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村正在快速消失。少有人注意到与之相伴的另一个现实——乡村小学也在大量消失。
如今，乡村学校正迎来新一轮撤并潮。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里，我国有近8万所小学消失，降幅高达35%。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乡村小学为代表的小微学校们。
但作为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乡村小学的存在是必要的。相比城市里标准化、应试化的大型学校，人数更少的村小，有时更可能成为教育探索的前沿阵地。比如，在浙江缙云县的乡村小学中，就曾进行了一场反内卷、尊重个性、扎根乡村的教育改革试验，后来被业内称为「缙云模式」。这一度让一些教育专家看到了希望。它赶上了「双减」的时代浪潮，当地一度有十几所乡村小学加入，一种超脱于传统应试教育的可能似乎真的出现了。
当时前来考察的专家们有两个想不通——第一，为什么在缙云那么多的乡村小学里，都能看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生命力？第二，为什么这里所有学校都能办出各自的特色，没有两所学校完全相同？
但如今，这场教育改革正面临新的困境。在更大的层面上，新的内卷时代正在来临。而这恰恰是一场县级反内卷改革实验所无法抗拒的部分——高考人数屡破新高，学历越来越卷，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都在卷，这怪不了教育系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说，「我在中国找了很多，也找不出来（第二个缙云）了，只能是这么坚持了。」
在这场实验开始七年后，《人物》带着问题，来到缙云，试图弄清楚事情的全貌——全国一千多个县城里，为什么唯独缙云集中出现了这场教育改革？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对抗着怎样的现实？改革最后滑向何方？缙云模式的火种是否已彻底熄灭？它又如何影响了参与者的人生？
校门
在中国，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座这样的小学校门。
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章村，这座校门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得从缙云开车近一小时，经过好几段盘山公路，才能看到它。在丽水，章村算不上什么有名的村子，没什么大产业。章村小学也不是什么著名小学，乡村逐渐消失，它也岌岌可危——整个学校只有64名学生，未来还会更少。
无论怎么看，都想象不出，这里竟然会有这样一座校门：
它是竹制的，高约十米，仿佛两把大伞，远看就像某种艺术装置。走近之后细看，伞柄是用三大捆碗口粗的竹子捆成，伞面部分，则像两片巨大的茶叶。毛竹和茶叶都是章村的特产。校门口，是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河，微风吹过，校门上悬挂的风铃撞击摇晃，水流声和风铃声交织，成为进入校门的背景音。
章村小学的校门
特别之处还不止校门。整座学校被刷成了淡绿色，学校里没有校领导照片，没有先进事迹宣传栏，走到教学楼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高五米的巨大笑脸墙，墙上有全校64名孩子的笑脸——三年前的时候，这里画着的还是120张笑脸，如今只剩一半。笑脸墙正中写着一句话：用一个村庄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
学校不大，没有足球场，没有塑胶跑道，但却有羊圈、鸡圈……这是学生们养的小动物，俗称「班宠」。学校和村子共用一个大礼堂，礼堂里摆着学生们参与研发的原创乐器，比如一种由五根粗细长短不同的竹子制成的琴，敲击后，它能发出五种声音。学生们管这叫「大炮」。
它和我曾见过的任何小学都不一样。在从2017年开始的缙云县反内卷教育改革实验中，章村小学正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新校门故事，也是整个教育改革实验的缩影。
这座校门的修建，与当时的校长马鑫飞的一次选择有关。2019年，在缙云，37岁的马鑫飞面临一次人生选择，是去职高当一名音乐老师，还是去一所乡村学校当校长。
最后他选择了去村小，「城市里没有我要的价值」。马鑫飞在村里长大，单看学习成绩，他不算「优秀的孩子」。三年级，父母送他进了当地一所寄宿制学校，那所学校的校长在剧团待过，为了让学生们有事做，组织学生们学音乐，在一众乐器中，马鑫飞选了二胡。
这次选择影响了马鑫飞的人生。他虽然学习成绩不行，但很快发现自己二胡学得很快，其他人要练两个月的曲子，他半个月就能学会。他家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他爸爸就让他坐在石头上拉二胡，获得了不少来往村民的称赞。最后就连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喊他去参加。「那时候我爸很骄傲，觉得儿子以后肯定有饭吃。」而一个人最初找到自我价值的地方，常常能影响一生。
第一次当校长，马鑫飞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原来的章村小学，跟其他小学没什么不同，都有一扇封闭的铁门，「这个校门是我第一天去就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时任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吴丽明也回忆，为校门的事，马鑫飞专门来找过他。「（马鑫飞）说乡里要搞美丽乡村，要给小学建个校门，我说别，让乡里给你搞，不如你们自己设计，这样才能达到你所想要的效果。」
马鑫飞后来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学校是孩子们的，我想把所有的设计都交给孩子。」
于是，2019年底，他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们去收集全世界的校门照片。在学校里，他用这些作业办了一个「世界校门展」，绕操场摆了一圈。「这个时候，我发现孩子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门好不好看，没有发散到门本身的意义上。」所以，他又带着学生们去村里看各种门，让学生们明白门的作用和意义。
这形成了长达一年的系列课程。学生们交上了五花八门的设计图。有的偏实用，在门上安装了测温仪；有的偏想象，门上画了奥特曼；还有的在门上布置了水母，学生的解释是这样可以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学校六个年级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一二年级学习设计，三四年级学习搭建，五六年级学做竞标书。
这正是在缙云教改实验中被广泛推广的「项目化学习」模式。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通过让学生参与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来促进多学科学习。相比之下，许多地方一直沿用的则是教师直接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
光有想法还不行，还要找到专业设计师。在当时致朴公益基金负责人骆筱红的沟通下，杭州设计师高威参与了这个项目。一开始，高威的团队并不情愿给乡村小学建校门，「但是高威跟孩子一交流，他兴奋起来了，最后设计费都免了，还把公司所有员工带到这里来感受，高威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一个优秀的设计师要从一个优秀的共情者开始。他并不是把这当成一个商业项目，而是当成一个真正的作品。」吴丽明说。
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中，竹子脱颖而出。章村本地盛产毛竹，从明朝起这里就在用竹子造纸了，当地的竹子能长到碗口粗。村民家里有竹器，孩子们对竹子也亲切。
在课程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学着思考建造校门的细节。有同学说，希望校门是叶子的形状；有同学说，希望隔着校门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山与河；还有的同学，希望家人走远路来接自己放学时，可以在校门下短暂休息，下雨等候时，还可以避雨……这座校门最后汇聚了学生们的愿望。
有了设计，钱是个大问题。「当时我拿着设计图，去问杭州的建筑公司，市场价报价87万，但谁会愿意花这么多钱，在这么一个角落建一座校门？政府也不会同意。」马鑫飞说。但他不放弃，他给建筑公司讲故事，讲学校的课题，让他们来参与公益。「最后找到一家公司，工程费从87万谈到了38万，后来又争取到了县里教育基金的支持。」
