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故事能够回归圆满，有的注定无法和解。
一则“北大博士后出国20年杳无音讯，病危老母亲盼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消息引发关注。热心网友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真的找到了“失联20年”的北大博士后王永强，但王永强只回了七个字“清官难断家务事”。看到回复后，亲人们表示“失望至极”。
没想到，大多数网友没有骂王永强不孝，而是对他表示理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知全貌不予置评”，“随便劝人大度、天打雷劈”等成了热评。
“不再劝别人大度”的转变
当事人身份的加持——“中科院物理博士、北大物理博士后”，再加上“母亲病危”“最后一面”的情节，网友自然关注。至于网友的热心遭遇了王永强的冰冷回复，也并非不能理解。
这件事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件普通的家务事。从一些网友留言讲述自己的亲身遭遇就可以看出，与父母关系不好，在中国很常见。
在新京报的微博下，网友对此事的留言超过了一万条。其中点赞最多的一条是“现在的网友越来越理智了。”
网友留言
父母濒死，都不肯见一面、送最后一程，这在传统孝道文化里，是不可容忍的。
而现在网友们对此事的评价，以及对留言的评价则表明，中国人对当代家庭关系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这种变化并不突兀，在不少影视作品及其反馈中也有体现。如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方登前半生对母亲的不原谅，《都挺好》里苏明玉对母亲逝世的态度。这些在过去可以归为“叛逆”或“不孝”的态度及其行为，却引发了大量观众的同情、理解，甚至支持。
这种新兴的思想观念，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显见。吉林大学博士李张建曾在论文《“80后”小说五大主题研究》指出，“80后”作家所写小说表达最多的主题是个体与家庭、家族的冲突，且在书写代际伦理冲突下的个体、家庭与家族的关系上呈现出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李张建研究发现，这群80后作家笔下显露出的价值倾向，是个体的成长要打破家庭、家族旧有伦理观念，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存秩序。同时，个体人物对家族伦理也进行着消解，建立起新的秩序与私人伦理空间。
网友们面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反映，其实就是一场传统家庭伦理消解和重建的过程。
为什么不再轻易劝人大度？
网友之所以不再劝人大度，劝人去原谅、和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懂得了尊重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选择。
南京大学博士何日取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一文中指出，过去百余年间，中国的孝道变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19年前的质疑、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四个阶段。
何日取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下“孝”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比如，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小心翼翼的“顺谏”，繁琐复杂的“丧祭”等认同度都非常低。
如果说，对“丧祭”的消解指向的是科学，那么对“顺谏”的消解指向的就是人文。人之为人的独立性愈发被强调，而依附性在逐渐瓦解。
至于那些宣扬愚孝的故事，中国的年轻人更不买单。比如“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在很多人眼中，这故事只反映了古代底层民众贫困生活的残酷，郭巨所称的“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取舍考量，更谈不上有多道德。
此外，随着这些年对原生家庭的探讨，虽然这一概念有被滥用的倾向，但也让很多人知道了家庭可以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那些来自父母的“虐杀”会在无力反抗的孩子心中留下多大的阴影。
我们不知道王永强曾经在原生家庭遭遇了什么，让他如此决绝，但很多人都知道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因此，在真相未明前，他们更愿意对这位北大博士后表示理解。
因为从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讲，家有支撑、激励成员的一面，也有束缚、压制成员的一面。有时候，站在家的立场看是“抛弃”，站在人的立场看也可能是逃离，获得“新生”与尊严。
家庭伦理观要革新，不过也不能忘了底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曾著有《底线伦理》一书。他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突出的一个差别，就是传统社会多是公开的等级社会，现代社会则强调对道德主体的平等尊重。建构底线伦理不是为了适应一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而是为了适应长期持续的现代社会的性质。
王永强家人接受采访
今天，中国传统的、辈分秩序严格的“四世同堂”格局正在被瓦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零散化，家庭成员关系趋向平等化、民主化，而家庭观念则由“家本位”转向“人本位”。
不过，家庭伦理观的变化，也不能违背法律。比如 “孝”，不仅有道德上的评价体系，也有法律明确的基础性权利和义务。
如《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但这些规定，基本是原则性的，且有一定的执行条件。如索要赡养费的权利主张，便给出了“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的前提。而具体到现实中的复杂案例，这些规定往往是难以全然概括和适用的，比如曾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汤兰兰案”，汤兰兰与其父母之间的养育和赡养义务，就不具备执行的前提。
具体到王永强的案例上，他早在20年前就已经注销了国内的户籍，悄然将自己从原生家庭剥离出来，国内法院也不太可能强制将其带回见他母亲一面。
而且，法律只是底线，也不可能给所有事物都圈上条条框框。和谐的家庭关系，总有一些是留给人性的，留给父母和子女共同努力构建的。
有的故事能够回归圆满，有的注定无法和解。我们能够接受，并且应该接受的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首先应是完整的人。
