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产能过剩”突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热词——4日到9日，美国财长耶伦访华，点名了三个中国的产业产能过剩，可能会伤害美国；1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再提对“产能过剩”的关切。
中方也多次辩解，财政部、商务部的官员，乃至总理李强都下场回应，基本观点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些产业并不存在产能过剩，而即便有一定过剩，也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之前，对“产能过剩”的讨论和担忧，广泛存在于中国自己的官方语境和媒体舆论中。
如果真的存在“产能过剩”为何又事关欧美？这场贸易争端是否会延烧到政治领域？
欧美的指控
“美国将不会接受新兴产业如同10年前美国钢铁领域那样，被获得补贴的中国廉价进口产品大批摧毁。”耶伦不久前在访华时表示，此行重点是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
她也解释了背后的逻辑，对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大力支持，产能大幅攀升，而中国国内需求疲弱，因此行业出现过度投资，商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当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美，当地企业的生存将陷入困境，如同十多年前，中国钢铁席卷全球市场一样。而且，“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太大了，中国主体采取的行动可以改变国际价格，可能让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的生存成为问题。”
朔尔茨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称，“在某个时候，德国和欧洲也会有中国汽车。唯一必须明确的一件事是，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有倾销，不能有产能过剩，而且不能侵害产权。”
4月17日，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称，该机构发现中国“全面产能过剩”，无论是化学品、金属还是电动车领域。“接触的公司几乎没有不面对这个问题的”，而这些过剩的产能将在未来几年内冲击市场。
彦辞补充称，“对于构成欧洲工业基础的、具有战略可行性的工业正因价格过高而被挤出市场，欧洲不能接受。这时贸易就变成了一个安全问题，我认为中国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随着保护主义浪潮高涨，中国和欧洲面临“慢动作火车事故”（slow motion train accident），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
面对美欧的指责，中国的辩解大致有三招：
首先，否认存在过剩。背后的逻辑是，受到指责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并不过剩。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就表示，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当前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对新能源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
其次，即便有过剩，也是正常市场规律。见完德国总理朔尔茨后，中国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适度的产大于需有利于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不同国家在各自强项的产能高一些，在其他产业的产能低一些，这是由各自比较优势决定的，只要加强合作，就能共同发展。
彭博社评论称，“如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正在拒绝经济学中存在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最基本原理之一：比较优势……如果某个国家能够以比你更低的成本制造商品，你就不应该实施贸易关税壁垒，相反，应该进口商品；作为回报，你应该使自己的产业更有效率。”
实际上，耶伦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之处。访华之前，耶伦向美国媒体表示，“我从小就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有人以低价卖给你商品，你应该写一封感谢信。这基本上就是标准经济学所说的。”不过她补充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说‘寄一封感谢信’了。”
中文互联网一位自称从事外贸的网友表示，“如果国内供大于求就是过剩，那按照这个逻辑，法国红酒产能过剩，澳大利亚铁矿产能过剩，德国汽车产能过剩…...”
