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非典肆虐时，他说，“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这句话让国人记住了一个名字——钟南山。
现在2020年，钟南山84岁了，他这次又挂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全国（包括香港、台湾）已经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40例，疑似163例，治愈25例，死亡6例。
在海外，韩国、泰国、日本也已经有确诊病例。几个小时前，美国也宣布确诊第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也是亚洲以外的第1个确诊病例。
（来源：丁香医生）
病毒来势汹汹。
国新办发布会介绍：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面对媒体，钟南山坦诚布公，表示“肯定有人传人现象”。
同时，他尽可能以专业的角度，把真相告诉公众。其中，他强调一点：
防治的关键是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很多朋友就纳闷：到底什么是“超级传播者”？
当然，目前专家和官方都表示，尚未有“超级传播者”。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希望能增加大家的一点理解。
1. 海鲜档里的“毒王”
“超级传播者”是一个流行病学术语。一般是指具有极强传染性的带病者，比其他病人更容易传染其他人。
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一般病人打个喷嚏可能只有10个病毒，而这些“超级传播者”打个喷嚏里面可能有100个病毒。
所以，典型的“超级传播者”符合“80/20法则”：80%的传播个案，是由大约20%的受感染者所导致的。
下面，就以2003年时非典来说明。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个非典病人。
当时，人们对这个病没有太多认识。只是，在春节前（当年春节是2003年2月1日），坊间开始传说这种“怪病”：潜伏期短，当天发病，传染性强，打个照面都能传染，病发时呼吸衰竭，无药可救。
在广东等一些南方地区，还掀起了抢购食醋的风潮。
（板蓝根也是那段时间抢购的对象）
但就在那年除夕，广州出了一件事。
在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的44岁男子周作芬（家住广州市芳村区），已经连续咳嗽、发热5天，在除夕那天中午，突然咳嗽得特别厉害，呼吸急促。
最终，他顾不上过年，赶紧来到离家最近的一家大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因为当时普遍对非典还没有全面认识，而更没想到的是，周作芬恰恰是广州本地的第一个非典患者。
而且，他还是一名“超级传播者”，后来，甚至有人把他叫作“毒王”。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 “毒”倒80来人
周作芬被拍了Ｘ光胸片。胸片显示，他的双肺布满斑片状阴影，已经发生广泛的肺炎。
于是，他被安排到呼吸科，住在岭南楼12楼病房。
当天晚上，医院才确定周作芬的“怪病”，是一种特殊的肺炎。
2月1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根据广东省卫生部门安排，周作芬从中山二院转到中山三院。
在中山三院传染科病房，周作芬因为缺氧而全身发紫，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也立即展开。
抢救过程中，周作芬猛烈咳嗽，一口带血的浓痰从插管里，一下喷到了天花板上。
随后，肺内分泌物也被喷出来。
（非典诊室里的医生和病人）
医护人员的口罩、衣服、鞋子都被喷湿，病床的床单、枕头也被打湿。
虽然知道极其危险，但医生们丝毫不敢松手，立马又开始抢救，并花了2个多小时吸取周作芬喉咙里的痰。
而在整个过程中，周作芬身边的人，都被笼罩上非典的阴影。
在中山三院，周作芬传染了20多名医务人员，医院的传染病区几乎瘫痪。
用后来医生的话说，他“毒”倒了两批50多名医务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
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2003年3月3日，周作芬康复出院。
而他的岳父、岳母，则因抢救无效死亡。
3. 香港非典的源头？
不过，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再回到周作芬第一次住院的中山二院。
2月3日，也就是周作芬转院差不多2天后，收治过他的中山二院岭南楼12楼，陆续有医护人员出现发热症状：持续高热、咳嗽、血丝痰、气促、肺部病变，X光片显示肺部大片阴影……
到了2月8日，年初八，先前在岭南楼12楼工作的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已经病倒了。
周作芬在中山二院总共停留20来个小时。
但就是这20来个小时，接触过他的30多个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
