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未来？除了做家庭主妇和抚养孩子，我没有未来。”
在塔利班8月底公布一份长达114页的文件系统剥夺女性权利之后，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一位20年女性弗雷什塔·纳西米绝望而无奈地说。她原本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但现在她被困在家里，因为新法律规定女性在家门外的任何地方发出声音都属非法行为。
按任何文明社会的标准来看，塔利班的新法律对女性权利的剥夺都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不从头到脚包裹住，不能离开家门；
不得进入公园、健身房、美容院等公共场所；
没有男性亲属陪伴，不得长途旅行；
不能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就业；
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得超过六年级——事实上，阿富汗现在是全世界唯一剥夺女性中学以上受教育权利的国家。
尽管塔利班在2021年8月15日重新上台后曾宣称“我们将会允许女性在我们的架构内学习和工作，女性在我们的社会中将会非常活跃”，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表示，这三年来，阿富汗已有近250万女童被剥夺受教权，占全国学龄女童的80%，大学生人数也下降了53%，“在短短三年内，事实上的当局几乎抹杀了阿富汗教育二十年来的稳步进步，整整一代人的未来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
喀布尔街头的女性时尚广告遭涂抹
（图源：纽约时报）
是不是感到震惊？更震惊的是，还有人居然觉得这从长远来看是好事，“人类的未来属于阿富汗”——“随水文存”撰文认为，这种对女性权利的全面限制，才能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难题：
塔利班对妇女的诸多限制归根结底全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思想：女人必须依附于男人。而这一核心思想所能导致的最直接后果便是：阿富汗女性完全没有独立能力，除了生娃养娃啥都干不了，说白了就是把女性当做生育机器，而这必将导致阿富汗有着更高的生育率。
这意味着，破解全球生育率下降的方法，早已掌握在塔利班手中；抑或说，掌握在以塔利班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手中。
初看我以为他是在反讽，再往后看，才发现他是认真的。他承认自己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不同人类族群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人多力量大”，竞争结果最终取决于物种繁衍，像西方那样的政治正确是搞得“大家都不男不女不生孩子，自取灭亡”，因为文明的存续首先得繁殖：
文明并不一定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无论是智慧还是文明，都不是演化的目的。演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基因最大化复制，曾经聪明的人拥有更大的生存和繁衍优势，所以我们才侥幸有了文明。然而当有一天，人们聪明到发明了避孕措施，只享受繁殖的快感、而不用承担繁殖的义务，这种聪明带来的繁衍优势就走进了死胡同。
按照他的这一看法，现在要解决人口危机已经别无他法，只能像塔利班那样把女人关起来当生育机器，因为“人口数量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可能兼得”，塔利班的做法虽然野蛮，却会胜出，因为“从长远来看，自然选择的力量一定会倾向于更有繁衍优势的族群社会形态”。
“啥叫‘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富人才能活下来。”
他说得煞有介事，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着实令人发噱，那可以说是典型的滑坡谬误：他假设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因果链条（不同人群必然竞争；竞争取决于人口多少；现代文明必然导致人口危机；解决人口危机只能把女性当生育机器，否则就将自取灭亡），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关系，最终推导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
这里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成问题。最关键的是，他推断这种禁锢女性的做法必然提升生育率，甚至是挽救生育率下滑的唯一途径（因为在他看来别的招都失败了，而塔利班“交出了答卷”），且这种趋势将会无限延续下去，直到最终，这些野蛮落后的势力依靠繁殖力占满地球。
一百多年前，倒是也有人曾经这么危言耸听，不过那时的西方人忧虑的是“黄祸”（yellow peril）。尽管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晚清正是我们“落后挨打”的时期，但当时的欧洲人却恐惧斜眼的黄种人淹没白人的国土。
