同一时期的港澳政府表态、日本捐献口罩等。
紧接着爆发的争议点则是在武汉医院的医师无物资可用、湖北省委副书记替红十字会解释，而后在当地时间1月29日湖北红十字会发布的消息中显示，发放的口罩数量中，流向协和医院的为3,000个(协和医院是防疫的第一线医院)，而“莆田系医院”拿到了1.5万个N95口罩──此后，又有湖北官场的相关丑闻爆出，引爆舆论怒火。
近期美国将赴华旅行的风险提升到最高级别，且禁止所有过去十四天曾赴华旅行的外国人员入境，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反应过激”──若是在数日前，这样的新闻或许大陆民意还会站在自己政府一边，但如今相关新闻下面，除了官方政府和媒体的评论之外，网上舆论都充满了对美国此作法的理解、与对大陆地方政府的愤怒。
有年轻网民在媒体上表示，自己过去是“爱国的小粉红”，但看到如今部分官僚的不作为、乱作为、欺上瞒下的情况，每天一边刷微博一边落泪，甚至认为“打破了过去十年对政府的认知”。2003年时SARS爆发，当时的九零后毕竟还小，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此次疫情，对照2019年10月初旬的“举国欢腾”，才四个多月，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也降到了谷底。
于是，回到关键问题──此刻的舆论，该怎么“管”？
许多网民的情绪此刻非常能理解，过去让人民不信谣、不传谣，还抓了八名“传谣人员”，民众信任政府的结果又是什么？一个个“谣言”成为真实，民众发现，原来不传谣的结果换到的是瞒报、信息缺失与部分官员的贪得无厌，这样的安全与信赖机制一瞬间就被打破。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舆论的方法和手段相信相关部门都有经验、无需多言，但是若还像过去一样粗糙地删除调查报道、删除微博关键词，那么万一又爆出一点什么消息，政府澄清再多，都很难有用。
因此，与管理舆论同样重要的，是如何与百姓展开沟通。如何让制式的“官话”让老百姓看的懂、愿意看，更是重中之重。过去大陆政府认为，经济发展、科技研究很重要，至于与老百姓的沟通、舆论治理如何弹性，那再说、不重要，现在看来，刻不容缓。
中国硬实力崛起后，去官僚、现代化、治理方式的革新已容不得等待。不必现在就急着否定过去的一切成就，但是，若此次疫情无法真正让执政者记得并改革，那么，往后若再爆发什么事情，政府又将面临一次次舆论反扑──长此以往，还稳定否？
习近平谈武汉疫情发重话誓言追责 美媒：中国正面临大考
北京时间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美媒称，习近平将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描述为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时间2月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研究加强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是继1月25日中共宣布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之后，中共高层第二次召开针对肺炎疫情的会议。
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3日对此发表题为《习近平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的报道称，习近平将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描述为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并誓言要追究官员在应对危机不力方面的责任。
报道称，在中国，疫情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习近平上周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会面时，习近平因亲自对中国如何应对疫情发布指示而获得称赞。
对于疫情蔓延带来的威胁，中国官员因行动迟缓在国内外受到诟病，同时人们日益担心已经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放缓的中国经济可能进一步受到拖累。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正在密切关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习近平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中国对外开放。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华尔街日报》3日报道还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源地武汉面临着资源紧缺的压力，导致人们排起长队、医院床位和设备不足。
在2月3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现在最急需的是防疫医疗物资，如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考虑到处于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此次新闻发布会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微信进行，而非在外交部举行。
截至北京时间2月4日10时51分，中国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20,471例，疑似23,214例，累计死亡病例425例，治愈病例64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非典（SARS）。
舆论场：疫情下的“官状病毒”
在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中，中国地方官员暴露出的治理能力短板同样令人忧心。（AP）
湖北的官员们或许会有短暂的庆幸，随着湖北红十字会关于分配口罩等问题的拙劣解释再次勾起中国公众对于其“恶贯满盈”的记忆，以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禁令吸引了舆论的目光，他们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至少是此次疫情前半程中的糟糕表现——暂时移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
