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是个青年劳动者，毕业六年换了19份工作。他好像是特殊的。他没有好的收入、没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精神、没有亲密关系，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
在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的这个节点，如果你不在张伟式的困境中，我们由衷为你高兴；如果你也觉得劳动有时是困难的，身为青年而能量欠奉，凑巧还有点倦怠和绝望，甚至认为这是时代的色彩之一，那张伟就是普通而普遍的，他与你我相似，只是程度不同。
起床
“每一个早晨都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斗争。”
——该从何说起呢？工作令张伟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从起床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不妨先听他本人讲一讲吧，它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蔓延，他又如何暂时从中摆脱。
每一个早晨都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斗争，十点整上班，通勤最快需要50分钟，八点半是理想的起床时间，这样不仅可以有时间吃早餐，还可以慢悠悠走路去地铁站，出站以后再不疾不徐地走路去公司。当然，这一切都是理想情况。
一种典型的情况是，我在失眠和多梦的疲倦中醒来，无精打采地看一眼手机，拨动“10分钟后再响”的选项，然后在短暂的时间里再做一个关于工作或是未来的梦。
当然，如果只是推迟十分钟，那自没有什么可说的，更糟糕的情况是，十分钟后又十分钟，一直推到“临界时间点”——也就是如果再不起床就一定会迟到的deadline，然后才猛地掀开被子，跳进衣服里，带着脑子里还做了一半的梦，强挣扎着去上班。
但这不是最差的结果，最糟糕的情况是：根本无法去上班。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恐惧、害怕的情绪支配了我所有可用的理智。把头深深埋进被子里，身体无法动弹，哪怕是上厕所也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拿出手机来颤抖着编一个谎言请假，然后把网络全部关掉，手机丢在一旁，痛苦地闭上眼睛继续睡下去，一直到阳光照进窗户甚至西斜，不想吃饭和起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甚至就想这么躺着，直到世界的尽头。
19份工作中的狗屁与欺骗
张伟今年30岁，刚刚丢掉自己的第19份工作。19份工作横跨店员、地推、客服、审核员、12345接线员；最早凌晨4点起床，最晚深夜10点上班；干的最长的八个月，最短三天；最多拿过七千工资，最少的倒贴一千。19份工作，他打开个税APP才能逐一想起来，但无一例外，他说，它们都是“狗屁工作”。
辞掉第19份工作后，张伟写道：
走在路上，我的心中充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种是失去维生手段的悲伤、不甘和一点点对现状的委屈；另一种，则是对于脱离职场、不再需要考虑工作的明快的欣喜和仿佛终于回到舒适区的怡然自得。
“19”，我在手机记事本写下这样一个数字。它代表着我丢掉的第十九份工作。和许多离职畏首畏尾的人比起来，面试和辞职才是我的强项，唯有工作给我以持之以恒的痛苦。
他在酒馆、蛋糕店和书店分别干过店员。做书店店员时，一些客人会天真地问，你们是不是空的时候都在看书？他说，根本没有时间。店员的一天琐碎但绝不轻松，书店共有三层，他每天会被轮转到不同的楼层：
有时他在三楼，整理书籍和补充书架，用梯子上上下下。每隔两小时，他巡逻一圈，将位置摆放不对的书物归原位。有时他在二楼收银。有时他在一楼的饮品区吧台，这将会是最忙的一天，他要同时冲咖啡，泡茶，加热三明治，烤水果华夫饼，取出又放回冷冻慕斯蛋糕。最难做的是分层的水果冰沙，最底下是果汁，中间的气泡水不停往上冒泡，稍有歪斜，上层的冰沙就倾翻了，只能重做。
客人在三楼点的餐，他在一楼做好，端着摇摇晃晃的餐盘进电梯。这时候，已经有三四个单子在后面排着了。只有每一项技能都熟练掌握，才能保证不被淘汰。他最终离职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学会咖啡的拉花。
酒馆下班没有准点，客人喝酒到凌晨三四点，他也得陪着。下班通常很饿，而所有店都关门了。步行25分钟后回到宿舍，一个不通暖气也不通天然气的房子，他饿着肚子，裹紧被子睡觉。
他做过放贷人，也当过催收员。放贷人就是令他倒贴一千的工作。他花一千买了1500个“资源”手机号，某个刚听一句就被我们挂掉的电话也许就来自张伟：“您好，请问需要资金周转吗？”1400个“资源”像我们这样挂了，90个礼貌地听了几句后挂了，有10个能到加微信这一步。其中7个加不上，2个加上杳无音讯。最后一个，说考虑一下，考虑的结果就是不用了。
打电话不成，那就“展业”，跑业务的意思。他花40元印了2000张名片。一些被他插在了路边汽车的雨刷器上，此谓“插车”。然后就只能一家家门店跑了。他最恐惧的就是进店：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人会说出怎样的话。有个羊肉串店的门上贴着“转让”，他走了进去，老板回复了一个字，滚。
如果是他快乐、我不舒服，这我能接受一点。但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没有人做错了，你不能责怪任何人，你就是觉得不舒服。
每跑完一个就会清零，下一个从头开始。他干了三个月，一单未成，还剩1500张名片在家。入职前，公司说每月有800元底薪。后来说，因为他还不是正式员工，800元也没有。辞职那天，他大哭了一场。
一年半后，张伟成了国有银行的电催专员，身居M3（信用卡逾期两个月至三个月）队列。此类人还未成为老赖，但初有老赖之姿。他们大概率不会接催收电话，那只能打给他的身边人，用主管的话说，将他“从社会关系中一层一层揪出来”。
张伟从市级政府部门逐级打下去。此人若在城市，就找网格员，或所在小区的快递员。若在农村，就找村长。规定不允许透露缘由，只能说，“我们有一份重要的法律信函要交给他”。村长一般就能猜出来了，在村里四处广播。他们不会问对方为何欠钱，是否生活真的有困难，只需要他为欠钱感到耻辱，付出名誉。有时还没联系上本人呢，一查系统，他已将欠款乖乖还上。
催别人还债的张伟此时正负债八万（“卡奴”，他用了一个童年时在电视上学来的词）。他左右腾挪，从未逾期，但同样心有戚戚，想他们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如果这个人真的缺钱，比如他家里人生了大病，要把他珍爱的车子房子抵押给我的时候，我应该无息地把这笔钱给他，甚至无抵押地给他。他以他的人格作为担保，我觉得人格就是一个很宏大很有价值的东西了，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应该有那么多人格败坏的人，对吧？
我觉得这是非常狗屁的劳动，甚至谈不上劳动者，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帮凶。我会诚惶诚恐，我觉得我背叛了工人阶级，是对于底层的、对于社会中真正弱者的背弃。
他主动提出离职。然而领导说，只有三个月试用期满后才能离职。他依旧每天打卡上班，坐在最偏远的电脑背后，蜷缩起来，等同事们都下楼了才一个人去吃饭。比上班更痛苦的是去公司却无班可上。
他在电脑后看一本科幻小说《地铁2033》。好巧不巧，试用期的倒数第二天，小说看完了。明天怎么办？张伟很慌张，慌张到决定最后一天不上班了。领导没有回复他发去的道歉。
他在教辅机构做过班主任，说是班主任，其实就是推销网课的电话销售。但听到“班主任”的称呼时，大部分家长都会肃然起敬。有的家长说孩子是住校的，他说，你让孩子走读得了，上网课比住校提升大。有的家长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老人，以为是线下课，稀里糊涂就给小孩报了名。他说，用平板就能上。老人说，家里智能手机都没有，哪来平板？
有的家长接起电话就哭，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说，我希望帮助孩子提高成绩，但孩子不听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长期待着“你好像能够拯救他”。
