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刊发署名评论文章指出，没有哪国民众比德国人更担心，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向专制主义靠拢。对于战后的德国来说，美国是救世主、保护者和典范。现在，震惊的德国人开始谈论“美国的灾难”。
《明镜》周刊最近的封面描绘了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柴，透过他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正在燃烧的国家。封面标题是“Der Feuerteufel”，字 面意思是“火魔”。
德国人与火有着特殊的关系。1933年的国会大厦大火使希特勒和纳粹党得以废除了曾使他们上台的脆弱的魏玛民主制度。希特勒的杀人幻想可以成为现实了。战争、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德国的灾难接踵而至。
注：1918年至1933年德国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由于这段时间施行的宪法（一般称之为《魏玛宪法》）是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而这段时期又称为魏玛共和国。该政体于1933年因希特勒及纳粹党上台执政而结束。
多年来，我认识了许多有思想的德国外交官，包括为阻止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而努力的迈克尔·施泰纳，以及前德国驻美国大使沃尔夫冈·伊辛格。在我看来，他们对自由、民主和开放尤为热衷，是因为对这些东西是多么容易失去的深刻认识。
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柏林美国学院前院长迈克尔·斯坦伯格本周给我写信。
他写道：“美国的灾难似乎每天都在恶化， 但波特兰事件特别让我震惊，因为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战略实验。1933年德国民主政体垮台时的剧本似乎又在上演，包括流氓军事派别、破坏城市稳定等等。”
斯坦伯格还写道：“二者最基本的相似涉及到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种族主义——基于种族主义想象的纯洁家园，城市被妖魔化为颓废之地等。”
特朗普以一连串的方式激起民愤，旨在淡化人们的警惕性。他通过提高音量和不断重复来消解人们的反应。但他最近使用没有标识的汽车和身着迷彩服、但身上没有明显徽章的联邦特工拘留抗议者的举动，粉碎了人们对此不以为意的想法。
在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抗议者一直在要求种族公正和警察问责。从这些联邦部门的部署到使用准军事部队（像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自由军团一样）来支持一场“法律与秩序”的运动，并不是什么巨大的进步。自由军团当年与左派开战。如今，特朗普宣称要与“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和暴力左翼分子作战。这是他寻求连任的主旨。
也许在上世纪80年代军政府倒台之后在阿根廷进行报道的那几年时间，使我对使用无标识的汽车在街上抓捕左翼政治反对派的行为特别敏感（在阿根廷他们用的是福特猎鹰）。反对派被“失踪”，我在无数个充满泪水的房间里体验过这个词挥之不去的心理破坏力。后来我去了柏林，那里只有一个故事：极权主义的悲剧和民主救国的努力。
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本周证实，他们已经从三个准军事部队抽调了官员，加入了在波特兰的联邦镇压行动。目前正面临诉讼的特朗普政府，曾以911事件后建立该部门的法律为其行动辩护。随着特朗普试图煽动对抗，芝加哥和其他几个城市也成为了他镇压的目标。
正如第一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共和党人汤姆·里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那样，国土安全部“不是作为总统的私人民兵团而设立的。”
在战争时期，美国加入的《日内瓦第三公约》要求，即使是非正规部队也要佩戴“在远处就能识别出来的固定的明显标志”。这不仅对保护平民，也对确保追究不当行为的责任至关重要。
注：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旨在保护战俘，是对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修订和发展。
当准军事部队没有可识别标志时，就没有透明度，没有问责制，这意味着有罪不罚，民主死亡。如果特朗普不喜欢11月的选举结果，就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是为他自己的“紧急状态”埋下的伏笔。社交媒体的可燃性足以让有形的火灾没有必要。
特朗普说他要保护守法公民。1933年，国会大厦被烧毁后，希特勒颁布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作为他夺取政权的手段。
德国人对特朗普的恐惧中夹杂了很多因素。他是散布恐惧的表演者，挥舞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暴力，仿佛20世纪没有带来任何教训。他是多边机构的潜在破坏者，这些机构给欧洲带来了和平，使德国人有可能再次抬起头来。
他正在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正如伊恩·比科克最近在《新共和周刊》（注：这是一家美国自由主义刊物）上指出的那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疫情问题上做得很对。不是说她提到的那些战争的意象是对的，不是指的她那些关于沉默的、看不见的敌人都要被消灭的言论。而是指她所说的，应对病毒的挑战是民主力量的一课。
她说：“我们不会被迫接受新冠病毒的传播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说法。我们之所以能繁荣发展，不是因为我们被迫去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分享知识，鼓励积极参与。”她还表示，抗疫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这句话起了作用。默克尔是向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公民发表了这一讲话。难怪特朗普受不了她，她是一个曾被培养为科学家的女性，她的人生经验就是自由的神圣价值。
