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中共纪检部门公布了上半年纪检监督情况，有超过33万名干部因各种原因受到处分，其中包括25名省部级官员。近年来，当局一直强调反贪腐的工作永远在路上，但为何却出现党员干部中的贪官有抓不完的现象呢？
中纪委监委网站周四(7月25日)公布，今年上半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情况报告。
数据显示，在175.4万件次的信访举报当中，有47.7万件次属于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已对40.5万件立案，共处分33.2万人，当中包括25名省部级干部、2127名厅局级干部。
纪检监察机关已透过“四种形态”对相关人士作出惩处，有54.2万人次要接受第一种形态包括批评教育、训话和面谈等处分，占总人次61.6%；有27.1万人次需要接受包括警告、记过和降级等惩罚；3.1万人次要面对辞退和开除党籍等处分；只有3.6万人次被立案调查。而在1.2万名被立案的行贿人员中，有1941人被移送检察机关。
中纪委监委以图表显示今年上半年被处分人员职级划分情况。(中纪委监委网站截图)
人权律师：贪腐代价低 变相鼓励官员违法
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在中国庞大的官僚架构下，中纪委监委公布的数据只是贪污腐败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官员有很多潜规则和不成文的要求，请官员吃饭要包的红包也有明码实价。
吴绍平说：“在上海有一个规矩，商人请他们(官员)吃顿饭还得给红包。根据他们的级别不同，红包的大小也不同，但是最小的是2000元起。比如说，我的一些当事人是旅馆营业者，警察来做例行的治安走访时都得给他们红包，其实他们就是来收保护费。如果不懂’规矩’的话，你没事也会变得有事，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行贿方式了。”
吴绍平表示，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上任后大力反贪，但翻查数据，疫情后，中纪委监委每年约收到300万件举报。在中共猛力打贪下，党员干部并没有进入寒蝉，反观被抓的贪官人数近年有增加的趋势，这与惩罚力度不足有关。
吴绍平说：“很荒谬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四种形态的处分方式，这四种形态的处分给你们自我批评，或给你们一个很轻的处分，顶多也是调整一下职务，真正得到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是少之又少。这种反腐的成绩单一拿出去，就已经告诉中共的每一个官员尽管去贪腐。他们(政府)是在不断地鼓励这些党员从事贪腐和违法犯罪的活动，可见中共所谓的反腐的10年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作惩罚，最多人需要接受批评教育、训话和面谈等。(中纪委监委网站截图)
反贪腐变成控制官员的手段？
时事评论人士王剑表示，中国官员贪腐问题出现越反越腐的现象，其原因一方面与没有监督机制约束党员干部的权力有关，造成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与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有关。
王剑说：“现在中国的官员没有清官，全是贪官。这个事只要查就一定有问题，无官不贪。出问题的都是习近平不喜欢的人，他如果真心反贪就改变这个权力结构，他不是在真心的反贪，他是用反贪来控制这些官员，作为控制官员的工具，是一种政治手段。拿来对整个官吏阶层进行控制，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查，你一查不就是抓了吗？”
选择性反腐：打击政敌、清除异己和调配人手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吴建民也认为，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产生腐败，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就是腐败的温床。他表示，中国多年来以经济增长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业绩，大量的工程建设也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而习近平从地方官员做起，到进入最高权力核心，其工作经历让他清楚打贪反腐是最好的控制党员和官员的工具，透过选择性反腐可以打击不同对手和目标。
吴建民说：“为什么习近平要反腐？第一步是要打击政敌，因为首先要打击掉这些政敌才能保住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总书记的位置；下一步要反腐，就是要清除异己，不属于我这个圈的、不是跟着我混的，那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种人是异己，就要清除掉。除了打击政敌、铲除异己之外，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属于自己，以反腐为名要他们把位置腾出来，让自己的小兄弟上。北京市原本的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司法部长傅政华也是这样。”
吴建民表示，中国近年多宗“打老虎”案例反映出，反腐已成为政治报复的工具。他认为，习近平任内不会放下反腐的口号，而中共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会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7月25日，中共纪检部门公布了上半年纪检监督情况，有超过33万名干部因各种原因受到处分，其中包括25名省部级官员。近年来，当局一直强调反贪腐的工作永远在路上，但为何却出现党员干部中的贪官有抓不完的现象呢？
