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日前宣布收藏中国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家、学者徐文立狱中及平生文献，并整理编目之后对研究者开放。徐文立先前在中国因从事民主自由活动两次被逮捕判刑，在狱中度过了16年。在其文献被胡佛研究所收藏之际，徐文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了他的成长经历和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的看法。
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1943年出生的徐文立生来就有反骨，即从小骨子里就富有反叛精神。他早年丧父，精神独立，不但让当局头痛，也让家人头痛。他在1960年代中学毕业，本可以报考大学，但他却认为中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是填鸭式的教育，不能让他获得多少新知，他相信自己可以自学成才，选择自学。他的这种选择让他注重子女教育的母亲不解和痛心。
在进行了包括社会调查和书本学习的自学一年之后，为了生计，他又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服役5年；然后再当工人；之后又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参加民主运动，不久之后开始了他的第一段牢狱生涯。
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宣布收藏徐文立个人文献之际，该图书馆和档案馆研究员林孝庭发表声明说：“徐文立的文献藏品不仅见证了徐文立个人的艰辛与奋斗，也为后人记录百年来中国民主化和解放的坎坷之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徐文立在1970年代末参加北京民主墙运动，主编民办刊物《四五论坛》；1990年代末更是公开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他与他的同道是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在中国少有的身体力行公开批判和对抗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人。因此，他不出所料地两次被逮捕判刑，第一次判刑15年，第二次13年。
两次坐牢，人生的大好时光有16年在牢狱中度过，他是否觉得不值得？是否感觉后悔：今年就要81岁的徐文立觉得值，不后悔。他说：“最重要的就是看个人感觉。人生谁无死啊，总归是有一死的。天下的事情一定要有人来去承担，所以在我年轻时代最喜欢的格言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我不可能因为有风险，有危险，要去坐牢，甚至要去杀头就不敢去做。”
徐文立接着说，他这仅仅是表达他的个人观点，他不会强求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接受他这种观点；后人要做什么，他不干预。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选择的事情，才会全力以赴地去做，才会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够自己去克服。
徐文立那一代人当中的大胆的人在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公开地、有组织地跟中共政权叫板、批判和对抗中共的独裁体制和做法。在他们之后，公开、有组织、有协调地跟中共叫板的人前仆后继，络绎不绝，尽管有中共无情的镇压。
跟他们的年轻时代相比，徐文立如何看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呢？
徐文立说，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尤其是在技术方面；但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也更世故，所以有人说他们当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多。然而，徐文立认为年轻一代毕竟是年轻一代，跟他们的父母辈、祖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有他们的思想和意识的优势。
资料照 - 中国社科院举行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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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高之际奖励婚育 中国青年：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他说：“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反而更加接近普世价值。你看现在的中国大陆，因为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不太能够了解，虽然有些亲人来探望我，我可以看到年轻的一辈。但我可以通过看电视剧，可以看到每个电视剧几乎都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权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电视剧的一个共同点。一遇到矛盾的时候，年轻人常常用：‘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 来怼上一代人。这更契合普世价值。”
跟他当年和同伴们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相比，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从事这种追求的条件或环境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徐文立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
他说：“（现在）风险更大了，环境更恶劣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这个习近平不但是想维护（中共的）党国的体制，而且想把中国拉回和退到帝王统治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之下。他采取的手段非常之恶劣，让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残酷镇压的程度远远高过他前几代，高于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而且，表面上看他没有杀人，但是实际上很多消声无迹的人就是被他杀掉了。这一点要比原来残酷得多。我太太经常跟我说，如果赶上习近平时代，我们就不可能被流放到美国。”
2002年12月，在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压力下，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徐文立流放到美国。到美国之后，徐文立获得美国布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从2003年到2013在该大学沃森国际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并任教9年后退休。
谈起在中国成长和读书的经历，徐文立说，许多人对他那一代人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有误解，误以为他们没读多少书，也没有多少书可读，其实，1960年代在中国的图书馆还是可以找到和借到许多重要的西方经典著作，让愿意学习的人可以进行相当充分的学习。
例如，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米尔的《论自由》，他就是通过那时的中国图书馆借阅研读的。他说，在他拒绝报考当时的中国大学多年后，他把在坐牢期间写就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秘密托人带出，他母亲看了才对他选择不上大学终于释怀了，因为她看到了她这个儿子这些年没有瞎胡混，而是认真学习了。
徐文立说，孟德斯鸠有关中国的论述破除了他对传统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迷信。清朝末年的翻译家严复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并附加了大量的翻译按语，阐释社会群体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界限的重要性，社会没有万不得已的理由不可越界侵犯个人自由，否则就会导致个人自由和社会都遭受严重损害，密尔和严复的这种思想至今在中国以及在中国人当中仍是非常精锐的、有待于充分理解和欣赏的远见卓识。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收藏的徐文立个人文献主要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他在狱中写的文字，其中包括他的个人申辩以及给当局的谏言；一部分是他与妻子贺信彤几十年的私人通信；一部分是他的《人类社会正常秩序》一书的原始书稿。
