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把许多本来掩藏的世间百态暴露出来，民间如此，官场更是如此。“官”字两张口，官员的语言和公开亮相是外界了解其政策措施的最直接方式，疫情发展到现在，官僚们的“语出惊人”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
疫情初期，对记者的问题答非所问、新闻发布会上惊慌失措的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信口称“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遭到市民质疑的原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面对督查组问题“一问三不知”的原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各医院纷纷求助的情况下称“物资充足”的湖北省长王晓东，直到现在还令中国网民记忆犹新。
这些令人大跌眼镜的反应，暴露出的是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的权力思维仍然在中国非常普遍。回避问题是为明哲保身，信口开河是官员的傲慢，当“保住官职、平安落地”是最大目标，疫情的真实情况和具体数据不是重点，行动力和决策效率低下，让“人祸”加速疫情的扩散。
官僚主义也并不是中国独有，在疫情蔓延到全球的过程中国，也影响着其他地方。
最典型的是日本“钻石公主”号游轮上，卫生官员一系列违反防疫科学的决定，不仅如此还在专业人员请求援助的情况下不允许其“插手工作”，在船上疫情蔓延后面对质疑拒不认错，甚至不对离开该游轮的医务人员进行检测。
面对仍然诸多未知的疫情，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竟然玩笑称“只要没有哥斯拉一样大声咳嗽，就不会传染新冠肺炎。”即便为了消除恐慌气氛，但后果可能误导民众。
同样，面对疫情在意大利的病例激增，重灾区的伦巴第大区主席称，新冠病毒虽然传播力很强，但是其后果并不严重，“专家认为比流感还轻”。他还表示，不幸去世的都是老人和本身有基础病的人。这和中国疫情刚刚爆发时，官方安抚民众之言如出一辙。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告诉民众“只要免疫力好就很容易预防”；柬埔寨首相洪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会把戴口罩的人踢出去……首相都不带口罩，你为什么要戴？”；缅甸地方官员在社交网络转载文章，其中毫无证据地称“中国政府已宣布人们应该食用并储备尽可能多的洋葱。”这些不负责任的信息比比皆是，让外界更加担忧疫情的蔓延。
虽然美国疫情并未出现大规模传染，但是政府能否采取有力措施还待观察。（AP）
和中国不同，选举制的西方诸国官员为了“保官”，则也要受到另一种政治的拖累。如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从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强调美国传染风险很低、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好，同时因为防疫拨款一事遭到批评而大骂民主党，却不肯说明25亿美元对严峻的防疫工作是否不够。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也拿着疫情来渲染排外政策，抨击政府的措施。若继续沉迷于政治斗争，疫情如何发展谁都不能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在诸多反面教材之中也存在着政府科学防疫取得成果的例子，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在疫情从中国外溢之后，本来被视为是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但是现在跟韩日相比，疫情很明显得到了控制。现在回顾新加坡总统李显龙和其他官员在疫情发现之后的做法，可以看到新加坡官僚体系的优势。
2月8日，面对疫情开始社区传播的趋势，李显龙发布了一条不到9分钟的官方讲话，向全国介绍疫情。视频中，他用新冠肺炎在湖北之外的致死率数字来解释其危险程度不如SARS、如实说明了新加坡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的现象，列出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告知民众不必恐慌的同时，把接下来疫情发展的几种可能性下产生的后果和政府策略可能的调整尽数告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月8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也体现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AFP）
面对民众抢购物资的情况，新加坡多个部长配合媒体和医学专家不厌其烦的介绍，为何健康的人暂时可以不用戴口罩，同时向每个家庭配送口罩以安抚人心。正是这样的前提下，医疗系统的运作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保证了检测率和治愈率。
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近期在国会的一次讲话，句句是信息和数据，态度沉稳诚恳，4分钟把如何预防新冠肺炎和传播方式讲得简单而透彻。这不是用政治口号“维稳”，也不是盲目乐观吹嘘成绩，而是尽量用事实说话。
这听起来简单，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却异常艰难，但也正因为新加坡的技术治国思维，有助于将政治因素在决策中最小化，才做到了政府的迅速反应、科学决策和长期以来的公信力。
新加坡固然有自身的防疫优势，但是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如果能更快、更准确地设计防御措施，也并非没有能力抑制肺炎扩散，局面或许也会完全不同。疫情考验的不只是执政能力，还有治理的思维。这当头一棒，能够敲醒那些仍醉心于权谋之术的官员们吗？