有的家长不同意，他转而和孩子直接沟通。他要假装和孩子交心，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关系的，老师那时候也早恋。有的孩子就屈打成招了。他继续说，谈恋爱很美好，你报我们的课，就能一起考好大学了。
考985和考二本就是不一样，他用权威的语气说，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他的底线是在“公平”前加上“相对”。
将孩子说动了，他再让孩子去说服家长。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家长掏出一万到三万，购买他们的网课。
在那种情况下，去PUA一个涉世未深的纯洁的年轻人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信什么，一点水分都没有。他跟你说的话是掏心窝子的，但是你跟他说的话是精心设计的。他会真的把你当成一个和一般老师不一样的老师，他觉得你是可以帮到他的。我的压力就爆炸了，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卖课的，你对我期望这么高，我怎么回馈你？
离职的时候，领导挽回他：等到开学季，赚钱如捡钱，一个月两万块轻轻松松。依然是钱钱钱。
如张伟自述所说，他擅长面试。最近这份婚恋网站红娘，他只在简历里写上两份销售工作，每份的年限拉长些。而他的确干过，因而能在面试中对答如流。
面试官问，为什么来做红娘？
张伟答，红娘是给人带来幸福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工作。
他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然而真正当上红娘了，他学会的第一课是欺骗。他单身，却要和客户们说自己是31岁结婚的幸福已婚男。他在记事本上虚构了四个人物小传，两男两女（是客户觉得自己够一够，就能够到的人）。要是电话那头意愿不强，他假装在库里搜索一番，说我这边有个人和你匹配度很高，简单向你介绍一下：
身高176，27岁，本地人，央企技术岗，年薪16万，在高新区买了一套房，月供4500，压力不大，外形是清爽干净的阳光大男孩，温文尔雅，有礼貌，爱好滑雪、旅行、读书、踢足球。
他发现，女人是真的着急结婚，男人不着急结婚，着急生娃，常常上来就说，我得在30岁前抱上儿子。于是压力又重新回到女人头上，他暗示女客户，你总不想当大龄产妇吧。
无论那头说什么，他最后都要说，你找不到对象，就是因为圈子窄。顺势就能推销产品了。与其说是贩卖产品，不如说是贩卖焦虑。有人明确说，我不需要，谢谢。他们还是要打，直到打够规定的次数。他想到大家常说的“骚扰电话”，觉得说的就是自己。
“人非要结婚”，主管说这就是要向客户灌输的价值观。可是，张伟不明白的是，人为什么非要结婚？
_事情好像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循环_：每次进入职场前，都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休息，准备在新的工作中大展拳脚，但一旦进入职场，压力在时间推移中如潮水般涌来，很快心力就会衰败，整个人仿佛成了一只只会出气的气球，等到气力耗尽的一刻，便不得不逃离职场，乃至停止工作来休养生息。直到自己又觉得自己能够回到职场中去，进入下一次似乎没有尽头的循环。
当你想在工作中找到意义
防疫三年的末尾，张伟应聘了12345的疫情专席接线员。面试时他说，疫情下大家都太难了，我希望能帮到别人。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培训一周，除了讲怎么使用系统外，就是教你“不要情绪崩溃”。他后来才明白为什么要教这个。
最常接到的电话当然是关于隔离。他在笔记本上整整摘抄了4页不同省市的隔离政策。接线员的统一话术是：“经过省级研判，市级制定，执行的相关政策”。每次说到“研判”，他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群秃头专家在那哼哧哼哧研究的样子。如果那头认可，这则工单直接归档。继续质疑也没办法，按规定，政策问题不允许记工单。
提交工单，就是把市民的诉求向相关部门递交，类似一个线上的传达室。张伟负责送信，问题能不能解决，何时解决，他也不知道。
张伟上岗后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是一个癌症病人被隔离了。对方语气挺平和，希望以后能简化程序。张伟觉得提议中肯，提交了工单，却被驳回了，修改后重新提交，依然被驳回。他猜测是在两个部门之间被来回踢皮球。
他接到过得急性脑膜炎的年轻人的求助。年轻人要从中风险地区来本市急诊，担心被强制隔离。他尝试提交工单，被驳回了。组长说，他只是担心被隔离，还没有被隔离，因此没办法作为“诉求”。
市民周五下午打进电话，抗议小区再封三天是加码。通常来说，工单在3到5个工作日内处理。情形紧急，他摁下“加急”按钮。这是他权力的极限了，所谓“加急”，就是给相关负责人发去一条短信。“加急”不管按多少回，短信只会被发去一次。他在系统里看到，工单显示延后两天处理——他推断职能部门周末不上班——可等到周一，小区也解封了。
系统里有大量超时还未被处理的工单。他猜测超时不会对职能部门有任何惩罚。有一些工单，甚至已经在系统里挂了三百多天。
有市民打电话来问，之前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他点开之前的工单一看，写着：“某某部门已于某日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回电，市民表示满意。”但是市民说，他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更没有表示满意。
12345也会有机器人的回访电话，问对本次服务满意吗。张伟看到大部分回答都是“不满意”。但也就是这样了，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也看不到采取的任何行动。
他们对外宣称，白天晚上都同功率运行，实则夜班人手只有白天的十分之一。张伟的接线员同事半夜真遇到了锯树扰民，打12345排队。有的热线只要足够有耐心，总能排到。但12345不同，等待音乐播放到第三遍结束时，你就会被自动清除队列。你只能重新打一遍，重新排队，重新和同时打进来的人竞争，如此周而复始。那天，张伟的同事两小时后才打通，要到了一个国家电网的电话。
有人会说，把你们领导叫来。然而接线员规定，不能叫其他人来接电话。即便叫小组长过来了，他也只能教张伟怎么安抚市民，并不是那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并没有有权限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的工作的框架就是这么设计的，你只能这么做，你这么做才是正确的。而你尝试着超出你的范围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会有别人保护他自己的工作职责，把你的好意给拦下来。这就是这个工作让人觉得滑稽的地方。它设计成了一块铁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结构都好像是合理的，但是组装到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东西。
如果12345真的能帮到很多人，我做这工作会非常开心，但它只是市民的出气筒。市民骂我一顿，对他来说是提供情绪价值，对我来说就不是了，我很难把它计入“价值”，我觉得我没有真正帮到他。
市民把我们当成了权力的终点，但是我们连权力的起点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权力传话的中转站，甚至跟权力都不搭边。
他们不被允许主动挂断电话。他羡慕有的同事，能打断别人，能干脆地表示：我们不是职能部门，你再讲下去，你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如果你想要工单快速提交，你就要挂电话。对方也就知趣地挂了。
如果以上均不奏效，接线员的必杀技是：“详情请咨询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多少多少”。实际上，这个电话几乎没人打进去过，不是忙音，就是占线。但大多数人并不知情，会认真记下这个电话，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问题。感谢令他心虚，“他只是被骗了而已”。
