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EPA
图像加注文字，一名女子在接受新冠测试。
烫得整齐的波浪卷发、干净大方的妆容，配上黑色西装丶黑色耳环和黑色红边丝巾——内蒙古一名女高官这身端庄造型，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
56岁的李少莉是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该市近日疫情爆发，她10月29日出席疫情防控记者会时宣布消毒政策，患者家中的床品及冰箱食物要按医疗废物处理。
有关政策引起公众哗然，但中国网民的不满情绪很快聚焦在李少莉身上，除了批评她手指着稿子发言过于生硬，也指她身上的耳环和丝巾疑似是奢侈品牌梵克雅宝和爱马仕产品，售价分别为3万和4000元人民币，有“贪腐”之嫌，当地纪委部门表示已介入调查。
除了她的服饰穿搭，舆论更针对她“太精致”的外表作出各种猜测，指她一副“科技脸”，有刀割双眼皮，纹了眉毛、眼线，皮肤是靠医美维持的。
政治风气转变？
“对这位女性官员着装的批判，很符合现在政治风气，”中国女权学者、多伦多大学语言研究系助理教授郭婷对BBC中文说。“回到传统文化价值，不至于回到毛时代，但很强调社会主义。这次刚好就是在这一次非常性别化的政治局形成后，就出现这样的新闻。”
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公布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24名成员中“竟无一人是女儿”，打破了过去20年都至少一名女性“入局”的惯例。
郭婷指出，中共“二十大”带出的方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三年前，带有国家资本和政治色彩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媒体纷纷关注她的名牌服饰，甚至有专门的公众号去写她是“孟公主”，赞美她珠光宝气。而在更早之前，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造型也备受瞩目，很多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分析她的穿搭。
但随着政治风向转变和疫情后经济转差，郭婷说现在已看不到以物质为基础、以女性外表为媒介的意识形态表达。“几年前，女性的外表，着装上、物质上的精致程度，被视为国力和女性力量的体现，但这个后来就淡出了，现在转变成是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女官员的“双重负担”
在李少莉外表引发争议翌日，内蒙古当局迅速换人主持记者会，改由另一名女官员张晓莺发言。她是当地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教育处副处长，出镜时头发梳起，不施脂粉，戴着大框眼睛，身上没有任何配饰。
但网民对此朴素造型仍不满意，有人批评“这女的怎么看上去这么邋遢呀，头发像几个月没洗似的”，也有人表示“很讨厌不注重仪表，不自律的人”、“不好意思，我只爱看精致的女人”、“先是侮辱我的智商，现在侮辱我的眼睛”。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讲师黄钰萤博士向BBC中文表示，这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参与公共空间的困难。“男性政治人物的身体是无性别的（neutral），性别是隐形的，但女性的身体是有性别的，永远会受注视和攻击。”
她指出这个现象的普世性，在西方，美国的佩林参选副总统时穿搭备受关注，德国的默克尔多次穿同一套低胸晚装被批”太环保“，英国前首相文翠珊（特雷莎‧梅）戴什么项炼也成为话题。而在亚洲，台湾的蔡英文打扮平实被指“显得国家穷”，香港的叶刘淑仪屡被攻击发型和身材，韩国的朴槿惠被指整容。
“男性政客顶多被嘲笑是垃圾桶，不会被人侮辱他的性器官或长相，没有人会说一个人太帅或太丑不能当总统。但女性政治人物的身体和性别，永远是可以被攻击的点。”黄钰萤说。
她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要承受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必须是及格的员工，同时又是及格的女性，“你不能又老又残，不能婚姻破裂，不能永远穿同一套衣服，但又不能花姿招展或者太性感，要求很多”。
有时候，女性特质是“加分”的优势，却随时会变成被围攻的软肋。从旧照可见，内蒙官员李少莉一向打扮精致，有“最美女副局长”之誉，但同一副妆容和发型在疫情记者会惹起公愤。黄钰萤直言：“什么时候要突出女性特质，什么时候要隐藏？这条界线很模糊，女性官员很难做人，人人自危。”
女性沦“替罪羊”？
