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提出了赎金要求。他的人质是经济和美国的信誉。麦卡锡威胁说，除非拜登总统同意大幅削减教育、医疗保健、贫困儿童食物援助和其他服务的开支，众议院共和党人将拒绝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这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麦卡锡一再援引中国竞争的威胁作为理由。议长是对的，这场辩论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只是不像他所说的那样。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进入第二年，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从未来的大流行到气候变化等各种全球威胁迫在眉睫，世界正期待美国发挥强大、稳定的领导作用。国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边缘政策向我们的盟友和对手发出了相反的信息：美国是分裂的、不专注的、无法指望的。
让我们先来破除一个迷思。关于债务上限的讨论不是关于批准新的支出。而是关于国会偿还已有的债务。拒绝还债就像放弃你的抵押贷款，只是前者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和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的债务违约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当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一直投票赞成提高债务上限，几乎没有什么波折——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三次。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他们不顾违约的危险，把债务上限当作勒索的武器，来换取让步。
我在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期间担任国务卿，因此亲眼目睹了这种从党派出发的装腔作势如何损害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信誉。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我走进香港的一间宴会厅，参加当地美国商会组织的会议。当时国会共和党人拒绝提高债务上限，违约的前景日渐逼近。我被来自亚洲各地紧张不安的商人团团围住。他们不停地想问我国内的债务上限争斗，以及这对国际经济意味着什么。美国几十年来保证的地区和全球稳定是他们创建企业和财富的基础。但他们还能信任美国吗？我们真的会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吗？还有一个没人愿意大声问出来的问题：如果美国摇摇欲坠，中国会不会抓住机会，填补这个真空？
我试图安抚那些商人，就像那个夏天我和焦虑的各国外交官交谈时一样，自信地承诺国会最终会达成协议。我重复了一句有时被认为出自温斯顿·丘吉尔之口的俏皮话：对美国人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在尝试了其他所有方法之后，最终去做正确的事。私下里，我在祈愿这件事就会这样收场。
当天晚些时候，我前往中国大陆的一座宅院，与我的对等官员、国务委员戴秉国会晤。多年来，我听戴先生对许多所谓美国的不当行为发表过冗长讲话，他的批评有时尖刻讽刺，但他说这些时通常带着微笑。因此，当他同样把话题转向债务上限时，我并不意外，看到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显得喜形于色。我没有心情听别人说教。“我们可以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讨论中国国内的挑战，”我对戴先生说。
幸运的是，国会和奥巴马总统最终在陷入财政深渊之前，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了协议。但标准普尔指数仍然下跌了17%，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暴跌，政府的信用评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下调。在2013年的另一场危机之后，教训很明显：与劫持人质者谈判，只会让他们觉得更有底气，下次还会这么干。
快进到十年后，共和党人还在玩同样的游戏。但现在，风险更高了。
如今，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关于债务上限的争斗可能破坏美国的信誉和美元的卓越地位，因而对于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普京来说，可谓正中下怀。
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取决于我们国内的经济实力。拖欠债务可能会使美国失去70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我们的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美国将不再是能够超越对手、主导未来产业（如微芯片和清洁能源）和实现军事现代化的“民主武库”，而是变得步履蹒跚。
即使抛开这种经济惨败不谈，围绕债务上限的边缘政策也是在证明专制者的说法，即美国民主正处于末路，不可信任。
在国际事务中，信任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要求其他国家信任美国。我们的军队将在那里保护盟友，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安全的，当我们警告中国电信设备有问题或者俄罗斯即将入侵时，我们说的是实话。威胁要打破美国对偿付债务的承诺，就会使所有这些受到质疑。
当我担任国务卿时，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乔治·W·布什政府之后重建对美国的信心。这并不容易。中国高级官员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声称美国应该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负责，他们喜欢强调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麻烦。美国越是看起来功能失调或不值得信任，中国的宣传者就越容易诋毁民主，吹嘘自己的威权制度。
如今，美国的信誉将有助于决定紧张不安的欧洲人是继续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还是寻求与一个愈发胆大妄为的俄罗斯和解。它可以决定，亚洲国家是会更多地欢迎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队来遏制中国的进犯（就像最近的菲律宾那样），还是屈服于北京的霸凌。
此外还有更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耍花招会危及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卓越地位和美国的权力。
在世界各地，个人、公司和政府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投资美国国债，依赖美国的银行，因为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偿还债务，维护法治，保证稳定。美元的中心地位赋予了美国深远的影响力。它使我们能够实施严厉的制裁，就像我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对伊朗谈判的制裁，以及拜登政府用来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正因如此，法里德·扎卡里亚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宣称“美元是美国的超能力”。
习近平和普京渴望破坏美元的主导地位，并使美国的制裁失效，这不足为奇。两人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了峰会，普京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开始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在世界各地销售石油。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已经在使用人民币结算。两国还在努力建立跨境金融体系，使其能够绕过美国银行，并减持美元储备。
如果美国国会依然不认真对待违约一事，推翻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而且不仅仅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世界各国将开始对冲其赌注。
讽刺的是，麦卡锡和许多似乎意图通过拒绝偿还我们的债务来破坏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同时也将自己定位为“比你更强硬”的对华鹰派。他们夸夸其谈地说要对抗北京，却把一场重大胜利拱手交给中国共产党。