校门建设时，全村人都参与了进来。有的家长开拖拉机，有的家长弄水泥，「这座校门是凝聚了全校师生，甚至是全村的人，花了两年时间的一个作品」。
校门建成后，全校128名学生都在校门二层的小平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风铃也是学生们做的，山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位当年参与校门建设，如今已上初中的学生还问过马鑫飞：「我80岁的时候，还能回来看看这座校门吗？」
校门上的风铃
缘起
乡村小学要想做出这样的尝试，必然需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如今，当时主推教育改革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已经57岁，他已经退居二线、远离教育部门两年了，还有三年就要退休。现在再见到他，你很难从他身上感受到官员的影子。他穿一件发皱的灰蓝色POLO衫，脚上穿一双黑色布鞋。他说，布鞋穿得舒服，一双25块钱。缙云盛产杨梅，他拿出来吃的时候会强调，「不用洗，自然的杨梅很甜，虽然里面有虫子，但没关系」。
他崇尚自然。就像他吃杨梅，也接受吃到虫子。对待教育也一样，他反对一味应试，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几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用「理想主义」这个词来评价他。有人尊重他，有人委婉提醒他「过于理想化」，还有人干脆说他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有消极色彩：「我是一个悲观绝望的理想主义者。」
吴丽明在吃杨梅
现在，他虽然退居二线，但还想继续实践一些理念。在7月2号中午，天气40度，他开车去找两个老朋友，想说服他们一起参与研发一套音乐课程——带孩子走进真实的山水田野，聆听自然的声音，再用自己朴素的声音表达，用这种个性化方式学习音乐。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缙云教育改革试验的延续，只不过更具体。开车时，他讲起这几年的教改，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激动地在车里挥动，「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光」。
七年前，这场教改实验，也恰恰是由他组织的一场「祥林嫂」式的动员会开始。那时候他已经干了七年副局长，手握人事权，「如果为了升官，我不敢这么做，这一定会招来绝大部分人反对，但我不在乎失败」。
那时，他感觉到「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为了不留遗憾，他召集了一些熟悉的同事、校长、老师，一共三十几个人，在会议室开了一场动员会。他特地做了四张PPT，给在场人讲述他的教育理念——「三个不」。
时至今日，吴丽明仍然喜欢用数字归纳自己的理念，比如「三个不」「三个融合」之类。三个不，指的是不替代、不功利、不施舍。简单来说，就是上级不替代学校做决定，大人不替代孩子做决定，不以功利性的目标考核师生，从而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天赋，让他们个性化地自主生长。
吴丽明在会议室足足讲了一小时。然后，他在城乡结合部找了一所一百多人的城北小学，做一个实验区，号召愿意去的人当志愿者，每周二到学校里，去给孩子们开展有意思的课程。「要不要参与，跟我的职务没关系，只跟理念有关，如果大家有兴趣，就一起来做。」
一周后，有十几个人报名，每到周二，这些志愿者就进入到城北小学。「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反正就基于『三个不』的原则，自己摸索，很曲折，但也很好玩。」
30岁的尹一青，是当时志愿者里的科技老师，他同时是另一所小学的副校长，做一些科技竞赛相关的教学。从小，他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是一个点子非常多且童心未泯的人。当志愿者的时候，有一节课是要学习桥梁，他灵机一动，找来了几十根木条，让孩子们用拼搭的方式建起一座桥，要达到能站人的强度。教了最基础的原理后，让孩子们自己发挥。那一次，他亲眼见到了学生们的创造力。「我啥也没指导，最后学生们搭的最坚固的桥，跨度达一米，能站11个学生。」
就这样，各种课程陆续被开发出来，美术、篮球、音乐、武术、演奏……一个一百多人的城乡结合部小学里，几个月之内，竟然涌现了十几个学生社团。
但吴丽明没有料到，这次试点，会滑向另一个结果。
在实验开始后第一个元旦，城北小学校长邀请县教育局领导们一起去看一场汇报演出。演出在村里的大会堂，全校一百多个学生都上台表演了节目，科学小组表演火山喷发模型，美术组表演时装展，还有学生表演花式篮球和舞蹈。演出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台上很热闹，台下家长也很满意，为期一年的教育改革实验有了可视化成果，可以说「皆大欢喜」。
但吴丽明也注意到，一些孩子不愿意表演，但却被老师强迫上台。「好的状态一定是主动的，是孩子们想自己去玩的东西，是能够享受其中的。」不光如此，「现场很多节目，比如歌曲，都是为了满足成年人的表达，而不是孩子喜欢的。」
他很反感这种形式主义的「汇报演出」。结果，城北小学相关领导还专门感谢他：「吴局，你带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帮助我，我一定要拿出成绩给你看，今年我们学校在县级的比赛一定要拿个二等奖以上。」
「我听了之后非常痛苦。」吴丽明那次爆发了，「我从来是不大会去批评人的，我都是鼓励，但是你再这么搞的话，我退出，你这个学校我不来管你了。」
这次实践，给吴丽明上了一课。「当初是我把她从更偏僻的学校调到这个学校，她说我那么听吴局的，竟然被这样子批评，她也很难接受。这个事件后，我反思自己还是过于控制了，如果对方不理解你要做的事情，就按照表面去做，这行不通。」
那之后，县教育局的干预开始减少，教改也进入了乡村学校校长们自己摸索的新阶段。
学生们在乡村的农田中
就地取材
能不能探索成功，吴丽明心里也打鼓。因为无论是从物质上，师资上，还是生源质量上，乡村学校的校长们面对的现实困难，远比市区里的学校要多得多。
尹一青是个皮肤黢黑的校长。缙云地处浙江南部山区，日照多，尹一青常常喜欢带学生们在户外玩，渐渐晒黑了。自从他在城北小学里突发灵感，上了一节木条搭桥的课之后，他就把这节课也引入了自己所在的凝碧小学。
他锯了两百根木条，每根大约一米长，全都摆在学校操场，操场上有一个乒乓球台，这些木条就放在球台底下，这样下雨也没关系。「这堆木条大概花了学校两百块钱，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用很久，最开始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省钱，第二个要用身边的材料，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
凝碧小学一共有一百多名学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这是绝大多数乡村小学的现状。最开始，是六年级的孩子们大课间会用这些木条搭桥，渐渐地，参加的孩子越来越多，最后连二年级也能看懂，也能去搭了。在孩子们的想象力下，没有两座桥绝对相同，「而且他们不会拿木条来打架，这是我很欣慰的一点。」
关于桥的课程，这还不是结束。凝碧小学所在的村里，水系发达，桥梁数量也很多。「我们那附近大概有十几座桥，那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分成两批，我带着孩子在村里去测量每座桥，最开始我连卷尺都不提供，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量，最后孩子们想出办法，用手拉手的方式丈量桥的长度。」
村里年头最长的桥是一座石拱桥，有几十年历史。学生们实地测量之后，发现这座桥竟然还是1960年代电影《凤凰之歌》的拍摄地，这段往事被用很小的字记录在桥边。「以前我们走过去从来都不会去看，现在，学生们经过那次之后，会去关注身边的桥了。」
图源电影《凤凰之歌》
这一系列课程，共同构成了名为「家乡的桥」的综合实践活动，也与教材上关于「造桥」的课程相呼应。以前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学习桥梁知识，现在是亲自去感受桥。
相似的故事也出现在缙云县的宫前小学。
吴丽明找到赵伟进的时候，赵伟进还是另一所学校的副校长。他在学校主管政教工作，已经做了十二年，被学生们起了个「阎魔王」的外号，学生们怕他，但并不仇恨他。「一句话总结我政教生涯的话，我的车没被划过，我的摩托车没被扎过。」由于缙云有着副校长干12年必须调动的规定，吴丽明问他愿不愿意去小微学校联盟，尝试做一下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还像祥林嫂一样聊了自己的那套教育理念。