有次，一人说我连打两次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两次给的答复不一样，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接线员大吃一惊，居然有人能连续两次打通这个电话。
同事们之间会开玩笑：遇到难缠的人，不必解决他的问题，只要结束他的电话。下一次他再打来电话，接到的人就不一定是你了。
他没办法挂断，也不懂怎么安抚“一个已经杀气腾腾情绪爆炸的市民”，他能做的只有挨骂。等到对方的情绪稍稍退去，他才小心翼翼地说，我帮您记一下工单，反馈一下这个问题。一看时间，10分钟过去了，这通电话还没结束，他今天的kpi又完成不了了。
最长一个电话，经历了几次意外挂断，加起来共打了80分钟，他才把市民安抚下来。他只能留下来加班，到快11点才到家。
有的同事被骂哭过，有的同事情绪濒临崩溃，需要空出半个小时，才能接下一个电话。但三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岗位上。
唯一一次，是他突然听到一个同事大喊，我也是个人！就从工位上起身走了。张伟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他该不会是对着电话喊吧？那可是要受处分的。后经查证，他是甩下耳机后喊的。同事还是离职了。
在进入12345之前，他以为他的工作是解决市民的问题。但他们的考核要求中不包括这个，只包括一天必须接够60到100通电话。平均下来，每个小时接10通电话。在kpi的重压下，他的工作变成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挂断一个电话”。接电话、写工单、提交，一个熟练工每单可以控制在3到5分钟。
如果打到了80通电话，什么错误不犯，不迟到、不早退、不漏打卡、不请假，每三个月通过考核，“升级”到最高级3级，能拿到的最高工资是4270元。
12月，政策大转向，接线员和全国人民一起茫然无措。没人再打疫情专席了，接线员的小群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我在发呆，一人说。好巧，我也在发呆，张伟回。
宣布取消入境隔离那天，又有很多电话涌进来，本市也执行这个政策吗？张伟反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的消息？对面说，微博上都传疯啦。张伟说，我们还没接到通知，我们会尽快联系相关领导反馈。他又装模作样地记下来。
无论如何，一切真的改变了。而张伟忽然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意义了。同期进来的80个人，如今只剩下30人。他又辞职了。
生活好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折磨
几乎每份工作的晨会都在浪费时间。套路是类似的，主管领着大家，“某某部门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很好！非常好！”鼓三下掌，要快且有力。有的搭配唱歌。张伟在生鲜超市推销过桂花酒酿，主管总爱在晨会时出言讥讽河南人，称河南超市压根找不到正品的米面油。张伟并非河南人，但他因此厌恶这位主管。
12345话务中心位于政府大楼，食堂之琳琅满目，至今令张伟牵挂。午餐有凉菜两道，主荤一道，花荤两道，素菜两道，主食两道，点心两道，汤羹两道，水果两道。小吃区另有三样，随时滚动补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像他待过的某家外包公司，专门贴上标识：主荤只许舀一勺。
接线员和公务员同堂吃饭，只不过公务员一顿刷卡4块，接线员10块；公务员队列一道，接线员队列一道，公务员排完了，接线员才可接上他们的队列。接线员饭盒满满当当，公务员领导着便服，面前薄薄一层五谷杂粮，搭配些许蔬菜。
12345的解压室有两台跑步机，没人跑。有一个拳击沙袋，没人打。三个按摩椅，两个好一个坏，无论好坏，都在第一时间被抢完，不按摩，只睡觉。接线员最讨厌周末。周末公务员不上班，食堂也不开了。
张伟和卫生间有了革命情谊。有的工作是单休，但保洁阿姨双休，因而周六那天卫生间纸篓堆得特别满。最好的是那种是带香薰的，有坐便器的，能坐在上面打瞌睡。每当想逃跑时，他就逃进卫生间。他将B站视频一个个点开又一个个关掉。他在卫生间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至少三份工作，他都是在卫生间辞职的。包括最近的第十九次辞职——
“是时候离开了”。最后一个未接通的销售电话给了我额外的勇气，我在心里这样想着，默默摘掉了挂在耳朵上的话机。
这家公司接近早十晚十的工作时长终于击溃了我苦苦累积起来的职场能量。为了避免正面难堪，我溜进洗手间，钻入一个没人的坑位，反锁上门，开始给领导发信息。在一段寒暄和客套的感谢语之后，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申请离职。
领导平静地问了我原因，我继续用客套回应，然后她告诉我，可以去办手续了。
因为还在试用期，所以不需要提前报备，关闭电脑，交接资料，填完两份电子文档，没有和同事们告别，我便离开了这家公司。
感觉生活好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折磨。折磨看不到尽头，解脱也看不到尽头。我在上班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30年，甚至更多，我这一天去上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不通。但是5分钟、10分钟以后，我还是挣扎了起来。我像个僵尸一样，套上衣服，挤上地铁，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张伟看到豆瓣上很多人讨论职场PUA，他感到奇怪：真的会有人上当吗？他换了19份工作，却很少感到PUA。或许有个原因是，他也很少拥有一个“职场”。他和他的同事们干一天工，挣一天钱，不谋求晋升，也不期许领导画的“饼”落在他们头上。
只有一次，张伟有过职务。12345以12人为一小组，他是唯一一个男的，大家说，就你当小组长了。小组长主要负责在晨会前填好这12人的签到表，没有额外工资。
几乎每一份工作都要加班，他习惯了，无法忍受的是“惩罚性加班”。干销售时，只要业绩不好，他们就被要求待到晚上10点，到11点，继续打推销电话。那时已经没几个人会接电话，就算接起，也会推脱自己要去睡觉。
有一次，领导给他们发来一通40分钟的销售对话录音，要他们一边听录音，一边手抄成文字。他为此熬了一整个通宵。这对提升业绩没什么用，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这种痛苦的感觉——这就是你当下的处境，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明天你必须做出改变。
还有一种惩罚是早起。这是在生鲜超市发生的事，原话是，你们第二天凌晨4点全部给我到，来迟了后果自负。目的是将货架重新排列和盘点一遍。那要么打车去，要么找附近酒店住下，开销超过了这天的工资。
张伟去做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外包审核员。他有一种当刽子手的负罪感，然而来钱快。审核员工作简单，工资能到五千，几乎是他能做的工作中最高的。
上审核员的夜班是一种古怪的感觉：脑子会变慢，挪动鼠标的速度会变慢，心跳忽快忽慢，肚子胀胀的，五脏六腑都在蠕动。屏幕有时会出现一行字：“所有视频都审核完了，休息一下眼睛哦”。审核员们将系统挂起，到休息室坐着。最热衷减肥的女孩都会在上夜班时到自动售货机前买饼干。6点45分，离7点下班还有15分钟，张伟朝东边的窗外看了一眼，晨光正透过云层撒到他的脸上。要死我要回家死在床上，他说。我要死在单位讹到赔偿，同事说。
然而张伟不仅没讹到赔偿，还搭进去9天工资。审核员试用期后期，审核量越来越大，张伟和好几个同事都打算辞职。人事说，试用期内提离职，要扣9天工资。他作为代表去交涉了一下午，催收员培训时学会的谈判策略，临场全都忘了。
他当场离职了，但发现了合同里的漏洞：如果是被开除，只扣3天工资。他教同事们一个劲儿点“通过”，速度上来了，正确率变得极低。有几个顺利被开除了，然而公司察觉到不对劲，迅速修改了政策。接下来被开除的同事，都被扣了9天至15天的工资。
张伟想过召集大家，一起发起劳动仲裁。但劳动仲裁要等待两个月开庭，期间无法工作。他等得起，其他人也等得起吗？他“工会主席”的位子就这样卸任了。
