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杀妻后，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了妻子身上 揭开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背后不为人知的事 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曾一度震惊全国，案情很多细节在网络上已有大量报道，也勾勒出了杀人凶手朱晓东的性格轮廓：阴沉、残忍、自私和极端。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从一位法医口中再次回顾这个案件，听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就是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精神病学研究室主检法医师刘超，此前负责朱晓东的精神鉴定。 2017年2月13日，刘超在看守所见到了朱晓东，那时距离他杀人已近4个月了。 “他见了面就告诉我们，妻子杨某某脾气很差，用上海话讲，就是非常‘作’，小心眼、太计较，且报复心强。”刘超说。 在与法医的沟通中，朱晓东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杨某某身上，因为他明白妻子此时早已无法辩解。“有时候她给我发微信，我没回，晚上回家就发脾气。还有，晚上我加班很晚，就必须每半个小时给她发一张办公室照片，否则也要发脾气……家里买个面包机不如她意也跟我吵，吵到要离婚为止，但我一说同意离婚，她又说只要离婚她就自杀。”朱晓东向刘超如此描述，在他口中杨某某就是一个蛮不讲理、令人讨厌的“上海小女人”。 据此前媒体报道，朱晓东杀妻源于夫妻二人不愉快的杭州之旅。 而面对刘超，朱晓东又是这样描述的：“去之前，因为我早上起晚了，没在网上抢到她想住的酒店，她就大发脾气，在杭州那几天一直不停地念叨这件事。回来时，又因为没有买到高铁票，只能坐卧铺回来，她就一直唠叨，晚上都哄好了，第二天起来又开始抱怨。” 朱晓东说，案发那天早上，他实在受不了杨某某的喋喋不休，就掐住了她的脖子。“我只想让她闭嘴，没想杀死她。”朱晓东向刘超强调。 可眼见妻子已没了呼吸，朱晓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完了。于是他决定，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一个人先好好享受一番。 他将杨某某的尸体藏在冰柜中，把她支付宝里的4万多元转到自己账户里，然后打包行李出去旅游了。近3个月的时间里，朱晓东去了海南、徐州、韩国等地，先后以杨某某的名义在手机上借了大约16万元用于花销，至于杨某某父母和朋友发来的微信，他都悄悄“代劳”回复了。 “如果是电话，我就挂了，就说不方便接听。”朱晓东说。 2017年2月1号是杨某某父亲60岁的生日，杨父给他们发来邀请微信，约好让他夫妻二人来吃晚饭，但过了约定时间，杨父迟迟没有等到女儿女婿到来，同时发现再也联系不上女儿了。 朱晓东知道事情瞒不住了，就打电话给自己父母，坦白了杀妻事实，然后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派出所自首。 “杨某某在世时，你有没有背着她和别的异性接触并发生性关系？”刘超问朱晓东。 “有接触，但没有发生性关系。”朱晓东回答。 然而，这显然是在说谎，因为根据警方查证，朱晓东此前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 他的陈述有多少可信？从看守所出来，刘超去拜访了杨某某父母和朱晓东父母。 朱晓东父母在他11岁时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生活，从小在溺爱中长大。朱晓东母亲告诉刘超，儿子从小就话少，不好亲近，如果和他聊天，他只会回答“是”或“不是”。 更重要的是，从与朱晓东母亲的谈话中，刘超发现，朱晓东性格有极端倾向。“他母亲说之前他和异性发生情感纠葛时曾割过腕。”刘超说。 杨某某的父母后来也向刘超证实，对于这个接触不多的女婿，他们的印象是“话少、内向”。从女儿带他来见父母到案发其实不到一年，杨父母与朱晓东的接触并不多。 双方家长都表示，小两口平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矛盾，除了朱母说朱晓东曾透露杨某某有点“作”之外，并无异常。 按照常理讲，夫妻间难免有摩擦，简单一个“作”字就对妻子痛下杀手，确实难以自圆其说。但案发当天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朱晓东杀妻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如他所说，“只是想让她闭嘴”？ 冰柜里的杨某某已无从诉说，朱晓东的辩解在证据面前又显得如此苍白。经过走访调查，刘超认为朱晓东并无精神问题，更没有精神疾病。刘超又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包括人格测验。 刘超从事法医职业已有10年。他告诉记者，从鉴定的角度来讲，朱晓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说谎者。“做人格测验的时候很明显，他有自我保护意识，倾向于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答案，没有说实话。”刘超说，人格测验由几百道题组成，题目构成经过缜密设计，如果是刻意说谎，在专业的法医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两个月后，刘超向警方提供了鉴定意见：朱晓东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有受审能力。 2018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朱晓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晓东随后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9年7月5日，上海高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0年6月4日，上海二中院对朱晓东执行了死刑。
