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中国搭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列车，凭借人口优势在改革开放时期超高速发展，大国崛起、站稳世界舞台，欣欣向荣。不过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却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衰退，背后是什么原因？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本台推出【习近平这十年】系列专题节目。
2013年，习近平展开第一任期不久，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后更有官媒评论“‘唯GDP是瞻’，是早已根植于某些干部头脑和灵魂深处的痼疾、毒瘤”。
这一番话背后代表的意涵，即是习近平不再强调经济挂帅，而是要重塑国内政治秩序。
在胡温时期，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但在习近平掌权的过去十年中， 几乎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比上一年下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经济GDP增长率自2012年的7.9％逐渐下行，2016年仅剩6.8%，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仅有6%。
胡锦涛（左）、习近平和温家宝（右）在中国人大开幕式上。（美联社）
民企：百花齐放到逐渐凋零
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美国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CBB）创立于2010年，正好见证习近平两届任期的中国经济变化，其执行董事卡齐（Shehzad Qazi）就认为，过去十年经济放缓的一大原因，是私营企业起飞的阶段已经消失，民企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最初的几年，中国的私营企业预期市场经济会增长，认为（它们）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的表现与国营企业相比毫不逊色，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要更好，像是在盈利、承担劳动力市场、投资等方面。”卡齐回顾习近平刚上台的经济环境时如此说道。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2008年因应全球金融海啸而提倡支持国有企业，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强调政治挂帅，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本外流，使国有企业得以凭借政府支持获得更多资源而逐渐抬头，加上银行更倾向贷款给国有企业，国企逐渐超车。
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非金融企业银行信贷的35％流向国企，而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国有，34％流向私营，其余流向外资或合资企业。到2016年，分配失衡愈发严重，有83％信贷流向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只有11％流向了私营公司。
卡齐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贷款给）国有企业的风险要小得多，它们若未能偿还贷款，可以合理地期望背后会有国家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国家甚至是这些贷款的担保人。无论如何，这些贷款都是出于政治目的，最终流向国有企业，（使它们）能推动经济增长，对经济的掌控远远超越了民营企业。”
美国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CBB）执行董事卡齐（Shehzad Qazi）。（视频截图）
不过有多份研究表明，无论政府提供多少支持，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都低于私营企业。迄今为止，对国有部门加强财政援助并没有帮助提高其偿付能力，国有企业也出现债券违约的情况。此外，将资源投向国有而非私营部门是一种双重打击，不仅没有增进国有企业的绩效，还阻碍了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发展，进而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国进民退”再成浪潮，也使民营企业的处境雪上加霜。身为民营企业家的前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瑞琴就感叹，民营企业必须通过国企挂靠代持和国企混改等手段，才有生存的机会。根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2013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引入各类社会资本超过2.5万亿元，至2022年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70%和54%。
王瑞琴：“现在民营企业真正目前还在运转的，主要是靠政府运作。真正的民营企业、（完全）民间资本投资的（公司）几乎没有。现在很多企业都主动给政府写信说，你把我收编吧，我把企业交给你政府。”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过去10年间私人控股企业数量不断攀升，从2012年的655万到2021年近2400万家。王瑞琴认为，这些企业数量虽然在攀升，但规模多为小型公司，设立公司并非难事，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生存。
王瑞琴：“中国大陆的微小企业非常煎熬，我实际上觉得中国政府如果想让经济得到发展、改善民生，必须改善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上上下下对这个国家、这个体制没有信心。这是根本的问题。中国这样的状况，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希望，而中国也就不会有希望。”
民营企业家前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瑞琴（视频截图/RFA）
监管的手掐脖子叫你不要太成功
