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说的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阿里穆拉多夫，原本是苏联万千民众中不起一眼的一位，可是却做出了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阿里穆拉多夫原本是苏联一家航空公司的员工，因为航空公司内部贪污腐败非常严重，上下勾结作风恶劣，阿里穆拉多夫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对于这种做法根本看不下去。于是阿里穆拉多夫便向政府投诉，不料政府和航空公司相互勾结，并没有对航空公司造成影响，而且阿里穆拉多夫还遭到了上级领导的打压报复。
在1985年，阿里穆拉多夫一气之下，决定离开苏联，但当时的苏联对于人员流动管理严格，阿里穆拉多夫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前往其他国家，最终他选择了劫持一架客机，让自己能够离开这个无法忍受的地方，前往欧洲。
12月1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中国东北的边防雷达显示:一架不明来历的飞机突然从苏联边境飞入我国东北。是有目的的袭击还是间谍刺探情报？这一突发事件，立即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此时，中苏除了政府高层的礼节性活动外，基本没有往来。中国的黑龙江省虽然“以货易货”贸易活动有所松弛，但政府间的交往仍然处于冰封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唯一参与这次事件采访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持坚先生为我们揭开了当时的真相。
1985年12月19日晚上9点多钟，哈尔滨已经沉浸在安静的夜色中。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张持坚正准备休息，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他打开门，原来是通讯员，说有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在齐齐哈尔的一块农田里面了，事情紧急，让他赶紧去了解情况。
张持坚赶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了－－屋子里灯火通明，六部电话机此起彼伏地响着，工作人员在那里不停地接打电话。
张持坚通过采访得知，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苏联的边境地区雅库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两座城市之间飞行的，这是一个很小的民航支线。他们的航道离我们的国界线很近。飞机落地时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当地人闻声出来查看，看到飞机上有“CCCP”字样。懂俄语的人一看，非常纳闷：这不是苏联的民航客机吗，怎么跑到中国来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从飞机上走出一个飞行员，他自称是飞机的副驾驶员，劫持了这架飞机。这个异常的情况把现场的人都搞晕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敢贸然相信副驾驶员的话。
因为此时中苏之间关系很冷淡，甚至有些紧张。公安部门赶紧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做了报告。
得知这些情况的张持坚继续深入采访，随着事情的进展，一个中苏关系历史上的偶发却影响深远的事件正慢慢变得清晰。
迫降的苏联民航客机所处的位置是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的一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此时，地面已被严冬冻得很硬实，飞机在滑行了三百八十多米后停住了，上面共有三十八名乘客和五名机组人员，都没有受伤。
面对这从未遇到过的状况，我方公安人员立即将劫机者隔离，单独关押在附近的房子里。当地政府也同时将此事向上级汇报。深冬的齐齐哈尔夜幕降临得格外早，气温也急剧下降。如何在旷野的冰地里安置好客机上的人员，也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
中央态度非常明确，中央和省里都分别成立了处理劫机事件的领导小组。省里的领导小组由省委领导亲自挂帅，中央的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他指示做好三件事：
第一个，安抚好机上的人员；
第二个，查明劫机的原因；
第三个，和苏联高层沟通。
事发现场距离哈尔滨有七八百公里的路程，当时的交通又相对闭塞，工作组从哈尔滨出发到达现场，需要坐火车换汽车，还要经过冰封的嫩江，这无疑对工作的推进增添了难度；与此同时，气温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下降，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可以说是滴水成冰，机舱在严冬的旷野中，就犹如一个巨大的冰窖，随时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但是这些苏联人就是不肯下飞机，他们自救的办法是：每隔二十分钟，发动一次飞机。但是飞机上的汽油已经不多了，他们只能发动一下，暖和一阵子，然后停下来，等气温再次下降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就再次发动飞机。
中方人员劝说他们下飞机，到附近暖和的房子里面去，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因为中苏关系的冷淡，两个国家并不友好，互不信任，积怨比较深，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得到他们政府的指令，不能离开飞机。飞机等于是一个飞行的国土，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
劫机犯：我不是开玩笑的
