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或许在技术和战术上能够继续取得成功，但无法掩盖体制的失败。他们无法逮捕所有的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人民已经起来，对当权者发出了嘘声，这不是任何一个镇压体制能够消灭的。他们在清零和镇压中，失去了人民。
"当南京传媒大学的一位女生、或者清华大学的一位女生在食堂前面孤独地举起一张白纸，一切都改变了"
在过去的一周，中国政局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4日的乌鲁木齐火灾和随后的政府新闻发布，激怒了可能所有的中国人，从26日开始，中国全境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抗议运动。从新疆到上海，从南京到北京，再到武汉、成都和广州，中产阶级们冲出了被封的小区，大学生们在校园里聚集、抗议。这是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甚至是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面对这种汹涌的抗议浪潮，在最初几天，北京似乎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他们没有预料到人民以这种方式要求结束动态清零，也没有预料到人民在冲出被封锁的小区的同时要求自由，更没有预料到过去几年对新疆的成功镇压在一场火灾之后破防了，并且成为全国性抗议的导火索。
这是中国领导层的大麻烦，而且才刚刚开始。北京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其危险程度甚至可能超过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冲击和随后的镇压带来的国际孤立，而且危机本身是显而易见的，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人民的抗议不啻为一场起义，也就是革命。
“敌对势力”再现
或许因此，抗议浪潮兴起不过两天，11月28日，二十大后新任的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即召开大会，部署打击“敌对势力”。“敌对势力”这个词出现在如此级别的中共会议，上一次还是2011年6月。那是时任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同样的大会上，按照年初胡锦涛和周永康在2月18-19日举行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也就是应对北非茉莉花革命的爆发、呼吁所谓新社会治理改革，将19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逐渐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当作颜色革命的推手，也就是敌对势力。
然而，在过去几天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伟大斗争”之后，党内的支持者和同情力量在经过无数轮次的清洗也在“二十大”上最后被清除出局，党外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力量被镇压殆尽，包括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在华机构和力量、以及公民社会的天然盟友-国内的民营资本和企业家、人权律师团体等等，再经历了过去三年动态清零之下的“闭关锁国”之后，如果北京仍将它正面临的来自人民的反抗归咎于外部势力或者敌对势力，那可能就在承认自己的失败。
在整个抗议浪潮最关键的莫过于此。无论如何，镇压机器似乎都难以挽回政治的失败，并且暴露出根本的政治危机，那并不只是镇压机器的危机，也不只是一个领导人的危机，而是整个政党和政治体制的危机。在那一夜之间，在那张白纸面前，全部暴露于世人。
这当然是最大的危机。因为，从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共所做的几乎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防止中国在遭遇颜色革命的冲击下发生苏联解体式的崩溃。这是习近平执政之初加强个人集权的合法性借口，也是他过去十年对党内清洗、对党外镇压的初心，更是中国过去十年在新疆、香港采取残酷镇压的根本原因。
所有这些针对所谓颜色革命的危险的努力，包括防范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的人物、防范国内公民社会的组织化以及与国际公民社会的联结、防范香港和台湾变成颜色革命的桥头堡等等，都是针对他们所想象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和颠覆性的民主运动进行全面和系统的预防性镇压，如我们在2013到15年的中国大陆、在2017年以后的新疆、在2019年的香港所看到的。
维稳体制崩塌
但是，当公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国际外部势力的支持趋近于零，包括工人、学生和中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群体不约而同地起来抗议，并且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对自由有着如此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这个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维稳体制崩塌了。过去十年的社会清洗、特别是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之下形成的全民恐惧，在乌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后的一刹那，那个夜里，经过已经被严密审查文字内容但是无法过滤感情的社交媒体的传播之下，变成了中国人民相互之间仅有的纽带。第二天，没有组织、没有动员，他们就选择了上街，选择了反对。他们冲出了被封的社区，他们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点起了蜡烛，他们在校园、在街道、在海外举起了一张白纸。
这是1980年代以来一个虚构的苏联时代政治笑话的现实革命。仅仅在过去几年，知识分子们还在嘲笑中国的政治笑话没有超出前苏联笑话的水准，尽管北京早就已经把前苏联的崩溃当作最大的危险。但是，当南京传媒大学的一位女生、或者清华大学的一位女生在食堂前面孤独地举起一张白纸，一切都改变了。
或许，因此之故，政法委在28日举行了会议。负责动态清零的副总理孙春兰在11月最后一天的卫健委会议上也绝口不提坚持动态清零，而是要求全国做出调整。在党内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形下，当人民站出来冲出小区、站上街头，动态清零政策结束了。这是对过去三年坚持将动态清零与“两个维护”的核心权威绑在一起的失败。
但是，这不是最大的失败。当动态清零政策在民众抗议下被迫做出调整，与其说是承认最高层的失败，不如说是整个政党、整个政治体制的失败，那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领导班子所无法承受的。
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曾经在香港大显神威的镇压体制，针对当前的全国性抗议，或许在技术和战术上能够继续取得成功，譬如，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悼念和反对行动之后，警方进行了清场；在北京亮马桥的聚集之后，警方使用手机基站数据逮捕了所有参与者；这几天，北京高校开始遣散学生，害怕学生们可能在校园里继续抗议或者声援被逮捕者。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无法掩盖整个体制的失败，他们无法逮捕所有的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人民已经起来，对当权者发出了嘘声，这不是任何一个镇压体制能够消灭的。他们在清零和镇压中，失去了人民。