其中，就有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病情最重的是救护车司机，在20多天后，因抢救无效身亡。
在中山二院岭南楼12楼，除了呼吸内科，还有一个科室：肾内科。
而当时64岁已经退休的教授刘剑伦，因为被返聘，仍然在中山二院肾内科工作，而且他医术很高，一天常常要接诊上百人。
但身处在12楼，刘剑伦也不幸“中招”。
2月中旬，刘剑伦开始发低烧、咳嗽。但他凭着医生的判断，认为自己只是普通感冒，所以，自己开了点抗生素，照了肺部X光片，也没什么大问题。
于是，在2月21日，他和家人一起到香港，准备出席妹妹孩子的婚礼。
4. 香港大爆发
2月21日下午5点左右，他入住了位于九龙何文田窝打老道75号的四星级酒店京华国际（就是现在的“九龙维景酒店”）。
他的911号房间，到电梯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当晚，刘剑伦连续高烧、咳嗽、喷嚏，并在9楼走廊上吐了。第二天早上10点，他们夫妇就退了房，直接去了距离酒店只有5个路口的广华医院。
也许是因为酒店工作人员用真空吸尘机打扫呕吐物，把病毒散播到空气中去，也许仅仅是刘剑伦呼吸的空气，或者按过电梯9层的按钮。
（京华国际酒店9楼病毒传播情况）
最终，京华国际9楼成为一个超级传染源。
904房间是一个78岁的加拿大老太太，也是2月21日入住。23日，她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班机。一周后，老太太和他儿子去世。非典还开始在两人接受过治疗的医院传播。
一名在那儿工作的菲律宾护工，也染上了非典病毒。
这位护工又坐飞机回家过节，把非典带到了菲律宾。
938房间是两个来香港旅游的新加坡女孩。几天后，其中一个叫Mok的女孩开始发烧，但她们并没有在意，并且回到了新加坡。
回到新加坡，两个女孩先后住院。
Mok的父母、与她接触过的牧师、奶奶、舅舅也进了医院，然后是4位护理过她的护士染病。
后来，Mok的父母、牧师、舅舅被非典夺取性命。
一位美国商人当时也在酒店，他后来又到越南河内，把非典也带到了那里。
（一张关于新加坡非典“超级传播者”的示意图）
有分析认为，刘剑伦在京华国际酒店的17个小时，导致16个酒店住客和访客受到感染。
他还传染了妻子、女儿、妹夫和广华医院的1名医生、5名护士。
后来，一个到过京华酒店的26岁香港机场工作人员住进了新界沙田圆洲角的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星期后，医院50名医护人员受感染。
而一个从北京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探望兄长的北京人李某，不幸在医院被感染，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他又传染了16人，并引发了北京又一条传染链。
一名33岁的肾病患者，在威尔士亲王医院住了一晚。随后到了位于九龙观塘区佐敦谷的淘大花园探望亲人。他身上的病毒，导致淘大花园超过300名居民被感染。
最终，病毒传到遥远的多伦多、温哥华、河内、新加坡、菲律宾、英国、美国等地，又返回到北京。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但我觉得恰恰相反。
了解了“超级传播者”，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
研究表明，老人、长期患病或者有慢性病的人（比如，肾病、糖尿病等），往往容易成为超级传播者。所以，如果有家人是这样，一定要为他采取更好的保护措施，尽可能避免被感染。
在高流动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被感染或者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更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包括隔离在内的一系列管理措施。
当然，从上面的案例也能看出，面对“超级传播者”，风险最大的恰恰是医生。
《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说，北京非典期间，医务人员病例共407人，医务人员发病率为282.80/10万，是北京平均发病率的15.2倍。
医务人员死亡10人， 死亡率6.94/10万， 是全市平均死亡率的4.9倍。
而在全国，共确诊非典5327例，死亡349例。其中，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是中国战胜非典的最大牺牲者，占死亡人数的1/3。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在灾难面前，我们向医务工作者致敬。
（武汉医生的一条朋友圈）
参考资料：
1.《出院时长跪地上感谢医生救命之恩“毒王”周作芬》，《南方都市报》，2003年05月21日。
2.伍卫：《难忘那日日夜夜一位医生的抗非典手记》，《北京日报》。
3.危驿：《香港“非典”寻根》，《财经》2003年5月。
4.谢淑云、曾光、雷杰等：《一起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爆发的“超级传播者”和传播链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年第6期。
