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港府施压令 90个民间组织解散 借国安法及非法律中介威迫行事 https://t.co/Nc8o7oopii pic.twitter.com/SVxolkWkdR —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_Cn) April 1, 2024
研究：港府施压令 90个民间组织解散 借国安法及非法律中介威迫行事 https://t.co/Nc8o7oopii pic.twitter.com/SVxolkWkdR
香港独立书店「见山书店」今(1日)天起关门，原因之一相信是书店屡遭「神秘人」投诉，店长「每周都收到各部门问候，打开每一封信，都见到『检控』的字眼。」这种骚扰兼威吓的手法亦见于港府针对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根据美国一间大学的研究，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叁年半的时间里，港府施压令90个非政府组织结业，手法包括法律和非法律的，甚至套用中国内地借黑社会之手实行恐吓亦有。研究指出，少了活跃的公民社会作监察，政策出错的机会将会增加，香港的良政善治难免受损。
于2018年中开业的见山书店，座落港岛上环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亦不是什么人流如鰂的书店，但总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吸引了一批爱书人「聚一聚」，在2019年后仍坚持邀请被针对的民主派人士办讲座丶谈文化，包括已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吴霭仪，终于在去年9月中旬收到地政总署公函，指有人投诉该店占用门前不足1.5米的政府行人路，须于两星期内停止占用，尽管书店已表明，涉事平台在书店进驻前已经存在，纯因路面凹凸不平丶故以美观地砖填平以保安全。 还原路面后，书店由去年12月起不时收到不同部门声称「有人投诉」而来信，声称检控，店方其后于该月5日在脸书宣布于昨日结业。不少爱书人丶学者丶乐团人士丶政党中人纷纷现身书店，告别见山，下午高峰时有上百人聚集。 见山的遭遇并不是单一事件，不同的独立书店收不同部门的「问候电话」是家常便饭，而一些支持民主派的食店面对更严谨的执法行动亦是常态。凡此种种，均未包括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上周发布的报告内，因为这都是商业组织，但有些手法却颇为相似。 法律手段产生寒蝉效应 这份名为《剖析镇压：香港国安法与公民社会受限》(Anatomy of a Crackdown: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Restrictions on Civil Society)的研究报告，由中心研究团队透过访问当事人和界内人士，纪录了《国安法》生效起至去年底的叁年半内结业的90个非政府组织和22间媒体的情况。 研究显示，独立非政府组织的「结业潮」在2021年6月至当年年底达至高峰，一个月内可以有14个组织被迫解散丶停止营运丶取消注册或迁离香港。而最受打击的，是工会或劳工权利组织，有30间，占停运公民社会组织的叁分之一，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香港职工会联盟；其次是亲民主派或抗争组织，有12间，自1989年起举办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的香港市民支援受国民主运动(支联会)和自2003年起每年举办七一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民阵)便是最为人熟悉的例子；接着是学生会(11间)和政治组织或政党(10间)，立法会议席数量曾与民主党比肩丶于上月27日完成清盘程序结束18年存在历史的公民党便是其一。 研究团队认为，民阵和《苹果日报》是解散高峰期的开始，因为这两个在不同界别的「龙头」组织被迫停运，是政府刻意要让公民社会知道，大组织尚且要被关，不太出名或者规模较小的组织，情况就更不堪一击。团体主事人明白港府意图后，。 根据访问，研究团队发现，政府以法律和非法律手段作为打压工具，成功令团体心生恐惧和不知那里是红线的不安全感，纷纷被迫作出改变来适应新时势。结果之一是有数以百计或千计的社运人士随移民潮离开香港，留港者亦选择停止营运或缩少活动来自处。 港府所用的法律手段包括《国安法》丶现已并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煽动罪及陈疫措施等。统计显示，港府自《国安法》生效起的叁年半内，警方国安处以包括煽动罪的国安类罪名拘捕了286人，当中，四成属以言入罪，两成四与颠覆罪名相关；而被正式检控的，亦有156人。