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在北京街头等待工作的农民工。中国遏制新冠病毒的封控措施对农民工的打击尤其严重。 Wu Hong/EPA, via Shutterstock
在被封了一个多月后，曾家林终于可以回到他以前工作的那家上海汽车配件厂了。他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即将获许离开隔离设施。因为隔离他失去了多日工资，如今正急于弥补损失。
但就在他本该从隔离设施出来的周二，那家拥挤的方舱医院有人再次检测出阳性。48岁的曾先生被要求再隔离14天。
“我有三个小孩，读大学、初二、小学，所以压力也大，”他从隔离设施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每天200元的工资大部分用来养活他们。“加上欠了30万银行贷款，很着急。”
随着中国与其最严重的一轮新冠疫情作斗争，政府清除病毒感染的坚定决心已让数百万人无法工作。一座接一座的城市采取的严格封控措施，迫使工厂和企业停摆，时间有时长达数周，甚至包括位于中国一些最重要经济中心的工厂和企业。
有两个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一个是在制造和建筑等行业工作的约2.8亿名农民工，另一个是应届大学毕业生。预计今年将有创纪录的1100万名大学生毕业。
中国抗疫运动的影响已波及世界各地的经济，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抑制了进口。但就业问题也许尤其让中国领导人担忧，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大部分政治权威建立在他们对经济繁荣的承诺上。由于封控妨碍了人们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的能力，许多人对当局的清零政策越来越感到厌烦。不满情绪有时已爆发为罕见的公开抗议。
中国的二号领导人李克强最近宣布，政府将采取非常措施，对失业的农民工发放生活补助，为雇佣年轻人的企业提供补贴。
上周，北京的上班族排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中国清除感染的坚定决心让数百万人无法工作。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新一轮疫情对就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李克强4月27日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促进就业，尤其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外界很难判断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官方数据显示，政府的主要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3月份比2月份仅提高了0.3个百分点，尽管封控措施已让深圳和上海这两个经济引擎瘫痪。
但官方的失业数字被普遍认为遭到低估。官方失业率没有把许多农民工包括进来，而且只把那些能够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的人算作失业者。这就排除了长期处于封控状态下的人，或越来越多推迟找工作的年轻人。
政府出台的就业扶持措施表明，问题比官员们透露的要严重，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蒂芬·罗奇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也曾提高了向农民工发放的失业补助。
“国务院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暗示，表明劳动力市场的这个临时工部分有出现某种更大情况的可能，”罗奇说。“这很可能是中国自2008-09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虽然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他们一直勉强维持着不稳定的生计。工资微薄，几乎没有劳动保护或福利，而且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农民工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或简陋的临时住所。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帖子，工厂停工后，许多人付不起房租，或被困在单位。有些人睡在立交桥下或住在电话亭里。
防疫人员更换防护装备，本周摄于上海。封控已让深圳和上海这样的经济引擎瘫痪。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上海封城开始时，来自安徽、21岁的杨继伟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他和另外四个人住在一起，住的地方没有厨房，所以他们无法把政府提供的有限几包蔬菜和肉食做熟。他一直在吃泡面，而泡面的存货已越来越少。
“起来吃饭，吃了就躺床上睡觉，”杨先生说。“除了能吃上饭啥也想不了。”
快递员是仍被允许继续工作的少数工种之一，他们不得不在放弃收入与冒下不能回住处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有些人选择了修建隔离设施或在隔离设施打工的高风险岗位，结果自己却感染了病毒。
上海官员已承认，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封控期间有所增加。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都已承诺提供支持，但仍有许多问题。
李克强宣布扩大失业补贴时，并没有具体说明政府将提供多少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称，政府今年为失业补贴提供了约617亿元的拨款。）也没有说明工人们将如何拿到补贴。虽然中国有失业保险，但许多农民工不符合参保条件或不知道如何申请。
汽车配件厂工人曾先生说，他不知道李克强说的话，也从未听说过失业保险。他希望解除隔离后能找到工作，但他知道，他也许不得不回到贵州老家。