有的故事能够回归圆满，有的注定无法和解。
一则“北大博士后出国20年杳无音讯，病危老母亲盼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消息引发关注。热心网友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真的找到了“失联20年”的北大博士后王永强，但王永强只回了七个字“清官难断家务事”。看到回复后，亲人们表示“失望至极”。
没想到，大多数网友没有骂王永强不孝，而是对他表示理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知全貌不予置评”，“随便劝人大度、天打雷劈”等成了热评。
“不再劝别人大度”的转变
当事人身份的加持——“中科院物理博士、北大物理博士后”，再加上“母亲病危”“最后一面”的情节，网友自然关注。至于网友的热心遭遇了王永强的冰冷回复，也并非不能理解。
这件事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件普通的家务事。从一些网友留言讲述自己的亲身遭遇就可以看出，与父母关系不好，在中国很常见。
在新京报的微博下，网友对此事的留言超过了一万条。其中点赞最多的一条是“现在的网友越来越理智了。”
网友留言
父母濒死，都不肯见一面、送最后一程，这在传统孝道文化里，是不可容忍的。
而现在网友们对此事的评价，以及对留言的评价则表明，中国人对当代家庭关系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这种变化并不突兀，在不少影视作品及其反馈中也有体现。如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方登前半生对母亲的不原谅，《都挺好》里苏明玉对母亲逝世的态度。这些在过去可以归为“叛逆”或“不孝”的态度及其行为，却引发了大量观众的同情、理解，甚至支持。
这种新兴的思想观念，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显见。吉林大学博士李张建曾在论文《“80后”小说五大主题研究》指出，“80后”作家所写小说表达最多的主题是个体与家庭、家族的冲突，且在书写代际伦理冲突下的个体、家庭与家族的关系上呈现出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李张建研究发现，这群80后作家笔下显露出的价值倾向，是个体的成长要打破家庭、家族旧有伦理观念，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存秩序。同时，个体人物对家族伦理也进行着消解，建立起新的秩序与私人伦理空间。
网友们面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反映，其实就是一场传统家庭伦理消解和重建的过程。
为什么不再轻易劝人大度？
网友之所以不再劝人大度，劝人去原谅、和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懂得了尊重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选择。
南京大学博士何日取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一文中指出，过去百余年间，中国的孝道变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19年前的质疑、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四个阶段。
何日取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下“孝”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比如，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小心翼翼的“顺谏”，繁琐复杂的“丧祭”等认同度都非常低。
如果说，对“丧祭”的消解指向的是科学，那么对“顺谏”的消解指向的就是人文。人之为人的独立性愈发被强调，而依附性在逐渐瓦解。
至于那些宣扬愚孝的故事，中国的年轻人更不买单。比如“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在很多人眼中，这故事只反映了古代底层民众贫困生活的残酷，郭巨所称的“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取舍考量，更谈不上有多道德。
此外，随着这些年对原生家庭的探讨，虽然这一概念有被滥用的倾向，但也让很多人知道了家庭可以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那些来自父母的“虐杀”会在无力反抗的孩子心中留下多大的阴影。
我们不知道王永强曾经在原生家庭遭遇了什么，让他如此决绝，但很多人都知道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因此，在真相未明前，他们更愿意对这位北大博士后表示理解。
因为从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讲，家有支撑、激励成员的一面，也有束缚、压制成员的一面。有时候，站在家的立场看是“抛弃”，站在人的立场看也可能是逃离，获得“新生”与尊严。
家庭伦理观要革新，不过也不能忘了底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曾著有《底线伦理》一书。他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突出的一个差别，就是传统社会多是公开的等级社会，现代社会则强调对道德主体的平等尊重。建构底线伦理不是为了适应一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而是为了适应长期持续的现代社会的性质。
王永强家人接受采访
今天，中国传统的、辈分秩序严格的“四世同堂”格局正在被瓦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零散化，家庭成员关系趋向平等化、民主化，而家庭观念则由“家本位”转向“人本位”。
不过，家庭伦理观的变化，也不能违背法律。比如 “孝”，不仅有道德上的评价体系，也有法律明确的基础性权利和义务。
如《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但这些规定，基本是原则性的，且有一定的执行条件。如索要赡养费的权利主张，便给出了“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的前提。而具体到现实中的复杂案例，这些规定往往是难以全然概括和适用的，比如曾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汤兰兰案”，汤兰兰与其父母之间的养育和赡养义务，就不具备执行的前提。
具体到王永强的案例上，他早在20年前就已经注销了国内的户籍，悄然将自己从原生家庭剥离出来，国内法院也不太可能强制将其带回见他母亲一面。
而且，法律只是底线，也不可能给所有事物都圈上条条框框。和谐的家庭关系，总有一些是留给人性的，留给父母和子女共同努力构建的。
有的故事能够回归圆满，有的注定无法和解。我们能够接受，并且应该接受的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首先应是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