当局的执法行动令香港市民和公民社会人人自危，寒蝉效应明显，尤其是当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等六名旁听人士以鼓掌方式为受审的民主派人士发言叫好亦被警方以煽动罪予以拘捕，便是清楚向群众指明，对同侪的无声支持行动亦可能被指触犯国安罪行。 港府以私人中介施威吓 事例指涉警方和议员 非法律手段中，中国常用而香港渐多使用的，是找私人组织或个人「使横手」来迫使非政府组织或社运人士就范，当中包括找黑社会人士介入，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2019年后两度受袭便是例子，而美国《纽约时报》及其他的调查报道便曾指出，2019年7月21日于元朗地铁站内发生的白衣人袭击回家的示威者丶而警员迟迟不出现一事中，有证据显示，袭击者丶警方和亲北京的议员互相串通。 另一个较为显眼的非法律手段，是官员与亲京媒体一唱一和地批评个别人士和组织作为采取行动的预告；其次是有自称或相信是中国当局「中间人」来「传话」，语带恐吓地要求相关组织解散，否则便要面对「严重后果」或「苹果式手段」，即拉人丶搜办公室或冻结资产；另外就是透过打击对象的上司或雇主施压丶截断资金支援丶骚扰打击对象的家人等。凡此种种，都与中国内地政府对付当地公民社会的手法日益相似。 面对风险，报告指出，公民社会一般会不时就风险作内部评估，转战妇权等范围较窄丶北京当局不太敏感的人权工作，并以小规模的人际网络进行联系；对外采用较温和的公关策略，这自然少不了自我审查；中断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和合作计划，以免被指勾结外国势力；迁离香港，在海外再建组织。公开资料可见，已解散的职工盟前总干事蒙兆达前往英国后，在当地建立「香港劳权监察」，继续就香港劳工权利在国际社会发声。 23条立法后情况料更差 管治势变差 研究团队预期，港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在完成《基本法》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会更严重，目标可能转向身处海外的社运人士，而整个香港和港府亦会深受其害。 团队警告，打压非政府组织会严重破坏法治丶《基本法》保障的权利，以及良政善治。后者一般可从政策制订因缺乏民间团体的监督丶反映民意而变得不够全面，立法过程亦因而变得不全面可见，团队忧虑，这方面的缺失在香港的情况会更严重，因为现在立法会议员和官员均「向北望」，将对政策质素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长达74页的报告，由来自香港丶别名Olivia Chow的研究员丶中心研究员黎恩灏丶中心执行总监Thomas E. Kellogg撰写。
香港独立书店「见山书店」今(1日)天起关门，原因之一相信是书店屡遭「神秘人」投诉，店长「每周都收到各部门问候，打开每一封信，都见到『检控』的字眼。」这种骚扰兼威吓的手法亦见于港府针对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根据美国一间大学的研究，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叁年半的时间里，港府施压令90个非政府组织结业，手法包括法律和非法律的，甚至套用中国内地借黑社会之手实行恐吓亦有。研究指出，少了活跃的公民社会作监察，政策出错的机会将会增加，香港的良政善治难免受损。
于2018年中开业的见山书店，座落港岛上环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亦不是什么人流如鰂的书店，但总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吸引了一批爱书人「聚一聚」，在2019年后仍坚持邀请被针对的民主派人士办讲座丶谈文化，包括已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吴霭仪，终于在去年9月中旬收到地政总署公函，指有人投诉该店占用门前不足1.5米的政府行人路，须于两星期内停止占用，尽管书店已表明，涉事平台在书店进驻前已经存在，纯因路面凹凸不平丶故以美观地砖填平以保安全。
还原路面后，书店由去年12月起不时收到不同部门声称「有人投诉」而来信，声称检控，店方其后于该月5日在脸书宣布于昨日结业。不少爱书人丶学者丶乐团人士丶政党中人纷纷现身书店，告别见山，下午高峰时有上百人聚集。
见山的遭遇并不是单一事件，不同的独立书店收不同部门的「问候电话」是家常便饭，而一些支持民主派的食店面对更严谨的执法行动亦是常态。凡此种种，均未包括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上周发布的报告内，因为这都是商业组织，但有些手法却颇为相似。
法律手段产生寒蝉效应
