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即将100天之际，美国总统拜登4月28日对国会发表联席会议讲话。有关中国，他说与中国的竞争事关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但他欢迎与中国竞争，但不寻求冲突。拜登吸引全球眼球的这一表述似乎是硬中带软，能最先体会出某种口气变化的，也许是其对手习近平。习团队还应发现：拜登团队上台后，很少采用让中南海最痛恨的称谓“中共”。特朗普时期，曾经特意将“中国”与“中共”两词进行区分，认为“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评论拜登上台百天的对华政策时说：“我会说，美国目前还没有连贯一致的对华战略。拜登的团队大多数时候还在跟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但他注意到：拜登政府在批评中国时的措辞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少了些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控。他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特朗普政府的几个内阁成员非常有针对性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一些言论非常接近于呼吁政权更替。我还没有听到拜登的团队有这样的言论。他们似乎在接受中国政治、不寻求改变它这一点上更有专业性。”
以上这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的观察可说是既客观中性，也很尖锐仔细。他虽然没有点出“中国”和“中共”两个称谓的例子，但马上会令人想到：特朗普时期的几个内阁成员使用“中共”，而不是“中国”的称谓，目的不就是杜大伟口中的“在呼吁中国的政权更替”，有一种极大的敌意吗？后来的拜登团队鲜有同样的表述，一是因为不想惹怒北京。二是如同杜大伟所说：拜登团队“似乎在接受中国政治、不寻求改变它”。
拜登上台后不长的百天中，已经好几次讲述他是如何难忘与习近平一同在飞机上多少万公里的行程和多少小时的非正式谈话。在对国会百日讲演中再次重提他与习近平间特殊关系的故事，此举是否显示某种对习近平的个人尊重？“欢迎竞争，但不寻求冲突”？中南海到哪里去找如此讲规则更无仇恨之心的大国领袖？也许我们应该赞美美国领导人拜登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海量”，能够接受一个磨刀霍霍时刻想着超越美国和具有全球野心的共产党领袖。只要中国不寻求冲突，美国就也不寻求冲突。中美间进行和平共处下的竞争，必要时还争取国际合作，互不可缺。如果这还是一种冷暴力，是一种脱钩，对北京来说，总好过热战的威胁。至于“中共”是否就是中国？那是中国人的事，不是美国人的事。
习近平在国内大整党内高层的“两面人”，实际上包括他自己在内，谁不是两面人呢？美国总统拜登更是一个多面的政治领袖，他告诉世人：习近平身上是没有一根“民主骨头”的，而且还把中美间的竞争定义为事关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因此直到目前，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多项对华政策。
拜登2月19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大谈：世界今天面临的挑战与以前不同，目前全球的形势发生了改变。人们眼下正处在一场对未来以及当今世界的方向展开的根本辩论中。“我们在两派争论之间正处在一个拐点，鉴于我们所面临的所有挑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全球大流行病---有人争辩说，专制是最好的前进方式，而有些人则明白，民主至关重要，---对应对这些挑战来说至关重要。”拜登说，民主将会而且必须获胜，但“民主国家必须证明，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民主仍然可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求。”
拜登随后在对国会发表演说时也再次表示，习近平和其他专制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做事太慢，无法竞争。因此他呼吁美国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还推出民主党色彩的大政府经济计划。为了得到国会认同，政治多面人总统拜登似乎把“中国威胁”当作某种国内政治工具和对两党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为了和中国竞争，美国要学中共大干快上的的‘“效率”和经济模式，大兴土木，推行昂贵的疫情经济，赤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
就职百日，拜登的对华政策表面清晰实际含混矛盾，存在相当大的回转余地：在面对国内政坛和盟友国家时，突出意识形态主唱民主对抗专制的高调，在面对中国时，变换为“欢迎竞争但不寻冲突”的务实风度。令中共窝心痛的“中共”称谓，也许暂时被搁置，这个一般美国人难以理解的称谓变化，拜登团队是懂的，中南海更懂。