2003年，在非典肆虐时，他说，“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这句话让国人记住了一个名字——钟南山。
现在2020年，钟南山84岁了，他这次又挂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全国（包括香港、台湾）已经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40例，疑似163例，治愈25例，死亡6例。
在海外，韩国、泰国、日本也已经有确诊病例。几个小时前，美国也宣布确诊第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也是亚洲以外的第1个确诊病例。
（来源：丁香医生）
病毒来势汹汹。
国新办发布会介绍：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面对媒体，钟南山坦诚布公，表示“肯定有人传人现象”。
同时，他尽可能以专业的角度，把真相告诉公众。其中，他强调一点：
防治的关键是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很多朋友就纳闷：到底什么是“超级传播者”？
当然，目前专家和官方都表示，尚未有“超级传播者”。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希望能增加大家的一点理解。
1. 海鲜档里的“毒王”
“超级传播者”是一个流行病学术语。一般是指具有极强传染性的带病者，比其他病人更容易传染其他人。
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一般病人打个喷嚏可能只有10个病毒，而这些“超级传播者”打个喷嚏里面可能有100个病毒。
所以，典型的“超级传播者”符合“80/20法则”：80%的传播个案，是由大约20%的受感染者所导致的。
下面，就以2003年时非典来说明。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个非典病人。
当时，人们对这个病没有太多认识。只是，在春节前（当年春节是2003年2月1日），坊间开始传说这种“怪病”：潜伏期短，当天发病，传染性强，打个照面都能传染，病发时呼吸衰竭，无药可救。
在广东等一些南方地区，还掀起了抢购食醋的风潮。
（板蓝根也是那段时间抢购的对象）
但就在那年除夕，广州出了一件事。
在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的44岁男子周作芬（家住广州市芳村区），已经连续咳嗽、发热5天，在除夕那天中午，突然咳嗽得特别厉害，呼吸急促。
最终，他顾不上过年，赶紧来到离家最近的一家大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因为当时普遍对非典还没有全面认识，而更没想到的是，周作芬恰恰是广州本地的第一个非典患者。
而且，他还是一名“超级传播者”，后来，甚至有人把他叫作“毒王”。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 “毒”倒80来人
周作芬被拍了Ｘ光胸片。胸片显示，他的双肺布满斑片状阴影，已经发生广泛的肺炎。
于是，他被安排到呼吸科，住在岭南楼12楼病房。
当天晚上，医院才确定周作芬的“怪病”，是一种特殊的肺炎。
2月1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根据广东省卫生部门安排，周作芬从中山二院转到中山三院。
在中山三院传染科病房，周作芬因为缺氧而全身发紫，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也立即展开。
抢救过程中，周作芬猛烈咳嗽，一口带血的浓痰从插管里，一下喷到了天花板上。
随后，肺内分泌物也被喷出来。
（非典诊室里的医生和病人）
医护人员的口罩、衣服、鞋子都被喷湿，病床的床单、枕头也被打湿。
虽然知道极其危险，但医生们丝毫不敢松手，立马又开始抢救，并花了2个多小时吸取周作芬喉咙里的痰。
而在整个过程中，周作芬身边的人，都被笼罩上非典的阴影。
在中山三院，周作芬传染了20多名医务人员，医院的传染病区几乎瘫痪。
用后来医生的话说，他“毒”倒了两批50多名医务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
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2003年3月3日，周作芬康复出院。
而他的岳父、岳母，则因抢救无效死亡。
3. 香港非典的源头？
不过，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再回到周作芬第一次住院的中山二院。
2月3日，也就是周作芬转院差不多2天后，收治过他的中山二院岭南楼12楼，陆续有医护人员出现发热症状：持续高热、咳嗽、血丝痰、气促、肺部病变，X光片显示肺部大片阴影……
到了2月8日，年初八，先前在岭南楼12楼工作的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已经病倒了。
周作芬在中山二院总共停留20来个小时。
但就是这20来个小时，接触过他的30多个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