听了这番话，赵伟进睡不着了。他自己是学美术出身，「我原来在初中的时候，想做一件事情，比方说弄一个书法培训，校长如果不同意的话是搞不起来的，现在下去至少是当一把手了。」大的方向他已经想好，要探索新的乡村教育理念，从艺术的角度去教育孩子。
但具体怎么干，第一次当校长的他还没有头绪。直到他真正走进那所乡村学校。「别人可能会忽视，但我是学艺术的，我看到学校周围都是农村的建筑，光墙就有好几种，黄泥墙、砖墙，红砖、青砖、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墙……乡村建筑所有的材料这不都在了吗？」
他于是把乡村建筑做成课程，带着孩子去探索乡村。从建筑材质上几十年前的一块瓷砖，到几百年前的一块条石，再到明清时期老房子的历史，与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个乡村建筑博物馆，然后，再让学生们去探索每个老房子里的人物故事、家族故事，这个过程用图文影音的方式留存下来。
「我跟村书记说好，如果做成了，要把学生绘制的建筑地图放到村口，就作为旅游引导图。」于是，宫前村有史以来第一份村庄地图就出现了，而且是由小学生们手工绘制的。
在这些教育探索的过程中，老师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陈丽霞是凝碧小学的语文班主任。她之前是镇上小学的老师，也是因为在原学校待的时间超过了12年，因此需要流动，之所以选择去凝碧小学，纯粹是因为近。
「说实在话，之前我是有点瞧不上这种村小的，我原来镇上的学校有40多个班，光老师就有100多人，到了这里，总感觉这学校就十来个老师，百来个学生，规模完全不能比。」但在2021年到了凝碧小学之后，她却被凝碧小学丰富的内涵给震惊到了。
「都是我原来没见过的东西。」陈丽霞说。
这一年，已经是尹一青在学校开发各种课程的第四年。他开发课程主打一个省钱，比如，为了教孩子们学习「塔」的相关内容，他找来吴丽明送的两箱扑克牌，还花了200块钱买了8000个纸杯，发给学生们，就用扑克和纸杯搭建塔；还有教往返跑的体育课，尹一青想出结合下棋的方式，让学生们带着彩色脸盆当棋子，跑到终点下棋。他鼓励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解决问题，比如拿来一堆废旧材料，让学生们建造一辆能够载人、并能跑到终点的小车。于是，他真的看到班上的女生拿着锯子锯起了木条。学生们最后也给了他惊喜，「我们读师范时，学的是用气球或者橡皮筋给小车动力，但学生们想出来的点子，是用竹子的弹性形变来实现小车的运动」。
让陈丽霞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攀岩墙。这面长约十多米的攀岩墙，只花了200多块钱。买来一些攀岩用的岩点砖块后，校长尹一青跟办公室主任，两个人花了一下午时间把岩点都钉在了学校的一面空墙上，于是他们小学成了当地唯一拥有攀岩墙的学校。
陈丽霞班上的学生很热爱攀岩。学校每个年级会轮着使用攀岩墙，轮到他们班的时候，学生们会喊着让陈老师用手机计时。有位二年级的女生叫乐乐，平时成绩一般，反应比其他学生要慢一些。但在班级举办的攀岩比赛中，竟然夺得了第一名，拿到了「攀岩王」的奖状。
「她像一只小猴子一样，手脚交替的时候，没有一点迟钝，很顺滑地从头爬到了尾，只用了15秒钟，当时其他所有同学都给她鼓掌。」陈丽霞说。她还发现，由于获得了自信，乐乐在学习上也比之前更好了。
乐乐在攀岩，这一次她获得了「攀岩王」的称号
伴随着这些乡村学校各种项目化课程的尝试，在2017年到2022年这五年间，缙云的乡村小学组建起了小微学校联盟。每隔一段时间，联盟里的老师会进行一次聚会，互相交流改革与创新的心得，这也是后来「缙云模式」的由来。
赵伟进记得，小微学校一共聚会过五六次，每个片区轮着坐庄分享经验，「比如这个月到壶镇，下个月到盘溪，再下个月到新建……吴局在这件事情里，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影响了一批校长的理念」。
轮到赵伟进所在片区坐庄的那一次，他讲了关于「学校个性」的内容，那是他当校长的第二年，「乡村建筑博物馆」的课程项目已经开发出来，「我当时说，我好像上道儿了」。他说，「不同的学校，要能结合当地村子，发现不同的特色，我们最终要教会学生的，是发现美的眼光。」
当乡村学校们建立了这样的沟通机制，教育改革才真正意义上扩张到了全县。与此同时，它也呼应了双减政策对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要求。到了2022年7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5家县教育局，更是联合发布了「缙云共识」。共识中称，「乡村教育要勇于走自己的路，立足小班小校、自然乡土的教育生态，探索更适合乡村孩子的育人模式。乡村教育应该有，也可以有自己的样子。」
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以一个县的名字命名一项共识并不常见，那是缙云教育实验最高光的时刻。
浙江省缙云县宫前小学学生自己绘制的全校合影
急转直下
吴丽明记得自己退居二线的日子，是缙云共识发布几个月后。那是他当教育局副局长的第十二年。
吴丽明的职位变动，暴露了缙云模式一个显而易见的脆弱之处：一旦推动项目的主要领导结束任期，整个项目便有可能滑向不可预知的方向。这种现象并非是某个部门独有。
对于校长赵伟进来说，缙云模式由盛转衰的直接标志可能是，小微联盟的聚会再也不开了。「2022年开了最后一次，到了2023年就没有了。」紧接着，2023年第一个学期，之前开发的课程全部暂停，「局里新的观点是说，那样做是影响学习的，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两任领导教育理念的不同」。
不过，吴丽明结束任期，并不是整场改革出现拐点的根本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整个教育评价体系的风向。
缙云地处山区，耕地面积不多，当地人形容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关于教育理念，当地流传一种「梅干菜精神」，缙云文联主席老杜介绍说，「我们这个地方菜也很少，冬天也没东西吃，就把菜晒成梅干菜，我们跟绍兴的梅干菜还不一样，我们的梅干菜是晒得很干的，就是生怕坏了。几代人读书的时候，都是靠啃梅干菜长大的。」
老杜和吴丽明是三十年的老同学。他们当年念书时，就是带着梅干菜，最后走出大山。「把梅干菜卷起来，带到学校，吃的时候把梅干菜放在蒸好的饭上，就那样吃着，去考大学。」
在浙江，缙云历史上一直极其重视教育。当地的缙云中学，更是整个丽水多年排第一的超级中学。作为一所县级中学，就连丽水市的家长都会慕名而来，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以2019年为例，这一年整个丽水文理科第一名，都出在缙云中学。浙江的各大高中，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会把考上清北的人数进行全省排名，而缙云中学作为一个县级中学，在2019年有4人考上清北，有一个班甚至有47人都过了浙大分数线。在2022年之前，缙云清北人数一直在浙江省高中里排得上名次。
但到了2024年，情况出现了变化。缙云中学考上清北的人数减少，在浙江全省清北上线榜单上，缙云掉到了三十名开外，在丽水范围内，也被丽水中学和遂昌育才中学反超。在当地一些人的解读中，缙云高考成绩下降的原因，被归结到了「反内卷」教育改革实验上。
更有危机感的事情还在后面。为了平衡生源，防止「掐尖」，2021年浙江发布了普通高中招生新政，禁止了跨区域招生的行为。这意味着，缙云中学只能在缙云县范围内招生，再也无法招收丽水其他县市的优质生源。而今年缙云中学的高考成绩，与去年相比，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学校甚至没有对外发布喜报。
这意味着，整个缙云县对教育的强大预期，最终依旧会归结到成绩上。
但过于重视分数的应试导向，恰恰是吴丽明所反对的。应试教育里最厉害的一项措施，就是统考，每年全县范围内都会组织一次考试。「9年义务教育阶段只有一次可以统考，叫做中考，其他都是不允许的，明令禁止的，教育部有文件，省里有文件，市里有文件，我们县里有文件，但是基本上各区域都在统考，换了个名字，叫素养测试。而且不光缙云，其他地方都在考。」
「统考成绩实际上当成KPI指标了，来衡量老师有没有用心在教，学校有没有用心办学，最可怕的是，这个指标会决定校长的升迁，决定老师的职称评定，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但都这么做，这成为了土壤。」吴丽明说。
也正因为如此，2021年6月，双减开始时，吴丽明特别激动。「我说太及时了，这个政策的出台。双减一方面要求减去过多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要求减少过多的校外培训，这两件事情背后的本质意义，在于要减去老师、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控制。」
在推行「反内卷」教育实验后，吴丽明曾经想办法弱化成绩的指标。这也是当时乡村学校的校长能放开手脚，去探索更有趣、更结合乡村的项目化课程的根本原因。一旦考核机制上放松，每位校长都会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然而，在更大的时代趋势上，乡村学校正在集体消失，这也成了压垮缙云模式的最关键一根稻草。
