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市长指责上级。一位高级疾控官员指责层层的官僚作风。一名高级政府专家指责公众，他说：人们根本不理解他告诉他们的话。
中国正努力应对一场神秘的冠状病毒疫情，它已导致至少490人死亡，数千人患病，这个国家的14亿人口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高官们以一种平时看不到的直率相互指责。
许多官员推卸责任，一些网民开玩笑说，他们正在观看一场“甩锅”大战。
中国人民难得有机会看到中国庞大而不透明的官僚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不起作用的。许多官员已成为政治官僚，担心做出激怒上级的决定，并且在与公众打交道时过于冷漠和傲慢，不愿承认失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畅销书作家许开祯说：“这次事件暴露出的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不敢作为。”许开祯以探讨中国官场复杂性的小说闻名。
“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大多数人，包括政府高级官员有一种自保心态，”许开祯说。“都怕第一个站出来说话，都在等上级命令，一味地为上级负责。”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周一的一次会议上承认，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随着中国基本上进入停摆期，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政府的决定。病毒在传播时，武汉及全国各地的官员隐瞒了关键信息，淡化了病毒的威胁，并训诫试图发出警报的医生。根据《纽约时报》对这次疾病传播事件的还原显示，中国政府没有更早地发出警告，失去了阻止疫情暴发的时机。
疫情打破了中国政治精英纯粹凭能力获得任命和晋升的神话。中国一直宣传此系统为自己的独特创新。发展中国家派出了数千名政府官员到中国学习其治理模式，这种政治体制提供安全和增长，换取对威权统治的服从。
现在，中国人正在质疑这一前提。他们将愤怒聚焦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身上，很多人指责他在中国政府内部营造了一种恐惧和顺从的文化。
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习近平，以免激怒审查者或警察。但是在习近平近日从公众场合消失后，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开始委婉地问：“那个人在哪？”他们还在网上发布信息并分享前领导人在危机现场的照片。
批评人士悄悄地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开始提拔忠诚的政治骨干，而非技术官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中国增长最快的时候，专家和熟练的管理人员是中国官僚机构的骨干。
这些官员可能常常是腐败的，但即使是中国最激烈的批评者，有时也承认他们做了实事。前铁路部长刘志军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被判终身监禁。但他主导了中国高铁系统的创建，这极大地改善了该国人民的生活。
中国的甩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技术官僚与市长、省长和省委书记等政治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省级和国级疾控中心，有许多技术官僚任职。疫情暴发和信息不透明表明，政治干部正在胜出。实际上，即使技术官僚也正在成为政治干部，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将他们对病毒的了解告诉公众。
中国官员将多达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政治学习上，很多都是习近平的讲话。在绩效评估中，政治忠诚较以前占更大的权重。现在，中国官场的经验法则似乎是尽可能明确地表忠心，其他事情都含糊其辞，当出现问题时，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责任。
国人民可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问题遍及整个系统。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说，他没有早些透露疫情的规模和危险，是因为需要得到上级的授权。但他本可以在不透露太多信息的情况下做点什么，包括告诉当地居民戴口罩、常洗手，并且叫停大型聚会，比如在这座人口1100万的城市被封锁前几天还在举办的聚餐，有四万多户家庭参加。
当信息开始慢慢流出时，它语焉不详，而且带有误导性。在12月31日至1月17日发布的一系列网络公告中，地方官员透露他们正在治疗肺炎患者，但没有透露发病的具体时间和数量。
拥有宣布疫情紧急状态权力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到1月19日才发布疫情通报。但通报基本上把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通告的第一句话引用了一项要求委员会与地方官员就流行病预防进行合作的规定。
政府高级卫生顾问王广发曾向公众保证，这种疾病可防可控，结果自己却染病。他在康复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掌握的信息有限。他曾向公众保证，这种疾病是可控的，然而他自己却患病了。他还为自己的说法辩解，称遭到了公众的“误解”，还说大多数暴发的传染病，最终都得到了控制。
地方官员似乎并没有优先考虑当地民众的利益。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承认，武汉市民“有一些焦虑，有一些紧张”，并表示他将动员所有党组织来安抚他们。
“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抚慰还是习近平总书记，”他还说。
小说家许开祯说，马国强的言论表明官员们更关心取悦上司，而不是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民众。
“这两个位置互换，我们的官员就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执政风格，”许开祯说。
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追踪潜在的传播者是明智的政策，但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他们转入地下，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外，地方官员的行为也表明，他们制定规则时并没有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一段视频在中国各地疯传，显示一对夫妇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一座桥上。两地政府停止中断了交通，这对夫妇——妻子来自贵州，丈夫来自重庆——无处可去。
在社交媒体上，基层干部抱怨说，他们从上级得到太多指示，只得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填写电子表格上，而不是真正完成工作。在一篇题为《口罩下的形式主义》的社交媒体帖子中，作者写道，“（体制内）大多数人做事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做事情都是为了解决责任。”
疫情过后，为了挽回面子，挽回一些公信力，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惩罚一些官员，甚至是做出严厉的惩罚。但对于那些正遭受疫情和治理失败痛苦的人来说，共产党可能很难赢回他们的心。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度便会太平盛世。我们会听到齐声的呐喊，会自豪于富裕和强大，”一位武汉居民在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写道。“但目睹过故事的我，拒绝在未来看见那些掌声与表彰。”
