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THER HUA结婚的压力是在艾米2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的。
25岁时，她的中国父母指责她给他们丢脸，因为她还没有结婚的计划。父亲警告她，女人到了快30岁的时候，对男人来说就不那么有价值了——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在这个时候，女人的生育高峰期已经过去。艾米29岁时，她的母亲威胁说，如果她找不到丈夫，自己就跳楼。
她告诉我，在春节这样的家庭聚会上，亲戚们缠着她，要她“让全家人能安下心来”；在工作中，她被迫参加公司组织的相亲，由几位同事陪同。这些都很“可怕”，她说。
艾米本人并不反对婚姻——为了避免因质疑政府政策而受到潜在影响，本文不公布她的全名。她只是在那个年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也不想为了取悦父母或急于提高出生率的政府而仓促结婚。如今，她仍然单身，在公关领域事业有成，终于享受到了一些安宁；她今年34岁，已经过了中国政府所说的女性生育黄金年龄，她的家人也不再给她施加压力。
我从中国各地的单身女性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性别歧视的国家宣传将27岁以上的单身职业女性称为“剩女”。2011年至2013年，我在中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与许多人交谈过，她们忍受自己不想要的关系，往往在个人、经济和职业上做出巨大的妥协。我想告诉她们，不要理会这一切。
如今，许多年轻的中国女性正是这样做的，她们推迟或回避结婚和生育，这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其他更富裕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经历如出一辙。作为个人，这些中国女性通常不愿挑战官方政策。但通过生育选择，她们共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激烈而复杂的问题。
面对人口减少和长期经济放缓，中共希望中国的女性温顺、生儿育女，成为社会、经济和人口稳定的保障者。然而，与共产主义早期相比，许多中国女性现在拥有更大的个人自由和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她们正在默默抵抗。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但这导致了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老龄化和性别失衡，因为传统上偏爱男性继承人，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胎儿被流产。（截至2020年，中国20岁至40岁的男性仍比女性多1750万人，政府媒体警告称，这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出于担忧，政府从2016年开始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允许所有已婚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在2021年将上限提高到三个。
但人们所希望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到2022年，结婚登记人数已经连续九年下降，降至自1986年政府开始发布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新生儿数量也在持续下降，去年出生的婴儿只有956万，是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最低记录。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萎缩，从而使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许多中国年轻男性也在回避婚姻。但是，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似乎主要是由于女性越来越不愿意做出事业和生活方式上的必要牺牲，也不愿意承担不断上涨的子女教育费用。最近的调查显示，中国年轻女性对婚姻的负面看法明显多于男性。共青团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30.5%的18至26岁的城市青年表示“不相信婚姻”；其中73.4%是女性。
这是党最不想听到的。毛泽东有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习近平主席则明确表示，管住女性对他的中国现代化计划至关重要。今年，政府开始推动鼓励女性结婚生子。在10月份的一次女性高层政治大会上，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婚育文化”，也就是说，党将努力影响中国年轻人生育。去年，中国共产党新一届政治局的24名成员自1997年以来首次没有一名女性。
但习近平的倒退政策与中国女性传统角色代表的严酷现实是相悖的。除了不得不放弃个人和事业自由之外，婚姻对中国女性来说可能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危险。许多人面临着家庭暴力和通过法庭寻求离婚的艰难斗争。2021年，政府为不和的夫妻强制规定了一段冷静期，加大了女性离婚的难度。
习近平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的镇压，使公开的女权主义变得危险。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记者黄雪芹在2018年创建了一个举报性骚扰的社交媒体平台，帮助发起了中国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被拘留两年之后，她于9月以模糊的颠覆罪名受审。目前还没有宣布判决结果。
一场关于生育控制的冲突正在逼近，这场冲突对女性权利和国家人口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共产党坚持认为，西方女权主义是对其人口计划目标的威胁，是不爱国的，是敌对外国意识形态渗透的例证。网上对女权主义话题的审查加强了，厌恶女性的国家宣传也加强了。
但随着中国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人们对女权主义问题和维护生育权利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女性继续在网上挑战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交流思想。在中国出版业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等女权主义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成了畅销书。
随着这场关于谁控制生育的斗争升级，政府可能会扩大财政或其他激励措施来鼓励生育。但以习近平的思维方式，政府同样有可能加大对女权主义和女性权利施加的压力。男性结扎手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进行。
但共产党的选择有限。它不能强迫女性结婚或怀孕，也不太可能放松其严格的移民政策来弥补劳动力的萎缩。对女性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或避孕等极端行为可能会使女性的态度变得强硬，甚至引发抗议。2022年底，在几个城市，年轻、受过教育的女性明显站在了抗议政府压制性疫情控制政策的前线。
在其几十年的统治中，共产党曾面对许多反对者和异见者，并很快将他们压制，令他们被人遗忘。如今，这个国家的年轻女性可能会令该党的男性领导人面对迄今为止最难化解的挑战者。