但即便有湖北红十字会的衬托，湖北与武汉主政官员的表现与前者相比，也仅是“差”与“更差”的区别而已。2月3日是大陆加长版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连平时主打体育的自媒体都在抒发某种共通的情绪：“某些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对突发公共危机的处理能力，地方医疗资源的供应能力，普通民众的知情权，都在面临着拷问。开大会的时候必须一片祥和，开完了才许发病；口罩数几回都说不对的地方大员；被就地革职的小官死活不说数字的背后”，“让人抚心觉得苍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影响到整个中国乃至有蔓延全球的趋势，被一些评论认为“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而不会只是一个环节有偏差，其他所有环节都是尽职尽责”，在根本上体现的是“现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治理体系出的问题，有北京学者总结为“应对这种高度复杂、信息不对称、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显然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不过亦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的将话题引向“央地关系”，认为中央授予地方更多自由裁量权就可以药到病除。总体来看，上千万人的超大城市武汉在封城之后，政府运转依然是有效的，“如果中国不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地方分权甚至联邦制国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部署，这次疫情应对特别是1月20日之后的应对，恐怕远不如目前表现”。
但就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说“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有赖于治理能力”，疫情蔓延至此“确实反映出一些地方运转治理体系的能力存在不足，未能让体系在第一时间就发挥应有作用”。尽管中国现有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支配这套体系运行的软性系统还存在十分致命的短板”。
在2月3日发行最新一期期刊的陆媒《财新周刊》，用全景式的报道复盘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前前后后，其中揭示出的重要内容是：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对疫情做出统一部署，这期间武汉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有过几次将病毒遏制在相对小范围内的机会，但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等因素影响下，一次次错过了疫情防治的黄金期。
最初舆论矛头大多指向地方政府，尤其是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三位主要官员戴口罩的不统一以及三次都没说对的口罩产量，让本就存在不满的公众情绪升级为网络上的群嘲行动，国际媒体则使用了“大型车祸现场”这样的中文互联网流行语。大陆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此表示中国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做事型的，面对公众即兴演讲和出席记者会的历练较少”，同时也指出开好记者会已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之一，“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对这场新闻发布会引以为鉴。
中国政府无疑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政府里的官员并没有多少面对媒体与公众的经验。（新华社）
然而在2月1日湖北省委书记首次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一把手显然对一周前的教训并未吸取多少，回答记者提问不仅全程念稿子，且前两个问题一个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另一个则干脆忘了回答。这位主政湖北的地方大员2016年从吉林省长的位子上晋升而来，一直顶着“懂金融”的“优质省部级”光环，但这场发布会上的表现，被网友评价为“中了‘官状病毒’”。至此，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等几位主要湖北主政官员的坊间评价，都至少下降一个档位。
如果说如何面对媒体与公众尚且是可以锻炼提高的技能之一，那么地方官员身上的官僚作风以及首先考虑“别出问题”带出的不作为、慢作为，就是实实在在的顽疾了。1月27日武汉市长接受央视采访透露的疫情通报权限问题以及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后，舆论焦点转向了国家疾控中心。不过又有声音提醒，虽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发布疫情权力在国家卫生部门，但是早在2006年国家卫生部门就通过部门法规形式将这项权力授予了省级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强舸对此发文指出，即使疫情不能发布，并不等于法律禁止地方政府或医疗机构在地方两会期间发布病例通报，否则地方政府从去年12月起就已经违法了，更不意味着需要把疫情当作舆情来处理。1月23日武汉封城当然不是地方政府就能作出的决定，但在此之前，查封可能的传染源海鲜市场、取消大型聚集活动并不需要启动疫情响应，也不是中央政府的权限范围。“对具体承担治理任务的人或部门来说，好的治理能力至少是先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互相等着看，‘反正你也没干好，所以我就没责任’的逻辑是不成立的。”