武汉市市长指责上级。一位高级疾控官员指责层层的官僚作风。一名高级政府专家指责公众，他说：人们根本不理解他告诉他们的话。
中国正努力应对一场神秘的冠状病毒疫情，它已导致至少490人死亡，数千人患病，这个国家的14亿人口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高官们以一种平时看不到的直率相互指责。
许多官员推卸责任，一些网民开玩笑说，他们正在观看一场“甩锅”大战。
中国人民难得有机会看到中国庞大而不透明的官僚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不起作用的。许多官员已成为政治官僚，担心做出激怒上级的决定，并且在与公众打交道时过于冷漠和傲慢，不愿承认失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畅销书作家许开祯说：“这次事件暴露出的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不敢作为。”许开祯以探讨中国官场复杂性的小说闻名。
“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大多数人，包括政府高级官员有一种自保心态，”许开祯说。“都怕第一个站出来说话，都在等上级命令，一味地为上级负责。”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周一的一次会议上承认，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随着中国基本上进入停摆期，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政府的决定。病毒在传播时，武汉及全国各地的官员隐瞒了关键信息，淡化了病毒的威胁，并训诫试图发出警报的医生。根据《纽约时报》对这次疾病传播事件的还原显示，中国政府没有更早地发出警告，失去了阻止疫情暴发的时机。
疫情打破了中国政治精英纯粹凭能力获得任命和晋升的神话。中国一直宣传此系统为自己的独特创新。发展中国家派出了数千名政府官员到中国学习其治理模式，这种政治体制提供安全和增长，换取对威权统治的服从。
现在，中国人正在质疑这一前提。他们将愤怒聚焦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身上，很多人指责他在中国政府内部营造了一种恐惧和顺从的文化。
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习近平，以免激怒审查者或警察。但是在习近平近日从公众场合消失后，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开始委婉地问：“那个人在哪？”他们还在网上发布信息并分享前领导人在危机现场的照片。
批评人士悄悄地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开始提拔忠诚的政治骨干，而非技术官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中国增长最快的时候，专家和熟练的管理人员是中国官僚机构的骨干。
这些官员可能常常是腐败的，但即使是中国最激烈的批评者，有时也承认他们做了实事。前铁路部长刘志军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被判终身监禁。但他主导了中国高铁系统的创建，这极大地改善了该国人民的生活。
中国的甩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技术官僚与市长、省长和省委书记等政治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省级和国级疾控中心，有许多技术官僚任职。疫情暴发和信息不透明表明，政治干部正在胜出。实际上，即使技术官僚也正在成为政治干部，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将他们对病毒的了解告诉公众。
中国官员将多达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政治学习上，很多都是习近平的讲话。在绩效评估中，政治忠诚较以前占更大的权重。现在，中国官场的经验法则似乎是尽可能明确地表忠心，其他事情都含糊其辞，当出现问题时，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责任。
国人民可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问题遍及整个系统。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说，他没有早些透露疫情的规模和危险，是因为需要得到上级的授权。但他本可以在不透露太多信息的情况下做点什么，包括告诉当地居民戴口罩、常洗手，并且叫停大型聚会，比如在这座人口1100万的城市被封锁前几天还在举办的聚餐，有四万多户家庭参加。
当信息开始慢慢流出时，它语焉不详，而且带有误导性。在12月31日至1月17日发布的一系列网络公告中，地方官员透露他们正在治疗肺炎患者，但没有透露发病的具体时间和数量。
拥有宣布疫情紧急状态权力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到1月19日才发布疫情通报。但通报基本上把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通告的第一句话引用了一项要求委员会与地方官员就流行病预防进行合作的规定。
政府高级卫生顾问王广发曾向公众保证，这种疾病可防可控，结果自己却染病。他在康复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掌握的信息有限。他曾向公众保证，这种疾病是可控的，然而他自己却患病了。他还为自己的说法辩解，称遭到了公众的“误解”，还说大多数暴发的传染病，最终都得到了控制。
地方官员似乎并没有优先考虑当地民众的利益。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承认，武汉市民“有一些焦虑，有一些紧张”，并表示他将动员所有党组织来安抚他们。
“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抚慰还是习近平总书记，”他还说。
小说家许开祯说，马国强的言论表明官员们更关心取悦上司，而不是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民众。
“这两个位置互换，我们的官员就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执政风格，”许开祯说。
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追踪潜在的传播者是明智的政策，但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他们转入地下，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外，地方官员的行为也表明，他们制定规则时并没有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一段视频在中国各地疯传，显示一对夫妇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一座桥上。两地政府停止中断了交通，这对夫妇——妻子来自贵州，丈夫来自重庆——无处可去。
在社交媒体上，基层干部抱怨说，他们从上级得到太多指示，只得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填写电子表格上，而不是真正完成工作。在一篇题为《口罩下的形式主义》的社交媒体帖子中，作者写道，“（体制内）大多数人做事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做事情都是为了解决责任。”
疫情过后，为了挽回面子，挽回一些公信力，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惩罚一些官员，甚至是做出严厉的惩罚。但对于那些正遭受疫情和治理失败痛苦的人来说，共产党可能很难赢回他们的心。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度便会太平盛世。我们会听到齐声的呐喊，会自豪于富裕和强大，”一位武汉居民在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写道。“但目睹过故事的我，拒绝在未来看见那些掌声与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