这份名为《剖析镇压：香港国安法与公民社会受限》(Anatomy of a Crackdown: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Restrictions on Civil Society)的研究报告，由中心研究团队透过访问当事人和界内人士，纪录了《国安法》生效起至去年底的叁年半内结业的90个非政府组织和22间媒体的情况。
研究显示，独立非政府组织的「结业潮」在2021年6月至当年年底达至高峰，一个月内可以有14个组织被迫解散丶停止营运丶取消注册或迁离香港。而最受打击的，是工会或劳工权利组织，有30间，占停运公民社会组织的叁分之一，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香港职工会联盟；其次是亲民主派或抗争组织，有12间，自1989年起举办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的香港市民支援受国民主运动(支联会)和自2003年起每年举办七一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民阵)便是最为人熟悉的例子；接着是学生会(11间)和政治组织或政党(10间)，立法会议席数量曾与民主党比肩丶于上月27日完成清盘程序结束18年存在历史的公民党便是其一。
研究团队认为，民阵和《苹果日报》是解散高峰期的开始，因为这两个在不同界别的「龙头」组织被迫停运，是政府刻意要让公民社会知道，大组织尚且要被关，不太出名或者规模较小的组织，情况就更不堪一击。团体主事人明白港府意图后，。
根据访问，研究团队发现，政府以法律和非法律手段作为打压工具，成功令团体心生恐惧和不知那里是红线的不安全感，纷纷被迫作出改变来适应新时势。结果之一是有数以百计或千计的社运人士随移民潮离开香港，留港者亦选择停止营运或缩少活动来自处。
港府所用的法律手段包括《国安法》丶现已并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煽动罪及陈疫措施等。统计显示，港府自《国安法》生效起的叁年半内，警方国安处以包括煽动罪的国安类罪名拘捕了286人，当中，四成属以言入罪，两成四与颠覆罪名相关；而被正式检控的，亦有156人。当局的执法行动令香港市民和公民社会人人自危，寒蝉效应明显，尤其是当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等六名旁听人士以鼓掌方式为受审的民主派人士发言叫好亦被警方以煽动罪予以拘捕，便是清楚向群众指明，对同侪的无声支持行动亦可能被指触犯国安罪行。
港府以私人中介施威吓 事例指涉警方和议员
非法律手段中，中国常用而香港渐多使用的，是找私人组织或个人「使横手」来迫使非政府组织或社运人士就范，当中包括找黑社会人士介入，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2019年后两度受袭便是例子，而美国《纽约时报》及其他的调查报道便曾指出，2019年7月21日于元朗地铁站内发生的白衣人袭击回家的示威者丶而警员迟迟不出现一事中，有证据显示，袭击者丶警方和亲北京的议员互相串通。
另一个较为显眼的非法律手段，是官员与亲京媒体一唱一和地批评个别人士和组织作为采取行动的预告；其次是有自称或相信是中国当局「中间人」来「传话」，语带恐吓地要求相关组织解散，否则便要面对「严重后果」或「苹果式手段」，即拉人丶搜办公室或冻结资产；另外就是透过打击对象的上司或雇主施压丶截断资金支援丶骚扰打击对象的家人等。凡此种种，都与中国内地政府对付当地公民社会的手法日益相似。
面对风险，报告指出，公民社会一般会不时就风险作内部评估，转战妇权等范围较窄丶北京当局不太敏感的人权工作，并以小规模的人际网络进行联系；对外采用较温和的公关策略，这自然少不了自我审查；中断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和合作计划，以免被指勾结外国势力；迁离香港，在海外再建组织。公开资料可见，已解散的职工盟前总干事蒙兆达前往英国后，在当地建立「香港劳权监察」，继续就香港劳工权利在国际社会发声。
23条立法后情况料更差 管治势变差
研究团队预期，港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在完成《基本法》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会更严重，目标可能转向身处海外的社运人士，而整个香港和港府亦会深受其害。
团队警告，打压非政府组织会严重破坏法治丶《基本法》保障的权利，以及良政善治。后者一般可从政策制订因缺乏民间团体的监督丶反映民意而变得不够全面，立法过程亦因而变得不全面可见，团队忧虑，这方面的缺失在香港的情况会更严重，因为现在立法会议员和官员均「向北望」，将对政策质素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长达74页的报告，由来自香港丶别名Olivia Chow的研究员丶中心研究员黎恩灏丶中心执行总监Thomas E. Kellogg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