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星期一更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报告，在过去两天新增确诊病例136例，累计达到198例，3人死亡。同一天北京、深圳分别通报了两个和一个确诊病例，浙江通报了5个疑似病例。中国社会围绕武汉肺炎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 这个时候公众保持冷静，全面了解疫情信息，客观分析疫情与我们每个人的距离十分重要。 一些人怀疑政府没有及时通报相关的全部信息，认为又出现了SARS早期的“瞒报”。老实说，在疫情不很清楚、国家也没有进入“动员”状态的情况下，对社会整体运行负总责的政府方面会习惯性地对信息“求稳”“求准”，不会倾向于进行可能导致社会惊慌的严重预测，回头一看就显得吞吞吐吐。但是这种情况不应与SARS早期的情况简单对标。 SARS早期是出了大量病例，医院都爆了，官方就是不承认。而这一次显然是事情的确处于确认、判断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应当说没有人为加大公众感染疫情的风险，相关防控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在社交媒体时代，非官方的信息一直在互联网上传播，与官方信息开展竞争，这样的舆论大环境也是完全不同的，官方即使想隐瞒信息也没有条件。 如果要做总结，那就是，西方舆论对事态过程报道的即时性强于中国这边，中国各地对重大事件在早期加强即时性通报的能力需要不断构建起来。当政府不清楚一件事时，可以把这种不清楚同时通报出来，不要为公众情绪考虑太多，这是值得今后进一步改进的方向。它会更有利于提升公众在复杂事态面前的信心。 具体到防控过程，因为有了SARS的经验，公众应当充分相信政府一旦动员起来最大限度控制疫情的能力。 这个时候政府和公众都要听取疾控专家们的判断和意见。现在专家们正加速研究，提供政策建议，但这个时候舆论更喜欢听最严重的推测，愿意看到政府最激进的防控手段。因此急需要有权威和确实可靠的声音来对全国防控形势做一个整体描述，现在是什么情况，防控措施达到了什么级别，什么情况下会提升防控级别，公众对这些都很关心。根据形势发展，这样的全国性通报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制度化。 对公众我们想说，从目前情况看，武汉肺炎的人传人几率和它的致死率都比SARS弱，尤其是目前没有发现有一人染病，周围多名密切接触者纷纷感染的强传染情况。应当说从SARS开始，中国积累了大量疾控经验，我们的确应当有能力控制这次疫情的扩散和危害程度。很多人会产生一些担心，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完全没必要对武汉肺炎形成集体慌张。 现在很多专业人士不支持立刻采取SARS时期的全社会动员式防控级别，他们主张目前的防控斗争主要在医疗和大众防控机构层面展开。他们的意见值得公众听取。 2003年SARS期间，北京是疫情的最中心。当时北京全社会开展了防控总动员，经济社会建设退居次要位置，连中小学都停课了。现在事情并未恶化到如此程度，但当时北京市的有效防控措施正在全国迅速激活，那就是所有疑似感染者都会被隔离治疗，公共场所尤其是机场车站会加强体温检测，实施大范围的疫情监测筛查。 SARS后期，北京人反而心里有了一些底，因为疑似病人都迅速被隔离观察治疗了，很难出现疑似病人被漏掉并且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情况。今天当全国医疗体系和防控筛查机制动员起来后，我们大家决不会生活在有很多患者和疑似患者与我们在同一个咖啡馆或餐厅里用餐、在同一个电影院里看电影的失控状态下。 了解这些全面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因此更有能力应对新型疫情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更冷静地推测自己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际距离。春节就要到了，我们一方面要增加警觉，主动减少自己被感染的大概率，一方面要相信政府和整个医疗体系在为保卫我们大众的安全努力奋斗，从而不让这个疫情把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才迎来的春节长假给搅了。
武汉星期一更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报告，在过去两天新增确诊病例136例，累计达到198例，3人死亡。同一天北京、深圳分别通报了两个和一个确诊病例，浙江通报了5个疑似病例。中国社会围绕武汉肺炎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
这个时候公众保持冷静，全面了解疫情信息，客观分析疫情与我们每个人的距离十分重要。
一些人怀疑政府没有及时通报相关的全部信息，认为又出现了SARS早期的“瞒报”。老实说，在疫情不很清楚、国家也没有进入“动员”状态的情况下，对社会整体运行负总责的政府方面会习惯性地对信息“求稳”“求准”，不会倾向于进行可能导致社会惊慌的严重预测，回头一看就显得吞吞吐吐。但是这种情况不应与SARS早期的情况简单对标。
SARS早期是出了大量病例，医院都爆了，官方就是不承认。而这一次显然是事情的确处于确认、判断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应当说没有人为加大公众感染疫情的风险，相关防控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在社交媒体时代，非官方的信息一直在互联网上传播，与官方信息开展竞争，这样的舆论大环境也是完全不同的，官方即使想隐瞒信息也没有条件。
如果要做总结，那就是，西方舆论对事态过程报道的即时性强于中国这边，中国各地对重大事件在早期加强即时性通报的能力需要不断构建起来。当政府不清楚一件事时，可以把这种不清楚同时通报出来，不要为公众情绪考虑太多，这是值得今后进一步改进的方向。它会更有利于提升公众在复杂事态面前的信心。
具体到防控过程，因为有了SARS的经验，公众应当充分相信政府一旦动员起来最大限度控制疫情的能力。
这个时候政府和公众都要听取疾控专家们的判断和意见。现在专家们正加速研究，提供政策建议，但这个时候舆论更喜欢听最严重的推测，愿意看到政府最激进的防控手段。因此急需要有权威和确实可靠的声音来对全国防控形势做一个整体描述，现在是什么情况，防控措施达到了什么级别，什么情况下会提升防控级别，公众对这些都很关心。根据形势发展，这样的全国性通报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制度化。
对公众我们想说，从目前情况看，武汉肺炎的人传人几率和它的致死率都比SARS弱，尤其是目前没有发现有一人染病，周围多名密切接触者纷纷感染的强传染情况。应当说从SARS开始，中国积累了大量疾控经验，我们的确应当有能力控制这次疫情的扩散和危害程度。很多人会产生一些担心，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完全没必要对武汉肺炎形成集体慌张。
现在很多专业人士不支持立刻采取SARS时期的全社会动员式防控级别，他们主张目前的防控斗争主要在医疗和大众防控机构层面展开。他们的意见值得公众听取。
2003年SARS期间，北京是疫情的最中心。当时北京全社会开展了防控总动员，经济社会建设退居次要位置，连中小学都停课了。现在事情并未恶化到如此程度，但当时北京市的有效防控措施正在全国迅速激活，那就是所有疑似感染者都会被隔离治疗，公共场所尤其是机场车站会加强体温检测，实施大范围的疫情监测筛查。
SARS后期，北京人反而心里有了一些底，因为疑似病人都迅速被隔离观察治疗了，很难出现疑似病人被漏掉并且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情况。今天当全国医疗体系和防控筛查机制动员起来后，我们大家决不会生活在有很多患者和疑似患者与我们在同一个咖啡馆或餐厅里用餐、在同一个电影院里看电影的失控状态下。
了解这些全面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因此更有能力应对新型疫情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更冷静地推测自己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际距离。春节就要到了，我们一方面要增加警觉，主动减少自己被感染的大概率，一方面要相信政府和整个医疗体系在为保卫我们大众的安全努力奋斗，从而不让这个疫情把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才迎来的春节长假给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