上任即将100天之际，美国总统拜登4月28日对国会发表联席会议讲话。有关中国，他说与中国的竞争事关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但他欢迎与中国竞争，但不寻求冲突。拜登吸引全球眼球的这一表述似乎是硬中带软，能最先体会出某种口气变化的，也许是其对手习近平。习团队还应发现：拜登团队上台后，很少采用让中南海最痛恨的称谓“中共”。特朗普时期，曾经特意将“中国”与“中共”两词进行区分，认为“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评论拜登上台百天的对华政策时说：“我会说，美国目前还没有连贯一致的对华战略。拜登的团队大多数时候还在跟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但他注意到：拜登政府在批评中国时的措辞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少了些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控。他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特朗普政府的几个内阁成员非常有针对性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一些言论非常接近于呼吁政权更替。我还没有听到拜登的团队有这样的言论。他们似乎在接受中国政治、不寻求改变它这一点上更有专业性。”
以上这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的观察可说是既客观中性，也很尖锐仔细。他虽然没有点出“中国”和“中共”两个称谓的例子，但马上会令人想到：特朗普时期的几个内阁成员使用“中共”，而不是“中国”的称谓，目的不就是杜大伟口中的“在呼吁中国的政权更替”，有一种极大的敌意吗？后来的拜登团队鲜有同样的表述，一是因为不想惹怒北京。二是如同杜大伟所说：拜登团队“似乎在接受中国政治、不寻求改变它”。
拜登上台后不长的百天中，已经好几次讲述他是如何难忘与习近平一同在飞机上多少万公里的行程和多少小时的非正式谈话。在对国会百日讲演中再次重提他与习近平间特殊关系的故事，此举是否显示某种对习近平的个人尊重？“欢迎竞争，但不寻求冲突”？中南海到哪里去找如此讲规则更无仇恨之心的大国领袖？也许我们应该赞美美国领导人拜登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海量”，能够接受一个磨刀霍霍时刻想着超越美国和具有全球野心的共产党领袖。只要中国不寻求冲突，美国就也不寻求冲突。中美间进行和平共处下的竞争，必要时还争取国际合作，互不可缺。如果这还是一种冷暴力，是一种脱钩，对北京来说，总好过热战的威胁。至于“中共”是否就是中国？那是中国人的事，不是美国人的事。
习近平在国内大整党内高层的“两面人”，实际上包括他自己在内，谁不是两面人呢？美国总统拜登更是一个多面的政治领袖，他告诉世人：习近平身上是没有一根“民主骨头”的，而且还把中美间的竞争定义为事关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因此直到目前，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多项对华政策。
拜登2月19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大谈：世界今天面临的挑战与以前不同，目前全球的形势发生了改变。人们眼下正处在一场对未来以及当今世界的方向展开的根本辩论中。“我们在两派争论之间正处在一个拐点，鉴于我们所面临的所有挑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全球大流行病---有人争辩说，专制是最好的前进方式，而有些人则明白，民主至关重要，---对应对这些挑战来说至关重要。”拜登说，民主将会而且必须获胜，但“民主国家必须证明，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民主仍然可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求。”
拜登随后在对国会发表演说时也再次表示，习近平和其他专制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做事太慢，无法竞争。因此他呼吁美国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还推出民主党色彩的大政府经济计划。为了得到国会认同，政治多面人总统拜登似乎把“中国威胁”当作某种国内政治工具和对两党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为了和中国竞争，美国要学中共大干快上的的‘“效率”和经济模式，大兴土木，推行昂贵的疫情经济，赤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
就职百日，拜登的对华政策表面清晰实际含混矛盾，存在相当大的回转余地：在面对国内政坛和盟友国家时，突出意识形态主唱民主对抗专制的高调，在面对中国时，变换为“欢迎竞争但不寻冲突”的务实风度。令中共窝心痛的“中共”称谓，也许暂时被搁置，这个一般美国人难以理解的称谓变化，拜登团队是懂的，中南海更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