12月20日凌晨3点，处理劫机事件的第一批工作小组人员到达了现场。这个小组是由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外办主任王耀臣带队的，他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批派到苏联的留学生之一，俄语非常棒。他先和劫机犯谈了话，弄清楚了他为什么劫持飞机。
那个劫机者叫阿里穆拉多夫。他很坦诚，说，他对他们的领导有意见，就写信给苏联政府的中央领导，但是上级官僚作风严重，这封信又返回来了，返到当地纪委来处理。他说当地纪委的领导和民航局领导有裙带关系，不仅不处理他的那个领导，反而说他有精神病。纪委派人给他做精神病检查，又把他隔离、面对面地来批判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他被调离出飞行大队，做了三年多的地勤。之后，他恢复执行飞行任务。但是，他觉得苏联的体制有问题，不想留在那里了。他离婚了，他原来的夫人是个音乐老师，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他今年三十三岁了，他计划了很多方式离开苏联，他原来想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但克格勃把守得很严；他又琢磨到欧洲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到中国，纯属偶然，这次正好有这个航线任务，他是临时起意的。上飞机前，他事先做了准备，在他的包里面放了一根很长的锰钢条，还带了折叠的水果刀。
因为是短途飞行，再加上安检系统有漏洞，所以他把作案工具安全带上了飞机。他把包放在他的座位之下，借机把机械师和另一个工作人员支出去，然后把门插死，拿出锰钢条对正驾驶员说：听我的话，改变航线飞中国。正驾驶员和他很熟悉，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说不是开玩笑，如果不按这样做的话，就打死正驾驶员。于是，飞机偏离了航线，飞到了中国。
王耀臣和劫机犯谈话的同时，指示工作人员给飞机上的乘客送去御寒的衣服和食物。
之后，王耀臣来到飞机上面，先跟驾驶员讲，这么冷的天，赶紧让乘客下去吧，我们的屋里比较暖和，这么下去要冻坏的。但是，驾驶员说，我不能够离开飞机，我们的乘客如果能离开飞机，你自己去说服他们，我是不能够离开飞机的。舱门打开之后，王耀臣登上了飞机，对乘客们用俄语说这是突发事件，影响了你们的旅程，我们的政府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天气太冷，旁边有屋子，请你们到我们的屋里面去暖和，这样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和健康。然而，乘客们还是不下去，他们要得到苏联大使馆的声音。
这个时候王耀臣也注意到机上有十几个妇女，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因为是短途飞行，女孩子只穿着呢裙子。
王耀臣指示开来两台客车，打开暖气，又劝乘客们说，我们的客车就停在你们的飞机边上，你们到车里面来暖和。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下来。
此时，零下三十多摄氏度，飞机只有一层铁皮，像一个冰窖一样。
就这样，苏联乘客在飞机中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20日早晨6点半，天蒙蒙亮，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送上了飞机。
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吃东西以后，有些人就下到了两台空调车里面取暖，他们断断续续地轮流着坐一会儿，然后上去，然后又有人下来坐一会儿，飞机上的油不多了，所以温度根本无法保持。
获知最新情况后，中央决定一早就派专机把我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送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转乘直升机，直接在现场降落，以便尽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续事宜。
格里山也上了飞机
同一天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外交部的第一架飞机降落，带队的是苏欧司的副司长戴秉国。
听取王耀臣汇报和商议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国立即来到机舱，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
他到飞机边上和苏联乘客说，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是齐齐哈尔，那儿条件比较好，我们现在想把你们拉到那儿去，好好地休整一下。我们安排了那里最好的宾馆，然后等待你们政府派飞机来接你们回去。这么说完之后，这些人还是不愿意离开飞机，因为他们依然不够相信中方人员的话。
当事件再度陷入僵持的时刻，苏联大使馆人员所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机，也飞抵现场。为首的是苏联大使馆领事部的格里山。
格里山和戴秉国是老朋友了，他们一直在搞苏联东欧的这些事务。格里山提出三条意见－－
格里山：第一个，我要见劫机犯。
戴秉国：这不可能。
格里山：第二个，我要和飞机上的人员见面。
戴秉国：这个没问题。
格里山：第三条，我要和苏联的大使馆通信。
戴秉国：通信不可能，这里没有这个条件。
没办法，格里山和飞机上的人先见了面，驾驶员见到自己国家的人，掉下了眼泪，格里山把他拉到一边，躲开了懂俄语的中国人，和他单独交流了半小时。回来后，格里山就跟戴秉国讲，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得和机上人员在一起。
戴秉国和王耀臣听了以后非常惊讶，本来以为苏联大使馆人来了以后会听从中国政府安排，离开这个寒冷的旷野之地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也要留在飞机上，中方人员只好再次协调安排。
格里山让中方派一辆车，让随他来的两个人立即出发到齐齐哈尔向大使馆汇报。下午3点多钟，天就要黑下来了，气温开始下降，乘客再在飞机上熬一夜，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深冬的齐齐哈尔，寒冷异常，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随时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乘客的安全。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这个消息很快上传到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的办公室。