这背后，既有城镇化的趋势，也有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现实。公开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实施「撤点并校」，到2020年，20年时间里全国一共有328672所小学消失，平均一天消失45所。这些消失的学校，大多数为乡村学校。
与此同时，2023年，全国小学适龄儿童为1700万，四年后，将锐减至1000万。加上农村学生不断涌向县城，大量农村学校将因为没有生源而被迫关停。由于国家对学生人数少于100人的学校，是按100人拨付教育经费的，当「麻雀学校」越来越多，不仅占用了过多的教师资源，也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经费。
缙云也无法例外。县教育局教研室的田潇湘，曾经也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她说，在缙云，学校按照人数分为A、B、C三类。1000人以上属于A类小学，300人以上属于B类，剩下的就是C类，基本全是乡村小学。
「去年，整个缙云一共有43所小学，今年变成34所，明年还会更少。」田潇湘说，「消失的9所学校，全部都是乡村小学，会由小学变成教学点，不再设校长，未来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掉，与此同时，A类学校会变多。」
当年在小微联盟里做出过创新的乡村学校，如今绝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成为历史。
浙江省缙云县章村小学的笑脸墙
另一种未来
2023年，赵伟进得知自己任职的小学即将取消，改成教学点的那一刻很不开心。因为他正准备把这三年乡村建筑博物馆等等项目的课程探索经验做一个整理，课题就叫「小微学校如何去传承当地的优秀文化」。这样的经验，他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因为他亲眼见到过孩子们参与这些课程之后的笑容，以及对乡村的重新发现和认同。
「再多给我一两年其实就够了。」但他没有时间了。接下来，他会被调到双溪口小学担任校长，这是另一所即将消失的乡村小微学校。
马鑫飞打电话来鼓励他：「9个乡村学校都改成了教学点，其中8个校长都到其他的学校当副校长了，年轻点的调到城里了，但你还是校长，也算是局里对你的认可。」
他自己也花了五分钟就想通了——「我还是在小微，我还可以去做我的初心要去做的事情，对吧？」在40岁之前，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在一所学校负责政教工作，融入县城的生活，身体渐渐发胖，生活渐渐变得能看到几十年之后的未来。但现在，他开始每天健身，每天晚上想的都是怎么办学校，有时候半夜爬起来，把点子记在笔记本上，生怕忘记。教育的理想，改变了他的生活。
像赵伟进一样，当年参与过这次改革的人，都被教育理想的光改变了。
教学生搭木桥的校长尹一青，被调到了一所更大的小学当副校长。这所小学条件比当初他在的农村小学要好太多，与他相见时，他带我参观了学校的3D打印活动教室，活动室里，摆着超过五台3D打印机，其中一台正在打印中。教室三面墙都摆满了3D打印作品。这间教室光成本就要二三十万，每打印一个作品，耗材费用就需要80块钱。
如今，尹一青工作的小学里拥有了3D打印设备
尹一青终于不用再像当年那样绞尽脑汁，省钱给学生们购买人人都能动手玩的材料了。但他不太喜欢这里。「3D打印这些，只能说是一个技能，打印出来的也都是装饰品。」而之前村小的孩子们用扑克、纸杯、废弃物搭建出来塔和小车，则是在创造。
带领学生做校门项目的马鑫飞，或许是所有校长里，一个去了更大学校当校长的人。他去了一所B类学校，学校一共有800多人。他的教育理想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培养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有情感链接的，都是要有审美能力的，都是要社会价值感很强的，都是有一个好身体的。只不过是资源不同，可能城里面搞的是航天模型、军舰、飞机等等，我们农村有农村的玩法，我们有田园、水、植物、动物。」
马鑫飞是个敢想敢做的人。在新的学校里，他带领学生们养起了羊、兔子、鸭子……甚至还在学校里种起了西瓜。「正好有个副校长会种西瓜，我就让他开发了一个带学生们种西瓜的项目课程。以前没有学生知道怎么种西瓜，但现在知道了。比如在长瓜藤的时候，要留下两根主干苗，然后还不能乱施肥。他发现，每次下课，都有孩子在走来走去观察西瓜的长势，这说明学生们是很感兴趣的。」
这个夏天，每个班都迎来了西瓜的丰收，最多的一个班，种出了二十多个西瓜。「这之后还有一系列活动，瓜切出来做成瓜帽，做成水果拼盘，举办吃西瓜比赛、运西瓜比赛等等。」最后，把文化、民俗、体育、自然等科目都融合到了一起。
但同样有一个明显趋势，在学习成绩这件事上，几乎所有的校长们都变得更加走向中庸的方向。
「毕竟，目前中国大环境它还是靠成绩，现实和理想一定要并肩作战。」马鑫飞说，「所以我现在的确在做着改革，但我不可能丢下学习成绩，丢了的话我觉得会前功尽弃。」在培养方向上，他有不同的想法，「我并不是培养死读书的学生，我希望培养灵动的学生，即便在他们不能得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们还能帮助他打开别的路。」
这也与马鑫飞自己的人生路径相符。
如今，到了双溪口小学当校长的赵伟进，重点也是放在了抓成绩上。「如果说我之前的学校成绩在中间偏上的话，」赵伟进用手比了一个齐肩的位置，「那么我现在的学校成绩就在这里，有的老师甚至都不备课了。」他的手一下子直接降到了腿上。
「我既然来了，就要找到最重要的先去把它给突破，别让整盘菜被毁掉，对吧？」他想出一个办法，联合附近两所小学，搞了一个「三校联研」，花钱请来退休的名校老师，专门来听课帮助学校老师。「这个退休老师我们请来了，作为我们的总督导，她一度特别焦虑。因为她发现怎么学校的教学质量这么差，所以我们就让老师从批改作业的规范，从备课的基础开始学起。」
赵伟进也知道一些「捷径」，比如让六年级放学后留下来晚自修，比如占用一些其他的课程时间，「只要使劲地磨，这个成绩就会上来，但这么做就违背了我的初心，我不愿意这么做」。与此同时，之前研发的那些生动的课程，他也引入了学校，比如当地产樱桃，他就开发了一套采摘和销售樱桃的课程，学生走上街销售樱桃，其中一位有些口吃的学生，也卖出了好几盒。最后，30盒樱桃卖得只剩了两盒，赵伟进自己买走了这两盒。
某种意义上，缙云教育实验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从这些校长们的新探索上看，尽管小微联盟已经逐渐式微，但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延续当年的理念。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认为，今天我们的乡村学校越来越少，小学规模越来越大，可能是一段必须经历的时期。「观察全世界的小学，人数一定要少于300人，才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超过300人就只能标准化，现在国内的学校正到了一个走向标准化的时期，因为过去太过于非标准化了。只有经历了这个标准化的过程，才能往前走。」
「过于注重成绩的现实，确实无法杜绝，因为整个社会都比较焦虑，家长也会问学校要成绩，我孩子给你送过来，成绩啥都没有，天天就这么疯着玩也不现实。但现在，教育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县市也开始了新的管理体系。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并不是靠卷出来的。」赵宏智说。
尽管离开了教育系统，吴丽明也依然在为着教育来回奔波。7月2日，他和两位老同事见上了面，像之前一样，他先花了大约四十分钟阐述自己新的音乐教育的理念，比起之前那些更宏大、范围更广的教育实验，他如今想从微小之处着手。
幼儿园园长陈伟妃也谈起最近让孩子们去「听雨」的活动。这让吴丽明觉得「缙云模式」的火种似乎真的没有熄灭。
陈伟妃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件雨衣，然后班主任在群里发出这样一次体验雨的活动邀请，全凭父母自愿带孩子来参加。最后，一共有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还有一部分跟着一起来淋雨的家长，也被孩子们跟自然的那种亲近所打动。「吴局你是没有看到，那天我整个裤子全湿了，我还摔了两跤，屁股和膝盖都是泥土，但那天我也很开心，孩子们开心的氛围会感染你的。」
那一天，孩子们穿着小雨鞋，像小猪佩奇一样，看到一个水坑就往里跳。雨鞋里进了水，脱下来倒掉，然后又继续寻找水坑。有的孩子去摇晃树，树上的水都落下来，大人们避之不及，但孩子们却反而抬着头，让整片雨洒在他们脸上。还有的孩子，用塑料桶收集雨水，收集爬出来的小虫子和蜗牛。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是雨声和孩子们的笑声。