在严格的防疫封控政策下，中国民众生活大受影响，怨声载道，此时李少莉的表现和外貌受到千夫所指，学者郭婷形容是“替罪羊”现象。
她解释，女性在父权体制下要不被物化，要不被妖魔化，把社会问题的责任转嫁给女性。“远的有欧洲猎巫，法国大革命怪罪玛丽王后，清朝覆亡归咎慈禧，近一点的有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本来就很多问题，但郭美美成了替罪羊。”
疫情下中国经济陷入衰退，黄钰萤博士预料中国女性将进一步受打压。“经济不景，男性一直以来可以自我实现的神话幻灭了，他们就会深深质疑自己的男性特质，这时候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转而消费令他们舒服丶可以安抚到他们传统男性ego需要的女性形象，要么就是仇女。”
她指出，全球各地都有这种先例，例如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着力推动回归传统文化，鼓励女性回到家中当主妇，认为性别分野可以慰藉男性的心灵。在日本，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爆破后，流行文化中就出现如早安少女组（或称Morning娘）的少女组合，符合男性眼中温柔、服从、性感、容易消费的女性形象。韩国如是，近十多年经济进入瓶颈，向上流动的阶梯已失效，一方面大量女团兴起，另一方面厌女浪潮越来越高涨，甚至公然仇女的总统也能上台。
黄钰萤说：“经济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回退到最传统的框架、习来的偏见，因为大家觉得最安全，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社会资源少了，人们自然会想，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地方？哪些是不应得的人？这时候弱势群体更容易被排挤，包括女性，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近年女性正在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幻觉，权利仍然是别人给的，他们随时可以收回。”
在此风气下，女性动辄得咎，两位学者都表示对中国女权前景担忧。郭婷说：“在国家决策的最高层，女性根本是隐形、看不到的，至于其他的女性官员，也只会越来越低调。”
图像来源，EPA
图像加注文字，一名女子在接受新冠测试。
烫得整齐的波浪卷发、干净大方的妆容，配上黑色西装丶黑色耳环和黑色红边丝巾——内蒙古一名女高官这身端庄造型，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
56岁的李少莉是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该市近日疫情爆发，她10月29日出席疫情防控记者会时宣布消毒政策，患者家中的床品及冰箱食物要按医疗废物处理。
有关政策引起公众哗然，但中国网民的不满情绪很快聚焦在李少莉身上，除了批评她手指着稿子发言过于生硬，也指她身上的耳环和丝巾疑似是奢侈品牌梵克雅宝和爱马仕产品，售价分别为3万和4000元人民币，有“贪腐”之嫌，当地纪委部门表示已介入调查。
除了她的服饰穿搭，舆论更针对她“太精致”的外表作出各种猜测，指她一副“科技脸”，有刀割双眼皮，纹了眉毛、眼线，皮肤是靠医美维持的。
政治风气转变？
“对这位女性官员着装的批判，很符合现在政治风气，”中国女权学者、多伦多大学语言研究系助理教授郭婷对BBC中文说。“回到传统文化价值，不至于回到毛时代，但很强调社会主义。这次刚好就是在这一次非常性别化的政治局形成后，就出现这样的新闻。”
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公布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24名成员中“竟无一人是女儿”，打破了过去20年都至少一名女性“入局”的惯例。
郭婷指出，中共“二十大”带出的方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三年前，带有国家资本和政治色彩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媒体纷纷关注她的名牌服饰，甚至有专门的公众号去写她是“孟公主”，赞美她珠光宝气。而在更早之前，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造型也备受瞩目，很多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分析她的穿搭。
但随着政治风向转变和疫情后经济转差，郭婷说现在已看不到以物质为基础、以女性外表为媒介的意识形态表达。“几年前，女性的外表，着装上、物质上的精致程度，被视为国力和女性力量的体现，但这个后来就淡出了，现在转变成是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女官员的“双重负担”