除了民营公司身上背负著重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内，中国观察家们最有感触的，就是北京对企业出台越来越严苛的政策。在“政治挂帅”的大旗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起飞，成了刀下牺牲品。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中国政府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和控制，是在过去十年压死中国经济的“最大”一根稻草。
史剑道说：“对习近平来说，是我下达命令、我们花了钱，就应该要有科技进步。科技发展以前有国家影响，但现在是由国家主导，国家决定要发展什么技术、并分配资源。如果在范围外进行太多创新，就不会被视为对中国的祝福，反而是潜在的威胁。”
就在两年前，蚂蚁科技集团负责人马云在上海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批评中国“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触动高层的敏感神经，惹恼北京领导人，使习近平亲自叫停蚂蚁上市计划，这颗震撼弹也透露了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快速增长的影响力感到不安。
史剑道告诉本台，习近平将这些企业巨头视为潜在威胁而展开一连串攻击，阻碍了创新发展的机会：“习近平将成功的私营企业列为腐败或野蛮，他们说的‘资本野蛮生长’，基本上意思就是叫你不要太成功。”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视频截图)
在此之后，一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针对民营科技业最全面且严格的监管风暴。市场监管总局在2020年底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立案调查，吹响互联网反垄断执法的号角，在此之后当局陆续针对占据中国经济核心地位的数十家机构展开广泛审查。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内，多达十个部委相继出拳，大型民营公司从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及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到教育培训机构、滴滴出行等，挥别过去的意气风发，纷纷成了风暴中心。
雪上加霜的是，在最近几年的整顿下，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往往与政治打压划上等号，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徐麟2020年在“中国新媒体大会”上对资本家发出严厉警告，说要“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淡化党的领导，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
当时风声鹤唳，中国政府陆续抓捕多位民营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这些企业家遭当局以“非法集资”、“非法经营”或“妨碍公务”等罪名抓捕关押，不过背后原因不外乎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或是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案宣判。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2020年11月20日裁定他罪成，判囚20年，名下资产全部冻结。（推特图片）
有“中国良心企业家”之称的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被控妨害公务、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破坏生产经营、强迫交易、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寻衅滋事8项罪名的案件，经过14天审讯，2021年7月28日被河北高碑店法院判有期徒刑18年。（法新社资料图片）
熟知商界的王瑞琴说，与民营企业主相关的案件，“基本上公检法有一个规则，我尽量把民事案子往刑事靠、按刑事走，刑事案子让你靠黑走…强制套成涉黑，你一涉黑就（财产）被没收，法律程序上，用这名义没收了很多民营企业的资产。”
王瑞琴感叹，习近平12年前上台时，接手的是共产党从建政以来留下最好的摊子，是个对于企业家来说群星灿烂的时代，“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果，到他手里，全部都给你挥霍、给你毁了。”
背离市场经济 下一步走向哪？
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就认为，中国近年来通过“政党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将法律与企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绑在一起，中国政府主要靠著在公司中的所有权和地位，作为监督和控制的手段。
皮尔森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9月30日举办的研讨会上这么说：“（包括）扩大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无论是在国企或私营公司。习近平希望在所有企业中能有明确的党代表（即党支部），无论是国企、私营还是外资企业，并在董事会中拥有某种形式的党员身份。”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除了通过反垄断、海外上市审查等政策实施外部监管，也要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内部改革。截至2016年底，中国273万家私人企业中有67.9％建立党组织，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的在华外企建立了党组织，达到7.5万家，并且参与公司的决策权。皮尔森指出，中国政府要求企业对党忠诚，进一步模糊了党国与企业的界线。
资料图片：2021 年 7 月 9 日，一名男子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楼的屏幕附近，播放习近平的新闻镜头。（路透社）
当党与企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越来清晰。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曾经表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市场经济给普通人提供了走出贫困和发家致富的机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他在2021年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