“看公司那边能不能开工。开工的话就先去公司做。”他说。“不行的话就没办法嘛。”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遇到任何大的政治风险，香港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艾丹·周说。农民工的痛苦虽然严重，但可能将随着个别城市封控措施的缓解而减轻。政府还承诺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这将提供更多的建筑工作岗位。农民工一般没有多少政治权力，如果他们抱怨的话，地方官员能让他们噤声。
安徽的一条组装线。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大部分政治权威建立在他们对经济繁荣的承诺上。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更棘手的可能是白领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封城遭到抵制是因为那里住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即使在中国高度控制的环境中，他们也更习惯于发表意见。3月下旬，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居民曾聚集在户外抗议并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班！”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不断壮大的大学毕业生队伍。多年来，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担心如何确保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但今年的就业缺口尤为严重。
在中小企业受到封控打击的同时，政府也在着手对曾是年轻人非常向往的科技、房地产和教育等行业进行广泛的监管打击。这些行业已经在经历大规模裁员。
据北京人民大学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第一季度，每名应届毕业生只有0.71个工作机会，这是自2019年有数据以来最低的。
“对一个总是最关心社会稳定的国家来说，让年轻人刚毕业就面临就业上的重重困难，恰恰不是这个制度所希望看到的，”耶鲁大学的罗奇说。
李克强上个月承诺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帮助，包括帮助他们创业，对向他们提供实习机会的公司给予补贴。
就连实习的机会也难以获得。为了增加本学期找到实习机会的可能性，上海一名职业学院的学生徐一星（音）表示愿意无偿工作，但仍被他最想去的地方拒绝了。一家制药公司最终聘用了他，但上海封控后，他被告知公司不支持线上实习。
徐先生读的是计算机应用和广告专业，他说，他并不太担心就业竞争。他更担心的是疫情。
“疫情就是看天了，”他说。“努力没有用。”
北京街头寻找工作的农民工。随着个别城市封控措施的缓解，农民工遭受的经济痛苦可能会减轻。 Tingshu Wang/Reuters
今年3月，在北京街头等待工作的农民工。中国遏制新冠病毒的封控措施对农民工的打击尤其严重。 Wu Hong/EPA, via Shutterstock
在被封了一个多月后，曾家林终于可以回到他以前工作的那家上海汽车配件厂了。他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即将获许离开隔离设施。因为隔离他失去了多日工资，如今正急于弥补损失。
但就在他本该从隔离设施出来的周二，那家拥挤的方舱医院有人再次检测出阳性。48岁的曾先生被要求再隔离14天。
“我有三个小孩，读大学、初二、小学，所以压力也大，”他从隔离设施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每天200元的工资大部分用来养活他们。“加上欠了30万银行贷款，很着急。”
随着中国与其最严重的一轮新冠疫情作斗争，政府清除病毒感染的坚定决心已让数百万人无法工作。一座接一座的城市采取的严格封控措施，迫使工厂和企业停摆，时间有时长达数周，甚至包括位于中国一些最重要经济中心的工厂和企业。
有两个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一个是在制造和建筑等行业工作的约2.8亿名农民工，另一个是应届大学毕业生。预计今年将有创纪录的1100万名大学生毕业。
中国抗疫运动的影响已波及世界各地的经济，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抑制了进口。但就业问题也许尤其让中国领导人担忧，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大部分政治权威建立在他们对经济繁荣的承诺上。由于封控妨碍了人们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的能力，许多人对当局的清零政策越来越感到厌烦。不满情绪有时已爆发为罕见的公开抗议。
中国的二号领导人李克强最近宣布，政府将采取非常措施，对失业的农民工发放生活补助，为雇佣年轻人的企业提供补贴。
上周，北京的上班族排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中国清除感染的坚定决心让数百万人无法工作。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新一轮疫情对就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李克强4月27日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促进就业，尤其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外界很难判断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官方数据显示，政府的主要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3月份比2月份仅提高了0.3个百分点，尽管封控措施已让深圳和上海这两个经济引擎瘫痪。