这就更不用提1月30日湖北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中国国家督察组对“医院有多少床位”等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基础常识都一问三不知。虽然她被最快速度免职，但如此不合格的官员之所以能被擢升任用，其中的逻辑或许代表了更大的问题。强舸指出，卫健委常被视为“不太重要的部门”，可以用来“安排干部”。这是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中存在的“导向有问题的非正式惯例”——“某某副处级干部都干了十几年了，也该给解决正处了”，于是就找了卫健委主任这个岗位给她“解决”。
如此安排的官员即使能力不足，平常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将帅无能”，就很容易“拖累三军”了。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上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唐志红这样的官员属于“运气不好、倒霉”，如果不碰上疫情，就能“岁月静好到退休”，甚至步步高升。可一分的权力就意味着一分的责任，不想承担风险，也就没必要为官一方，中国古代就有民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
或许正是因为地方官员暴露出的各种短板与乱象，才让大陆官媒《湖北日报》的记者张欧亚曾在公开社交媒体上发声，说出“武汉换帅”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事情的结局没有跳出当事人删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的窠臼，武汉市长此后倒是有“愿意革职谢罪”的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3日召开常委会，听取疫情工作汇报，其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这番表态让问责时间是日后进行还是“立即执行”有了一些悬念。当然，目前中国的最大任务与责任仍是打赢这场对抗疫情的战争。而中国地方官员在非常时期暴露出的“官状病毒”——即与“第五个现代化”的差距，想必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像最近舆论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话：“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
舆情“疯”了 中共紧张了
如果近期有关注大陆社交网站的海外人士，可能会非常讶异。这阵子，不只是大陆各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如网易、凤凰、财经等)“尺度破表”，就连在过去两三年被视为“九零后小粉红居多”的微博也出现了大量痛骂中共、甚至直言痛批领导者的声音。更让人意外的，是还有不小的“检讨体制”的舆论──这在过去虽然也有，但音量并没有如此庞大。
舆情汹涌，就在不久前，微博上一位稍有知名度的意见领袖更发出一则贴文，表示“接下来中央将严审媒体内容”，并点名多家可能被严审的媒体。这则贴文才刚发出十多分钟就破千条转载和点赞，更被不少人分享至微信朋友圈，而后那则贴文遭到删除。而后亦有许多网民爆料，称“某些媒体的报道内容已经删除”。
目前大陆解放军已承担起武汉居民生活物资配送，民间企业也承担起武汉红十字会的发放物资任务，若媒体上物资运送到位，抱怨料想会慢慢平息，只是现在中共的执政能力在民众眼中能不能“及格”还是未知，此刻的舆情管理，更得谨慎。
疫情延烧至今陆续出现缺失与漏洞，民意也越来越不满。(Reuters)
此次舆情的爆发主要围绕几个争议点。第一阶段的争议点，是武汉官方瞒报疫情、到一月中万家宴时期。第二阶段的是过年期间的台湾限口罩出口争议、以及同一时期的港澳政府表态、日本捐献口罩等。
紧接着爆发的争议点则是在武汉医院的医师无物资可用、湖北省委副书记替红十字会解释，而后在当地时间1月29日湖北红十字会发布的消息中显示，发放的口罩数量中，流向协和医院的为3,000个(协和医院是防疫的第一线医院)，而“莆田系医院”拿到了1.5万个N95口罩──此后，又有湖北官场的相关丑闻爆出，引爆舆论怒火。
近期美国将赴华旅行的风险提升到最高级别，且禁止所有过去十四天曾赴华旅行的外国人员入境，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反应过激”──若是在数日前，这样的新闻或许大陆民意还会站在自己政府一边，但如今相关新闻下面，除了官方政府和媒体的评论之外，网上舆论都充满了对美国此作法的理解、与对大陆地方政府的愤怒。
有年轻网民在媒体上表示，自己过去是“爱国的小粉红”，但看到如今部分官僚的不作为、乱作为、欺上瞒下的情况，每天一边刷微博一边落泪，甚至认为“打破了过去十年对政府的认知”。2003年时SARS爆发，当时的九零后毕竟还小，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此次疫情，对照2019年10月初旬的“举国欢腾”，才四个多月，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也降到了谷底。
于是，回到关键问题──此刻的舆论，该怎么“管”？
许多网民的情绪此刻非常能理解，过去让人民不信谣、不传谣，还抓了八名“传谣人员”，民众信任政府的结果又是什么？一个个“谣言”成为真实，民众发现，原来不传谣的结果换到的是瞒报、信息缺失与部分官员的贪得无厌，这样的安全与信赖机制一瞬间就被打破。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舆论的方法和手段相信相关部门都有经验、无需多言，但是若还像过去一样粗糙地删除调查报道、删除微博关键词，那么万一又爆出一点什么消息，政府澄清再多，都很难有用。
因此，与管理舆论同样重要的，是如何与百姓展开沟通。如何让制式的“官话”让老百姓看的懂、愿意看，更是重中之重。过去大陆政府认为，经济发展、科技研究很重要，至于与老百姓的沟通、舆论治理如何弹性，那再说、不重要，现在看来，刻不容缓。
中国硬实力崛起后，去官僚、现代化、治理方式的革新已容不得等待。不必现在就急着否定过去的一切成就，但是，若此次疫情无法真正让执政者记得并改革，那么，往后若再爆发什么事情，政府又将面临一次次舆论反扑──长此以往，还稳定否？
习近平谈武汉疫情发重话誓言追责 美媒：中国正面临大考
