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在脱口秀演员House（李昊石）在表演中提及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发的舆论热潮中，一个可怕的信号是，我们能清晰看到声势越来越浩大、无从质疑甚至无从不配合的，对于作为一套压迫系统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暴力尤其军事暴力的无条件认同。
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脱口秀演员HOUSE在北京演出时，说他领养的两条野狗追松鼠的场景让他想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8个字，该段子被指冒犯解放军。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脱口秀行业风暴：“中式”冒犯，国家暴力认同，与“审查外包”》，作者沈度指出，在脱口秀演员House（李昊石）在表演中提及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发的舆论热潮中，一个可怕的信号是，在相当规模的网民对于军队、对于民族国家概念、对于绝对秩序和绝对服从的条件反射式的捍卫中，在那些可以即刻触发煽情机制的语言习惯中，在捍卫解放军不可亵渎时仿佛与体制合而为一的时刻里，我们能清晰看到声势越来越浩大、无从质疑甚至无从不配合的，对于作为一套压迫系统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暴力尤其军事暴力的无条件认同。
文章说，恰恰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压抑、焦虑、愤怒不断累积而无处宣泄，同时几乎已经不存在有效公共讨论让人理解压迫从何而来、愤怒本该导向何处去、有尊严的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作为公民的我们还可以争取什么抵抗什么，而宣传机器那些无孔不入而且仿佛环环相扣的故事则近乎封堵了从另一个角度认知世界与自己的可能——于是压抑与愤怒被无缝转嫁到国家需要的敌人，焦虑则成就了对于强权的谄媚。对于官方通报的无条件信赖与合理化，对于吸毒的无死角歧视，又或者考公成为潮流、“厅局风穿搭”成为婚恋市场新偏好，都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不同果实。
“文革”留下的政治创伤《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作者Pamela Paul说，在记者布兰尼根的新书《红色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后世》(Red Memory: The Afterliv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注意到，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对“文革”历史的遮掩愈发严密——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这一迹象令人对它的政治健康深感忧虑。
文章说，无所不及的“文革”留下了政治创伤。“没有一个工作单位能幸免，”布兰尼根写道。“没有一个家庭是无辜的。用‘同谋’来形容都过于轻巧——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互相告发背叛。一个人可以通过这种背叛飞黄腾达，直到时代大潮再次改变方向，曾经的受害者开始反击。这种亲密关系的背叛和政策的突然逆转撕裂了中国文化的全部肌理，将儒家的孝道伦理和更新式的共产主义博爱承诺尽数推翻。”
文章指出，当美国人谈起文革，讨论的内容往往是关于集体思维和乌合之众的兴起，以及Twitter上和大学校园里的表演型愤怒。相似之处当然存在：政治领袖在煽动文化战争，极化思维将意见分歧的范畴缩窄至盟友与异端的能指，媒体也更愿意高喊口号而不是带动深刻讨论。但布兰尼根的著作提供了同样重要的警示：忽视或扭曲历史会招致怎样的危险。
“在西雅图的背后看见新疆”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在西雅图的背后看见新疆，在新疆的背后看见台湾》，作者阎纪宇说，新疆议题近年一直是国际新闻热点，尽管经常被视为美中新冷战较劲的筹码，但普世价值的终极关怀更为重要；地缘政治、务实政治（realpolitik）的操弄算计不应勾销血肉之躯的痛苦挣扎，尤其是弱势族群的血肉之躯。更何况新疆议题还涉及许多超越地缘政治、大国博弈且意义深远的面向。
文章说，《新疆再教育营：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作者拜勒（Darren Byler）揭示另一项影响深远的事实：对于这样一个超高效能执行力、定期更新软硬体与资料库的数位围场，欧美自由民主体制孕育出的高科技业者（此外还有欧美政府2001年之后的反恐政策与反恐战争），在有意无意之间透过人才培养、技术输出、资本募集等管道成了中国帮凶，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在西雅图的背后看见新疆”。从科技公司舒适先进的办公室，到流放地拥挤恶臭的牢房与奴役工厂；从训练精良全心投入的程式设计师与工程师，到不见天日哀哀无告的再教育营“学员”；两个世界看似天涯，其实咫尺。欧美国家已开始亡羊补牢，只恐为时已晚。