在开始的头几年里，我都幻想着能有朝一日突破性地改善——不管是在心境、病情还是工作上，我都希望之前的努力可以为我带来突然的转折，为我解脱困境带来动力。但三番五次的磨难之后，我才慢慢明白，大多数时候的人们口中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运，而量变带来质变的累积也更多是一种哲学上的可能性，它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事件一定会这样发生。
张伟不是没做过令他满意的工作。2019年10月，他进了一家成人英语培训机构做地推。毕竟是外企，10点上班，7点下班，有休息室，和两个小时整的休息时间。晨会规定30分钟，10分钟讲完，剩下20分钟打狼人杀，绝不早上班一秒。
他给自己取英文名为Leo，在地铁口对路过的每个人说：“您好，学英语吗？”他们把自己比作鹦鹉。被拒绝不是多伤尊严的事，鹦鹉是不过脑子的，要是被搭理了，反倒慌张起来。一类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还幻想着靠英语完成阶级跃升；一类是“富姐姐”，钱赚够了，打算移民的（然而从没见过“富哥哥”，他同样为此不解）。好在，一天慌张的次数不超过十次。
张伟从不往路人怀里塞传单，满地传单会给环卫工带来麻烦。地推要和一切“附近”搞好关系。碰到城管，他也会停下来闲聊几句。“你好，学英语吗”的时候，他余光正帮小摊小贩们盯着哨，低声提醒：“快收，城管要来了！”
这工作和勤奋关系不大，以张伟的眼光看，就是瞎猫碰死耗子。有一个月，他碰上了好几只死耗子，勇夺销售亚军，并收到人生最高一笔工资，逼近7000块。他来到一家日料餐厅，就位于“大都会”，一个人点了600元铁板烧套餐。
他第一次有种笃定，他能在某份工作好好干下去了。入职第四个月，新冠爆发。他硬着头皮留下来了一阵子，2020年初那个冬天，他裹在黑色长款羽绒服里，在空荡荡的地铁口枯站。为数不多的行人戴口罩匆匆而过，警惕陌生人的接近。后来他和同事就轮流溜去消防通道，身子撑在一级级台阶上睡觉。每月拿2000元的基本工资，如此到4月，他们都离职了。
下一个张伟
张伟在生鲜超市有三至四位临时同事。一位女大学生勤工俭学，周末兼职推销星巴克罐装咖啡，她曾偷偷送张伟一个星巴克帆布包，此后他每日挎包上班，也在星巴克女孩上卫生间时为她照看摊位。泡面摊位本有一个小伙子，上班第一天，他就将煮面的电磁炉烧干了。这个小伙子再也没出现过。
张伟共有68个备注为“同事”的微信好友。他频繁换工作，他的68个同事也这样。他们大多来自外地，二十来岁，大专或普通本科毕业，鲜少表露出那种叫做事业心的东西。其中一些女孩，通过她们的朋友圈判断，已在老家结婚生娃。
但没几个能称得上为朋友。一个曾同桌吃过饭的放贷同事，后来可能忘了他们是前同事关系，持之以恒给他发“最近要不要资金周转”的消息。也可能是，所有关系都可以变成资源。
他的大学舍友里，如今挣钱最多的那位在做快递员，一个月拿9000块。代价是凌晨4点起，深夜10点回，全年无休。
如果你想往上够一够，在社会上得到一个所谓体面的位置，你要付出努力之外的东西。张伟的表弟从铁路技校大专毕业，家里花了10万安排进了本市地铁系统，也就是我们在地铁里常见的走来走去的地勤人员。表弟形容这是一份“暗无天日的工作”，干了两年半辞职了。
张伟的父亲在银行工作，同事家的小孩从英国留学回来，花了20万塞进国有银行。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说要开网店。网店开了三个月，疫情来了，货进不来也发不出去，很快关门大吉了。
父母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要求他引以为戒。他们辗转找到一个中间人，承诺能将他塞进体制内。先是一个城管岗位，同场笔试的是研究生，或985的本科生，他连面试都没进。他抗争很多次，父母强硬依旧，只会反复说：他们为此花了30万。
19份工作里，父母最满意的是一家央企的车险客服。听闻他通过面试后，爸爸久违地放松下来。三个月试用期满后，他能签正式的劳务合同。此前他的大部分工作，要么不签合同，要签就是劳务派遣协议。
当我们的车剐蹭了，找保险公司理赔，他就是接起电话的人。有一次，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说，我开大货车把人压死了。他没问几句话，那头又神智涣散地把电话挂断了。但这句话就这样淤积在他心里。
两个半月后，张伟崩溃了。第五次请假的时候，领导辞退了他。这个工作日白天，妈妈和姨妈正好来家里找他，见他垂头丧气地躺在沙发上，桌子上放着他平日放在公司的水杯。她们都懂了。姨妈安慰他说，之前都是你辞退别人，也该别人辞退你一次了。
妈妈没说什么。张伟知道，她认为他太脆弱了。
走投无路的他
张伟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精神状况不佳，毕业后不久被确诊抑郁症，入院接受过一个月的心理治疗。也许有人会说，换19份工作，和他不够强壮的神经有关。但精神崩溃只是少数时刻，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努力工作。在工作的头两年，他曾强迫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即便是姥姥去世，也只请了三天假。
他开始暴饮暴食，对高油高脂的垃圾食物上瘾。有时他在下班后独自去餐厅大吃一顿，有时半夜12点爬起来点一两百块的麦当劳。他也在游戏里投掷金钱，换取短暂的快乐——如同一针直刺脑髓的多巴胺药剂，而后则是长久的懊恼悔恨的痛苦。
他因此身负过两次欠债，一次3万，一次8万，窟窿最后都是由父母填上的。爸爸哽咽着对他说，你一顿饭吃300块，我一个月餐费才300块。
他被检查出骨质疏松，原因不明。28岁一过，他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他曾想过去麦当劳打工，打听后却发现，他无法承受麦当劳的工作强度。
他很少和朋友见面。社交要花钱，也是消耗。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剧本杀：工作中付出的情感劳动够多了，为什么休息时还要角色扮演，还要又哭又笑？
“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去彩票店，买上10块或20块的刮刮乐。没有中奖就收手，中了奖就继续买下一张，直到将刮出的好运花完。买了彩票，他今天就不吃20块的黄焖鸡米饭了，吃15块的面条。
他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贴出10万块的中奖记录。他给自己规定，每个月发财梦的额度最多两次。在他负债8万块的时候，他有股强烈的“刮出个大的”冲动，一次性买了200块，中了50块。
中50块钱的奖，我都没有觉得高兴。因为这只是一个大骗局里的小小诱饵，就像鱼钩上的鱼饵一样，你看中的是蚯蚓，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机会虽然渺茫，但仍然是一个机会。什么东西最重要？机会最重要。如果一生中有无限的机会，你的人生会过得无限精彩。然而，人生的机会往往是有限的。
他在父母眼里是个大号青少年。他仍问家里要钱，因此没底气要独立。他想学剑道，一年需要一万。父母听了后说，太贵了，咱们消费不起。他买了一个2300块的switch，谎称800块，爸爸还是差点将switch从窗口扔下去。过生日朋友送他的乐高，他不敢组装后摆出来。可那已经是他29岁生日。
他最新的担忧是，两年后，爸爸就要退休了，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倒了。他说，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美好的两年了。
他一个人住在城郊空荡荡的房子里，是父母举家之力给他买的。隔壁是看守所。工作和工作之间的中场休息，他睡到下午4点醒来，吃顿饭，继续睡到晚上10点，清醒一会儿，12点又入睡。3月初这个清醒的时刻，他穿黑色polo衫和黑色牛仔裤，在客厅背着手来回踱步。听说他辞掉了第19份工作，父母给他写了一份长信，说今年公务员考试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中午爸爸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接。他终于坐了下来，将手机贴在身体一边，注视它，摁亮、熄灭。他还在等待来自爸爸的电话。
而夏天又要到了。夏天他总是更难起床，更难工作。每年夏天过去，活下来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会庆祝：庆祝我，又熬过一年。
*文中张伟为化名
*感谢播客“打工谈”对本文的帮助