来源：法治日报
杀妻后，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了妻子身上
揭开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背后不为人知的事
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曾一度震惊全国，案情很多细节在网络上已有大量报道，也勾勒出了杀人凶手朱晓东的性格轮廓：阴沉、残忍、自私和极端。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从一位法医口中再次回顾这个案件，听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就是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精神病学研究室主检法医师刘超，此前负责朱晓东的精神鉴定。
2017年2月13日，刘超在看守所见到了朱晓东，那时距离他杀人已近4个月了。
“他见了面就告诉我们，妻子杨某某脾气很差，用上海话讲，就是非常‘作’，小心眼、太计较，且报复心强。”刘超说。
在与法医的沟通中，朱晓东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杨某某身上，因为他明白妻子此时早已无法辩解。“有时候她给我发微信，我没回，晚上回家就发脾气。还有，晚上我加班很晚，就必须每半个小时给她发一张办公室照片，否则也要发脾气……家里买个面包机不如她意也跟我吵，吵到要离婚为止，但我一说同意离婚，她又说只要离婚她就自杀。”朱晓东向刘超如此描述，在他口中杨某某就是一个蛮不讲理、令人讨厌的“上海小女人”。
据此前媒体报道，朱晓东杀妻源于夫妻二人不愉快的杭州之旅。
而面对刘超，朱晓东又是这样描述的：“去之前，因为我早上起晚了，没在网上抢到她想住的酒店，她就大发脾气，在杭州那几天一直不停地念叨这件事。回来时，又因为没有买到高铁票，只能坐卧铺回来，她就一直唠叨，晚上都哄好了，第二天起来又开始抱怨。”
朱晓东说，案发那天早上，他实在受不了杨某某的喋喋不休，就掐住了她的脖子。“我只想让她闭嘴，没想杀死她。”朱晓东向刘超强调。
可眼见妻子已没了呼吸，朱晓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完了。于是他决定，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一个人先好好享受一番。
他将杨某某的尸体藏在冰柜中，把她支付宝里的4万多元转到自己账户里，然后打包行李出去旅游了。近3个月的时间里，朱晓东去了海南、徐州、韩国等地，先后以杨某某的名义在手机上借了大约16万元用于花销，至于杨某某父母和朋友发来的微信，他都悄悄“代劳”回复了。
“如果是电话，我就挂了，就说不方便接听。”朱晓东说。
2017年2月1号是杨某某父亲60岁的生日，杨父给他们发来邀请微信，约好让他夫妻二人来吃晚饭，但过了约定时间，杨父迟迟没有等到女儿女婿到来，同时发现再也联系不上女儿了。
朱晓东知道事情瞒不住了，就打电话给自己父母，坦白了杀妻事实，然后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派出所自首。
“杨某某在世时，你有没有背着她和别的异性接触并发生性关系？”刘超问朱晓东。
“有接触，但没有发生性关系。”朱晓东回答。
然而，这显然是在说谎，因为根据警方查证，朱晓东此前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
他的陈述有多少可信？从看守所出来，刘超去拜访了杨某某父母和朱晓东父母。
朱晓东父母在他11岁时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生活，从小在溺爱中长大。朱晓东母亲告诉刘超，儿子从小就话少，不好亲近，如果和他聊天，他只会回答“是”或“不是”。
更重要的是，从与朱晓东母亲的谈话中，刘超发现，朱晓东性格有极端倾向。“他母亲说之前他和异性发生情感纠葛时曾割过腕。”刘超说。
杨某某的父母后来也向刘超证实，对于这个接触不多的女婿，他们的印象是“话少、内向”。从女儿带他来见父母到案发其实不到一年，杨父母与朱晓东的接触并不多。
双方家长都表示，小两口平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矛盾，除了朱母说朱晓东曾透露杨某某有点“作”之外，并无异常。
按照常理讲，夫妻间难免有摩擦，简单一个“作”字就对妻子痛下杀手，确实难以自圆其说。但案发当天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朱晓东杀妻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如他所说，“只是想让她闭嘴”？
冰柜里的杨某某已无从诉说，朱晓东的辩解在证据面前又显得如此苍白。经过走访调查，刘超认为朱晓东并无精神问题，更没有精神疾病。刘超又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包括人格测验。
刘超从事法医职业已有10年。他告诉记者，从鉴定的角度来讲，朱晓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说谎者。“做人格测验的时候很明显，他有自我保护意识，倾向于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答案，没有说实话。”刘超说，人格测验由几百道题组成，题目构成经过缜密设计，如果是刻意说谎，在专业的法医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两个月后，刘超向警方提供了鉴定意见：朱晓东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有受审能力。
2018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朱晓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晓东随后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9年7月5日，上海高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0年6月4日，上海二中院对朱晓东执行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