HEATHER HUA结婚的压力是在艾米2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的。
25岁时，她的中国父母指责她给他们丢脸，因为她还没有结婚的计划。父亲警告她，女人到了快30岁的时候，对男人来说就不那么有价值了——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在这个时候，女人的生育高峰期已经过去。艾米29岁时，她的母亲威胁说，如果她找不到丈夫，自己就跳楼。
她告诉我，在春节这样的家庭聚会上，亲戚们缠着她，要她“让全家人能安下心来”；在工作中，她被迫参加公司组织的相亲，由几位同事陪同。这些都很“可怕”，她说。
艾米本人并不反对婚姻——为了避免因质疑政府政策而受到潜在影响，本文不公布她的全名。她只是在那个年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也不想为了取悦父母或急于提高出生率的政府而仓促结婚。如今，她仍然单身，在公关领域事业有成，终于享受到了一些安宁；她今年34岁，已经过了中国政府所说的女性生育黄金年龄，她的家人也不再给她施加压力。
我从中国各地的单身女性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性别歧视的国家宣传将27岁以上的单身职业女性称为“剩女”。2011年至2013年，我在中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与许多人交谈过，她们忍受自己不想要的关系，往往在个人、经济和职业上做出巨大的妥协。我想告诉她们，不要理会这一切。
如今，许多年轻的中国女性正是这样做的，她们推迟或回避结婚和生育，这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其他更富裕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经历如出一辙。作为个人，这些中国女性通常不愿挑战官方政策。但通过生育选择，她们共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激烈而复杂的问题。
面对人口减少和长期经济放缓，中共希望中国的女性温顺、生儿育女，成为社会、经济和人口稳定的保障者。然而，与共产主义早期相比，许多中国女性现在拥有更大的个人自由和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她们正在默默抵抗。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但这导致了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老龄化和性别失衡，因为传统上偏爱男性继承人，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胎儿被流产。（截至2020年，中国20岁至40岁的男性仍比女性多1750万人，政府媒体警告称，这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出于担忧，政府从2016年开始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允许所有已婚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在2021年将上限提高到三个。
但人们所希望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到2022年，结婚登记人数已经连续九年下降，降至自1986年政府开始发布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新生儿数量也在持续下降，去年出生的婴儿只有956万，是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最低记录。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萎缩，从而使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许多中国年轻男性也在回避婚姻。但是，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似乎主要是由于女性越来越不愿意做出事业和生活方式上的必要牺牲，也不愿意承担不断上涨的子女教育费用。最近的调查显示，中国年轻女性对婚姻的负面看法明显多于男性。共青团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30.5%的18至26岁的城市青年表示“不相信婚姻”；其中73.4%是女性。
这是党最不想听到的。毛泽东有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习近平主席则明确表示，管住女性对他的中国现代化计划至关重要。今年，政府开始推动鼓励女性结婚生子。在10月份的一次女性高层政治大会上，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婚育文化”，也就是说，党将努力影响中国年轻人生育。去年，中国共产党新一届政治局的24名成员自1997年以来首次没有一名女性。
但习近平的倒退政策与中国女性传统角色代表的严酷现实是相悖的。除了不得不放弃个人和事业自由之外，婚姻对中国女性来说可能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危险。许多人面临着家庭暴力和通过法庭寻求离婚的艰难斗争。2021年，政府为不和的夫妻强制规定了一段冷静期，加大了女性离婚的难度。
习近平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的镇压，使公开的女权主义变得危险。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记者黄雪芹在2018年创建了一个举报性骚扰的社交媒体平台，帮助发起了中国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被拘留两年之后，她于9月以模糊的颠覆罪名受审。目前还没有宣布判决结果。
一场关于生育控制的冲突正在逼近，这场冲突对女性权利和国家人口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共产党坚持认为，西方女权主义是对其人口计划目标的威胁，是不爱国的，是敌对外国意识形态渗透的例证。网上对女权主义话题的审查加强了，厌恶女性的国家宣传也加强了。
但随着中国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人们对女权主义问题和维护生育权利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女性继续在网上挑战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交流思想。在中国出版业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等女权主义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成了畅销书。
随着这场关于谁控制生育的斗争升级，政府可能会扩大财政或其他激励措施来鼓励生育。但以习近平的思维方式，政府同样有可能加大对女权主义和女性权利施加的压力。男性结扎手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进行。
但共产党的选择有限。它不能强迫女性结婚或怀孕，也不太可能放松其严格的移民政策来弥补劳动力的萎缩。对女性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或避孕等极端行为可能会使女性的态度变得强硬，甚至引发抗议。2022年底，在几个城市，年轻、受过教育的女性明显站在了抗议政府压制性疫情控制政策的前线。
在其几十年的统治中，共产党曾面对许多反对者和异见者，并很快将他们压制，令他们被人遗忘。如今，这个国家的年轻女性可能会令该党的男性领导人面对迄今为止最难化解的挑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