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5日边境巡逻人员在德克萨斯州弗朗顿向跨越墨西哥里奥格兰德河的中国移民分发垃圾袋，用来防雨水和寒风。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几个月，从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俗称“走线”，人数之多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记者沿路跟踪采访，在上周披露了这一惊人发现，一时间舆论大哗。 美墨边境的大规模偷渡客困扰美国久矣，一直以来都与中南美洲动乱、战争或贫困的国家紧密相关。但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以“一带一路”的金主姿态俨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大债权国的时候，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当然，历史上的中国难民潮并非少见。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万华人就是过去几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规模难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华人难民、1975年后的南越华人难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福清、长乐、温州、藁城等地出发的集体移民，最具历史意义的恐怕是1960年开始的“逃港潮”。那时的中国处在三年饥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为外界观察封闭中国的唯一指标。再来就是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后的精英逃亡。 中国梦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今天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大陆也属于所谓中下阶级，即那些向往中产阶级但始终挣扎在比底层阶级略好一点的境地，在中国的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三年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也重合着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体、强制拆迁受害群体、甚至法轮功练习群体等。当他们在三年疫情结束之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他们所有的，是最后一点财产和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特别是抖音上传播的“走线”视频。走线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朝鲜“脱北者”一般。 然而，媒体所总结的上述阶级画像只是片面的，并没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下，走线者背后一整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阶级状况是多么危险。大多数走线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曾经被福建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修订《反间谍法》，筑起新柏林墙 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的新柏林墙的矗立。只是，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了简单的互联网防火墙、物理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的统治集团在结束动态清零期间的单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以所谓“高水平开放”的名义，在继续保持开放的假象下，开始建立一个严格的出入境控制体制，包括对资本、服务和人员的出入境控制。比较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这一道新的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 这个新柏林墙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过修订《反间谍法》和新的《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总部位于都柏林的人权捍卫组织最近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过去数年间已经有数万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公民社会活动分子等以所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限制出境。许多持有国外绿卡的中国人、甚至非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也沦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被限制离开中国。 出于对这一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可能因为包括互联网交流在内的广泛怀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并被调查，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资企业在过去一周纷纷开始撤离准备。他们终于了解，从今年“两会”结束后中国当局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一种交易和不确定。 “高水平开放”轮不到我，走线永不会停歇？ 不过，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的有限开放政策还意味着他们整体正在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国城市的中下阶级群体，在政治上完全弱势，经济空间微薄，无力抵抗政府。在地方当局对民企的任意打压下，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他们损失惨重，也对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的微观环境中，超出社会精英们担心的间谍罪指控，他们已经感受到身为广义低端人口的阶级状况，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预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后的永续和制度化，无所不在地填满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剥夺了任何希望。 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他们所恐惧的，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噩梦”的永存，如同永远难以愈合的疫情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继续逃避“动态清零”的责任，并且以各种方式继续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且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逼迫中国当局要么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开放”、要么彻底放弃开放，回归清零时期的闭关锁国。 在这意义上，拥挤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中走线的中国“低端人口”们，正以中国人熟悉的“长征”模式，继续着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革命，反抗他们身后的新柏林墙。 江枫上海政治学者。 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作者使用的是笔名。
2023年4月5日边境巡逻人员在德克萨斯州弗朗顿向跨越墨西哥里奥格兰德河的中国移民分发垃圾袋，用来防雨水和寒风。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几个月，从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俗称“走线”，人数之多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记者沿路跟踪采访，在上周披露了这一惊人发现，一时间舆论大哗。
美墨边境的大规模偷渡客困扰美国久矣，一直以来都与中南美洲动乱、战争或贫困的国家紧密相关。但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以“一带一路”的金主姿态俨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大债权国的时候，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当然，历史上的中国难民潮并非少见。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万华人就是过去几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规模难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华人难民、1975年后的南越华人难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福清、长乐、温州、藁城等地出发的集体移民，最具历史意义的恐怕是1960年开始的“逃港潮”。那时的中国处在三年饥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为外界观察封闭中国的唯一指标。再来就是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后的精英逃亡。
中国梦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今天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大陆也属于所谓中下阶级，即那些向往中产阶级但始终挣扎在比底层阶级略好一点的境地，在中国的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三年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也重合着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体、强制拆迁受害群体、甚至法轮功练习群体等。当他们在三年疫情结束之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他们所有的，是最后一点财产和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特别是抖音上传播的“走线”视频。走线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朝鲜“脱北者”一般。
然而，媒体所总结的上述阶级画像只是片面的，并没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下，走线者背后一整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阶级状况是多么危险。大多数走线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曾经被福建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修订《反间谍法》，筑起新柏林墙
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的新柏林墙的矗立。只是，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了简单的互联网防火墙、物理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的统治集团在结束动态清零期间的单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以所谓“高水平开放”的名义，在继续保持开放的假象下，开始建立一个严格的出入境控制体制，包括对资本、服务和人员的出入境控制。比较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这一道新的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
这个新柏林墙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过修订《反间谍法》和新的《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总部位于都柏林的人权捍卫组织最近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过去数年间已经有数万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公民社会活动分子等以所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限制出境。许多持有国外绿卡的中国人、甚至非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也沦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被限制离开中国。
出于对这一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可能因为包括互联网交流在内的广泛怀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并被调查，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资企业在过去一周纷纷开始撤离准备。他们终于了解，从今年“两会”结束后中国当局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一种交易和不确定。
“高水平开放”轮不到我，走线永不会停歇？
不过，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的有限开放政策还意味着他们整体正在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国城市的中下阶级群体，在政治上完全弱势，经济空间微薄，无力抵抗政府。在地方当局对民企的任意打压下，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他们损失惨重，也对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的微观环境中，超出社会精英们担心的间谍罪指控，他们已经感受到身为广义低端人口的阶级状况，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预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后的永续和制度化，无所不在地填满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剥夺了任何希望。
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他们所恐惧的，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噩梦”的永存，如同永远难以愈合的疫情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继续逃避“动态清零”的责任，并且以各种方式继续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且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逼迫中国当局要么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开放”、要么彻底放弃开放，回归清零时期的闭关锁国。
在这意义上，拥挤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中走线的中国“低端人口”们，正以中国人熟悉的“长征”模式，继续着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革命，反抗他们身后的新柏林墙。
江枫上海政治学者。 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作者使用的是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