电话打进陈俊生办公室时，他的秘书说：“秘书长一晚上没睡觉，刚刚躺下，我马上去叫他起来。”
陈俊生一听电话，“苏联领事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我马上向中央领导汇报，你等电话。”随即和外交部、苏联大使馆、苏联外交部，乃至苏联高层联系。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大使叫李则望，他立即联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贾原来曾担任驻中国大使，他一听，就说：“这样子不对，中国政府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贾丕才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么寒冷，到齐齐哈尔才是最安全的。他马上就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告诉大使舍尔巴科夫：“请中国在现场的官员带我的口信给格里山，按照中国政府的安排，马上让他们到齐齐哈尔。”
这个时候，中方工作人员马上又准备好两辆大的面包车，直接开到飞机边上，跟格里山讲，我们带来你们外交部的口信，要你们听从中国政府安排，去齐齐哈尔。
有了他们政府的安排，机上人员开始行动，收拾行李，封存飞机，签署交接文书，包括移交两把手枪。距离事发二十七个小时，下午5点半，天已经黑下来，所有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全都安全上车，前往齐齐哈尔市。中方工作人员终于松了口气。
每个人一件羽绒服
车到齐齐哈尔，是半夜11点多。他们入住当地最好的宾馆——湖滨宾馆，专门腾出两个楼层，烧了热水，让他们洗澡，做了可口的晚餐，让他们吃一些东西。苏联客人非常暖和，也非常舒适地过了一宿。
安顿好他们，戴秉国、王耀臣就开始研究第二天怎么办，很多的后续工作没有给他们片刻的休息时间。
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将在第二天晚上途经齐齐哈尔。最初的计划是让苏联客人乘坐这趟列车去哈尔滨，他们的飞机第三天过来，把他们接走。这样，客人们将在齐齐哈尔待一个白天，准备安排他们参观商店，参观工厂，看一场电影，再宴请一次。
可是，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来了电话，说情况有变，苏联飞机要提前到，第二天下午3点钟就到哈尔滨，然后当场就把乘客和机组人员接走。也就是说，明天的活动不用安排了。
时间很紧张了，第二天早餐后，齐齐哈尔市政府给每个苏联人送了一件羽绒服，当时，苏联轻工产品很短缺，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了的羽绒服，苏联人还没看到过，这么暖和，又这么轻巧的衣服，每个人送一件，随便客人挑颜色，红的、蓝的、黄的，很鲜艳很热烈，人人都挑着。还给那些个孩子送了好多玩具和小食品，苏联客人都非常高兴，很开心。
应该说，这些乘客心理上感觉很温暖，从一开始的紧张担心，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放松，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真切诚挚的友好和真心的关心。
与此同时，只隔了一天，劫机者阿里穆拉多夫被押送去了哈尔滨。他将留在中国，接受审判。
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外籍越境人员管理所，记者张持坚见到了这个劫机者，并对他进行了采访。阿里穆拉多夫个子不高，头发比较少。他觉得自己不受压制了，因此比较放松。谈话的时候，他拿出他夫人和女儿的照片，说很想念她们。他表示：“我只要到一个没有迫害的地方，我要过一个比较放松的生活，我觉得在那边太压抑了。”
“多待几天就好了”
当苏联乘客被安全送达哈尔滨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了，事发五十多个小时之后。在这五十多个小时里，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无论在甘南的旷野，还是在齐齐哈尔的宾馆，中方人员始终把温暖带给苏联朋友，这热情融化了苏联人心中的坚冰。哈尔滨机场的贵宾室内，没有了开始的怀疑和冷漠，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彼此的信任和感激。
苏联的图－134专机从赤塔过来，降落在哈尔滨机场，回家与分别的时刻到来了。中方在机场的一个宾馆举行了欢送宴会，六张桌子，苏联客人和中国工作人员互相插花坐着，大家交往了这么几天，都很高兴。
苏联人的饮食还是比较简单，花样不多，那时候，他们的副食品供应也并不丰富，饭菜一上来，都说真是好吃极了。苏联人爱喝啤酒，他们觉得啤酒也很好喝。于是，有人就说：“多待几天就好了。”大家都笑起来。
然后，就开始交换东西。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翻译讲，互相换一下手表吧。一个四十多岁工人模样的人说：
“我的父亲是苏联红军，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到中国来，一直打到抚顺，还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争。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一直讲和中国人民的友好。这次非常意外，我也来看了一下，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还是有深厚基础的。”
他说得很真挚。还有三个军人，表情比较严肃，也不大爱说话，但此刻和一开始的表情、和宴会上的表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客人们把吃剩的酒、水果，都装到自己包里去，他们要带回去，说留个纪念。最后，中方给每位客人又送了一个气压水瓶，他们觉得很新鲜；还送了每人一本黑龙江的画册。大家互相签名，留言，留通信地址，说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再联系。