镇压或许在技术和战术上能够继续取得成功，但无法掩盖体制的失败。他们无法逮捕所有的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人民已经起来，对当权者发出了嘘声，这不是任何一个镇压体制能够消灭的。他们在清零和镇压中，失去了人民。
"当南京传媒大学的一位女生、或者清华大学的一位女生在食堂前面孤独地举起一张白纸，一切都改变了"
在过去的一周，中国政局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4日的乌鲁木齐火灾和随后的政府新闻发布，激怒了可能所有的中国人，从26日开始，中国全境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抗议运动。从新疆到上海，从南京到北京，再到武汉、成都和广州，中产阶级们冲出了被封的小区，大学生们在校园里聚集、抗议。这是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甚至是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面对这种汹涌的抗议浪潮，在最初几天，北京似乎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他们没有预料到人民以这种方式要求结束动态清零，也没有预料到人民在冲出被封锁的小区的同时要求自由，更没有预料到过去几年对新疆的成功镇压在一场火灾之后破防了，并且成为全国性抗议的导火索。
这是中国领导层的大麻烦，而且才刚刚开始。北京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其危险程度甚至可能超过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冲击和随后的镇压带来的国际孤立，而且危机本身是显而易见的，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人民的抗议不啻为一场起义，也就是革命。
“敌对势力”再现
或许因此，抗议浪潮兴起不过两天，11月28日，二十大后新任的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即召开大会，部署打击“敌对势力”。“敌对势力”这个词出现在如此级别的中共会议，上一次还是2011年6月。那是时任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同样的大会上，按照年初胡锦涛和周永康在2月18-19日举行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也就是应对北非茉莉花革命的爆发、呼吁所谓新社会治理改革，将19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逐渐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当作颜色革命的推手，也就是敌对势力。
然而，在过去几天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伟大斗争”之后，党内的支持者和同情力量在经过无数轮次的清洗也在“二十大”上最后被清除出局，党外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力量被镇压殆尽，包括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在华机构和力量、以及公民社会的天然盟友-国内的民营资本和企业家、人权律师团体等等，再经历了过去三年动态清零之下的“闭关锁国”之后，如果北京仍将它正面临的来自人民的反抗归咎于外部势力或者敌对势力，那可能就在承认自己的失败。
在整个抗议浪潮最关键的莫过于此。无论如何，镇压机器似乎都难以挽回政治的失败，并且暴露出根本的政治危机，那并不只是镇压机器的危机，也不只是一个领导人的危机，而是整个政党和政治体制的危机。在那一夜之间，在那张白纸面前，全部暴露于世人。
这当然是最大的危机。因为，从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共所做的几乎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防止中国在遭遇颜色革命的冲击下发生苏联解体式的崩溃。这是习近平执政之初加强个人集权的合法性借口，也是他过去十年对党内清洗、对党外镇压的初心，更是中国过去十年在新疆、香港采取残酷镇压的根本原因。
所有这些针对所谓颜色革命的危险的努力，包括防范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式的人物、防范国内公民社会的组织化以及与国际公民社会的联结、防范香港和台湾变成颜色革命的桥头堡等等，都是针对他们所想象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和颠覆性的民主运动进行全面和系统的预防性镇压，如我们在2013到15年的中国大陆、在2017年以后的新疆、在2019年的香港所看到的。
维稳体制崩塌
但是，当公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国际外部势力的支持趋近于零，包括工人、学生和中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群体不约而同地起来抗议，并且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对自由有着如此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这个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维稳体制崩塌了。过去十年的社会清洗、特别是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之下形成的全民恐惧，在乌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后的一刹那，那个夜里，经过已经被严密审查文字内容但是无法过滤感情的社交媒体的传播之下，变成了中国人民相互之间仅有的纽带。第二天，没有组织、没有动员，他们就选择了上街，选择了反对。他们冲出了被封的社区，他们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点起了蜡烛，他们在校园、在街道、在海外举起了一张白纸。
这是1980年代以来一个虚构的苏联时代政治笑话的现实革命。仅仅在过去几年，知识分子们还在嘲笑中国的政治笑话没有超出前苏联笑话的水准，尽管北京早就已经把前苏联的崩溃当作最大的危险。但是，当南京传媒大学的一位女生、或者清华大学的一位女生在食堂前面孤独地举起一张白纸，一切都改变了。
或许，因此之故，政法委在28日举行了会议。负责动态清零的副总理孙春兰在11月最后一天的卫健委会议上也绝口不提坚持动态清零，而是要求全国做出调整。在党内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形下，当人民站出来冲出小区、站上街头，动态清零政策结束了。这是对过去三年坚持将动态清零与“两个维护”的核心权威绑在一起的失败。
但是，这不是最大的失败。当动态清零政策在民众抗议下被迫做出调整，与其说是承认最高层的失败，不如说是整个政党、整个政治体制的失败，那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领导班子所无法承受的。
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曾经在香港大显神威的镇压体制，针对当前的全国性抗议，或许在技术和战术上能够继续取得成功，譬如，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悼念和反对行动之后，警方进行了清场；在北京亮马桥的聚集之后，警方使用手机基站数据逮捕了所有参与者；这几天，北京高校开始遣散学生，害怕学生们可能在校园里继续抗议或者声援被逮捕者。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无法掩盖整个体制的失败，他们无法逮捕所有的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人民已经起来，对当权者发出了嘘声，这不是任何一个镇压体制能够消灭的。他们在清零和镇压中，失去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