徐文立说，斯坦福大学收藏的个人文献当然是他的光荣，也是他的欣慰，那些文献要是留在家里不见得能得到妥善地永久保存。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也是历史记录，尽管只是部分的历史记录，但在斯坦福大学可以物尽其用，开放给研究者使用，可以增进人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华盛顿 —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日前宣布收藏中国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家、学者徐文立狱中及平生文献，并整理编目之后对研究者开放。徐文立先前在中国因从事民主自由活动两次被逮捕判刑，在狱中度过了16年。在其文献被胡佛研究所收藏之际，徐文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了他的成长经历和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的看法。
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1943年出生的徐文立生来就有反骨，即从小骨子里就富有反叛精神。他早年丧父，精神独立，不但让当局头痛，也让家人头痛。他在1960年代中学毕业，本可以报考大学，但他却认为中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是填鸭式的教育，不能让他获得多少新知，他相信自己可以自学成才，选择自学。他的这种选择让他注重子女教育的母亲不解和痛心。
在进行了包括社会调查和书本学习的自学一年之后，为了生计，他又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服役5年；然后再当工人；之后又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参加民主运动，不久之后开始了他的第一段牢狱生涯。
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宣布收藏徐文立个人文献之际，该图书馆和档案馆研究员林孝庭发表声明说：“徐文立的文献藏品不仅见证了徐文立个人的艰辛与奋斗，也为后人记录百年来中国民主化和解放的坎坷之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徐文立在1970年代末参加北京民主墙运动，主编民办刊物《四五论坛》；1990年代末更是公开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他与他的同道是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在中国少有的身体力行公开批判和对抗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人。因此，他不出所料地两次被逮捕判刑，第一次判刑15年，第二次13年。
两次坐牢，人生的大好时光有16年在牢狱中度过，他是否觉得不值得？是否感觉后悔：今年就要81岁的徐文立觉得值，不后悔。他说：“最重要的就是看个人感觉。人生谁无死啊，总归是有一死的。天下的事情一定要有人来去承担，所以在我年轻时代最喜欢的格言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我不可能因为有风险，有危险，要去坐牢，甚至要去杀头就不敢去做。”
徐文立接着说，他这仅仅是表达他的个人观点，他不会强求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接受他这种观点；后人要做什么，他不干预。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选择的事情，才会全力以赴地去做，才会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够自己去克服。
徐文立那一代人当中的大胆的人在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公开地、有组织地跟中共政权叫板、批判和对抗中共的独裁体制和做法。在他们之后，公开、有组织、有协调地跟中共叫板的人前仆后继，络绎不绝，尽管有中共无情的镇压。
跟他们的年轻时代相比，徐文立如何看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呢？
徐文立说，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尤其是在技术方面；但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也更世故，所以有人说他们当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多。然而，徐文立认为年轻一代毕竟是年轻一代，跟他们的父母辈、祖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有他们的思想和意识的优势。
资料照 - 中国社科院举行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
请同时参阅：
失业率高之际奖励婚育 中国青年：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他说：“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反而更加接近普世价值。你看现在的中国大陆，因为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不太能够了解，虽然有些亲人来探望我，我可以看到年轻的一辈。但我可以通过看电视剧，可以看到每个电视剧几乎都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权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电视剧的一个共同点。一遇到矛盾的时候，年轻人常常用：‘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 来怼上一代人。这更契合普世价值。”
跟他当年和同伴们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相比，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从事这种追求的条件或环境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徐文立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
他说：“（现在）风险更大了，环境更恶劣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这个习近平不但是想维护（中共的）党国的体制，而且想把中国拉回和退到帝王统治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之下。他采取的手段非常之恶劣，让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残酷镇压的程度远远高过他前几代，高于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而且，表面上看他没有杀人，但是实际上很多消声无迹的人就是被他杀掉了。这一点要比原来残酷得多。我太太经常跟我说，如果赶上习近平时代，我们就不可能被流放到美国。”
2002年12月，在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压力下，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徐文立流放到美国。到美国之后，徐文立获得美国布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从2003年到2013在该大学沃森国际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并任教9年后退休。
谈起在中国成长和读书的经历，徐文立说，许多人对他那一代人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有误解，误以为他们没读多少书，也没有多少书可读，其实，1960年代在中国的图书馆还是可以找到和借到许多重要的西方经典著作，让愿意学习的人可以进行相当充分的学习。
例如，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米尔的《论自由》，他就是通过那时的中国图书馆借阅研读的。他说，在他拒绝报考当时的中国大学多年后，他把在坐牢期间写就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秘密托人带出，他母亲看了才对他选择不上大学终于释怀了，因为她看到了她这个儿子这些年没有瞎胡混，而是认真学习了。
徐文立说，孟德斯鸠有关中国的论述破除了他对传统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迷信。清朝末年的翻译家严复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并附加了大量的翻译按语，阐释社会群体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界限的重要性，社会没有万不得已的理由不可越界侵犯个人自由，否则就会导致个人自由和社会都遭受严重损害，密尔和严复的这种思想至今在中国以及在中国人当中仍是非常精锐的、有待于充分理解和欣赏的远见卓识。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收藏的徐文立个人文献主要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他在狱中写的文字，其中包括他的个人申辩以及给当局的谏言；一部分是他与妻子贺信彤几十年的私人通信；一部分是他的《人类社会正常秩序》一书的原始书稿。
徐文立说，斯坦福大学收藏的个人文献当然是他的光荣，也是他的欣慰，那些文献要是留在家里不见得能得到妥善地永久保存。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也是历史记录，尽管只是部分的历史记录，但在斯坦福大学可以物尽其用，开放给研究者使用，可以增进人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