一直把他们送到苏联专机舷梯边的时候，有人掉眼泪了。客人再次表示感谢，反复道再见。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没有什么压力负担，大家都比较放松了。一场民间的交往就这样自然而然完成了。
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平安离开了，劫机者也转移了，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如何处理那架苏联飞机？这一度也成为中方棘手的问题。
被劫持的飞机，停留在甘南县好几天，在旷野里，在严寒之中，中方派出武警战士、公安人员昼夜看守，保障飞机完好无损。
元旦后三天，苏联又来了一架飞机，把他们的民航局局长和几个专家送过来。中国国家民航总局一个司长陪同，来到停机现场。看到中国武警、公安十几天昼夜守候着这个飞机，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中方工作人员协助他们给飞机加油、检修，还提供航线图。为了让飞机起飞，在天寒地冻里，当地农民开着大拖拉机，在土地上轧出一条跑道，既硬实又平整。苏联专家们深受感动，最后，这位民航局局长亲自驾机飞回了苏联。
谁都不曾料想到，随着劫机事件的解决，中苏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在一个毫无准备的意外事件面前，中国为什么做出这么友好的姿态？作为苏联的公民，无论乘客，还是机组成员，他们都是无辜的，我们是应该很友善地对待。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二十多年对峙之后，世界在变，时代在变，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两个大背景都发生了变化，让中国开始重新审视与苏联的关系。
1984年8月，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曾专门到中苏边境走了一下，张持坚当时便跟随了采访，让他非常振奋的是，胡耀邦讲了很多话，从大的方面，从宏观、中观、微观的方面，中心意思就是，边境的干部群众要放下一个包袱。
中苏之间不会打仗，更不会打大仗。另外，中苏之间，有非常悠久友好的历史。政府上层之间有矛盾，你们不要管，你们下面就是搞友好。下面友好搞好了以后，对上面就会有触动的。
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次的劫机事件，才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外交契机。
这或许也是一个小小的巧合，就是12月21日苏联公民回国之后，2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出访保加利亚回国途中，要途经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结果，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会见他。新华社在播发这条消息的时候，专门加了一句：应苏方要求，安排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显然，这个会见是临时安排的。我们觉得，这个安排和劫机事件的妥善处理是有关系的。可以说，在中苏友好慢慢地往前走的过程中，劫机事件起了一个助推的作用。
1989年5月，劫机事件过去三年后，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会议主席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当他与邓小平的手握在一起那一刻，长达一分多钟，两国关系也从此拨云见日。
戈尔巴乔夫来访中国，距离赫鲁晓夫195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后，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隔阂的消除，不是凭空就这样到来的。1985年劫机事件发生之后半年多一点，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视察海参崴，在这个和我们国家很近的城市，发表了一篇讲话，主要讲了对外关系，讲了要和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国发展友谊，改善关系。显然，这是双方的一个共同愿望。
当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的时候，他表示了一种非常谦虚的态度。他说：
“我作为晚辈，从哪个角度来讲，我都是来‘朝见’邓小平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们握手的那一刻，邓小平说了一句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际上，这个未来就是从苏联飞机意外降落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那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开始的。
但罪魁祸首的阿里穆拉多夫是要承受他应得的惩罚。中国政府在审判阿里穆拉多夫的时候，非常严厉地指出来，任何人不管有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劫持民航客机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治。最后判了他八年刑。
阿里穆拉多夫服刑了一段时间，就保外就医。其间，让他做了一个学校的俄语教师，以监视居住方式安排他做点社会工作。
苏联解体后，阿里穆拉多夫被遣送回国。这个时候，他的中文已经说得非常好，他说，很感谢中国朋友，照顾了他这么多年。
其实，他没有想到，这个劫机事件实际上成了当时推动中苏外交关系的一个小小契机。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中苏之间搭建了两个平台：一个是中苏高层不得不进行交往的平台，相互通报情况，商定怎么接洽，怎么处理，这就开启了中苏政府之间一个对话的机会。自60年代中后期军事冲突结束以后，两国不冷不热近二十年，这种高层交往、对话是很少的。围绕这一事件进行的五十多个小时的对话，超出了前二十年对话的总量。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和苏联老百姓交流的平台，或者说，也是苏联老百姓直接、直观来接触、观察中国的一个平台。