有评论认为，在脱口秀演员House（李昊石）在表演中提及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发的舆论热潮中，一个可怕的信号是，我们能清晰看到声势越来越浩大、无从质疑甚至无从不配合的，对于作为一套压迫系统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暴力尤其军事暴力的无条件认同。
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脱口秀演员HOUSE在北京演出时，说他领养的两条野狗追松鼠的场景让他想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8个字，该段子被指冒犯解放军。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脱口秀行业风暴：“中式”冒犯，国家暴力认同，与“审查外包”》，作者沈度指出，在脱口秀演员House（李昊石）在表演中提及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发的舆论热潮中，一个可怕的信号是，在相当规模的网民对于军队、对于民族国家概念、对于绝对秩序和绝对服从的条件反射式的捍卫中，在那些可以即刻触发煽情机制的语言习惯中，在捍卫解放军不可亵渎时仿佛与体制合而为一的时刻里，我们能清晰看到声势越来越浩大、无从质疑甚至无从不配合的，对于作为一套压迫系统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暴力尤其军事暴力的无条件认同。
文章说，恰恰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压抑、焦虑、愤怒不断累积而无处宣泄，同时几乎已经不存在有效公共讨论让人理解压迫从何而来、愤怒本该导向何处去、有尊严的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作为公民的我们还可以争取什么抵抗什么，而宣传机器那些无孔不入而且仿佛环环相扣的故事则近乎封堵了从另一个角度认知世界与自己的可能——于是压抑与愤怒被无缝转嫁到国家需要的敌人，焦虑则成就了对于强权的谄媚。对于官方通报的无条件信赖与合理化，对于吸毒的无死角歧视，又或者考公成为潮流、“厅局风穿搭”成为婚恋市场新偏好，都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不同果实。
“文革”留下的政治创伤《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作者Pamela Paul说，在记者布兰尼根的新书《红色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后世》(Red Memory: The Afterliv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注意到，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对“文革”历史的遮掩愈发严密——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这一迹象令人对它的政治健康深感忧虑。
文章说，无所不及的“文革”留下了政治创伤。“没有一个工作单位能幸免，”布兰尼根写道。“没有一个家庭是无辜的。用‘同谋’来形容都过于轻巧——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互相告发背叛。一个人可以通过这种背叛飞黄腾达，直到时代大潮再次改变方向，曾经的受害者开始反击。这种亲密关系的背叛和政策的突然逆转撕裂了中国文化的全部肌理，将儒家的孝道伦理和更新式的共产主义博爱承诺尽数推翻。”
文章指出，当美国人谈起文革，讨论的内容往往是关于集体思维和乌合之众的兴起，以及Twitter上和大学校园里的表演型愤怒。相似之处当然存在：政治领袖在煽动文化战争，极化思维将意见分歧的范畴缩窄至盟友与异端的能指，媒体也更愿意高喊口号而不是带动深刻讨论。但布兰尼根的著作提供了同样重要的警示：忽视或扭曲历史会招致怎样的危险。
“在西雅图的背后看见新疆”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在西雅图的背后看见新疆，在新疆的背后看见台湾》，作者阎纪宇说，新疆议题近年一直是国际新闻热点，尽管经常被视为美中新冷战较劲的筹码，但普世价值的终极关怀更为重要；地缘政治、务实政治（realpolitik）的操弄算计不应勾销血肉之躯的痛苦挣扎，尤其是弱势族群的血肉之躯。更何况新疆议题还涉及许多超越地缘政治、大国博弈且意义深远的面向。
文章说，《新疆再教育营：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作者拜勒（Darren Byler）揭示另一项影响深远的事实：对于这样一个超高效能执行力、定期更新软硬体与资料库的数位围场，欧美自由民主体制孕育出的高科技业者（此外还有欧美政府2001年之后的反恐政策与反恐战争），在有意无意之间透过人才培养、技术输出、资本募集等管道成了中国帮凶，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在西雅图的背后看见新疆”。从科技公司舒适先进的办公室，到流放地拥挤恶臭的牢房与奴役工厂；从训练精良全心投入的程式设计师与工程师，到不见天日哀哀无告的再教育营“学员”；两个世界看似天涯，其实咫尺。欧美国家已开始亡羊补牢，只恐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