纽约时报刊发署名评论文章指出，没有哪国民众比德国人更担心，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向专制主义靠拢。对于战后的德国来说，美国是救世主、保护者和典范。现在，震惊的德国人开始谈论“美国的灾难”。
《明镜》周刊最近的封面描绘了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柴，透过他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正在燃烧的国家。封面标题是“Der Feuerteufel”，字 面意思是“火魔”。
德国人与火有着特殊的关系。1933年的国会大厦大火使希特勒和纳粹党得以废除了曾使他们上台的脆弱的魏玛民主制度。希特勒的杀人幻想可以成为现实了。战争、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德国的灾难接踵而至。
注：1918年至1933年德国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由于这段时间施行的宪法（一般称之为《魏玛宪法》）是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而这段时期又称为魏玛共和国。该政体于1933年因希特勒及纳粹党上台执政而结束。
多年来，我认识了许多有思想的德国外交官，包括为阻止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而努力的迈克尔·施泰纳，以及前德国驻美国大使沃尔夫冈·伊辛格。在我看来，他们对自由、民主和开放尤为热衷，是因为对这些东西是多么容易失去的深刻认识。
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柏林美国学院前院长迈克尔·斯坦伯格本周给我写信。
他写道：“美国的灾难似乎每天都在恶化， 但波特兰事件特别让我震惊，因为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战略实验。1933年德国民主政体垮台时的剧本似乎又在上演，包括流氓军事派别、破坏城市稳定等等。”
斯坦伯格还写道：“二者最基本的相似涉及到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种族主义——基于种族主义想象的纯洁家园，城市被妖魔化为颓废之地等。”
特朗普以一连串的方式激起民愤，旨在淡化人们的警惕性。他通过提高音量和不断重复来消解人们的反应。但他最近使用没有标识的汽车和身着迷彩服、但身上没有明显徽章的联邦特工拘留抗议者的举动，粉碎了人们对此不以为意的想法。
在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抗议者一直在要求种族公正和警察问责。从这些联邦部门的部署到使用准军事部队（像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自由军团一样）来支持一场“法律与秩序”的运动，并不是什么巨大的进步。自由军团当年与左派开战。如今，特朗普宣称要与“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和暴力左翼分子作战。这是他寻求连任的主旨。
也许在上世纪80年代军政府倒台之后在阿根廷进行报道的那几年时间，使我对使用无标识的汽车在街上抓捕左翼政治反对派的行为特别敏感（在阿根廷他们用的是福特猎鹰）。反对派被“失踪”，我在无数个充满泪水的房间里体验过这个词挥之不去的心理破坏力。后来我去了柏林，那里只有一个故事：极权主义的悲剧和民主救国的努力。
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本周证实，他们已经从三个准军事部队抽调了官员，加入了在波特兰的联邦镇压行动。目前正面临诉讼的特朗普政府，曾以911事件后建立该部门的法律为其行动辩护。随着特朗普试图煽动对抗，芝加哥和其他几个城市也成为了他镇压的目标。
正如第一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共和党人汤姆·里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那样，国土安全部“不是作为总统的私人民兵团而设立的。”
在战争时期，美国加入的《日内瓦第三公约》要求，即使是非正规部队也要佩戴“在远处就能识别出来的固定的明显标志”。这不仅对保护平民，也对确保追究不当行为的责任至关重要。
注：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旨在保护战俘，是对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修订和发展。
当准军事部队没有可识别标志时，就没有透明度，没有问责制，这意味着有罪不罚，民主死亡。如果特朗普不喜欢11月的选举结果，就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是为他自己的“紧急状态”埋下的伏笔。社交媒体的可燃性足以让有形的火灾没有必要。
特朗普说他要保护守法公民。1933年，国会大厦被烧毁后，希特勒颁布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作为他夺取政权的手段。
德国人对特朗普的恐惧中夹杂了很多因素。他是散布恐惧的表演者，挥舞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暴力，仿佛20世纪没有带来任何教训。他是多边机构的潜在破坏者，这些机构给欧洲带来了和平，使德国人有可能再次抬起头来。
他正在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正如伊恩·比科克最近在《新共和周刊》（注：这是一家美国自由主义刊物）上指出的那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疫情问题上做得很对。不是说她提到的那些战争的意象是对的，不是指的她那些关于沉默的、看不见的敌人都要被消灭的言论。而是指她所说的，应对病毒的挑战是民主力量的一课。
她说：“我们不会被迫接受新冠病毒的传播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说法。我们之所以能繁荣发展，不是因为我们被迫去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分享知识，鼓励积极参与。”她还表示，抗疫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这句话起了作用。默克尔是向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公民发表了这一讲话。难怪特朗普受不了她，她是一个曾被培养为科学家的女性，她的人生经验就是自由的神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