有了一把刀架在企业脖子上，这些商业巨头纷纷“响应”政府的共同富裕政策，阿里巴巴和腾讯在此前分别承诺投资155亿美元和77.5亿美元，帮助促进中国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来是邓小平时代提出的目标，但外界担忧现在变成一个政治口号和运动，习近平版本的“共同富裕”只是当局夺富人之财的借口。
在美国纽约的政治经济专家秦鹏是这么看待中国版本的“共同富裕”:“中共的体制是把财富榨取之后，在高层权贵阶层花掉，或是干脆花到海外大撒币，政府花掉在基建上，让官员从中捞取财富。从财富再分配角度来讲，民营企业没有获得好处，也导致经济没有形成可持续的动力。”
2021年习近平的 “共同富裕”经济政策推至高峰，令原本强劲经济势头急转直下。（RFA制图）
他认为，发达国家的“财富再分配”是让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慈善行动等来增加就业机会、缩减贫富差距、带动城乡发展，不过这样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眼中，却被视为“和党争群众”。
向世界开放的大门逐渐关闭
此外，在习近平两届任期中，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也是秦鹏的担忧所在。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木槌一落，宣布中国加入的标志性一刻。但从胡温时代到习李掌权，西方世界逐渐认知到中国并没有兑现20年前开放市场的承诺，甚至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掌权后逐渐背离市场机制，离改革开放越来越远，加上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进一步使中国经济下行。
“市场经济全面倒退、（GDP增长）速度快速下跌、个人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国际关系持续恶化，会越来越成为经济的孤岛。这个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十年发生的变化。”秦鹏说。
在习近平寻求第三个任期之际，正好面临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逐渐复苏，但中国仍在经历极端防疫措施和动态清零，这也是造成近期中国国内经济疲软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纷纷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只有3%左右的水平，高盛(Goldman Sach)、野村(Nomura）和标普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早已将中国今年的GDP预测值下修至3%、2.8%和3.3%，创1990年以来新低，与习政府所预期的5.5%相去甚远。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雷洛（Alicia Garcia Herrero）就向香港《南华早报》表示，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习近平将在第三个任期开始时改变清零政策。
不久，习近平是否连任的答案即将揭晓，若不改变“动态清零”这套旧剧本，中国政府该如何挽救委靡不振、持续下行的经济发展，不仅全世界的眼睛都在关注，中国人民也殷殷期盼。
曾经，中国搭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列车，凭借人口优势在改革开放时期超高速发展，大国崛起、站稳世界舞台，欣欣向荣。不过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却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衰退，背后是什么原因？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本台推出【习近平这十年】系列专题节目。
2013年，习近平展开第一任期不久，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后更有官媒评论“‘唯GDP是瞻’，是早已根植于某些干部头脑和灵魂深处的痼疾、毒瘤”。
这一番话背后代表的意涵，即是习近平不再强调经济挂帅，而是要重塑国内政治秩序。
在胡温时期，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但在习近平掌权的过去十年中， 几乎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比上一年下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经济GDP增长率自2012年的7.9％逐渐下行，2016年仅剩6.8%，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仅有6%。
胡锦涛（左）、习近平和温家宝（右）在中国人大开幕式上。（美联社）
民企：百花齐放到逐渐凋零
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美国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CBB）创立于2010年，正好见证习近平两届任期的中国经济变化，其执行董事卡齐（Shehzad Qazi）就认为，过去十年经济放缓的一大原因，是私营企业起飞的阶段已经消失，民企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最初的几年，中国的私营企业预期市场经济会增长，认为（它们）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的表现与国营企业相比毫不逊色，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要更好，像是在盈利、承担劳动力市场、投资等方面。”卡齐回顾习近平刚上台的经济环境时如此说道。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2008年因应全球金融海啸而提倡支持国有企业，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强调政治挂帅，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本外流，使国有企业得以凭借政府支持获得更多资源而逐渐抬头，加上银行更倾向贷款给国有企业，国企逐渐超车。
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非金融企业银行信贷的35％流向国企，而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国有，34％流向私营，其余流向外资或合资企业。到2016年，分配失衡愈发严重，有83％信贷流向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只有11％流向了私营公司。