共和党人应该停止对美国信用的挟持，肩负起他们作为领导人的责任，提高债务上限。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提出了赎金要求。他的人质是经济和美国的信誉。麦卡锡威胁说，除非拜登总统同意大幅削减教育、医疗保健、贫困儿童食物援助和其他服务的开支，众议院共和党人将拒绝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这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麦卡锡一再援引中国竞争的威胁作为理由。议长是对的，这场辩论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只是不像他所说的那样。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进入第二年，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从未来的大流行到气候变化等各种全球威胁迫在眉睫，世界正期待美国发挥强大、稳定的领导作用。国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边缘政策向我们的盟友和对手发出了相反的信息：美国是分裂的、不专注的、无法指望的。
让我们先来破除一个迷思。关于债务上限的讨论不是关于批准新的支出。而是关于国会偿还已有的债务。拒绝还债就像放弃你的抵押贷款，只是前者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和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的债务违约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当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一直投票赞成提高债务上限，几乎没有什么波折——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三次。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他们不顾违约的危险，把债务上限当作勒索的武器，来换取让步。
我在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期间担任国务卿，因此亲眼目睹了这种从党派出发的装腔作势如何损害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信誉。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我走进香港的一间宴会厅，参加当地美国商会组织的会议。当时国会共和党人拒绝提高债务上限，违约的前景日渐逼近。我被来自亚洲各地紧张不安的商人团团围住。他们不停地想问我国内的债务上限争斗，以及这对国际经济意味着什么。美国几十年来保证的地区和全球稳定是他们创建企业和财富的基础。但他们还能信任美国吗？我们真的会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吗？还有一个没人愿意大声问出来的问题：如果美国摇摇欲坠，中国会不会抓住机会，填补这个真空？
我试图安抚那些商人，就像那个夏天我和焦虑的各国外交官交谈时一样，自信地承诺国会最终会达成协议。我重复了一句有时被认为出自温斯顿·丘吉尔之口的俏皮话：对美国人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在尝试了其他所有方法之后，最终去做正确的事。私下里，我在祈愿这件事就会这样收场。
当天晚些时候，我前往中国大陆的一座宅院，与我的对等官员、国务委员戴秉国会晤。多年来，我听戴先生对许多所谓美国的不当行为发表过冗长讲话，他的批评有时尖刻讽刺，但他说这些时通常带着微笑。因此，当他同样把话题转向债务上限时，我并不意外，看到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显得喜形于色。我没有心情听别人说教。“我们可以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讨论中国国内的挑战，”我对戴先生说。
幸运的是，国会和奥巴马总统最终在陷入财政深渊之前，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了协议。但标准普尔指数仍然下跌了17%，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暴跌，政府的信用评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下调。在2013年的另一场危机之后，教训很明显：与劫持人质者谈判，只会让他们觉得更有底气，下次还会这么干。
快进到十年后，共和党人还在玩同样的游戏。但现在，风险更高了。
如今，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关于债务上限的争斗可能破坏美国的信誉和美元的卓越地位，因而对于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普京来说，可谓正中下怀。
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取决于我们国内的经济实力。拖欠债务可能会使美国失去70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我们的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美国将不再是能够超越对手、主导未来产业（如微芯片和清洁能源）和实现军事现代化的“民主武库”，而是变得步履蹒跚。
即使抛开这种经济惨败不谈，围绕债务上限的边缘政策也是在证明专制者的说法，即美国民主正处于末路，不可信任。
在国际事务中，信任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要求其他国家信任美国。我们的军队将在那里保护盟友，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安全的，当我们警告中国电信设备有问题或者俄罗斯即将入侵时，我们说的是实话。威胁要打破美国对偿付债务的承诺，就会使所有这些受到质疑。
当我担任国务卿时，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乔治·W·布什政府之后重建对美国的信心。这并不容易。中国高级官员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声称美国应该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负责，他们喜欢强调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麻烦。美国越是看起来功能失调或不值得信任，中国的宣传者就越容易诋毁民主，吹嘘自己的威权制度。
如今，美国的信誉将有助于决定紧张不安的欧洲人是继续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还是寻求与一个愈发胆大妄为的俄罗斯和解。它可以决定，亚洲国家是会更多地欢迎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队来遏制中国的进犯（就像最近的菲律宾那样），还是屈服于北京的霸凌。
此外还有更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耍花招会危及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卓越地位和美国的权力。
在世界各地，个人、公司和政府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投资美国国债，依赖美国的银行，因为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偿还债务，维护法治，保证稳定。美元的中心地位赋予了美国深远的影响力。它使我们能够实施严厉的制裁，就像我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对伊朗谈判的制裁，以及拜登政府用来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正因如此，法里德·扎卡里亚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宣称“美元是美国的超能力”。
习近平和普京渴望破坏美元的主导地位，并使美国的制裁失效，这不足为奇。两人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了峰会，普京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开始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在世界各地销售石油。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已经在使用人民币结算。两国还在努力建立跨境金融体系，使其能够绕过美国银行，并减持美元储备。
如果美国国会依然不认真对待违约一事，推翻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而且不仅仅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世界各国将开始对冲其赌注。
讽刺的是，麦卡锡和许多似乎意图通过拒绝偿还我们的债务来破坏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同时也将自己定位为“比你更强硬”的对华鹰派。他们夸夸其谈地说要对抗北京，却把一场重大胜利拱手交给中国共产党。
共和党人应该停止对美国信用的挟持，肩负起他们作为领导人的责任，提高债务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