中纪委监委网站周四(7月25日)公布，今年上半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情况报告。
数据显示，在175.4万件次的信访举报当中，有47.7万件次属于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已对40.5万件立案，共处分33.2万人，当中包括25名省部级干部、2127名厅局级干部。
纪检监察机关已透过“四种形态”对相关人士作出惩处，有54.2万人次要接受第一种形态包括批评教育、训话和面谈等处分，占总人次61.6%；有27.1万人次需要接受包括警告、记过和降级等惩罚；3.1万人次要面对辞退和开除党籍等处分；只有3.6万人次被立案调查。而在1.2万名被立案的行贿人员中，有1941人被移送检察机关。
中纪委监委以图表显示今年上半年被处分人员职级划分情况。(中纪委监委网站截图)
人权律师：贪腐代价低 变相鼓励官员违法
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在中国庞大的官僚架构下，中纪委监委公布的数据只是贪污腐败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官员有很多潜规则和不成文的要求，请官员吃饭要包的红包也有明码实价。
吴绍平说：“在上海有一个规矩，商人请他们(官员)吃顿饭还得给红包。根据他们的级别不同，红包的大小也不同，但是最小的是2000元起。比如说，我的一些当事人是旅馆营业者，警察来做例行的治安走访时都得给他们红包，其实他们就是来收保护费。如果不懂’规矩’的话，你没事也会变得有事，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行贿方式了。”
吴绍平表示，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上任后大力反贪，但翻查数据，疫情后，中纪委监委每年约收到300万件举报。在中共猛力打贪下，党员干部并没有进入寒蝉，反观被抓的贪官人数近年有增加的趋势，这与惩罚力度不足有关。
吴绍平说：“很荒谬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四种形态的处分方式，这四种形态的处分给你们自我批评，或给你们一个很轻的处分，顶多也是调整一下职务，真正得到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是少之又少。这种反腐的成绩单一拿出去，就已经告诉中共的每一个官员尽管去贪腐。他们(政府)是在不断地鼓励这些党员从事贪腐和违法犯罪的活动，可见中共所谓的反腐的10年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作惩罚，最多人需要接受批评教育、训话和面谈等。(中纪委监委网站截图)
反贪腐变成控制官员的手段？
时事评论人士王剑表示，中国官员贪腐问题出现越反越腐的现象，其原因一方面与没有监督机制约束党员干部的权力有关，造成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与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有关。
王剑说：“现在中国的官员没有清官，全是贪官。这个事只要查就一定有问题，无官不贪。出问题的都是习近平不喜欢的人，他如果真心反贪就改变这个权力结构，他不是在真心的反贪，他是用反贪来控制这些官员，作为控制官员的工具，是一种政治手段。拿来对整个官吏阶层进行控制，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查，你一查不就是抓了吗？”
选择性反腐：打击政敌、清除异己和调配人手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吴建民也认为，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产生腐败，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就是腐败的温床。他表示，中国多年来以经济增长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业绩，大量的工程建设也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而习近平从地方官员做起，到进入最高权力核心，其工作经历让他清楚打贪反腐是最好的控制党员和官员的工具，透过选择性反腐可以打击不同对手和目标。
吴建民说：“为什么习近平要反腐？第一步是要打击政敌，因为首先要打击掉这些政敌才能保住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总书记的位置；下一步要反腐，就是要清除异己，不属于我这个圈的、不是跟着我混的，那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种人是异己，就要清除掉。除了打击政敌、铲除异己之外，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属于自己，以反腐为名要他们把位置腾出来，让自己的小兄弟上。北京市原本的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司法部长傅政华也是这样。”
吴建民表示，中国近年多宗“打老虎”案例反映出，反腐已成为政治报复的工具。他认为，习近平任内不会放下反腐的口号，而中共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会真正解决贪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