今天要说的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阿里穆拉多夫，原本是苏联万千民众中不起一眼的一位，可是却做出了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阿里穆拉多夫原本是苏联一家航空公司的员工，因为航空公司内部贪污腐败非常严重，上下勾结作风恶劣，阿里穆拉多夫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对于这种做法根本看不下去。于是阿里穆拉多夫便向政府投诉，不料政府和航空公司相互勾结，并没有对航空公司造成影响，而且阿里穆拉多夫还遭到了上级领导的打压报复。
在1985年，阿里穆拉多夫一气之下，决定离开苏联，但当时的苏联对于人员流动管理严格，阿里穆拉多夫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前往其他国家，最终他选择了劫持一架客机，让自己能够离开这个无法忍受的地方，前往欧洲。
12月1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中国东北的边防雷达显示:一架不明来历的飞机突然从苏联边境飞入我国东北。是有目的的袭击还是间谍刺探情报？这一突发事件，立即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此时，中苏除了政府高层的礼节性活动外，基本没有往来。中国的黑龙江省虽然“以货易货”贸易活动有所松弛，但政府间的交往仍然处于冰封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唯一参与这次事件采访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持坚先生为我们揭开了当时的真相。
1985年12月19日晚上9点多钟，哈尔滨已经沉浸在安静的夜色中。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张持坚正准备休息，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他打开门，原来是通讯员，说有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在齐齐哈尔的一块农田里面了，事情紧急，让他赶紧去了解情况。
张持坚赶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了－－屋子里灯火通明，六部电话机此起彼伏地响着，工作人员在那里不停地接打电话。
张持坚通过采访得知，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苏联的边境地区雅库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两座城市之间飞行的，这是一个很小的民航支线。他们的航道离我们的国界线很近。飞机落地时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当地人闻声出来查看，看到飞机上有“CCCP”字样。懂俄语的人一看，非常纳闷：这不是苏联的民航客机吗，怎么跑到中国来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从飞机上走出一个飞行员，他自称是飞机的副驾驶员，劫持了这架飞机。这个异常的情况把现场的人都搞晕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敢贸然相信副驾驶员的话。
因为此时中苏之间关系很冷淡，甚至有些紧张。公安部门赶紧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做了报告。
得知这些情况的张持坚继续深入采访，随着事情的进展，一个中苏关系历史上的偶发却影响深远的事件正慢慢变得清晰。
迫降的苏联民航客机所处的位置是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的一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此时，地面已被严冬冻得很硬实，飞机在滑行了三百八十多米后停住了，上面共有三十八名乘客和五名机组人员，都没有受伤。
面对这从未遇到过的状况，我方公安人员立即将劫机者隔离，单独关押在附近的房子里。当地政府也同时将此事向上级汇报。深冬的齐齐哈尔夜幕降临得格外早，气温也急剧下降。如何在旷野的冰地里安置好客机上的人员，也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
中央态度非常明确，中央和省里都分别成立了处理劫机事件的领导小组。省里的领导小组由省委领导亲自挂帅，中央的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他指示做好三件事：
第一个，安抚好机上的人员；
第二个，查明劫机的原因；
第三个，和苏联高层沟通。
事发现场距离哈尔滨有七八百公里的路程，当时的交通又相对闭塞，工作组从哈尔滨出发到达现场，需要坐火车换汽车，还要经过冰封的嫩江，这无疑对工作的推进增添了难度；与此同时，气温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下降，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可以说是滴水成冰，机舱在严冬的旷野中，就犹如一个巨大的冰窖，随时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但是这些苏联人就是不肯下飞机，他们自救的办法是：每隔二十分钟，发动一次飞机。但是飞机上的汽油已经不多了，他们只能发动一下，暖和一阵子，然后停下来，等气温再次下降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就再次发动飞机。
中方人员劝说他们下飞机，到附近暖和的房子里面去，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因为中苏关系的冷淡，两个国家并不友好，互不信任，积怨比较深，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得到他们政府的指令，不能离开飞机。飞机等于是一个飞行的国土，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
劫机犯：我不是开玩笑的
12月20日凌晨3点，处理劫机事件的第一批工作小组人员到达了现场。这个小组是由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外办主任王耀臣带队的，他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批派到苏联的留学生之一，俄语非常棒。他先和劫机犯谈了话，弄清楚了他为什么劫持飞机。