最后一招，李强则说的相对隐晦——他表示，至于有人说中国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是靠补贴形成的，不符合事实，产业补贴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美欧很多国家都有，有的国家补贴项目更多、面更广、补贴额度更大。
2022年8月16日，拜登正式签署《通胀削减法案》（IRA），投资3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将重点支持电动车、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在北美进行组装的新车，消费者最多可获7500美元补贴。该法案甚至还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
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补贴则在美国开启补贴的同一年取消，每车补贴在1000至2000美元之间，12年间补贴1500亿元人民币。
“当我们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时，这很难说得过去。”卡托研究所贸易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向美媒称，“事实上，当你的论点是‘照我说的做，而不是照着我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的时候，其政治和话语效果将不可避免地打折扣。”
中国真的存在产能过剩吗？
比如，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即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今年3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予以重申。
而上一次“产能过剩”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是五年前。
2023年末，中国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电子、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电气机械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低于2016年末。
中国的财经媒体《财新》在3月底就发表社论称，这轮产能过剩与前期各地激烈竞争、纷纷给予产业政策补贴不无关系。近年来，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医药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大受益于各地竞相推出、不断加码的政策支持，这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并不令人意外。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则在3月14日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新一轮产能过剩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比较高，甚至是先进行业、前沿行业，而“前沿行业很快出现过剩的压力和风险，是从未有过的；原先属于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如汽车，因为新兴经济体的进入造成产能过剩，引起的连锁反应也是过去不曾经历的” 。
卢锋当时强调，具有全球供应链特点的行业，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在国际经贸领域引起的扰动，与早先的水泥、煤炭等部门影响仅限于国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不到一个月，美欧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发难。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担忧
“虽然中国和欧美都关注产能过剩，但双方的具体担忧却不相同。”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苏月向BBC中文分析，中国决策者主要担心无序竞争和产能利用率低，而贸易伙伴则更关注中国整体产能和产量的快速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耶伦对电动汽车（EV）市场供过于求和潜在的不公平补贴表示担忧，尽管按照中国的标准，电动汽车（EV）的产能利用率并不低。
“我们预计，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将有更多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尤其是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对通胀的担忧减弱的情况下。这些调查可能会延伸到中国的海外工厂，包括东盟国家的工厂。此外，随着美国大选年的到来，两位候选人为争取选民支持，对中国的言论可能会更加鹰派。”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分析师李子谦（Chim Lee）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工业部门的某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并将持续下去。然而，贸易紧张局势不仅源于对产能过剩的担忧，也源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尤其是在“战略”领域。
安邦智库在发给BBC中文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在具体问题处理过程中，经济问题最好不要政治化。即使“产能过剩”问题存在，本质上也是市场现象，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不能以政治或行政方式来定义问题，也不能以政治和行政干预来解决问题。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划清解决问题的原则，对美国的博弈进行某种约束。
中美双方似乎在这一点上存在默契。耶伦在华时就强调，“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脱钩的愿望”，相反是出于防止全球经济失调、与中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的愿望。
今年4月，“产能过剩”突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热词——4日到9日，美国财长耶伦访华，点名了三个中国的产业产能过剩，可能会伤害美国；1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再提对“产能过剩”的关切。
中方也多次辩解，财政部、商务部的官员，乃至总理李强都下场回应，基本观点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些产业并不存在产能过剩，而即便有一定过剩，也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之前，对“产能过剩”的讨论和担忧，广泛存在于中国自己的官方语境和媒体舆论中。
如果真的存在“产能过剩”为何又事关欧美？这场贸易争端是否会延烧到政治领域？
欧美的指控
“美国将不会接受新兴产业如同10年前美国钢铁领域那样，被获得补贴的中国廉价进口产品大批摧毁。”耶伦不久前在访华时表示，此行重点是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
她也解释了背后的逻辑，对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大力支持，产能大幅攀升，而中国国内需求疲弱，因此行业出现过度投资，商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当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美，当地企业的生存将陷入困境，如同十多年前，中国钢铁席卷全球市场一样。而且，“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太大了，中国主体采取的行动可以改变国际价格，可能让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的生存成为问题。”
朔尔茨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称，“在某个时候，德国和欧洲也会有中国汽车。唯一必须明确的一件事是，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有倾销，不能有产能过剩，而且不能侵害产权。”
4月17日，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称，该机构发现中国“全面产能过剩”，无论是化学品、金属还是电动车领域。“接触的公司几乎没有不面对这个问题的”，而这些过剩的产能将在未来几年内冲击市场。
彦辞补充称，“对于构成欧洲工业基础的、具有战略可行性的工业正因价格过高而被挤出市场，欧洲不能接受。这时贸易就变成了一个安全问题，我认为中国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随着保护主义浪潮高涨，中国和欧洲面临“慢动作火车事故”（slow motion train accident），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
面对美欧的指责，中国的辩解大致有三招：
首先，否认存在过剩。背后的逻辑是，受到指责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并不过剩。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就表示，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当前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对新能源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
其次，即便有过剩，也是正常市场规律。见完德国总理朔尔茨后，中国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适度的产大于需有利于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不同国家在各自强项的产能高一些，在其他产业的产能低一些，这是由各自比较优势决定的，只要加强合作，就能共同发展。
彭博社评论称，“如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正在拒绝经济学中存在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最基本原理之一：比较优势……如果某个国家能够以比你更低的成本制造商品，你就不应该实施贸易关税壁垒，相反，应该进口商品；作为回报，你应该使自己的产业更有效率。”
实际上，耶伦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之处。访华之前，耶伦向美国媒体表示，“我从小就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有人以低价卖给你商品，你应该写一封感谢信。这基本上就是标准经济学所说的。”不过她补充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说‘寄一封感谢信’了。”
中文互联网一位自称从事外贸的网友表示，“如果国内供大于求就是过剩，那按照这个逻辑，法国红酒产能过剩，澳大利亚铁矿产能过剩，德国汽车产能过剩…...”