卡齐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贷款给）国有企业的风险要小得多，它们若未能偿还贷款，可以合理地期望背后会有国家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国家甚至是这些贷款的担保人。无论如何，这些贷款都是出于政治目的，最终流向国有企业，（使它们）能推动经济增长，对经济的掌控远远超越了民营企业。”
美国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CBB）执行董事卡齐（Shehzad Qazi）。（视频截图）
不过有多份研究表明，无论政府提供多少支持，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都低于私营企业。迄今为止，对国有部门加强财政援助并没有帮助提高其偿付能力，国有企业也出现债券违约的情况。此外，将资源投向国有而非私营部门是一种双重打击，不仅没有增进国有企业的绩效，还阻碍了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发展，进而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国进民退”再成浪潮，也使民营企业的处境雪上加霜。身为民营企业家的前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瑞琴就感叹，民营企业必须通过国企挂靠代持和国企混改等手段，才有生存的机会。根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2013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引入各类社会资本超过2.5万亿元，至2022年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70%和54%。
王瑞琴：“现在民营企业真正目前还在运转的，主要是靠政府运作。真正的民营企业、（完全）民间资本投资的（公司）几乎没有。现在很多企业都主动给政府写信说，你把我收编吧，我把企业交给你政府。”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过去10年间私人控股企业数量不断攀升，从2012年的655万到2021年近2400万家。王瑞琴认为，这些企业数量虽然在攀升，但规模多为小型公司，设立公司并非难事，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生存。
王瑞琴：“中国大陆的微小企业非常煎熬，我实际上觉得中国政府如果想让经济得到发展、改善民生，必须改善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上上下下对这个国家、这个体制没有信心。这是根本的问题。中国这样的状况，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希望，而中国也就不会有希望。”
民营企业家前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瑞琴（视频截图/RFA）
监管的手掐脖子叫你不要太成功
除了民营公司身上背负著重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内，中国观察家们最有感触的，就是北京对企业出台越来越严苛的政策。在“政治挂帅”的大旗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起飞，成了刀下牺牲品。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中国政府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和控制，是在过去十年压死中国经济的“最大”一根稻草。
史剑道说：“对习近平来说，是我下达命令、我们花了钱，就应该要有科技进步。科技发展以前有国家影响，但现在是由国家主导，国家决定要发展什么技术、并分配资源。如果在范围外进行太多创新，就不会被视为对中国的祝福，反而是潜在的威胁。”
就在两年前，蚂蚁科技集团负责人马云在上海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批评中国“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触动高层的敏感神经，惹恼北京领导人，使习近平亲自叫停蚂蚁上市计划，这颗震撼弹也透露了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快速增长的影响力感到不安。
史剑道告诉本台，习近平将这些企业巨头视为潜在威胁而展开一连串攻击，阻碍了创新发展的机会：“习近平将成功的私营企业列为腐败或野蛮，他们说的‘资本野蛮生长’，基本上意思就是叫你不要太成功。”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视频截图)
在此之后，一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针对民营科技业最全面且严格的监管风暴。市场监管总局在2020年底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立案调查，吹响互联网反垄断执法的号角，在此之后当局陆续针对占据中国经济核心地位的数十家机构展开广泛审查。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内，多达十个部委相继出拳，大型民营公司从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及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到教育培训机构、滴滴出行等，挥别过去的意气风发，纷纷成了风暴中心。
雪上加霜的是，在最近几年的整顿下，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往往与政治打压划上等号，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徐麟2020年在“中国新媒体大会”上对资本家发出严厉警告，说要“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淡化党的领导，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
当时风声鹤唳，中国政府陆续抓捕多位民营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这些企业家遭当局以“非法集资”、“非法经营”或“妨碍公务”等罪名抓捕关押，不过背后原因不外乎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或是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案宣判。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2020年11月20日裁定他罪成，判囚20年，名下资产全部冻结。（推特图片）