那个劫机者叫阿里穆拉多夫。他很坦诚，说，他对他们的领导有意见，就写信给苏联政府的中央领导，但是上级官僚作风严重，这封信又返回来了，返到当地纪委来处理。他说当地纪委的领导和民航局领导有裙带关系，不仅不处理他的那个领导，反而说他有精神病。纪委派人给他做精神病检查，又把他隔离、面对面地来批判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他被调离出飞行大队，做了三年多的地勤。之后，他恢复执行飞行任务。但是，他觉得苏联的体制有问题，不想留在那里了。他离婚了，他原来的夫人是个音乐老师，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他今年三十三岁了，他计划了很多方式离开苏联，他原来想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但克格勃把守得很严；他又琢磨到欧洲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到中国，纯属偶然，这次正好有这个航线任务，他是临时起意的。上飞机前，他事先做了准备，在他的包里面放了一根很长的锰钢条，还带了折叠的水果刀。
因为是短途飞行，再加上安检系统有漏洞，所以他把作案工具安全带上了飞机。他把包放在他的座位之下，借机把机械师和另一个工作人员支出去，然后把门插死，拿出锰钢条对正驾驶员说：听我的话，改变航线飞中国。正驾驶员和他很熟悉，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说不是开玩笑，如果不按这样做的话，就打死正驾驶员。于是，飞机偏离了航线，飞到了中国。
王耀臣和劫机犯谈话的同时，指示工作人员给飞机上的乘客送去御寒的衣服和食物。
之后，王耀臣来到飞机上面，先跟驾驶员讲，这么冷的天，赶紧让乘客下去吧，我们的屋里比较暖和，这么下去要冻坏的。但是，驾驶员说，我不能够离开飞机，我们的乘客如果能离开飞机，你自己去说服他们，我是不能够离开飞机的。舱门打开之后，王耀臣登上了飞机，对乘客们用俄语说这是突发事件，影响了你们的旅程，我们的政府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天气太冷，旁边有屋子，请你们到我们的屋里面去暖和，这样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和健康。然而，乘客们还是不下去，他们要得到苏联大使馆的声音。
这个时候王耀臣也注意到机上有十几个妇女，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因为是短途飞行，女孩子只穿着呢裙子。
王耀臣指示开来两台客车，打开暖气，又劝乘客们说，我们的客车就停在你们的飞机边上，你们到车里面来暖和。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下来。
此时，零下三十多摄氏度，飞机只有一层铁皮，像一个冰窖一样。
就这样，苏联乘客在飞机中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20日早晨6点半，天蒙蒙亮，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送上了飞机。
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吃东西以后，有些人就下到了两台空调车里面取暖，他们断断续续地轮流着坐一会儿，然后上去，然后又有人下来坐一会儿，飞机上的油不多了，所以温度根本无法保持。
获知最新情况后，中央决定一早就派专机把我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送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转乘直升机，直接在现场降落，以便尽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续事宜。
格里山也上了飞机
同一天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外交部的第一架飞机降落，带队的是苏欧司的副司长戴秉国。
听取王耀臣汇报和商议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国立即来到机舱，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
他到飞机边上和苏联乘客说，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是齐齐哈尔，那儿条件比较好，我们现在想把你们拉到那儿去，好好地休整一下。我们安排了那里最好的宾馆，然后等待你们政府派飞机来接你们回去。这么说完之后，这些人还是不愿意离开飞机，因为他们依然不够相信中方人员的话。
当事件再度陷入僵持的时刻，苏联大使馆人员所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机，也飞抵现场。为首的是苏联大使馆领事部的格里山。
格里山和戴秉国是老朋友了，他们一直在搞苏联东欧的这些事务。格里山提出三条意见－－
格里山：第一个，我要见劫机犯。
戴秉国：这不可能。
格里山：第二个，我要和飞机上的人员见面。
戴秉国：这个没问题。
格里山：第三条，我要和苏联的大使馆通信。
戴秉国：通信不可能，这里没有这个条件。
没办法，格里山和飞机上的人先见了面，驾驶员见到自己国家的人，掉下了眼泪，格里山把他拉到一边，躲开了懂俄语的中国人，和他单独交流了半小时。回来后，格里山就跟戴秉国讲，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得和机上人员在一起。
戴秉国和王耀臣听了以后非常惊讶，本来以为苏联大使馆人来了以后会听从中国政府安排，离开这个寒冷的旷野之地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也要留在飞机上，中方人员只好再次协调安排。
格里山让中方派一辆车，让随他来的两个人立即出发到齐齐哈尔向大使馆汇报。下午3点多钟，天就要黑下来了，气温开始下降，乘客再在飞机上熬一夜，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深冬的齐齐哈尔，寒冷异常，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随时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乘客的安全。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这个消息很快上传到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的办公室。