北京时间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美媒称，习近平将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描述为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时间2月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研究加强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是继1月25日中共宣布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之后，中共高层第二次召开针对肺炎疫情的会议。
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3日对此发表题为《习近平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的报道称，习近平将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描述为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并誓言要追究官员在应对危机不力方面的责任。
报道称，在中国，疫情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习近平上周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会面时，习近平因亲自对中国如何应对疫情发布指示而获得称赞。
对于疫情蔓延带来的威胁，中国官员因行动迟缓在国内外受到诟病，同时人们日益担心已经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放缓的中国经济可能进一步受到拖累。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正在密切关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习近平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中国对外开放。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华尔街日报》3日报道还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源地武汉面临着资源紧缺的压力，导致人们排起长队、医院床位和设备不足。
在2月3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现在最急需的是防疫医疗物资，如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考虑到处于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此次新闻发布会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微信进行，而非在外交部举行。
截至北京时间2月4日10时51分，中国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20,471例，疑似23,214例，累计死亡病例425例，治愈病例64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非典（SARS）。
舆论场：疫情下的“官状病毒”
在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中，中国地方官员暴露出的治理能力短板同样令人忧心。（AP）
湖北的官员们或许会有短暂的庆幸，随着湖北红十字会关于分配口罩等问题的拙劣解释再次勾起中国公众对于其“恶贯满盈”的记忆，以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禁令吸引了舆论的目光，他们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至少是此次疫情前半程中的糟糕表现——暂时移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
但即便有湖北红十字会的衬托，湖北与武汉主政官员的表现与前者相比，也仅是“差”与“更差”的区别而已。2月3日是大陆加长版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连平时主打体育的自媒体都在抒发某种共通的情绪：“某些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对突发公共危机的处理能力，地方医疗资源的供应能力，普通民众的知情权，都在面临着拷问。开大会的时候必须一片祥和，开完了才许发病；口罩数几回都说不对的地方大员；被就地革职的小官死活不说数字的背后”，“让人抚心觉得苍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影响到整个中国乃至有蔓延全球的趋势，被一些评论认为“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而不会只是一个环节有偏差，其他所有环节都是尽职尽责”，在根本上体现的是“现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治理体系出的问题，有北京学者总结为“应对这种高度复杂、信息不对称、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显然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不过亦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的将话题引向“央地关系”，认为中央授予地方更多自由裁量权就可以药到病除。总体来看，上千万人的超大城市武汉在封城之后，政府运转依然是有效的，“如果中国不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地方分权甚至联邦制国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部署，这次疫情应对特别是1月20日之后的应对，恐怕远不如目前表现”。
但就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说“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有赖于治理能力”，疫情蔓延至此“确实反映出一些地方运转治理体系的能力存在不足，未能让体系在第一时间就发挥应有作用”。尽管中国现有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支配这套体系运行的软性系统还存在十分致命的短板”。