张伟是个青年劳动者，毕业六年换了19份工作。他好像是特殊的。他没有好的收入、没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精神、没有亲密关系，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
在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的这个节点，如果你不在张伟式的困境中，我们由衷为你高兴；如果你也觉得劳动有时是困难的，身为青年而能量欠奉，凑巧还有点倦怠和绝望，甚至认为这是时代的色彩之一，那张伟就是普通而普遍的，他与你我相似，只是程度不同。
起床
“每一个早晨都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斗争。”
——该从何说起呢？工作令张伟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从起床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不妨先听他本人讲一讲吧，它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蔓延，他又如何暂时从中摆脱。
每一个早晨都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斗争，十点整上班，通勤最快需要50分钟，八点半是理想的起床时间，这样不仅可以有时间吃早餐，还可以慢悠悠走路去地铁站，出站以后再不疾不徐地走路去公司。当然，这一切都是理想情况。
一种典型的情况是，我在失眠和多梦的疲倦中醒来，无精打采地看一眼手机，拨动“10分钟后再响”的选项，然后在短暂的时间里再做一个关于工作或是未来的梦。
当然，如果只是推迟十分钟，那自没有什么可说的，更糟糕的情况是，十分钟后又十分钟，一直推到“临界时间点”——也就是如果再不起床就一定会迟到的deadline，然后才猛地掀开被子，跳进衣服里，带着脑子里还做了一半的梦，强挣扎着去上班。
但这不是最差的结果，最糟糕的情况是：根本无法去上班。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恐惧、害怕的情绪支配了我所有可用的理智。把头深深埋进被子里，身体无法动弹，哪怕是上厕所也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拿出手机来颤抖着编一个谎言请假，然后把网络全部关掉，手机丢在一旁，痛苦地闭上眼睛继续睡下去，一直到阳光照进窗户甚至西斜，不想吃饭和起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甚至就想这么躺着，直到世界的尽头。
19份工作中的狗屁与欺骗
张伟今年30岁，刚刚丢掉自己的第19份工作。19份工作横跨店员、地推、客服、审核员、12345接线员；最早凌晨4点起床，最晚深夜10点上班；干的最长的八个月，最短三天；最多拿过七千工资，最少的倒贴一千。19份工作，他打开个税APP才能逐一想起来，但无一例外，他说，它们都是“狗屁工作”。
辞掉第19份工作后，张伟写道：
走在路上，我的心中充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种是失去维生手段的悲伤、不甘和一点点对现状的委屈；另一种，则是对于脱离职场、不再需要考虑工作的明快的欣喜和仿佛终于回到舒适区的怡然自得。
“19”，我在手机记事本写下这样一个数字。它代表着我丢掉的第十九份工作。和许多离职畏首畏尾的人比起来，面试和辞职才是我的强项，唯有工作给我以持之以恒的痛苦。
他在酒馆、蛋糕店和书店分别干过店员。做书店店员时，一些客人会天真地问，你们是不是空的时候都在看书？他说，根本没有时间。店员的一天琐碎但绝不轻松，书店共有三层，他每天会被轮转到不同的楼层：
有时他在三楼，整理书籍和补充书架，用梯子上上下下。每隔两小时，他巡逻一圈，将位置摆放不对的书物归原位。有时他在二楼收银。有时他在一楼的饮品区吧台，这将会是最忙的一天，他要同时冲咖啡，泡茶，加热三明治，烤水果华夫饼，取出又放回冷冻慕斯蛋糕。最难做的是分层的水果冰沙，最底下是果汁，中间的气泡水不停往上冒泡，稍有歪斜，上层的冰沙就倾翻了，只能重做。
客人在三楼点的餐，他在一楼做好，端着摇摇晃晃的餐盘进电梯。这时候，已经有三四个单子在后面排着了。只有每一项技能都熟练掌握，才能保证不被淘汰。他最终离职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学会咖啡的拉花。
酒馆下班没有准点，客人喝酒到凌晨三四点，他也得陪着。下班通常很饿，而所有店都关门了。步行25分钟后回到宿舍，一个不通暖气也不通天然气的房子，他饿着肚子，裹紧被子睡觉。
他做过放贷人，也当过催收员。放贷人就是令他倒贴一千的工作。他花一千买了1500个“资源”手机号，某个刚听一句就被我们挂掉的电话也许就来自张伟：“您好，请问需要资金周转吗？”1400个“资源”像我们这样挂了，90个礼貌地听了几句后挂了，有10个能到加微信这一步。其中7个加不上，2个加上杳无音讯。最后一个，说考虑一下，考虑的结果就是不用了。
打电话不成，那就“展业”，跑业务的意思。他花40元印了2000张名片。一些被他插在了路边汽车的雨刷器上，此谓“插车”。然后就只能一家家门店跑了。他最恐惧的就是进店：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人会说出怎样的话。有个羊肉串店的门上贴着“转让”，他走了进去，老板回复了一个字，滚。
如果是他快乐、我不舒服，这我能接受一点。但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没有人做错了，你不能责怪任何人，你就是觉得不舒服。
每跑完一个就会清零，下一个从头开始。他干了三个月，一单未成，还剩1500张名片在家。入职前，公司说每月有800元底薪。后来说，因为他还不是正式员工，800元也没有。辞职那天，他大哭了一场。
一年半后，张伟成了国有银行的电催专员，身居M3（信用卡逾期两个月至三个月）队列。此类人还未成为老赖，但初有老赖之姿。他们大概率不会接催收电话，那只能打给他的身边人，用主管的话说，将他“从社会关系中一层一层揪出来”。
张伟从市级政府部门逐级打下去。此人若在城市，就找网格员，或所在小区的快递员。若在农村，就找村长。规定不允许透露缘由，只能说，“我们有一份重要的法律信函要交给他”。村长一般就能猜出来了，在村里四处广播。他们不会问对方为何欠钱，是否生活真的有困难，只需要他为欠钱感到耻辱，付出名誉。有时还没联系上本人呢，一查系统，他已将欠款乖乖还上。
催别人还债的张伟此时正负债八万（“卡奴”，他用了一个童年时在电视上学来的词）。他左右腾挪，从未逾期，但同样心有戚戚，想他们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如果这个人真的缺钱，比如他家里人生了大病，要把他珍爱的车子房子抵押给我的时候，我应该无息地把这笔钱给他，甚至无抵押地给他。他以他的人格作为担保，我觉得人格就是一个很宏大很有价值的东西了，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应该有那么多人格败坏的人，对吧？
我觉得这是非常狗屁的劳动，甚至谈不上劳动者，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帮凶。我会诚惶诚恐，我觉得我背叛了工人阶级，是对于底层的、对于社会中真正弱者的背弃。
他主动提出离职。然而领导说，只有三个月试用期满后才能离职。他依旧每天打卡上班，坐在最偏远的电脑背后，蜷缩起来，等同事们都下楼了才一个人去吃饭。比上班更痛苦的是去公司却无班可上。
他在电脑后看一本科幻小说《地铁2033》。好巧不巧，试用期的倒数第二天，小说看完了。明天怎么办？张伟很慌张，慌张到决定最后一天不上班了。领导没有回复他发去的道歉。
他在教辅机构做过班主任，说是班主任，其实就是推销网课的电话销售。但听到“班主任”的称呼时，大部分家长都会肃然起敬。有的家长说孩子是住校的，他说，你让孩子走读得了，上网课比住校提升大。有的家长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老人，以为是线下课，稀里糊涂就给小孩报了名。他说，用平板就能上。老人说，家里智能手机都没有，哪来平板？
有的家长接起电话就哭，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说，我希望帮助孩子提高成绩，但孩子不听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长期待着“你好像能够拯救他”。
