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清零政策需要为数庞大的“大白”执行相关措施。（法新社）
中国广大地区正实施各种形式的防疫封控，需要为数庞大的人力执行相关措施，到底这些穿著个人防护装备（PPE）的“大白”何许人也？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调查发现，经济低迷加上许多产业的监管打压，造成中国大量人口失业，其中许多是农民工，他们转进中国目前唯一成长的行业，担任起“白卫兵”，然而，他们受到的待遇不佳，常被剥削。
该报导指出，来自深圳乡村的陈浩南（音译）看好蓬勃发展数十年的房地产业，于是离乡背井，担任房屋销售员，岂料经济放缓以及当局严格限制开发商的借贷能力，让他去年失业，不过他在临时招聘机构找到新工作，在深圳去年底的防疫封城中担任检测人员。
如今他是数万名在中国各地移动的卫生人员之一，他们执行封锁措施、在数十省的隔离病房工作，并参与大规模的检测活动。报导说，中国的劳工单位现在大量招聘就业不足的农民工，以填补廉价但相当危险的新劳动力—Covid的封控。
陈男说，“我们由其他志愿者训练，但他们不是卫生专业人员，也不熟悉程序”。他在4月初从深圳被派至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该处已改为收容1.5万人的方舱医院。他对那裡的状况感到震惊。
他说，“我最担心他们无法担保我的健康，有些工作人员是Covid阳性，但我们睡在他们旁边， 4人1室的房间还漏雨”；“染病的工作人员被重新分配担任会展中心的警卫或收垃圾的人”。
报导指出，他们的宿舍在会展中心外面，没有自来水或饮用水，陈男说，当工作人员要求瓶装水时，他们的主管要他们喝附近的河水。4月中旬，陈男自我检测显示阳性，但他无法休息，必须继续工作，因为他不被允许离开该中心，而且没有被官方认定确诊。他说，“领导不是很负责任，他们对我们的需求回应非常缓慢”。
报导说，就如上一代的农民工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以满足季节性劳动需求，现在的“大白”移工军团也从一个封锁区轮换到另一个封锁区，以填补各样需求。
吕姓“大白”说，“深圳的疫情大部分控制住了，所以他们开始裁员，我与一群伙伴为了工作，一起寻找下一个封锁区”，疫情期间，他丢了金属商店的工作，于是与深圳政府签了一份临时工作，负责核酸检测以及监控公寓大楼，确保没有人违反居家隔离，他的工作6小时轮班1次、每天两次，1天所得600元人民币，约他正常收入两倍。但这种工作少有法律保障，使劳工易于受招聘单位的剥削。
当上海封城时，他说，他愿意去，并协助担任“扫楼”的工作，亦即挨家挨户说服居民做核酸检测，但当他抵达上海后，僱用他的招聘机构试图索取他大部分的工资，作为仲介费。他与约100名移工一起在上海徐汇区抗议，但很快遭上海警方驱赶，当中一些人现在还在上海一处火车站席地而睡，无法离开这座城市。
中国的清零政策需要为数庞大的“大白”执行相关措施。（法新社）
中国广大地区正实施各种形式的防疫封控，需要为数庞大的人力执行相关措施，到底这些穿著个人防护装备（PPE）的“大白”何许人也？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调查发现，经济低迷加上许多产业的监管打压，造成中国大量人口失业，其中许多是农民工，他们转进中国目前唯一成长的行业，担任起“白卫兵”，然而，他们受到的待遇不佳，常被剥削。
该报导指出，来自深圳乡村的陈浩南（音译）看好蓬勃发展数十年的房地产业，于是离乡背井，担任房屋销售员，岂料经济放缓以及当局严格限制开发商的借贷能力，让他去年失业，不过他在临时招聘机构找到新工作，在深圳去年底的防疫封城中担任检测人员。
如今他是数万名在中国各地移动的卫生人员之一，他们执行封锁措施、在数十省的隔离病房工作，并参与大规模的检测活动。报导说，中国的劳工单位现在大量招聘就业不足的农民工，以填补廉价但相当危险的新劳动力—Covid的封控。
陈男说，“我们由其他志愿者训练，但他们不是卫生专业人员，也不熟悉程序”。他在4月初从深圳被派至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该处已改为收容1.5万人的方舱医院。他对那裡的状况感到震惊。
他说，“我最担心他们无法担保我的健康，有些工作人员是Covid阳性，但我们睡在他们旁边， 4人1室的房间还漏雨”；“染病的工作人员被重新分配担任会展中心的警卫或收垃圾的人”。
报导指出，他们的宿舍在会展中心外面，没有自来水或饮用水，陈男说，当工作人员要求瓶装水时，他们的主管要他们喝附近的河水。4月中旬，陈男自我检测显示阳性，但他无法休息，必须继续工作，因为他不被允许离开该中心，而且没有被官方认定确诊。他说，“领导不是很负责任，他们对我们的需求回应非常缓慢”。
报导说，就如上一代的农民工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以满足季节性劳动需求，现在的“大白”移工军团也从一个封锁区轮换到另一个封锁区，以填补各样需求。
吕姓“大白”说，“深圳的疫情大部分控制住了，所以他们开始裁员，我与一群伙伴为了工作，一起寻找下一个封锁区”，疫情期间，他丢了金属商店的工作，于是与深圳政府签了一份临时工作，负责核酸检测以及监控公寓大楼，确保没有人违反居家隔离，他的工作6小时轮班1次、每天两次，1天所得600元人民币，约他正常收入两倍。但这种工作少有法律保障，使劳工易于受招聘单位的剥削。
当上海封城时，他说，他愿意去，并协助担任“扫楼”的工作，亦即挨家挨户说服居民做核酸检测，但当他抵达上海后，僱用他的招聘机构试图索取他大部分的工资，作为仲介费。他与约100名移工一起在上海徐汇区抗议，但很快遭上海警方驱赶，当中一些人现在还在上海一处火车站席地而睡，无法离开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