电话打进陈俊生办公室时，他的秘书说：“秘书长一晚上没睡觉，刚刚躺下，我马上去叫他起来。”
陈俊生一听电话，“苏联领事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我马上向中央领导汇报，你等电话。”随即和外交部、苏联大使馆、苏联外交部，乃至苏联高层联系。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大使叫李则望，他立即联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贾原来曾担任驻中国大使，他一听，就说：“这样子不对，中国政府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贾丕才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么寒冷，到齐齐哈尔才是最安全的。他马上就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告诉大使舍尔巴科夫：“请中国在现场的官员带我的口信给格里山，按照中国政府的安排，马上让他们到齐齐哈尔。”
这个时候，中方工作人员马上又准备好两辆大的面包车，直接开到飞机边上，跟格里山讲，我们带来你们外交部的口信，要你们听从中国政府安排，去齐齐哈尔。
有了他们政府的安排，机上人员开始行动，收拾行李，封存飞机，签署交接文书，包括移交两把手枪。距离事发二十七个小时，下午5点半，天已经黑下来，所有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全都安全上车，前往齐齐哈尔市。中方工作人员终于松了口气。
每个人一件羽绒服
车到齐齐哈尔，是半夜11点多。他们入住当地最好的宾馆——湖滨宾馆，专门腾出两个楼层，烧了热水，让他们洗澡，做了可口的晚餐，让他们吃一些东西。苏联客人非常暖和，也非常舒适地过了一宿。
安顿好他们，戴秉国、王耀臣就开始研究第二天怎么办，很多的后续工作没有给他们片刻的休息时间。
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将在第二天晚上途经齐齐哈尔。最初的计划是让苏联客人乘坐这趟列车去哈尔滨，他们的飞机第三天过来，把他们接走。这样，客人们将在齐齐哈尔待一个白天，准备安排他们参观商店，参观工厂，看一场电影，再宴请一次。
可是，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来了电话，说情况有变，苏联飞机要提前到，第二天下午3点钟就到哈尔滨，然后当场就把乘客和机组人员接走。也就是说，明天的活动不用安排了。
时间很紧张了，第二天早餐后，齐齐哈尔市政府给每个苏联人送了一件羽绒服，当时，苏联轻工产品很短缺，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了的羽绒服，苏联人还没看到过，这么暖和，又这么轻巧的衣服，每个人送一件，随便客人挑颜色，红的、蓝的、黄的，很鲜艳很热烈，人人都挑着。还给那些个孩子送了好多玩具和小食品，苏联客人都非常高兴，很开心。
应该说，这些乘客心理上感觉很温暖，从一开始的紧张担心，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放松，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真切诚挚的友好和真心的关心。
与此同时，只隔了一天，劫机者阿里穆拉多夫被押送去了哈尔滨。他将留在中国，接受审判。
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外籍越境人员管理所，记者张持坚见到了这个劫机者，并对他进行了采访。阿里穆拉多夫个子不高，头发比较少。他觉得自己不受压制了，因此比较放松。谈话的时候，他拿出他夫人和女儿的照片，说很想念她们。他表示：“我只要到一个没有迫害的地方，我要过一个比较放松的生活，我觉得在那边太压抑了。”
“多待几天就好了”
当苏联乘客被安全送达哈尔滨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了，事发五十多个小时之后。在这五十多个小时里，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无论在甘南的旷野，还是在齐齐哈尔的宾馆，中方人员始终把温暖带给苏联朋友，这热情融化了苏联人心中的坚冰。哈尔滨机场的贵宾室内，没有了开始的怀疑和冷漠，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彼此的信任和感激。
苏联的图－134专机从赤塔过来，降落在哈尔滨机场，回家与分别的时刻到来了。中方在机场的一个宾馆举行了欢送宴会，六张桌子，苏联客人和中国工作人员互相插花坐着，大家交往了这么几天，都很高兴。
苏联人的饮食还是比较简单，花样不多，那时候，他们的副食品供应也并不丰富，饭菜一上来，都说真是好吃极了。苏联人爱喝啤酒，他们觉得啤酒也很好喝。于是，有人就说：“多待几天就好了。”大家都笑起来。
然后，就开始交换东西。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翻译讲，互相换一下手表吧。一个四十多岁工人模样的人说：
“我的父亲是苏联红军，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到中国来，一直打到抚顺，还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争。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一直讲和中国人民的友好。这次非常意外，我也来看了一下，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还是有深厚基础的。”
他说得很真挚。还有三个军人，表情比较严肃，也不大爱说话，但此刻和一开始的表情、和宴会上的表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客人们把吃剩的酒、水果，都装到自己包里去，他们要带回去，说留个纪念。最后，中方给每位客人又送了一个气压水瓶，他们觉得很新鲜；还送了每人一本黑龙江的画册。大家互相签名，留言，留通信地址，说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再联系。