有的家长不同意，他转而和孩子直接沟通。他要假装和孩子交心，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关系的，老师那时候也早恋。有的孩子就屈打成招了。他继续说，谈恋爱很美好，你报我们的课，就能一起考好大学了。
考985和考二本就是不一样，他用权威的语气说，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他的底线是在“公平”前加上“相对”。
将孩子说动了，他再让孩子去说服家长。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家长掏出一万到三万，购买他们的网课。
在那种情况下，去PUA一个涉世未深的纯洁的年轻人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信什么，一点水分都没有。他跟你说的话是掏心窝子的，但是你跟他说的话是精心设计的。他会真的把你当成一个和一般老师不一样的老师，他觉得你是可以帮到他的。我的压力就爆炸了，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卖课的，你对我期望这么高，我怎么回馈你？
离职的时候，领导挽回他：等到开学季，赚钱如捡钱，一个月两万块轻轻松松。依然是钱钱钱。
如张伟自述所说，他擅长面试。最近这份婚恋网站红娘，他只在简历里写上两份销售工作，每份的年限拉长些。而他的确干过，因而能在面试中对答如流。
面试官问，为什么来做红娘？
张伟答，红娘是给人带来幸福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工作。
他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然而真正当上红娘了，他学会的第一课是欺骗。他单身，却要和客户们说自己是31岁结婚的幸福已婚男。他在记事本上虚构了四个人物小传，两男两女（是客户觉得自己够一够，就能够到的人）。要是电话那头意愿不强，他假装在库里搜索一番，说我这边有个人和你匹配度很高，简单向你介绍一下：
身高176，27岁，本地人，央企技术岗，年薪16万，在高新区买了一套房，月供4500，压力不大，外形是清爽干净的阳光大男孩，温文尔雅，有礼貌，爱好滑雪、旅行、读书、踢足球。
他发现，女人是真的着急结婚，男人不着急结婚，着急生娃，常常上来就说，我得在30岁前抱上儿子。于是压力又重新回到女人头上，他暗示女客户，你总不想当大龄产妇吧。
无论那头说什么，他最后都要说，你找不到对象，就是因为圈子窄。顺势就能推销产品了。与其说是贩卖产品，不如说是贩卖焦虑。有人明确说，我不需要，谢谢。他们还是要打，直到打够规定的次数。他想到大家常说的“骚扰电话”，觉得说的就是自己。
“人非要结婚”，主管说这就是要向客户灌输的价值观。可是，张伟不明白的是，人为什么非要结婚？
_事情好像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循环_：每次进入职场前，都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休息，准备在新的工作中大展拳脚，但一旦进入职场，压力在时间推移中如潮水般涌来，很快心力就会衰败，整个人仿佛成了一只只会出气的气球，等到气力耗尽的一刻，便不得不逃离职场，乃至停止工作来休养生息。直到自己又觉得自己能够回到职场中去，进入下一次似乎没有尽头的循环。
当你想在工作中找到意义
防疫三年的末尾，张伟应聘了12345的疫情专席接线员。面试时他说，疫情下大家都太难了，我希望能帮到别人。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培训一周，除了讲怎么使用系统外，就是教你“不要情绪崩溃”。他后来才明白为什么要教这个。
最常接到的电话当然是关于隔离。他在笔记本上整整摘抄了4页不同省市的隔离政策。接线员的统一话术是：“经过省级研判，市级制定，执行的相关政策”。每次说到“研判”，他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群秃头专家在那哼哧哼哧研究的样子。如果那头认可，这则工单直接归档。继续质疑也没办法，按规定，政策问题不允许记工单。
提交工单，就是把市民的诉求向相关部门递交，类似一个线上的传达室。张伟负责送信，问题能不能解决，何时解决，他也不知道。
张伟上岗后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是一个癌症病人被隔离了。对方语气挺平和，希望以后能简化程序。张伟觉得提议中肯，提交了工单，却被驳回了，修改后重新提交，依然被驳回。他猜测是在两个部门之间被来回踢皮球。
他接到过得急性脑膜炎的年轻人的求助。年轻人要从中风险地区来本市急诊，担心被强制隔离。他尝试提交工单，被驳回了。组长说，他只是担心被隔离，还没有被隔离，因此没办法作为“诉求”。
市民周五下午打进电话，抗议小区再封三天是加码。通常来说，工单在3到5个工作日内处理。情形紧急，他摁下“加急”按钮。这是他权力的极限了，所谓“加急”，就是给相关负责人发去一条短信。“加急”不管按多少回，短信只会被发去一次。他在系统里看到，工单显示延后两天处理——他推断职能部门周末不上班——可等到周一，小区也解封了。
系统里有大量超时还未被处理的工单。他猜测超时不会对职能部门有任何惩罚。有一些工单，甚至已经在系统里挂了三百多天。
有市民打电话来问，之前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他点开之前的工单一看，写着：“某某部门已于某日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回电，市民表示满意。”但是市民说，他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更没有表示满意。
12345也会有机器人的回访电话，问对本次服务满意吗。张伟看到大部分回答都是“不满意”。但也就是这样了，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也看不到采取的任何行动。
他们对外宣称，白天晚上都同功率运行，实则夜班人手只有白天的十分之一。张伟的接线员同事半夜真遇到了锯树扰民，打12345排队。有的热线只要足够有耐心，总能排到。但12345不同，等待音乐播放到第三遍结束时，你就会被自动清除队列。你只能重新打一遍，重新排队，重新和同时打进来的人竞争，如此周而复始。那天，张伟的同事两小时后才打通，要到了一个国家电网的电话。
有人会说，把你们领导叫来。然而接线员规定，不能叫其他人来接电话。即便叫小组长过来了，他也只能教张伟怎么安抚市民，并不是那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并没有有权限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的工作的框架就是这么设计的，你只能这么做，你这么做才是正确的。而你尝试着超出你的范围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会有别人保护他自己的工作职责，把你的好意给拦下来。这就是这个工作让人觉得滑稽的地方。它设计成了一块铁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结构都好像是合理的，但是组装到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东西。
如果12345真的能帮到很多人，我做这工作会非常开心，但它只是市民的出气筒。市民骂我一顿，对他来说是提供情绪价值，对我来说就不是了，我很难把它计入“价值”，我觉得我没有真正帮到他。
市民把我们当成了权力的终点，但是我们连权力的起点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权力传话的中转站，甚至跟权力都不搭边。
他们不被允许主动挂断电话。他羡慕有的同事，能打断别人，能干脆地表示：我们不是职能部门，你再讲下去，你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如果你想要工单快速提交，你就要挂电话。对方也就知趣地挂了。
如果以上均不奏效，接线员的必杀技是：“详情请咨询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多少多少”。实际上，这个电话几乎没人打进去过，不是忙音，就是占线。但大多数人并不知情，会认真记下这个电话，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问题。感谢令他心虚，“他只是被骗了而已”。