中国的乡村正在快速消失。少有人注意到与之相伴的另一个现实——乡村小学也在大量消失。
如今，乡村学校正迎来新一轮撤并潮。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里，我国有近8万所小学消失，降幅高达35%。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乡村小学为代表的小微学校们。
但作为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乡村小学的存在是必要的。相比城市里标准化、应试化的大型学校，人数更少的村小，有时更可能成为教育探索的前沿阵地。比如，在浙江缙云县的乡村小学中，就曾进行了一场反内卷、尊重个性、扎根乡村的教育改革试验，后来被业内称为「缙云模式」。这一度让一些教育专家看到了希望。它赶上了「双减」的时代浪潮，当地一度有十几所乡村小学加入，一种超脱于传统应试教育的可能似乎真的出现了。
当时前来考察的专家们有两个想不通——第一，为什么在缙云那么多的乡村小学里，都能看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生命力？第二，为什么这里所有学校都能办出各自的特色，没有两所学校完全相同？
但如今，这场教育改革正面临新的困境。在更大的层面上，新的内卷时代正在来临。而这恰恰是一场县级反内卷改革实验所无法抗拒的部分——高考人数屡破新高，学历越来越卷，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都在卷，这怪不了教育系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说，「我在中国找了很多，也找不出来（第二个缙云）了，只能是这么坚持了。」
在这场实验开始七年后，《人物》带着问题，来到缙云，试图弄清楚事情的全貌——全国一千多个县城里，为什么唯独缙云集中出现了这场教育改革？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对抗着怎样的现实？改革最后滑向何方？缙云模式的火种是否已彻底熄灭？它又如何影响了参与者的人生？
校门
在中国，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座这样的小学校门。
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章村，这座校门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得从缙云开车近一小时，经过好几段盘山公路，才能看到它。在丽水，章村算不上什么有名的村子，没什么大产业。章村小学也不是什么著名小学，乡村逐渐消失，它也岌岌可危——整个学校只有64名学生，未来还会更少。
无论怎么看，都想象不出，这里竟然会有这样一座校门：
它是竹制的，高约十米，仿佛两把大伞，远看就像某种艺术装置。走近之后细看，伞柄是用三大捆碗口粗的竹子捆成，伞面部分，则像两片巨大的茶叶。毛竹和茶叶都是章村的特产。校门口，是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河，微风吹过，校门上悬挂的风铃撞击摇晃，水流声和风铃声交织，成为进入校门的背景音。
章村小学的校门
特别之处还不止校门。整座学校被刷成了淡绿色，学校里没有校领导照片，没有先进事迹宣传栏，走到教学楼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高五米的巨大笑脸墙，墙上有全校64名孩子的笑脸——三年前的时候，这里画着的还是120张笑脸，如今只剩一半。笑脸墙正中写着一句话：用一个村庄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
学校不大，没有足球场，没有塑胶跑道，但却有羊圈、鸡圈……这是学生们养的小动物，俗称「班宠」。学校和村子共用一个大礼堂，礼堂里摆着学生们参与研发的原创乐器，比如一种由五根粗细长短不同的竹子制成的琴，敲击后，它能发出五种声音。学生们管这叫「大炮」。
它和我曾见过的任何小学都不一样。在从2017年开始的缙云县反内卷教育改革实验中，章村小学正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新校门故事，也是整个教育改革实验的缩影。
这座校门的修建，与当时的校长马鑫飞的一次选择有关。2019年，在缙云，37岁的马鑫飞面临一次人生选择，是去职高当一名音乐老师，还是去一所乡村学校当校长。
最后他选择了去村小，「城市里没有我要的价值」。马鑫飞在村里长大，单看学习成绩，他不算「优秀的孩子」。三年级，父母送他进了当地一所寄宿制学校，那所学校的校长在剧团待过，为了让学生们有事做，组织学生们学音乐，在一众乐器中，马鑫飞选了二胡。
这次选择影响了马鑫飞的人生。他虽然学习成绩不行，但很快发现自己二胡学得很快，其他人要练两个月的曲子，他半个月就能学会。他家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他爸爸就让他坐在石头上拉二胡，获得了不少来往村民的称赞。最后就连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喊他去参加。「那时候我爸很骄傲，觉得儿子以后肯定有饭吃。」而一个人最初找到自我价值的地方，常常能影响一生。
第一次当校长，马鑫飞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原来的章村小学，跟其他小学没什么不同，都有一扇封闭的铁门，「这个校门是我第一天去就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时任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吴丽明也回忆，为校门的事，马鑫飞专门来找过他。「（马鑫飞）说乡里要搞美丽乡村，要给小学建个校门，我说别，让乡里给你搞，不如你们自己设计，这样才能达到你所想要的效果。」
马鑫飞后来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学校是孩子们的，我想把所有的设计都交给孩子。」
于是，2019年底，他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们去收集全世界的校门照片。在学校里，他用这些作业办了一个「世界校门展」，绕操场摆了一圈。「这个时候，我发现孩子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门好不好看，没有发散到门本身的意义上。」所以，他又带着学生们去村里看各种门，让学生们明白门的作用和意义。
这形成了长达一年的系列课程。学生们交上了五花八门的设计图。有的偏实用，在门上安装了测温仪；有的偏想象，门上画了奥特曼；还有的在门上布置了水母，学生的解释是这样可以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学校六个年级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一二年级学习设计，三四年级学习搭建，五六年级学做竞标书。
这正是在缙云教改实验中被广泛推广的「项目化学习」模式。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通过让学生参与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来促进多学科学习。相比之下，许多地方一直沿用的则是教师直接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
光有想法还不行，还要找到专业设计师。在当时致朴公益基金负责人骆筱红的沟通下，杭州设计师高威参与了这个项目。一开始，高威的团队并不情愿给乡村小学建校门，「但是高威跟孩子一交流，他兴奋起来了，最后设计费都免了，还把公司所有员工带到这里来感受，高威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一个优秀的设计师要从一个优秀的共情者开始。他并不是把这当成一个商业项目，而是当成一个真正的作品。」吴丽明说。
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中，竹子脱颖而出。章村本地盛产毛竹，从明朝起这里就在用竹子造纸了，当地的竹子能长到碗口粗。村民家里有竹器，孩子们对竹子也亲切。
在课程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学着思考建造校门的细节。有同学说，希望校门是叶子的形状；有同学说，希望隔着校门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山与河；还有的同学，希望家人走远路来接自己放学时，可以在校门下短暂休息，下雨等候时，还可以避雨……这座校门最后汇聚了学生们的愿望。
有了设计，钱是个大问题。「当时我拿着设计图，去问杭州的建筑公司，市场价报价87万，但谁会愿意花这么多钱，在这么一个角落建一座校门？政府也不会同意。」马鑫飞说。但他不放弃，他给建筑公司讲故事，讲学校的课题，让他们来参与公益。「最后找到一家公司，工程费从87万谈到了38万，后来又争取到了县里教育基金的支持。」