有“中国良心企业家”之称的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被控妨害公务、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破坏生产经营、强迫交易、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寻衅滋事8项罪名的案件，经过14天审讯，2021年7月28日被河北高碑店法院判有期徒刑18年。（法新社资料图片）
熟知商界的王瑞琴说，与民营企业主相关的案件，“基本上公检法有一个规则，我尽量把民事案子往刑事靠、按刑事走，刑事案子让你靠黑走…强制套成涉黑，你一涉黑就（财产）被没收，法律程序上，用这名义没收了很多民营企业的资产。”
王瑞琴感叹，习近平12年前上台时，接手的是共产党从建政以来留下最好的摊子，是个对于企业家来说群星灿烂的时代，“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果，到他手里，全部都给你挥霍、给你毁了。”
背离市场经济 下一步走向哪？
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就认为，中国近年来通过“政党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将法律与企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绑在一起，中国政府主要靠著在公司中的所有权和地位，作为监督和控制的手段。
皮尔森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9月30日举办的研讨会上这么说：“（包括）扩大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无论是在国企或私营公司。习近平希望在所有企业中能有明确的党代表（即党支部），无论是国企、私营还是外资企业，并在董事会中拥有某种形式的党员身份。”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除了通过反垄断、海外上市审查等政策实施外部监管，也要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内部改革。截至2016年底，中国273万家私人企业中有67.9％建立党组织，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的在华外企建立了党组织，达到7.5万家，并且参与公司的决策权。皮尔森指出，中国政府要求企业对党忠诚，进一步模糊了党国与企业的界线。
资料图片：2021 年 7 月 9 日，一名男子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楼的屏幕附近，播放习近平的新闻镜头。（路透社）
当党与企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越来清晰。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曾经表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市场经济给普通人提供了走出贫困和发家致富的机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他在2021年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
有了一把刀架在企业脖子上，这些商业巨头纷纷“响应”政府的共同富裕政策，阿里巴巴和腾讯在此前分别承诺投资155亿美元和77.5亿美元，帮助促进中国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来是邓小平时代提出的目标，但外界担忧现在变成一个政治口号和运动，习近平版本的“共同富裕”只是当局夺富人之财的借口。
在美国纽约的政治经济专家秦鹏是这么看待中国版本的“共同富裕”:“中共的体制是把财富榨取之后，在高层权贵阶层花掉，或是干脆花到海外大撒币，政府花掉在基建上，让官员从中捞取财富。从财富再分配角度来讲，民营企业没有获得好处，也导致经济没有形成可持续的动力。”
2021年习近平的 “共同富裕”经济政策推至高峰，令原本强劲经济势头急转直下。（RFA制图）
他认为，发达国家的“财富再分配”是让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慈善行动等来增加就业机会、缩减贫富差距、带动城乡发展，不过这样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眼中，却被视为“和党争群众”。
向世界开放的大门逐渐关闭
此外，在习近平两届任期中，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也是秦鹏的担忧所在。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木槌一落，宣布中国加入的标志性一刻。但从胡温时代到习李掌权，西方世界逐渐认知到中国并没有兑现20年前开放市场的承诺，甚至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掌权后逐渐背离市场机制，离改革开放越来越远，加上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进一步使中国经济下行。
“市场经济全面倒退、（GDP增长）速度快速下跌、个人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国际关系持续恶化，会越来越成为经济的孤岛。这个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十年发生的变化。”秦鹏说。
在习近平寻求第三个任期之际，正好面临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逐渐复苏，但中国仍在经历极端防疫措施和动态清零，这也是造成近期中国国内经济疲软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纷纷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只有3%左右的水平，高盛(Goldman Sach)、野村(Nomura）和标普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早已将中国今年的GDP预测值下修至3%、2.8%和3.3%，创1990年以来新低，与习政府所预期的5.5%相去甚远。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雷洛（Alicia Garcia Herrero）就向香港《南华早报》表示，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习近平将在第三个任期开始时改变清零政策。
不久，习近平是否连任的答案即将揭晓，若不改变“动态清零”这套旧剧本，中国政府该如何挽救委靡不振、持续下行的经济发展，不仅全世界的眼睛都在关注，中国人民也殷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