有次，一人说我连打两次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两次给的答复不一样，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接线员大吃一惊，居然有人能连续两次打通这个电话。
同事们之间会开玩笑：遇到难缠的人，不必解决他的问题，只要结束他的电话。下一次他再打来电话，接到的人就不一定是你了。
他没办法挂断，也不懂怎么安抚“一个已经杀气腾腾情绪爆炸的市民”，他能做的只有挨骂。等到对方的情绪稍稍退去，他才小心翼翼地说，我帮您记一下工单，反馈一下这个问题。一看时间，10分钟过去了，这通电话还没结束，他今天的kpi又完成不了了。
最长一个电话，经历了几次意外挂断，加起来共打了80分钟，他才把市民安抚下来。他只能留下来加班，到快11点才到家。
有的同事被骂哭过，有的同事情绪濒临崩溃，需要空出半个小时，才能接下一个电话。但三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岗位上。
唯一一次，是他突然听到一个同事大喊，我也是个人！就从工位上起身走了。张伟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他该不会是对着电话喊吧？那可是要受处分的。后经查证，他是甩下耳机后喊的。同事还是离职了。
在进入12345之前，他以为他的工作是解决市民的问题。但他们的考核要求中不包括这个，只包括一天必须接够60到100通电话。平均下来，每个小时接10通电话。在kpi的重压下，他的工作变成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挂断一个电话”。接电话、写工单、提交，一个熟练工每单可以控制在3到5分钟。
如果打到了80通电话，什么错误不犯，不迟到、不早退、不漏打卡、不请假，每三个月通过考核，“升级”到最高级3级，能拿到的最高工资是4270元。
12月，政策大转向，接线员和全国人民一起茫然无措。没人再打疫情专席了，接线员的小群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我在发呆，一人说。好巧，我也在发呆，张伟回。
宣布取消入境隔离那天，又有很多电话涌进来，本市也执行这个政策吗？张伟反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的消息？对面说，微博上都传疯啦。张伟说，我们还没接到通知，我们会尽快联系相关领导反馈。他又装模作样地记下来。
无论如何，一切真的改变了。而张伟忽然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意义了。同期进来的80个人，如今只剩下30人。他又辞职了。
生活好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折磨
几乎每份工作的晨会都在浪费时间。套路是类似的，主管领着大家，“某某部门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很好！非常好！”鼓三下掌，要快且有力。有的搭配唱歌。张伟在生鲜超市推销过桂花酒酿，主管总爱在晨会时出言讥讽河南人，称河南超市压根找不到正品的米面油。张伟并非河南人，但他因此厌恶这位主管。
12345话务中心位于政府大楼，食堂之琳琅满目，至今令张伟牵挂。午餐有凉菜两道，主荤一道，花荤两道，素菜两道，主食两道，点心两道，汤羹两道，水果两道。小吃区另有三样，随时滚动补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像他待过的某家外包公司，专门贴上标识：主荤只许舀一勺。
接线员和公务员同堂吃饭，只不过公务员一顿刷卡4块，接线员10块；公务员队列一道，接线员队列一道，公务员排完了，接线员才可接上他们的队列。接线员饭盒满满当当，公务员领导着便服，面前薄薄一层五谷杂粮，搭配些许蔬菜。
12345的解压室有两台跑步机，没人跑。有一个拳击沙袋，没人打。三个按摩椅，两个好一个坏，无论好坏，都在第一时间被抢完，不按摩，只睡觉。接线员最讨厌周末。周末公务员不上班，食堂也不开了。
张伟和卫生间有了革命情谊。有的工作是单休，但保洁阿姨双休，因而周六那天卫生间纸篓堆得特别满。最好的是那种是带香薰的，有坐便器的，能坐在上面打瞌睡。每当想逃跑时，他就逃进卫生间。他将B站视频一个个点开又一个个关掉。他在卫生间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至少三份工作，他都是在卫生间辞职的。包括最近的第十九次辞职——
“是时候离开了”。最后一个未接通的销售电话给了我额外的勇气，我在心里这样想着，默默摘掉了挂在耳朵上的话机。
这家公司接近早十晚十的工作时长终于击溃了我苦苦累积起来的职场能量。为了避免正面难堪，我溜进洗手间，钻入一个没人的坑位，反锁上门，开始给领导发信息。在一段寒暄和客套的感谢语之后，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申请离职。
领导平静地问了我原因，我继续用客套回应，然后她告诉我，可以去办手续了。
因为还在试用期，所以不需要提前报备，关闭电脑，交接资料，填完两份电子文档，没有和同事们告别，我便离开了这家公司。
感觉生活好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折磨。折磨看不到尽头，解脱也看不到尽头。我在上班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30年，甚至更多，我这一天去上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不通。但是5分钟、10分钟以后，我还是挣扎了起来。我像个僵尸一样，套上衣服，挤上地铁，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张伟看到豆瓣上很多人讨论职场PUA，他感到奇怪：真的会有人上当吗？他换了19份工作，却很少感到PUA。或许有个原因是，他也很少拥有一个“职场”。他和他的同事们干一天工，挣一天钱，不谋求晋升，也不期许领导画的“饼”落在他们头上。
只有一次，张伟有过职务。12345以12人为一小组，他是唯一一个男的，大家说，就你当小组长了。小组长主要负责在晨会前填好这12人的签到表，没有额外工资。
几乎每一份工作都要加班，他习惯了，无法忍受的是“惩罚性加班”。干销售时，只要业绩不好，他们就被要求待到晚上10点，到11点，继续打推销电话。那时已经没几个人会接电话，就算接起，也会推脱自己要去睡觉。
有一次，领导给他们发来一通40分钟的销售对话录音，要他们一边听录音，一边手抄成文字。他为此熬了一整个通宵。这对提升业绩没什么用，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这种痛苦的感觉——这就是你当下的处境，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明天你必须做出改变。
还有一种惩罚是早起。这是在生鲜超市发生的事，原话是，你们第二天凌晨4点全部给我到，来迟了后果自负。目的是将货架重新排列和盘点一遍。那要么打车去，要么找附近酒店住下，开销超过了这天的工资。
张伟去做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外包审核员。他有一种当刽子手的负罪感，然而来钱快。审核员工作简单，工资能到五千，几乎是他能做的工作中最高的。
上审核员的夜班是一种古怪的感觉：脑子会变慢，挪动鼠标的速度会变慢，心跳忽快忽慢，肚子胀胀的，五脏六腑都在蠕动。屏幕有时会出现一行字：“所有视频都审核完了，休息一下眼睛哦”。审核员们将系统挂起，到休息室坐着。最热衷减肥的女孩都会在上夜班时到自动售货机前买饼干。6点45分，离7点下班还有15分钟，张伟朝东边的窗外看了一眼，晨光正透过云层撒到他的脸上。要死我要回家死在床上，他说。我要死在单位讹到赔偿，同事说。
然而张伟不仅没讹到赔偿，还搭进去9天工资。审核员试用期后期，审核量越来越大，张伟和好几个同事都打算辞职。人事说，试用期内提离职，要扣9天工资。他作为代表去交涉了一下午，催收员培训时学会的谈判策略，临场全都忘了。
他当场离职了，但发现了合同里的漏洞：如果是被开除，只扣3天工资。他教同事们一个劲儿点“通过”，速度上来了，正确率变得极低。有几个顺利被开除了，然而公司察觉到不对劲，迅速修改了政策。接下来被开除的同事，都被扣了9天至15天的工资。
张伟想过召集大家，一起发起劳动仲裁。但劳动仲裁要等待两个月开庭，期间无法工作。他等得起，其他人也等得起吗？他“工会主席”的位子就这样卸任了。