校门建设时，全村人都参与了进来。有的家长开拖拉机，有的家长弄水泥，「这座校门是凝聚了全校师生，甚至是全村的人，花了两年时间的一个作品」。
校门建成后，全校128名学生都在校门二层的小平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风铃也是学生们做的，山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位当年参与校门建设，如今已上初中的学生还问过马鑫飞：「我80岁的时候，还能回来看看这座校门吗？」
校门上的风铃
缘起
乡村小学要想做出这样的尝试，必然需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如今，当时主推教育改革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已经57岁，他已经退居二线、远离教育部门两年了，还有三年就要退休。现在再见到他，你很难从他身上感受到官员的影子。他穿一件发皱的灰蓝色POLO衫，脚上穿一双黑色布鞋。他说，布鞋穿得舒服，一双25块钱。缙云盛产杨梅，他拿出来吃的时候会强调，「不用洗，自然的杨梅很甜，虽然里面有虫子，但没关系」。
他崇尚自然。就像他吃杨梅，也接受吃到虫子。对待教育也一样，他反对一味应试，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几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用「理想主义」这个词来评价他。有人尊重他，有人委婉提醒他「过于理想化」，还有人干脆说他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有消极色彩：「我是一个悲观绝望的理想主义者。」
吴丽明在吃杨梅
现在，他虽然退居二线，但还想继续实践一些理念。在7月2号中午，天气40度，他开车去找两个老朋友，想说服他们一起参与研发一套音乐课程——带孩子走进真实的山水田野，聆听自然的声音，再用自己朴素的声音表达，用这种个性化方式学习音乐。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缙云教育改革试验的延续，只不过更具体。开车时，他讲起这几年的教改，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激动地在车里挥动，「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光」。
七年前，这场教改实验，也恰恰是由他组织的一场「祥林嫂」式的动员会开始。那时候他已经干了七年副局长，手握人事权，「如果为了升官，我不敢这么做，这一定会招来绝大部分人反对，但我不在乎失败」。
那时，他感觉到「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为了不留遗憾，他召集了一些熟悉的同事、校长、老师，一共三十几个人，在会议室开了一场动员会。他特地做了四张PPT，给在场人讲述他的教育理念——「三个不」。
时至今日，吴丽明仍然喜欢用数字归纳自己的理念，比如「三个不」「三个融合」之类。三个不，指的是不替代、不功利、不施舍。简单来说，就是上级不替代学校做决定，大人不替代孩子做决定，不以功利性的目标考核师生，从而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天赋，让他们个性化地自主生长。
吴丽明在会议室足足讲了一小时。然后，他在城乡结合部找了一所一百多人的城北小学，做一个实验区，号召愿意去的人当志愿者，每周二到学校里，去给孩子们开展有意思的课程。「要不要参与，跟我的职务没关系，只跟理念有关，如果大家有兴趣，就一起来做。」
一周后，有十几个人报名，每到周二，这些志愿者就进入到城北小学。「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反正就基于『三个不』的原则，自己摸索，很曲折，但也很好玩。」
30岁的尹一青，是当时志愿者里的科技老师，他同时是另一所小学的副校长，做一些科技竞赛相关的教学。从小，他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是一个点子非常多且童心未泯的人。当志愿者的时候，有一节课是要学习桥梁，他灵机一动，找来了几十根木条，让孩子们用拼搭的方式建起一座桥，要达到能站人的强度。教了最基础的原理后，让孩子们自己发挥。那一次，他亲眼见到了学生们的创造力。「我啥也没指导，最后学生们搭的最坚固的桥，跨度达一米，能站11个学生。」
就这样，各种课程陆续被开发出来，美术、篮球、音乐、武术、演奏……一个一百多人的城乡结合部小学里，几个月之内，竟然涌现了十几个学生社团。
但吴丽明没有料到，这次试点，会滑向另一个结果。
在实验开始后第一个元旦，城北小学校长邀请县教育局领导们一起去看一场汇报演出。演出在村里的大会堂，全校一百多个学生都上台表演了节目，科学小组表演火山喷发模型，美术组表演时装展，还有学生表演花式篮球和舞蹈。演出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台上很热闹，台下家长也很满意，为期一年的教育改革实验有了可视化成果，可以说「皆大欢喜」。
但吴丽明也注意到，一些孩子不愿意表演，但却被老师强迫上台。「好的状态一定是主动的，是孩子们想自己去玩的东西，是能够享受其中的。」不光如此，「现场很多节目，比如歌曲，都是为了满足成年人的表达，而不是孩子喜欢的。」
他很反感这种形式主义的「汇报演出」。结果，城北小学相关领导还专门感谢他：「吴局，你带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帮助我，我一定要拿出成绩给你看，今年我们学校在县级的比赛一定要拿个二等奖以上。」
「我听了之后非常痛苦。」吴丽明那次爆发了，「我从来是不大会去批评人的，我都是鼓励，但是你再这么搞的话，我退出，你这个学校我不来管你了。」
这次实践，给吴丽明上了一课。「当初是我把她从更偏僻的学校调到这个学校，她说我那么听吴局的，竟然被这样子批评，她也很难接受。这个事件后，我反思自己还是过于控制了，如果对方不理解你要做的事情，就按照表面去做，这行不通。」
那之后，县教育局的干预开始减少，教改也进入了乡村学校校长们自己摸索的新阶段。
学生们在乡村的农田中
就地取材
能不能探索成功，吴丽明心里也打鼓。因为无论是从物质上，师资上，还是生源质量上，乡村学校的校长们面对的现实困难，远比市区里的学校要多得多。
尹一青是个皮肤黢黑的校长。缙云地处浙江南部山区，日照多，尹一青常常喜欢带学生们在户外玩，渐渐晒黑了。自从他在城北小学里突发灵感，上了一节木条搭桥的课之后，他就把这节课也引入了自己所在的凝碧小学。
他锯了两百根木条，每根大约一米长，全都摆在学校操场，操场上有一个乒乓球台，这些木条就放在球台底下，这样下雨也没关系。「这堆木条大概花了学校两百块钱，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用很久，最开始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省钱，第二个要用身边的材料，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
凝碧小学一共有一百多名学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这是绝大多数乡村小学的现状。最开始，是六年级的孩子们大课间会用这些木条搭桥，渐渐地，参加的孩子越来越多，最后连二年级也能看懂，也能去搭了。在孩子们的想象力下，没有两座桥绝对相同，「而且他们不会拿木条来打架，这是我很欣慰的一点。」
关于桥的课程，这还不是结束。凝碧小学所在的村里，水系发达，桥梁数量也很多。「我们那附近大概有十几座桥，那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分成两批，我带着孩子在村里去测量每座桥，最开始我连卷尺都不提供，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量，最后孩子们想出办法，用手拉手的方式丈量桥的长度。」
村里年头最长的桥是一座石拱桥，有几十年历史。学生们实地测量之后，发现这座桥竟然还是1960年代电影《凤凰之歌》的拍摄地，这段往事被用很小的字记录在桥边。「以前我们走过去从来都不会去看，现在，学生们经过那次之后，会去关注身边的桥了。」
图源电影《凤凰之歌》
这一系列课程，共同构成了名为「家乡的桥」的综合实践活动，也与教材上关于「造桥」的课程相呼应。以前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学习桥梁知识，现在是亲自去感受桥。
相似的故事也出现在缙云县的宫前小学。
吴丽明找到赵伟进的时候，赵伟进还是另一所学校的副校长。他在学校主管政教工作，已经做了十二年，被学生们起了个「阎魔王」的外号，学生们怕他，但并不仇恨他。「一句话总结我政教生涯的话，我的车没被划过，我的摩托车没被扎过。」由于缙云有着副校长干12年必须调动的规定，吴丽明问他愿不愿意去小微学校联盟，尝试做一下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还像祥林嫂一样聊了自己的那套教育理念。
听了这番话，赵伟进睡不着了。他自己是学美术出身，「我原来在初中的时候，想做一件事情，比方说弄一个书法培训，校长如果不同意的话是搞不起来的，现在下去至少是当一把手了。」大的方向他已经想好，要探索新的乡村教育理念，从艺术的角度去教育孩子。
