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中部城市商丘——一个面积与肯塔基州相当的地级市——在制定未来20年的规划时，将自己定位为拥有庞大的铁路、公路和内河航运网络的交通枢纽。 截至2020年底，商丘已建成高铁114公里，多条铁路在商丘交汇。到2025年，商丘预计其高速公路网络覆盖率将增加87%。这座没有机场的城市正在同时建设两座机场、三条新高速公路和足够容纳2万辆汽车的额外停车位。 挥金如土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未结束。2月23日，在庆祝与一家国有投资公司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时，商丘市委书记重申了该市作为物流重地的愿景，这有助于商丘借钱开展更多项目。 那天早上，该市的公交运营商宣布因财政困难被迫停运。该公司表示，在疫情的沉重打击下，商丘市政府没有提供承诺的补贴。于是公司拖欠了几个月的员工工资，甚至没钱为电动公交车充电。公告在发布几小时后成为全国头条新闻，商丘市政府进行了干预，该公司删除了公告。 像商丘这样的地方眼下在中国比比皆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今年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本已因大规模基础设施借贷而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正在承担更多债务。他们正在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和工业园区，然而这些经济活动的回报越来越微薄。城市苦于为新项目筹集资金以及为旧项目支付利息，正在削减公共服务和福利。 商丘是中国20多个因地方政府未能提供必要的运营资金而导致公交停运或陷入困境的城镇之一。武汉等城市削减了医保。还有一些城市削减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许多地方政府未能在冬季支付天然气取暖补贴，导致居民在创纪录的寒潮中受冻。 近三十年来，全世界都羡慕中国的地方政府。它们似乎拥有无限的资源来兴建机场、道路和工业园区，其中许多是通过出售土地筹集资金的。 现在，许多这样的城市都陷入财政混乱。在该国坚定推行“清零”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耗尽了金库来遵守严格的检测、隔离和封锁规定。企业在勉强挣扎，缴税下降。在政府一次次的打击下，房地产开发商不愿买地。 “如果土地销售没有大幅恢复，政府就没有钱花在基本服务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地方政府——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仍将难以履行其许多预算义务。”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31个省级政府负债约35万亿元人民币，比三年前增长6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中估算的数字为9.5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万亿元），相当于该国经济总量的一半。 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惯用策略，但从这些城市接受投资的热情程度中很难看出它们已经负债累累。 官方媒体上充满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项目报道。中国经济产出最大的省份广东宣布，2023年该省将在1530个项目上投资8.5万亿元。商丘所在的河南省表示，将在2500个项目上投资1.8万亿元。 问题是，这些政府没有钱。 在中国，政府几乎拥有所有土地，多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向开发商出租或出售房地产。但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去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逾五分之一。由于新冠“清零”政策，中国31个省级政府全部出现赤字。根据标普全球的数据，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实体借款超过了北京设定的非官方债务门槛，截至12月，其未偿债务已超过其收入的120%。 在商丘，政府没有具体说明如何为其2023年的701个项目提供资金。该市确实表示，去年其土地销售收入是该市目标的一半，并已花费75亿用于偿债。换句话说，商丘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税收收入来支付债务利息。今年，官员们寄希望于土地销售的大幅增长和税收收入的一些增长。 但商丘并不打算把这笔钱用于公共服务。相反，根据该市网站上的预算文件，该市计划削减教育、医疗、就业保护、交通和许多其他公共服务的支出。 文件称：“我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中国到处都是花费巨大基础设施，政府喜欢夸耀它们，但它们并不能满足公众最迫切的需求。 中国政府喜欢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和最快的高铁。但除了连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几条线路外，大多数线路的运营都低于运力，亏损严重。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去年表示，在过去十年中建造的中国高速铁路中，约80%建在偏远和贫困地区。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说，高铁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灰犀牛”，因为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建设高铁背负了大量债务。但大多数这样的铁路运送的是人，而不是货物。因此，只有在人口密集、人们愿意为速度花更多钱的地区，它们才有意义。 地方领导人对基础设施项目感兴趣，因为这些项目的经济回报虽然很少，但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可以得到建筑工作，公司可以得到建筑合同。这种短视做法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体系中，干部的职责是达成领导人设定的目标，而不考虑经济或人力成本。 商丘市政府吹嘘说，在该市中心城区的230万居民中，每人约有14平方米的绿地。商丘今年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是一座湿地公园。近年来，在修建了许多通往偏僻地方的道路之后，地方政府在城市美化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每个人都能拥有绿地是好事。但与中国大多数内陆城市一样，商丘并不富裕。该市的大学毕业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很难找到一份月薪超过两千元的工作。它的基本养老金每月为老年人提供113元，今年增加了10元。 很多6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靠这样的养老金生活。根据官方数据，2021年，超过1.62亿人获得了3715亿元的基本养老金，平均每人每月约195元。居民们可能更愿意把政府花在失业保护、公共汽车服务和福利上，而不是高铁和绿地。 商丘也不例外。 今年2月，陕西省西北部蒲城的一名居民在当地政府的网上论坛上抱怨说，市中心到火车站之间没有公交服务。 “这可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都没有办到，”这位署名李宏博的居民写道。“民生这倒退了。希望相关领导能够重视一下。”