大力鼓吹黄祸论的奥地利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厄棱费尔强调，中国人虽然是“劣等种族”，但亚洲的一夫多妻制给了黄种人更大的生殖优势，主张应当废除一夫一妻制，以确保白种人持续繁殖基因和数量优越。
一直焦虑于本国低出生率的法国帝国主义政客更是屡屡在这上面做文章，在国内引发了一种人为的恐慌，担心黄皮肤的移民工人很快就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乃至土地，而这只有通过提高法国妇女的生育率才能挽救。
他们所恐惧的，我们现在只会感到好笑：非但他们的地盘没被我们淹没，现在中国人自己都在担心自己的生育力。
虽然我们总觉得中国人多，但事实是，中国人甚至算不上是过去这一百多年里最能生的：1900年中国4.37亿人，印度3.04亿人，非洲才1.25亿，但现在它们的人口都已超过中国；在这期间，墨西哥从1497万人暴增至1.3亿，增殖9倍；巴西从1810万人到2.03亿，增长11倍多；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甚至还不如美国（从9761万增至3.36亿，344%，中国是323%）。
阿富汗总和生育率变化
没有证据表明，阿富汗的高生育率会一直延续下去——虽然我们印象中似乎那地方总是又穷又能生，但其实也在变化。
在1990年之前，阿富汗女性一生中平均要生超过7个孩子，但这一数字（总和生育率）1990年降到6.4，2000年为5.87，2010年5.5，到2022年已低到4.52。
当然，肯定有人说，阿富汗就算出生率下滑，也还是比一般国家高得多了——越是现代化的国家，出生率越是在人口更替水平（2.1）之下苦苦挣扎。不过，一百年前叫嚷“黄祸”的那些人，也没想到中国人的出生率竟然有一天比欧美还低吧？
何况，光是生得多，就能赢得未来吗？加沙地带的总和生育率一度高达8.3（1991年），虽然2013年跌至4.4，仍在世界最高之列，远高于以色列的2.1，那你认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依靠“摇篮的复仇”，就能收复失地吗？这可需要相当大胆的假想。
那么塔利班对女性的禁锢是否能提升生育率？好像也不见得。
2011年，阿富汗分地区的生育率数据，当时塔利班统治的南部反倒是女性生育率相对较低的地区。
虽然原因不明，但不妨这样推测：女性就算被禁锢在家，也未必就毫无抗争余地，只能不停地生孩子。想想看，中国古代女性也被关在家里，且没有避孕措施，但人们还是有各种办法来控制养育子女的数量，原因很简单：生太多了，穷到养不活。
有一种观点认为，倒是美国人的钱养活了更多阿富汗人。自2003年入侵阿富汗，美国在此耗费了高达2万亿美元的军费，相当于阿富汗年GDP的100倍，2003-2012年间，阿富汗经济年均增速9.4%，2009年甚至一度高达20.6%。这个一度经济破产的国家，近一半的居民得以摆脱贫困，没有钱，生出来又怎么养活大？
阿富汗的一所学校女生，2021年塔利班掌权之前
要提升生育率，并不是只有禁锢女性一途。我早就在《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一文中说过，法国、瑞典那样“第二次人口转型”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全面赋予女性权利，建设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
认为“为了挽救文明，就得反文明”的观点，不仅荒谬、可笑，甚且恐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看法在国内还相当盛行，那往往以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形出发，强调为了族群的延续，可以不择手段。
刘慈欣曾在一场座谈中说，如果到了世界末日，只剩他、江晓原和现场的美女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刘慈欣说，可是全部文明都集中在我们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江晓原答：“如果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刘慈欣说，“你选择人性，我选择生存”，但他自信，他的很多粉丝之所以支持他，就是因为他身上那种“冷酷但又冷静的理性”。
“随水文存”说“人类未来属于阿富汗”，其逻辑与之如出一辙：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不择手段，也只有不择手段，才能生存下去。这就像“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一样，既没想过“欲练神功，无须自宫”，也没想过“即便自宫，未必成功”。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种论调里，以宏大目标的名义被牺牲的，总是他人，就像刘慈欣假设被吃掉的不是他自己，他们不过是牺牲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罢了。历史学家任思梅发现，近代中国那些宣称“别无他法”才卖掉女儿的父母，其实并非真的走投无路，只是冷酷地“做出了理性而经济的决定”。
既然开了脑洞，那我也不妨提一个反乌托邦设想：反正只要实现“族群繁衍”就行，那把男人关起来，剥夺一应权利，女人出去工作，生完孩子就丢给男人养，你觉得怎么样？
照我说，到这一步，就别假借“文明”存续的名义了，那只不过是血脉延续这种动物本能换了个说法，还有脸宣称这是为了挽救文明？当有人这么做的时候，“文明”就已经被扼杀了。