最后一招，李强则说的相对隐晦——他表示，至于有人说中国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是靠补贴形成的，不符合事实，产业补贴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美欧很多国家都有，有的国家补贴项目更多、面更广、补贴额度更大。
2022年8月16日，拜登正式签署《通胀削减法案》（IRA），投资3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将重点支持电动车、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在北美进行组装的新车，消费者最多可获7500美元补贴。该法案甚至还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
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补贴则在美国开启补贴的同一年取消，每车补贴在1000至2000美元之间，12年间补贴1500亿元人民币。
“当我们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时，这很难说得过去。”卡托研究所贸易专家斯科特·林西科姆向美媒称，“事实上，当你的论点是‘照我说的做，而不是照着我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的时候，其政治和话语效果将不可避免地打折扣。”
中国真的存在产能过剩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之前，对“产能过剩”的讨论和担忧，广泛存在于中国自己的官方语境和媒体舆论中。
比如，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即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今年3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予以重申。
而上一次“产能过剩”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是五年前。
2023年末，中国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电子、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电气机械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低于2016年末。
中国的财经媒体《财新》在3月底就发表社论称，这轮产能过剩与前期各地激烈竞争、纷纷给予产业政策补贴不无关系。近年来，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医药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大受益于各地竞相推出、不断加码的政策支持，这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并不令人意外。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则在3月14日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新一轮产能过剩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比较高，甚至是先进行业、前沿行业，而“前沿行业很快出现过剩的压力和风险，是从未有过的；原先属于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如汽车，因为新兴经济体的进入造成产能过剩，引起的连锁反应也是过去不曾经历的” 。
卢锋当时强调，具有全球供应链特点的行业，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在国际经贸领域引起的扰动，与早先的水泥、煤炭等部门影响仅限于国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不到一个月，美欧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发难。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担忧
“虽然中国和欧美都关注产能过剩，但双方的具体担忧却不相同。”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苏月向BBC中文分析，中国决策者主要担心无序竞争和产能利用率低，而贸易伙伴则更关注中国整体产能和产量的快速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耶伦对电动汽车（EV）市场供过于求和潜在的不公平补贴表示担忧，尽管按照中国的标准，电动汽车（EV）的产能利用率并不低。
“我们预计，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将有更多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尤其是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对通胀的担忧减弱的情况下。这些调查可能会延伸到中国的海外工厂，包括东盟国家的工厂。此外，随着美国大选年的到来，两位候选人为争取选民支持，对中国的言论可能会更加鹰派。”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分析师李子谦（Chim Lee）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工业部门的某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并将持续下去。然而，贸易紧张局势不仅源于对产能过剩的担忧，也源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尤其是在“战略”领域。
安邦智库在发给BBC中文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在具体问题处理过程中，经济问题最好不要政治化。即使“产能过剩”问题存在，本质上也是市场现象，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不能以政治或行政方式来定义问题，也不能以政治和行政干预来解决问题。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划清解决问题的原则，对美国的博弈进行某种约束。
中美双方似乎在这一点上存在默契。耶伦在华时就强调，“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脱钩的愿望”，相反是出于防止全球经济失调、与中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