2015年，中国中部城市商丘——一个面积与肯塔基州相当的地级市——在制定未来20年的规划时，将自己定位为拥有庞大的铁路、公路和内河航运网络的交通枢纽。
截至2020年底，商丘已建成高铁114公里，多条铁路在商丘交汇。到2025年，商丘预计其高速公路网络覆盖率将增加87%。这座没有机场的城市正在同时建设两座机场、三条新高速公路和足够容纳2万辆汽车的额外停车位。
挥金如土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未结束。2月23日，在庆祝与一家国有投资公司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时，商丘市委书记重申了该市作为物流重地的愿景，这有助于商丘借钱开展更多项目。
那天早上，该市的公交运营商宣布因财政困难被迫停运。该公司表示，在疫情的沉重打击下，商丘市政府没有提供承诺的补贴。于是公司拖欠了几个月的员工工资，甚至没钱为电动公交车充电。公告在发布几小时后成为全国头条新闻，商丘市政府进行了干预，该公司删除了公告。
像商丘这样的地方眼下在中国比比皆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今年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本已因大规模基础设施借贷而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正在承担更多债务。他们正在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和工业园区，然而这些经济活动的回报越来越微薄。城市苦于为新项目筹集资金以及为旧项目支付利息，正在削减公共服务和福利。
商丘是中国20多个因地方政府未能提供必要的运营资金而导致公交停运或陷入困境的城镇之一。武汉等城市削减了医保。还有一些城市削减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许多地方政府未能在冬季支付天然气取暖补贴，导致居民在创纪录的寒潮中受冻。
近三十年来，全世界都羡慕中国的地方政府。它们似乎拥有无限的资源来兴建机场、道路和工业园区，其中许多是通过出售土地筹集资金的。
现在，许多这样的城市都陷入财政混乱。在该国坚定推行“清零”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耗尽了金库来遵守严格的检测、隔离和封锁规定。企业在勉强挣扎，缴税下降。在政府一次次的打击下，房地产开发商不愿买地。
“如果土地销售没有大幅恢复，政府就没有钱花在基本服务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地方政府——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仍将难以履行其许多预算义务。”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31个省级政府负债约35万亿元人民币，比三年前增长6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中估算的数字为9.5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万亿元），相当于该国经济总量的一半。
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惯用策略，但从这些城市接受投资的热情程度中很难看出它们已经负债累累。
官方媒体上充满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项目报道。中国经济产出最大的省份广东宣布，2023年该省将在1530个项目上投资8.5万亿元。商丘所在的河南省表示，将在2500个项目上投资1.8万亿元。
问题是，这些政府没有钱。
在中国，政府几乎拥有所有土地，多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向开发商出租或出售房地产。但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去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逾五分之一。由于新冠“清零”政策，中国31个省级政府全部出现赤字。根据标普全球的数据，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实体借款超过了北京设定的非官方债务门槛，截至12月，其未偿债务已超过其收入的120%。
在商丘，政府没有具体说明如何为其2023年的701个项目提供资金。该市确实表示，去年其土地销售收入是该市目标的一半，并已花费75亿用于偿债。换句话说，商丘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税收收入来支付债务利息。今年，官员们寄希望于土地销售的大幅增长和税收收入的一些增长。
但商丘并不打算把这笔钱用于公共服务。相反，根据该市网站上的预算文件，该市计划削减教育、医疗、就业保护、交通和许多其他公共服务的支出。
文件称：“我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中国到处都是花费巨大基础设施，政府喜欢夸耀它们，但它们并不能满足公众最迫切的需求。
中国政府喜欢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和最快的高铁。但除了连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几条线路外，大多数线路的运营都低于运力，亏损严重。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去年表示，在过去十年中建造的中国高速铁路中，约80%建在偏远和贫困地区。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说，高铁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灰犀牛”，因为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建设高铁背负了大量债务。但大多数这样的铁路运送的是人，而不是货物。因此，只有在人口密集、人们愿意为速度花更多钱的地区，它们才有意义。
地方领导人对基础设施项目感兴趣，因为这些项目的经济回报虽然很少，但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可以得到建筑工作，公司可以得到建筑合同。这种短视做法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体系中，干部的职责是达成领导人设定的目标，而不考虑经济或人力成本。
商丘市政府吹嘘说，在该市中心城区的230万居民中，每人约有14平方米的绿地。商丘今年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是一座湿地公园。近年来，在修建了许多通往偏僻地方的道路之后，地方政府在城市美化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每个人都能拥有绿地是好事。但与中国大多数内陆城市一样，商丘并不富裕。该市的大学毕业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很难找到一份月薪超过两千元的工作。它的基本养老金每月为老年人提供113元，今年增加了10元。
很多6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靠这样的养老金生活。根据官方数据，2021年，超过1.62亿人获得了3715亿元的基本养老金，平均每人每月约195元。居民们可能更愿意把政府花在失业保护、公共汽车服务和福利上，而不是高铁和绿地。
商丘也不例外。
今年2月，陕西省西北部蒲城的一名居民在当地政府的网上论坛上抱怨说，市中心到火车站之间没有公交服务。
“这可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都没有办到，”这位署名李宏博的居民写道。“民生这倒退了。希望相关领导能够重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