“我的未来？除了做家庭主妇和抚养孩子，我没有未来。”
在塔利班8月底公布一份长达114页的文件系统剥夺女性权利之后，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一位20年女性弗雷什塔·纳西米绝望而无奈地说。她原本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但现在她被困在家里，因为新法律规定女性在家门外的任何地方发出声音都属非法行为。
按任何文明社会的标准来看，塔利班的新法律对女性权利的剥夺都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不从头到脚包裹住，不能离开家门；
不得进入公园、健身房、美容院等公共场所；
没有男性亲属陪伴，不得长途旅行；
不能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就业；
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得超过六年级——事实上，阿富汗现在是全世界唯一剥夺女性中学以上受教育权利的国家。
尽管塔利班在2021年8月15日重新上台后曾宣称“我们将会允许女性在我们的架构内学习和工作，女性在我们的社会中将会非常活跃”，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表示，这三年来，阿富汗已有近250万女童被剥夺受教权，占全国学龄女童的80%，大学生人数也下降了53%，“在短短三年内，事实上的当局几乎抹杀了阿富汗教育二十年来的稳步进步，整整一代人的未来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
喀布尔街头的女性时尚广告遭涂抹
（图源：纽约时报）
是不是感到震惊？更震惊的是，还有人居然觉得这从长远来看是好事，“人类的未来属于阿富汗”——“随水文存”撰文认为，这种对女性权利的全面限制，才能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难题：
塔利班对妇女的诸多限制归根结底全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思想：女人必须依附于男人。而这一核心思想所能导致的最直接后果便是：阿富汗女性完全没有独立能力，除了生娃养娃啥都干不了，说白了就是把女性当做生育机器，而这必将导致阿富汗有着更高的生育率。
这意味着，破解全球生育率下降的方法，早已掌握在塔利班手中；抑或说，掌握在以塔利班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手中。
初看我以为他是在反讽，再往后看，才发现他是认真的。他承认自己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不同人类族群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人多力量大”，竞争结果最终取决于物种繁衍，像西方那样的政治正确是搞得“大家都不男不女不生孩子，自取灭亡”，因为文明的存续首先得繁殖：
文明并不一定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无论是智慧还是文明，都不是演化的目的。演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基因最大化复制，曾经聪明的人拥有更大的生存和繁衍优势，所以我们才侥幸有了文明。然而当有一天，人们聪明到发明了避孕措施，只享受繁殖的快感、而不用承担繁殖的义务，这种聪明带来的繁衍优势就走进了死胡同。
按照他的这一看法，现在要解决人口危机已经别无他法，只能像塔利班那样把女人关起来当生育机器，因为“人口数量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可能兼得”，塔利班的做法虽然野蛮，却会胜出，因为“从长远来看，自然选择的力量一定会倾向于更有繁衍优势的族群社会形态”。
“啥叫‘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富人才能活下来。”
他说得煞有介事，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着实令人发噱，那可以说是典型的滑坡谬误：他假设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因果链条（不同人群必然竞争；竞争取决于人口多少；现代文明必然导致人口危机；解决人口危机只能把女性当生育机器，否则就将自取灭亡），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关系，最终推导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
这里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成问题。最关键的是，他推断这种禁锢女性的做法必然提升生育率，甚至是挽救生育率下滑的唯一途径（因为在他看来别的招都失败了，而塔利班“交出了答卷”），且这种趋势将会无限延续下去，直到最终，这些野蛮落后的势力依靠繁殖力占满地球。
一百多年前，倒是也有人曾经这么危言耸听，不过那时的西方人忧虑的是“黄祸”（yellow peril）。尽管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晚清正是我们“落后挨打”的时期，但当时的欧洲人却恐惧斜眼的黄种人淹没白人的国土。
大力鼓吹黄祸论的奥地利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厄棱费尔强调，中国人虽然是“劣等种族”，但亚洲的一夫多妻制给了黄种人更大的生殖优势，主张应当废除一夫一妻制，以确保白种人持续繁殖基因和数量优越。