但具体怎么干，第一次当校长的他还没有头绪。直到他真正走进那所乡村学校。「别人可能会忽视，但我是学艺术的，我看到学校周围都是农村的建筑，光墙就有好几种，黄泥墙、砖墙，红砖、青砖、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墙……乡村建筑所有的材料这不都在了吗？」
他于是把乡村建筑做成课程，带着孩子去探索乡村。从建筑材质上几十年前的一块瓷砖，到几百年前的一块条石，再到明清时期老房子的历史，与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个乡村建筑博物馆，然后，再让学生们去探索每个老房子里的人物故事、家族故事，这个过程用图文影音的方式留存下来。
「我跟村书记说好，如果做成了，要把学生绘制的建筑地图放到村口，就作为旅游引导图。」于是，宫前村有史以来第一份村庄地图就出现了，而且是由小学生们手工绘制的。
在这些教育探索的过程中，老师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陈丽霞是凝碧小学的语文班主任。她之前是镇上小学的老师，也是因为在原学校待的时间超过了12年，因此需要流动，之所以选择去凝碧小学，纯粹是因为近。
「说实在话，之前我是有点瞧不上这种村小的，我原来镇上的学校有40多个班，光老师就有100多人，到了这里，总感觉这学校就十来个老师，百来个学生，规模完全不能比。」但在2021年到了凝碧小学之后，她却被凝碧小学丰富的内涵给震惊到了。
「都是我原来没见过的东西。」陈丽霞说。
这一年，已经是尹一青在学校开发各种课程的第四年。他开发课程主打一个省钱，比如，为了教孩子们学习「塔」的相关内容，他找来吴丽明送的两箱扑克牌，还花了200块钱买了8000个纸杯，发给学生们，就用扑克和纸杯搭建塔；还有教往返跑的体育课，尹一青想出结合下棋的方式，让学生们带着彩色脸盆当棋子，跑到终点下棋。他鼓励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解决问题，比如拿来一堆废旧材料，让学生们建造一辆能够载人、并能跑到终点的小车。于是，他真的看到班上的女生拿着锯子锯起了木条。学生们最后也给了他惊喜，「我们读师范时，学的是用气球或者橡皮筋给小车动力，但学生们想出来的点子，是用竹子的弹性形变来实现小车的运动」。
让陈丽霞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攀岩墙。这面长约十多米的攀岩墙，只花了200多块钱。买来一些攀岩用的岩点砖块后，校长尹一青跟办公室主任，两个人花了一下午时间把岩点都钉在了学校的一面空墙上，于是他们小学成了当地唯一拥有攀岩墙的学校。
陈丽霞班上的学生很热爱攀岩。学校每个年级会轮着使用攀岩墙，轮到他们班的时候，学生们会喊着让陈老师用手机计时。有位二年级的女生叫乐乐，平时成绩一般，反应比其他学生要慢一些。但在班级举办的攀岩比赛中，竟然夺得了第一名，拿到了「攀岩王」的奖状。
「她像一只小猴子一样，手脚交替的时候，没有一点迟钝，很顺滑地从头爬到了尾，只用了15秒钟，当时其他所有同学都给她鼓掌。」陈丽霞说。她还发现，由于获得了自信，乐乐在学习上也比之前更好了。
乐乐在攀岩，这一次她获得了「攀岩王」的称号
伴随着这些乡村学校各种项目化课程的尝试，在2017年到2022年这五年间，缙云的乡村小学组建起了小微学校联盟。每隔一段时间，联盟里的老师会进行一次聚会，互相交流改革与创新的心得，这也是后来「缙云模式」的由来。
赵伟进记得，小微学校一共聚会过五六次，每个片区轮着坐庄分享经验，「比如这个月到壶镇，下个月到盘溪，再下个月到新建……吴局在这件事情里，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影响了一批校长的理念」。
轮到赵伟进所在片区坐庄的那一次，他讲了关于「学校个性」的内容，那是他当校长的第二年，「乡村建筑博物馆」的课程项目已经开发出来，「我当时说，我好像上道儿了」。他说，「不同的学校，要能结合当地村子，发现不同的特色，我们最终要教会学生的，是发现美的眼光。」
当乡村学校们建立了这样的沟通机制，教育改革才真正意义上扩张到了全县。与此同时，它也呼应了双减政策对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要求。到了2022年7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5家县教育局，更是联合发布了「缙云共识」。共识中称，「乡村教育要勇于走自己的路，立足小班小校、自然乡土的教育生态，探索更适合乡村孩子的育人模式。乡村教育应该有，也可以有自己的样子。」
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以一个县的名字命名一项共识并不常见，那是缙云教育实验最高光的时刻。
浙江省缙云县宫前小学学生自己绘制的全校合影
急转直下
吴丽明记得自己退居二线的日子，是缙云共识发布几个月后。那是他当教育局副局长的第十二年。
吴丽明的职位变动，暴露了缙云模式一个显而易见的脆弱之处：一旦推动项目的主要领导结束任期，整个项目便有可能滑向不可预知的方向。这种现象并非是某个部门独有。
对于校长赵伟进来说，缙云模式由盛转衰的直接标志可能是，小微联盟的聚会再也不开了。「2022年开了最后一次，到了2023年就没有了。」紧接着，2023年第一个学期，之前开发的课程全部暂停，「局里新的观点是说，那样做是影响学习的，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两任领导教育理念的不同」。
不过，吴丽明结束任期，并不是整场改革出现拐点的根本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整个教育评价体系的风向。
缙云地处山区，耕地面积不多，当地人形容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关于教育理念，当地流传一种「梅干菜精神」，缙云文联主席老杜介绍说，「我们这个地方菜也很少，冬天也没东西吃，就把菜晒成梅干菜，我们跟绍兴的梅干菜还不一样，我们的梅干菜是晒得很干的，就是生怕坏了。几代人读书的时候，都是靠啃梅干菜长大的。」
老杜和吴丽明是三十年的老同学。他们当年念书时，就是带着梅干菜，最后走出大山。「把梅干菜卷起来，带到学校，吃的时候把梅干菜放在蒸好的饭上，就那样吃着，去考大学。」
在浙江，缙云历史上一直极其重视教育。当地的缙云中学，更是整个丽水多年排第一的超级中学。作为一所县级中学，就连丽水市的家长都会慕名而来，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以2019年为例，这一年整个丽水文理科第一名，都出在缙云中学。浙江的各大高中，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会把考上清北的人数进行全省排名，而缙云中学作为一个县级中学，在2019年有4人考上清北，有一个班甚至有47人都过了浙大分数线。在2022年之前，缙云清北人数一直在浙江省高中里排得上名次。
但到了2024年，情况出现了变化。缙云中学考上清北的人数减少，在浙江全省清北上线榜单上，缙云掉到了三十名开外，在丽水范围内，也被丽水中学和遂昌育才中学反超。在当地一些人的解读中，缙云高考成绩下降的原因，被归结到了「反内卷」教育改革实验上。
更有危机感的事情还在后面。为了平衡生源，防止「掐尖」，2021年浙江发布了普通高中招生新政，禁止了跨区域招生的行为。这意味着，缙云中学只能在缙云县范围内招生，再也无法招收丽水其他县市的优质生源。而今年缙云中学的高考成绩，与去年相比，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学校甚至没有对外发布喜报。
这意味着，整个缙云县对教育的强大预期，最终依旧会归结到成绩上。
但过于重视分数的应试导向，恰恰是吴丽明所反对的。应试教育里最厉害的一项措施，就是统考，每年全县范围内都会组织一次考试。「9年义务教育阶段只有一次可以统考，叫做中考，其他都是不允许的，明令禁止的，教育部有文件，省里有文件，市里有文件，我们县里有文件，但是基本上各区域都在统考，换了个名字，叫素养测试。而且不光缙云，其他地方都在考。」
「统考成绩实际上当成KPI指标了，来衡量老师有没有用心在教，学校有没有用心办学，最可怕的是，这个指标会决定校长的升迁，决定老师的职称评定，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但都这么做，这成为了土壤。」吴丽明说。
也正因为如此，2021年6月，双减开始时，吴丽明特别激动。「我说太及时了，这个政策的出台。双减一方面要求减去过多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要求减少过多的校外培训，这两件事情背后的本质意义，在于要减去老师、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控制。」
在推行「反内卷」教育实验后，吴丽明曾经想办法弱化成绩的指标。这也是当时乡村学校的校长能放开手脚，去探索更有趣、更结合乡村的项目化课程的根本原因。一旦考核机制上放松，每位校长都会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然而，在更大的时代趋势上，乡村学校正在集体消失，这也成了压垮缙云模式的最关键一根稻草。