在开始的头几年里，我都幻想着能有朝一日突破性地改善——不管是在心境、病情还是工作上，我都希望之前的努力可以为我带来突然的转折，为我解脱困境带来动力。但三番五次的磨难之后，我才慢慢明白，大多数时候的人们口中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运，而量变带来质变的累积也更多是一种哲学上的可能性，它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事件一定会这样发生。
张伟不是没做过令他满意的工作。2019年10月，他进了一家成人英语培训机构做地推。毕竟是外企，10点上班，7点下班，有休息室，和两个小时整的休息时间。晨会规定30分钟，10分钟讲完，剩下20分钟打狼人杀，绝不早上班一秒。
他给自己取英文名为Leo，在地铁口对路过的每个人说：“您好，学英语吗？”他们把自己比作鹦鹉。被拒绝不是多伤尊严的事，鹦鹉是不过脑子的，要是被搭理了，反倒慌张起来。一类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还幻想着靠英语完成阶级跃升；一类是“富姐姐”，钱赚够了，打算移民的（然而从没见过“富哥哥”，他同样为此不解）。好在，一天慌张的次数不超过十次。
张伟从不往路人怀里塞传单，满地传单会给环卫工带来麻烦。地推要和一切“附近”搞好关系。碰到城管，他也会停下来闲聊几句。“你好，学英语吗”的时候，他余光正帮小摊小贩们盯着哨，低声提醒：“快收，城管要来了！”
这工作和勤奋关系不大，以张伟的眼光看，就是瞎猫碰死耗子。有一个月，他碰上了好几只死耗子，勇夺销售亚军，并收到人生最高一笔工资，逼近7000块。他来到一家日料餐厅，就位于“大都会”，一个人点了600元铁板烧套餐。
他第一次有种笃定，他能在某份工作好好干下去了。入职第四个月，新冠爆发。他硬着头皮留下来了一阵子，2020年初那个冬天，他裹在黑色长款羽绒服里，在空荡荡的地铁口枯站。为数不多的行人戴口罩匆匆而过，警惕陌生人的接近。后来他和同事就轮流溜去消防通道，身子撑在一级级台阶上睡觉。每月拿2000元的基本工资，如此到4月，他们都离职了。
下一个张伟
张伟在生鲜超市有三至四位临时同事。一位女大学生勤工俭学，周末兼职推销星巴克罐装咖啡，她曾偷偷送张伟一个星巴克帆布包，此后他每日挎包上班，也在星巴克女孩上卫生间时为她照看摊位。泡面摊位本有一个小伙子，上班第一天，他就将煮面的电磁炉烧干了。这个小伙子再也没出现过。
张伟共有68个备注为“同事”的微信好友。他频繁换工作，他的68个同事也这样。他们大多来自外地，二十来岁，大专或普通本科毕业，鲜少表露出那种叫做事业心的东西。其中一些女孩，通过她们的朋友圈判断，已在老家结婚生娃。
但没几个能称得上为朋友。一个曾同桌吃过饭的放贷同事，后来可能忘了他们是前同事关系，持之以恒给他发“最近要不要资金周转”的消息。也可能是，所有关系都可以变成资源。
他的大学舍友里，如今挣钱最多的那位在做快递员，一个月拿9000块。代价是凌晨4点起，深夜10点回，全年无休。
如果你想往上够一够，在社会上得到一个所谓体面的位置，你要付出努力之外的东西。张伟的表弟从铁路技校大专毕业，家里花了10万安排进了本市地铁系统，也就是我们在地铁里常见的走来走去的地勤人员。表弟形容这是一份“暗无天日的工作”，干了两年半辞职了。
张伟的父亲在银行工作，同事家的小孩从英国留学回来，花了20万塞进国有银行。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说要开网店。网店开了三个月，疫情来了，货进不来也发不出去，很快关门大吉了。
父母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要求他引以为戒。他们辗转找到一个中间人，承诺能将他塞进体制内。先是一个城管岗位，同场笔试的是研究生，或985的本科生，他连面试都没进。他抗争很多次，父母强硬依旧，只会反复说：他们为此花了30万。
19份工作里，父母最满意的是一家央企的车险客服。听闻他通过面试后，爸爸久违地放松下来。三个月试用期满后，他能签正式的劳务合同。此前他的大部分工作，要么不签合同，要签就是劳务派遣协议。
当我们的车剐蹭了，找保险公司理赔，他就是接起电话的人。有一次，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说，我开大货车把人压死了。他没问几句话，那头又神智涣散地把电话挂断了。但这句话就这样淤积在他心里。
两个半月后，张伟崩溃了。第五次请假的时候，领导辞退了他。这个工作日白天，妈妈和姨妈正好来家里找他，见他垂头丧气地躺在沙发上，桌子上放着他平日放在公司的水杯。她们都懂了。姨妈安慰他说，之前都是你辞退别人，也该别人辞退你一次了。
妈妈没说什么。张伟知道，她认为他太脆弱了。
走投无路的他
张伟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精神状况不佳，毕业后不久被确诊抑郁症，入院接受过一个月的心理治疗。也许有人会说，换19份工作，和他不够强壮的神经有关。但精神崩溃只是少数时刻，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努力工作。在工作的头两年，他曾强迫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即便是姥姥去世，也只请了三天假。
他开始暴饮暴食，对高油高脂的垃圾食物上瘾。有时他在下班后独自去餐厅大吃一顿，有时半夜12点爬起来点一两百块的麦当劳。他也在游戏里投掷金钱，换取短暂的快乐——如同一针直刺脑髓的多巴胺药剂，而后则是长久的懊恼悔恨的痛苦。
他因此身负过两次欠债，一次3万，一次8万，窟窿最后都是由父母填上的。爸爸哽咽着对他说，你一顿饭吃300块，我一个月餐费才300块。
他被检查出骨质疏松，原因不明。28岁一过，他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他曾想过去麦当劳打工，打听后却发现，他无法承受麦当劳的工作强度。
他很少和朋友见面。社交要花钱，也是消耗。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剧本杀：工作中付出的情感劳动够多了，为什么休息时还要角色扮演，还要又哭又笑？
“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去彩票店，买上10块或20块的刮刮乐。没有中奖就收手，中了奖就继续买下一张，直到将刮出的好运花完。买了彩票，他今天就不吃20块的黄焖鸡米饭了，吃15块的面条。
他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贴出10万块的中奖记录。他给自己规定，每个月发财梦的额度最多两次。在他负债8万块的时候，他有股强烈的“刮出个大的”冲动，一次性买了200块，中了50块。
中50块钱的奖，我都没有觉得高兴。因为这只是一个大骗局里的小小诱饵，就像鱼钩上的鱼饵一样，你看中的是蚯蚓，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机会虽然渺茫，但仍然是一个机会。什么东西最重要？机会最重要。如果一生中有无限的机会，你的人生会过得无限精彩。然而，人生的机会往往是有限的。
他在父母眼里是个大号青少年。他仍问家里要钱，因此没底气要独立。他想学剑道，一年需要一万。父母听了后说，太贵了，咱们消费不起。他买了一个2300块的switch，谎称800块，爸爸还是差点将switch从窗口扔下去。过生日朋友送他的乐高，他不敢组装后摆出来。可那已经是他29岁生日。
他最新的担忧是，两年后，爸爸就要退休了，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倒了。他说，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美好的两年了。
他一个人住在城郊空荡荡的房子里，是父母举家之力给他买的。隔壁是看守所。工作和工作之间的中场休息，他睡到下午4点醒来，吃顿饭，继续睡到晚上10点，清醒一会儿，12点又入睡。3月初这个清醒的时刻，他穿黑色polo衫和黑色牛仔裤，在客厅背着手来回踱步。听说他辞掉了第19份工作，父母给他写了一份长信，说今年公务员考试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中午爸爸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接。他终于坐了下来，将手机贴在身体一边，注视它，摁亮、熄灭。他还在等待来自爸爸的电话。
而夏天又要到了。夏天他总是更难起床，更难工作。每年夏天过去，活下来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会庆祝：庆祝我，又熬过一年。
*文中张伟为化名
*感谢播客“打工谈”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