在2月3日发行最新一期期刊的陆媒《财新周刊》，用全景式的报道复盘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前前后后，其中揭示出的重要内容是：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对疫情做出统一部署，这期间武汉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有过几次将病毒遏制在相对小范围内的机会，但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等因素影响下，一次次错过了疫情防治的黄金期。
最初舆论矛头大多指向地方政府，尤其是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三位主要官员戴口罩的不统一以及三次都没说对的口罩产量，让本就存在不满的公众情绪升级为网络上的群嘲行动，国际媒体则使用了“大型车祸现场”这样的中文互联网流行语。大陆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此表示中国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做事型的，面对公众即兴演讲和出席记者会的历练较少”，同时也指出开好记者会已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之一，“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对这场新闻发布会引以为鉴。
中国政府无疑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政府里的官员并没有多少面对媒体与公众的经验。（新华社）
然而在2月1日湖北省委书记首次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一把手显然对一周前的教训并未吸取多少，回答记者提问不仅全程念稿子，且前两个问题一个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另一个则干脆忘了回答。这位主政湖北的地方大员2016年从吉林省长的位子上晋升而来，一直顶着“懂金融”的“优质省部级”光环，但这场发布会上的表现，被网友评价为“中了‘官状病毒’”。至此，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等几位主要湖北主政官员的坊间评价，都至少下降一个档位。
如果说如何面对媒体与公众尚且是可以锻炼提高的技能之一，那么地方官员身上的官僚作风以及首先考虑“别出问题”带出的不作为、慢作为，就是实实在在的顽疾了。1月27日武汉市长接受央视采访透露的疫情通报权限问题以及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后，舆论焦点转向了国家疾控中心。不过又有声音提醒，虽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发布疫情权力在国家卫生部门，但是早在2006年国家卫生部门就通过部门法规形式将这项权力授予了省级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强舸对此发文指出，即使疫情不能发布，并不等于法律禁止地方政府或医疗机构在地方两会期间发布病例通报，否则地方政府从去年12月起就已经违法了，更不意味着需要把疫情当作舆情来处理。1月23日武汉封城当然不是地方政府就能作出的决定，但在此之前，查封可能的传染源海鲜市场、取消大型聚集活动并不需要启动疫情响应，也不是中央政府的权限范围。“对具体承担治理任务的人或部门来说，好的治理能力至少是先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互相等着看，‘反正你也没干好，所以我就没责任’的逻辑是不成立的。”
这就更不用提1月30日湖北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中国国家督察组对“医院有多少床位”等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基础常识都一问三不知。虽然她被最快速度免职，但如此不合格的官员之所以能被擢升任用，其中的逻辑或许代表了更大的问题。强舸指出，卫健委常被视为“不太重要的部门”，可以用来“安排干部”。这是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中存在的“导向有问题的非正式惯例”——“某某副处级干部都干了十几年了，也该给解决正处了”，于是就找了卫健委主任这个岗位给她“解决”。
如此安排的官员即使能力不足，平常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将帅无能”，就很容易“拖累三军”了。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上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唐志红这样的官员属于“运气不好、倒霉”，如果不碰上疫情，就能“岁月静好到退休”，甚至步步高升。可一分的权力就意味着一分的责任，不想承担风险，也就没必要为官一方，中国古代就有民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
或许正是因为地方官员暴露出的各种短板与乱象，才让大陆官媒《湖北日报》的记者张欧亚曾在公开社交媒体上发声，说出“武汉换帅”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事情的结局没有跳出当事人删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的窠臼，武汉市长此后倒是有“愿意革职谢罪”的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3日召开常委会，听取疫情工作汇报，其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这番表态让问责时间是日后进行还是“立即执行”有了一些悬念。当然，目前中国的最大任务与责任仍是打赢这场对抗疫情的战争。而中国地方官员在非常时期暴露出的“官状病毒”——即与“第五个现代化”的差距，想必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像最近舆论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话：“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