一直焦虑于本国低出生率的法国帝国主义政客更是屡屡在这上面做文章，在国内引发了一种人为的恐慌，担心黄皮肤的移民工人很快就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乃至土地，而这只有通过提高法国妇女的生育率才能挽救。
他们所恐惧的，我们现在只会感到好笑：非但他们的地盘没被我们淹没，现在中国人自己都在担心自己的生育力。
虽然我们总觉得中国人多，但事实是，中国人甚至算不上是过去这一百多年里最能生的：1900年中国4.37亿人，印度3.04亿人，非洲才1.25亿，但现在它们的人口都已超过中国；在这期间，墨西哥从1497万人暴增至1.3亿，增殖9倍；巴西从1810万人到2.03亿，增长11倍多；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甚至还不如美国（从9761万增至3.36亿，344%，中国是323%）。
阿富汗总和生育率变化
没有证据表明，阿富汗的高生育率会一直延续下去——虽然我们印象中似乎那地方总是又穷又能生，但其实也在变化。
在1990年之前，阿富汗女性一生中平均要生超过7个孩子，但这一数字（总和生育率）1990年降到6.4，2000年为5.87，2010年5.5，到2022年已低到4.52。
当然，肯定有人说，阿富汗就算出生率下滑，也还是比一般国家高得多了——越是现代化的国家，出生率越是在人口更替水平（2.1）之下苦苦挣扎。不过，一百年前叫嚷“黄祸”的那些人，也没想到中国人的出生率竟然有一天比欧美还低吧？
何况，光是生得多，就能赢得未来吗？加沙地带的总和生育率一度高达8.3（1991年），虽然2013年跌至4.4，仍在世界最高之列，远高于以色列的2.1，那你认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依靠“摇篮的复仇”，就能收复失地吗？这可需要相当大胆的假想。
那么塔利班对女性的禁锢是否能提升生育率？好像也不见得。
2011年，阿富汗分地区的生育率数据，当时塔利班统治的南部反倒是女性生育率相对较低的地区。
虽然原因不明，但不妨这样推测：女性就算被禁锢在家，也未必就毫无抗争余地，只能不停地生孩子。想想看，中国古代女性也被关在家里，且没有避孕措施，但人们还是有各种办法来控制养育子女的数量，原因很简单：生太多了，穷到养不活。
有一种观点认为，倒是美国人的钱养活了更多阿富汗人。自2003年入侵阿富汗，美国在此耗费了高达2万亿美元的军费，相当于阿富汗年GDP的100倍，2003-2012年间，阿富汗经济年均增速9.4%，2009年甚至一度高达20.6%。这个一度经济破产的国家，近一半的居民得以摆脱贫困，没有钱，生出来又怎么养活大？
阿富汗的一所学校女生，2021年塔利班掌权之前
（图源：纽约时报）
要提升生育率，并不是只有禁锢女性一途。我早就在《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一文中说过，法国、瑞典那样“第二次人口转型”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全面赋予女性权利，建设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
认为“为了挽救文明，就得反文明”的观点，不仅荒谬、可笑，甚且恐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看法在国内还相当盛行，那往往以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形出发，强调为了族群的延续，可以不择手段。
刘慈欣曾在一场座谈中说，如果到了世界末日，只剩他、江晓原和现场的美女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刘慈欣说，可是全部文明都集中在我们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江晓原答：“如果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刘慈欣说，“你选择人性，我选择生存”，但他自信，他的很多粉丝之所以支持他，就是因为他身上那种“冷酷但又冷静的理性”。
“随水文存”说“人类未来属于阿富汗”，其逻辑与之如出一辙：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不择手段，也只有不择手段，才能生存下去。这就像“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一样，既没想过“欲练神功，无须自宫”，也没想过“即便自宫，未必成功”。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种论调里，以宏大目标的名义被牺牲的，总是他人，就像刘慈欣假设被吃掉的不是他自己，他们不过是牺牲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罢了。历史学家任思梅发现，近代中国那些宣称“别无他法”才卖掉女儿的父母，其实并非真的走投无路，只是冷酷地“做出了理性而经济的决定”。
既然开了脑洞，那我也不妨提一个反乌托邦设想：反正只要实现“族群繁衍”就行，那把男人关起来，剥夺一应权利，女人出去工作，生完孩子就丢给男人养，你觉得怎么样？
照我说，到这一步，就别假借“文明”存续的名义了，那只不过是血脉延续这种动物本能换了个说法，还有脸宣称这是为了挽救文明？当有人这么做的时候，“文明”就已经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