这背后，既有城镇化的趋势，也有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现实。公开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实施「撤点并校」，到2020年，20年时间里全国一共有328672所小学消失，平均一天消失45所。这些消失的学校，大多数为乡村学校。
与此同时，2023年，全国小学适龄儿童为1700万，四年后，将锐减至1000万。加上农村学生不断涌向县城，大量农村学校将因为没有生源而被迫关停。由于国家对学生人数少于100人的学校，是按100人拨付教育经费的，当「麻雀学校」越来越多，不仅占用了过多的教师资源，也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经费。
缙云也无法例外。县教育局教研室的田潇湘，曾经也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她说，在缙云，学校按照人数分为A、B、C三类。1000人以上属于A类小学，300人以上属于B类，剩下的就是C类，基本全是乡村小学。
「去年，整个缙云一共有43所小学，今年变成34所，明年还会更少。」田潇湘说，「消失的9所学校，全部都是乡村小学，会由小学变成教学点，不再设校长，未来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掉，与此同时，A类学校会变多。」
当年在小微联盟里做出过创新的乡村学校，如今绝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成为历史。
浙江省缙云县章村小学的笑脸墙
另一种未来
2023年，赵伟进得知自己任职的小学即将取消，改成教学点的那一刻很不开心。因为他正准备把这三年乡村建筑博物馆等等项目的课程探索经验做一个整理，课题就叫「小微学校如何去传承当地的优秀文化」。这样的经验，他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因为他亲眼见到过孩子们参与这些课程之后的笑容，以及对乡村的重新发现和认同。
「再多给我一两年其实就够了。」但他没有时间了。接下来，他会被调到双溪口小学担任校长，这是另一所即将消失的乡村小微学校。
马鑫飞打电话来鼓励他：「9个乡村学校都改成了教学点，其中8个校长都到其他的学校当副校长了，年轻点的调到城里了，但你还是校长，也算是局里对你的认可。」
他自己也花了五分钟就想通了——「我还是在小微，我还可以去做我的初心要去做的事情，对吧？」在40岁之前，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在一所学校负责政教工作，融入县城的生活，身体渐渐发胖，生活渐渐变得能看到几十年之后的未来。但现在，他开始每天健身，每天晚上想的都是怎么办学校，有时候半夜爬起来，把点子记在笔记本上，生怕忘记。教育的理想，改变了他的生活。
像赵伟进一样，当年参与过这次改革的人，都被教育理想的光改变了。
教学生搭木桥的校长尹一青，被调到了一所更大的小学当副校长。这所小学条件比当初他在的农村小学要好太多，与他相见时，他带我参观了学校的3D打印活动教室，活动室里，摆着超过五台3D打印机，其中一台正在打印中。教室三面墙都摆满了3D打印作品。这间教室光成本就要二三十万，每打印一个作品，耗材费用就需要80块钱。
如今，尹一青工作的小学里拥有了3D打印设备
尹一青终于不用再像当年那样绞尽脑汁，省钱给学生们购买人人都能动手玩的材料了。但他不太喜欢这里。「3D打印这些，只能说是一个技能，打印出来的也都是装饰品。」而之前村小的孩子们用扑克、纸杯、废弃物搭建出来塔和小车，则是在创造。
带领学生做校门项目的马鑫飞，或许是所有校长里，一个去了更大学校当校长的人。他去了一所B类学校，学校一共有800多人。他的教育理想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培养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有情感链接的，都是要有审美能力的，都是要社会价值感很强的，都是有一个好身体的。只不过是资源不同，可能城里面搞的是航天模型、军舰、飞机等等，我们农村有农村的玩法，我们有田园、水、植物、动物。」
马鑫飞是个敢想敢做的人。在新的学校里，他带领学生们养起了羊、兔子、鸭子……甚至还在学校里种起了西瓜。「正好有个副校长会种西瓜，我就让他开发了一个带学生们种西瓜的项目课程。以前没有学生知道怎么种西瓜，但现在知道了。比如在长瓜藤的时候，要留下两根主干苗，然后还不能乱施肥。他发现，每次下课，都有孩子在走来走去观察西瓜的长势，这说明学生们是很感兴趣的。」
这个夏天，每个班都迎来了西瓜的丰收，最多的一个班，种出了二十多个西瓜。「这之后还有一系列活动，瓜切出来做成瓜帽，做成水果拼盘，举办吃西瓜比赛、运西瓜比赛等等。」最后，把文化、民俗、体育、自然等科目都融合到了一起。
但同样有一个明显趋势，在学习成绩这件事上，几乎所有的校长们都变得更加走向中庸的方向。
「毕竟，目前中国大环境它还是靠成绩，现实和理想一定要并肩作战。」马鑫飞说，「所以我现在的确在做着改革，但我不可能丢下学习成绩，丢了的话我觉得会前功尽弃。」在培养方向上，他有不同的想法，「我并不是培养死读书的学生，我希望培养灵动的学生，即便在他们不能得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们还能帮助他打开别的路。」
这也与马鑫飞自己的人生路径相符。
如今，到了双溪口小学当校长的赵伟进，重点也是放在了抓成绩上。「如果说我之前的学校成绩在中间偏上的话，」赵伟进用手比了一个齐肩的位置，「那么我现在的学校成绩就在这里，有的老师甚至都不备课了。」他的手一下子直接降到了腿上。
「我既然来了，就要找到最重要的先去把它给突破，别让整盘菜被毁掉，对吧？」他想出一个办法，联合附近两所小学，搞了一个「三校联研」，花钱请来退休的名校老师，专门来听课帮助学校老师。「这个退休老师我们请来了，作为我们的总督导，她一度特别焦虑。因为她发现怎么学校的教学质量这么差，所以我们就让老师从批改作业的规范，从备课的基础开始学起。」
赵伟进也知道一些「捷径」，比如让六年级放学后留下来晚自修，比如占用一些其他的课程时间，「只要使劲地磨，这个成绩就会上来，但这么做就违背了我的初心，我不愿意这么做」。与此同时，之前研发的那些生动的课程，他也引入了学校，比如当地产樱桃，他就开发了一套采摘和销售樱桃的课程，学生走上街销售樱桃，其中一位有些口吃的学生，也卖出了好几盒。最后，30盒樱桃卖得只剩了两盒，赵伟进自己买走了这两盒。
某种意义上，缙云教育实验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从这些校长们的新探索上看，尽管小微联盟已经逐渐式微，但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延续当年的理念。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认为，今天我们的乡村学校越来越少，小学规模越来越大，可能是一段必须经历的时期。「观察全世界的小学，人数一定要少于300人，才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超过300人就只能标准化，现在国内的学校正到了一个走向标准化的时期，因为过去太过于非标准化了。只有经历了这个标准化的过程，才能往前走。」
「过于注重成绩的现实，确实无法杜绝，因为整个社会都比较焦虑，家长也会问学校要成绩，我孩子给你送过来，成绩啥都没有，天天就这么疯着玩也不现实。但现在，教育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县市也开始了新的管理体系。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并不是靠卷出来的。」赵宏智说。
尽管离开了教育系统，吴丽明也依然在为着教育来回奔波。7月2日，他和两位老同事见上了面，像之前一样，他先花了大约四十分钟阐述自己新的音乐教育的理念，比起之前那些更宏大、范围更广的教育实验，他如今想从微小之处着手。
幼儿园园长陈伟妃也谈起最近让孩子们去「听雨」的活动。这让吴丽明觉得「缙云模式」的火种似乎真的没有熄灭。
陈伟妃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件雨衣，然后班主任在群里发出这样一次体验雨的活动邀请，全凭父母自愿带孩子来参加。最后，一共有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还有一部分跟着一起来淋雨的家长，也被孩子们跟自然的那种亲近所打动。「吴局你是没有看到，那天我整个裤子全湿了，我还摔了两跤，屁股和膝盖都是泥土，但那天我也很开心，孩子们开心的氛围会感染你的。」
那一天，孩子们穿着小雨鞋，像小猪佩奇一样，看到一个水坑就往里跳。雨鞋里进了水，脱下来倒掉，然后又继续寻找水坑。有的孩子去摇晃树，树上的水都落下来，大人们避之不及，但孩子们却反而抬着头，让整片雨洒在他们脸上。还有的孩子，用塑料桶收集雨水，收集爬出来的小虫子和蜗牛。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是雨声和孩子们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