新冠肺炎疫情把许多本来掩藏的世间百态暴露出来，民间如此，官场更是如此。“官”字两张口，官员的语言和公开亮相是外界了解其政策措施的最直接方式，疫情发展到现在，官僚们的“语出惊人”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
疫情初期，对记者的问题答非所问、新闻发布会上惊慌失措的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信口称“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遭到市民质疑的原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面对督查组问题“一问三不知”的原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各医院纷纷求助的情况下称“物资充足”的湖北省长王晓东，直到现在还令中国网民记忆犹新。
这些令人大跌眼镜的反应，暴露出的是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的权力思维仍然在中国非常普遍。回避问题是为明哲保身，信口开河是官员的傲慢，当“保住官职、平安落地”是最大目标，疫情的真实情况和具体数据不是重点，行动力和决策效率低下，让“人祸”加速疫情的扩散。
官僚主义也并不是中国独有，在疫情蔓延到全球的过程中国，也影响着其他地方。
最典型的是日本“钻石公主”号游轮上，卫生官员一系列违反防疫科学的决定，不仅如此还在专业人员请求援助的情况下不允许其“插手工作”，在船上疫情蔓延后面对质疑拒不认错，甚至不对离开该游轮的医务人员进行检测。
面对仍然诸多未知的疫情，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竟然玩笑称“只要没有哥斯拉一样大声咳嗽，就不会传染新冠肺炎。”即便为了消除恐慌气氛，但后果可能误导民众。
同样，面对疫情在意大利的病例激增，重灾区的伦巴第大区主席称，新冠病毒虽然传播力很强，但是其后果并不严重，“专家认为比流感还轻”。他还表示，不幸去世的都是老人和本身有基础病的人。这和中国疫情刚刚爆发时，官方安抚民众之言如出一辙。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告诉民众“只要免疫力好就很容易预防”；柬埔寨首相洪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会把戴口罩的人踢出去……首相都不带口罩，你为什么要戴？”；缅甸地方官员在社交网络转载文章，其中毫无证据地称“中国政府已宣布人们应该食用并储备尽可能多的洋葱。”这些不负责任的信息比比皆是，让外界更加担忧疫情的蔓延。
虽然美国疫情并未出现大规模传染，但是政府能否采取有力措施还待观察。（AP）
和中国不同，选举制的西方诸国官员为了“保官”，则也要受到另一种政治的拖累。如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从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强调美国传染风险很低、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好，同时因为防疫拨款一事遭到批评而大骂民主党，却不肯说明25亿美元对严峻的防疫工作是否不够。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也拿着疫情来渲染排外政策，抨击政府的措施。若继续沉迷于政治斗争，疫情如何发展谁都不能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在诸多反面教材之中也存在着政府科学防疫取得成果的例子，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在疫情从中国外溢之后，本来被视为是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但是现在跟韩日相比，疫情很明显得到了控制。现在回顾新加坡总统李显龙和其他官员在疫情发现之后的做法，可以看到新加坡官僚体系的优势。
2月8日，面对疫情开始社区传播的趋势，李显龙发布了一条不到9分钟的官方讲话，向全国介绍疫情。视频中，他用新冠肺炎在湖北之外的致死率数字来解释其危险程度不如SARS、如实说明了新加坡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的现象，列出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告知民众不必恐慌的同时，把接下来疫情发展的几种可能性下产生的后果和政府策略可能的调整尽数告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月8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也体现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AFP）
面对民众抢购物资的情况，新加坡多个部长配合媒体和医学专家不厌其烦的介绍，为何健康的人暂时可以不用戴口罩，同时向每个家庭配送口罩以安抚人心。正是这样的前提下，医疗系统的运作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保证了检测率和治愈率。
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近期在国会的一次讲话，句句是信息和数据，态度沉稳诚恳，4分钟把如何预防新冠肺炎和传播方式讲得简单而透彻。这不是用政治口号“维稳”，也不是盲目乐观吹嘘成绩，而是尽量用事实说话。
这听起来简单，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却异常艰难，但也正因为新加坡的技术治国思维，有助于将政治因素在决策中最小化，才做到了政府的迅速反应、科学决策和长期以来的公信力。
新加坡固然有自身的防疫优势，但是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如果能更快、更准确地设计防御措施，也并非没有能力抑制肺炎扩散，局面或许也会完全不同。疫情考验的不只是执政能力，还有治理的思维。这当头一棒，能够敲醒那些仍醉心于权谋之术的官员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