在李少莉外表引发争议翌日，内蒙古当局迅速换人主持记者会，改由另一名女官员张晓莺发言。她是当地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教育处副处长，出镜时头发梳起，不施脂粉，戴着大框眼睛，身上没有任何配饰。
但网民对此朴素造型仍不满意，有人批评“这女的怎么看上去这么邋遢呀，头发像几个月没洗似的”，也有人表示“很讨厌不注重仪表，不自律的人”、“不好意思，我只爱看精致的女人”、“先是侮辱我的智商，现在侮辱我的眼睛”。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讲师黄钰萤博士向BBC中文表示，这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参与公共空间的困难。“男性政治人物的身体是无性别的（neutral），性别是隐形的，但女性的身体是有性别的，永远会受注视和攻击。”
她指出这个现象的普世性，在西方，美国的佩林参选副总统时穿搭备受关注，德国的默克尔多次穿同一套低胸晚装被批”太环保“，英国前首相文翠珊（特雷莎‧梅）戴什么项炼也成为话题。而在亚洲，台湾的蔡英文打扮平实被指“显得国家穷”，香港的叶刘淑仪屡被攻击发型和身材，韩国的朴槿惠被指整容。
“男性政客顶多被嘲笑是垃圾桶，不会被人侮辱他的性器官或长相，没有人会说一个人太帅或太丑不能当总统。但女性政治人物的身体和性别，永远是可以被攻击的点。”黄钰萤说。
她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要承受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必须是及格的员工，同时又是及格的女性，“你不能又老又残，不能婚姻破裂，不能永远穿同一套衣服，但又不能花姿招展或者太性感，要求很多”。
有时候，女性特质是“加分”的优势，却随时会变成被围攻的软肋。从旧照可见，内蒙官员李少莉一向打扮精致，有“最美女副局长”之誉，但同一副妆容和发型在疫情记者会惹起公愤。黄钰萤直言：“什么时候要突出女性特质，什么时候要隐藏？这条界线很模糊，女性官员很难做人，人人自危。”
女性沦“替罪羊”？
在严格的防疫封控政策下，中国民众生活大受影响，怨声载道，此时李少莉的表现和外貌受到千夫所指，学者郭婷形容是“替罪羊”现象。
她解释，女性在父权体制下要不被物化，要不被妖魔化，把社会问题的责任转嫁给女性。“远的有欧洲猎巫，法国大革命怪罪玛丽王后，清朝覆亡归咎慈禧，近一点的有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本来就很多问题，但郭美美成了替罪羊。”
疫情下中国经济陷入衰退，黄钰萤博士预料中国女性将进一步受打压。“经济不景，男性一直以来可以自我实现的神话幻灭了，他们就会深深质疑自己的男性特质，这时候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转而消费令他们舒服丶可以安抚到他们传统男性ego需要的女性形象，要么就是仇女。”
她指出，全球各地都有这种先例，例如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着力推动回归传统文化，鼓励女性回到家中当主妇，认为性别分野可以慰藉男性的心灵。在日本，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爆破后，流行文化中就出现如早安少女组（或称Morning娘）的少女组合，符合男性眼中温柔、服从、性感、容易消费的女性形象。韩国如是，近十多年经济进入瓶颈，向上流动的阶梯已失效，一方面大量女团兴起，另一方面厌女浪潮越来越高涨，甚至公然仇女的总统也能上台。
黄钰萤说：“经济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回退到最传统的框架、习来的偏见，因为大家觉得最安全，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社会资源少了，人们自然会想，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地方？哪些是不应得的人？这时候弱势群体更容易被排挤，包括女性，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近年女性正在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幻觉，权利仍然是别人给的，他们随时可以收回。”
在此风气下，女性动辄得咎，两位学者都表示对中国女权前景担忧。郭婷说：“在国家决策的最高层，女性根本是隐形、看不到的，至于其他的女性官员，也只会越来越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