但官方的失业数字被普遍认为遭到低估。官方失业率没有把许多农民工包括进来，而且只把那些能够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的人算作失业者。这就排除了长期处于封控状态下的人，或越来越多推迟找工作的年轻人。
政府出台的就业扶持措施表明，问题比官员们透露的要严重，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蒂芬·罗奇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也曾提高了向农民工发放的失业补助。
“国务院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暗示，表明劳动力市场的这个临时工部分有出现某种更大情况的可能，”罗奇说。“这很可能是中国自2008-09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虽然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他们一直勉强维持着不稳定的生计。工资微薄，几乎没有劳动保护或福利，而且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农民工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或简陋的临时住所。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帖子，工厂停工后，许多人付不起房租，或被困在单位。有些人睡在立交桥下或住在电话亭里。
防疫人员更换防护装备，本周摄于上海。封控已让深圳和上海这样的经济引擎瘫痪。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上海封城开始时，来自安徽、21岁的杨继伟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他和另外四个人住在一起，住的地方没有厨房，所以他们无法把政府提供的有限几包蔬菜和肉食做熟。他一直在吃泡面，而泡面的存货已越来越少。
“起来吃饭，吃了就躺床上睡觉，”杨先生说。“除了能吃上饭啥也想不了。”
快递员是仍被允许继续工作的少数工种之一，他们不得不在放弃收入与冒下不能回住处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有些人选择了修建隔离设施或在隔离设施打工的高风险岗位，结果自己却感染了病毒。
上海官员已承认，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封控期间有所增加。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都已承诺提供支持，但仍有许多问题。
李克强宣布扩大失业补贴时，并没有具体说明政府将提供多少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称，政府今年为失业补贴提供了约617亿元的拨款。）也没有说明工人们将如何拿到补贴。虽然中国有失业保险，但许多农民工不符合参保条件或不知道如何申请。
汽车配件厂工人曾先生说，他不知道李克强说的话，也从未听说过失业保险。他希望解除隔离后能找到工作，但他知道，他也许不得不回到贵州老家。
“看公司那边能不能开工。开工的话就先去公司做。”他说。“不行的话就没办法嘛。”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遇到任何大的政治风险，香港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艾丹·周说。农民工的痛苦虽然严重，但可能将随着个别城市封控措施的缓解而减轻。政府还承诺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这将提供更多的建筑工作岗位。农民工一般没有多少政治权力，如果他们抱怨的话，地方官员能让他们噤声。
安徽的一条组装线。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大部分政治权威建立在他们对经济繁荣的承诺上。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更棘手的可能是白领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封城遭到抵制是因为那里住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即使在中国高度控制的环境中，他们也更习惯于发表意见。3月下旬，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居民曾聚集在户外抗议并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班！”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不断壮大的大学毕业生队伍。多年来，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担心如何确保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但今年的就业缺口尤为严重。
在中小企业受到封控打击的同时，政府也在着手对曾是年轻人非常向往的科技、房地产和教育等行业进行广泛的监管打击。这些行业已经在经历大规模裁员。
据北京人民大学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第一季度，每名应届毕业生只有0.71个工作机会，这是自2019年有数据以来最低的。
“对一个总是最关心社会稳定的国家来说，让年轻人刚毕业就面临就业上的重重困难，恰恰不是这个制度所希望看到的，”耶鲁大学的罗奇说。
李克强上个月承诺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帮助，包括帮助他们创业，对向他们提供实习机会的公司给予补贴。
就连实习的机会也难以获得。为了增加本学期找到实习机会的可能性，上海一名职业学院的学生徐一星（音）表示愿意无偿工作，但仍被他最想去的地方拒绝了。一家制药公司最终聘用了他，但上海封控后，他被告知公司不支持线上实习。
徐先生读的是计算机应用和广告专业，他说，他并不太担心就业竞争。他更担心的是疫情。
“疫情就是看天了，”他说。“努力没有用。”
北京街头寻找工作的农民工。随着个别城市封控措施的缓解，农民工遭受的经济痛苦可能会减轻。 Tingshu Wang/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