一直把他们送到苏联专机舷梯边的时候，有人掉眼泪了。客人再次表示感谢，反复道再见。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没有什么压力负担，大家都比较放松了。一场民间的交往就这样自然而然完成了。
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平安离开了，劫机者也转移了，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如何处理那架苏联飞机？这一度也成为中方棘手的问题。
被劫持的飞机，停留在甘南县好几天，在旷野里，在严寒之中，中方派出武警战士、公安人员昼夜看守，保障飞机完好无损。
元旦后三天，苏联又来了一架飞机，把他们的民航局局长和几个专家送过来。中国国家民航总局一个司长陪同，来到停机现场。看到中国武警、公安十几天昼夜守候着这个飞机，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中方工作人员协助他们给飞机加油、检修，还提供航线图。为了让飞机起飞，在天寒地冻里，当地农民开着大拖拉机，在土地上轧出一条跑道，既硬实又平整。苏联专家们深受感动，最后，这位民航局局长亲自驾机飞回了苏联。
谁都不曾料想到，随着劫机事件的解决，中苏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在一个毫无准备的意外事件面前，中国为什么做出这么友好的姿态？作为苏联的公民，无论乘客，还是机组成员，他们都是无辜的，我们是应该很友善地对待。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二十多年对峙之后，世界在变，时代在变，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两个大背景都发生了变化，让中国开始重新审视与苏联的关系。
1984年8月，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曾专门到中苏边境走了一下，张持坚当时便跟随了采访，让他非常振奋的是，胡耀邦讲了很多话，从大的方面，从宏观、中观、微观的方面，中心意思就是，边境的干部群众要放下一个包袱。
中苏之间不会打仗，更不会打大仗。另外，中苏之间，有非常悠久友好的历史。政府上层之间有矛盾，你们不要管，你们下面就是搞友好。下面友好搞好了以后，对上面就会有触动的。
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次的劫机事件，才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外交契机。
这或许也是一个小小的巧合，就是12月21日苏联公民回国之后，2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出访保加利亚回国途中，要途经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结果，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会见他。新华社在播发这条消息的时候，专门加了一句：应苏方要求，安排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显然，这个会见是临时安排的。我们觉得，这个安排和劫机事件的妥善处理是有关系的。可以说，在中苏友好慢慢地往前走的过程中，劫机事件起了一个助推的作用。
1989年5月，劫机事件过去三年后，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会议主席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当他与邓小平的手握在一起那一刻，长达一分多钟，两国关系也从此拨云见日。
戈尔巴乔夫来访中国，距离赫鲁晓夫195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后，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隔阂的消除，不是凭空就这样到来的。1985年劫机事件发生之后半年多一点，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视察海参崴，在这个和我们国家很近的城市，发表了一篇讲话，主要讲了对外关系，讲了要和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国发展友谊，改善关系。显然，这是双方的一个共同愿望。
当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的时候，他表示了一种非常谦虚的态度。他说：
“我作为晚辈，从哪个角度来讲，我都是来‘朝见’邓小平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们握手的那一刻，邓小平说了一句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际上，这个未来就是从苏联飞机意外降落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那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开始的。
但罪魁祸首的阿里穆拉多夫是要承受他应得的惩罚。中国政府在审判阿里穆拉多夫的时候，非常严厉地指出来，任何人不管有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劫持民航客机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治。最后判了他八年刑。
阿里穆拉多夫服刑了一段时间，就保外就医。其间，让他做了一个学校的俄语教师，以监视居住方式安排他做点社会工作。
苏联解体后，阿里穆拉多夫被遣送回国。这个时候，他的中文已经说得非常好，他说，很感谢中国朋友，照顾了他这么多年。
其实，他没有想到，这个劫机事件实际上成了当时推动中苏外交关系的一个小小契机。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中苏之间搭建了两个平台：一个是中苏高层不得不进行交往的平台，相互通报情况，商定怎么接洽，怎么处理，这就开启了中苏政府之间一个对话的机会。自60年代中后期军事冲突结束以后，两国不冷不热近二十年，这种高层交往、对话是很少的。围绕这一事件进行的五十多个小时的对话，超出了前二十年对话的总量。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和苏联老百姓交流的平台，或者说，也是苏联老百姓直接、直观来接触、观察中国的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