其中，就有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病情最重的是救护车司机，在20多天后，因抢救无效身亡。
在中山二院岭南楼12楼，除了呼吸内科，还有一个科室：肾内科。
而当时64岁已经退休的教授刘剑伦，因为被返聘，仍然在中山二院肾内科工作，而且他医术很高，一天常常要接诊上百人。
但身处在12楼，刘剑伦也不幸“中招”。
2月中旬，刘剑伦开始发低烧、咳嗽。但他凭着医生的判断，认为自己只是普通感冒，所以，自己开了点抗生素，照了肺部X光片，也没什么大问题。
于是，在2月21日，他和家人一起到香港，准备出席妹妹孩子的婚礼。
4. 香港大爆发
2月21日下午5点左右，他入住了位于九龙何文田窝打老道75号的四星级酒店京华国际（就是现在的“九龙维景酒店”）。
他的911号房间，到电梯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当晚，刘剑伦连续高烧、咳嗽、喷嚏，并在9楼走廊上吐了。第二天早上10点，他们夫妇就退了房，直接去了距离酒店只有5个路口的广华医院。
也许是因为酒店工作人员用真空吸尘机打扫呕吐物，把病毒散播到空气中去，也许仅仅是刘剑伦呼吸的空气，或者按过电梯9层的按钮。
（京华国际酒店9楼病毒传播情况）
最终，京华国际9楼成为一个超级传染源。
904房间是一个78岁的加拿大老太太，也是2月21日入住。23日，她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班机。一周后，老太太和他儿子去世。非典还开始在两人接受过治疗的医院传播。
一名在那儿工作的菲律宾护工，也染上了非典病毒。
这位护工又坐飞机回家过节，把非典带到了菲律宾。
938房间是两个来香港旅游的新加坡女孩。几天后，其中一个叫Mok的女孩开始发烧，但她们并没有在意，并且回到了新加坡。
回到新加坡，两个女孩先后住院。
Mok的父母、与她接触过的牧师、奶奶、舅舅也进了医院，然后是4位护理过她的护士染病。
后来，Mok的父母、牧师、舅舅被非典夺取性命。
一位美国商人当时也在酒店，他后来又到越南河内，把非典也带到了那里。
（一张关于新加坡非典“超级传播者”的示意图）
有分析认为，刘剑伦在京华国际酒店的17个小时，导致16个酒店住客和访客受到感染。
他还传染了妻子、女儿、妹夫和广华医院的1名医生、5名护士。
后来，一个到过京华酒店的26岁香港机场工作人员住进了新界沙田圆洲角的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星期后，医院50名医护人员受感染。
而一个从北京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探望兄长的北京人李某，不幸在医院被感染，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他又传染了16人，并引发了北京又一条传染链。
一名33岁的肾病患者，在威尔士亲王医院住了一晚。随后到了位于九龙观塘区佐敦谷的淘大花园探望亲人。他身上的病毒，导致淘大花园超过300名居民被感染。
最终，病毒传到遥远的多伦多、温哥华、河内、新加坡、菲律宾、英国、美国等地，又返回到北京。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但我觉得恰恰相反。
了解了“超级传播者”，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
研究表明，老人、长期患病或者有慢性病的人（比如，肾病、糖尿病等），往往容易成为超级传播者。所以，如果有家人是这样，一定要为他采取更好的保护措施，尽可能避免被感染。
在高流动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被感染或者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更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包括隔离在内的一系列管理措施。
当然，从上面的案例也能看出，面对“超级传播者”，风险最大的恰恰是医生。
《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说，北京非典期间，医务人员病例共407人，医务人员发病率为282.80/10万，是北京平均发病率的15.2倍。
医务人员死亡10人， 死亡率6.94/10万， 是全市平均死亡率的4.9倍。
而在全国，共确诊非典5327例，死亡349例。其中，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是中国战胜非典的最大牺牲者，占死亡人数的1/3。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在灾难面前，我们向医务工作者致敬。
（武汉医生的一条朋友圈）
参考资料：
1.《出院时长跪地上感谢医生救命之恩“毒王”周作芬》，《南方都市报》，2003年05月21日。
2.伍卫：《难忘那日日夜夜一位医生的抗非典手记》，《北京日报》。
3.危驿：《香港“非典”寻根》，《财经》2003年5月。
4.谢淑云、曾光、雷杰等：《一起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爆发的“超级传播者”和传播链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