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油”混装事件发生后，有一批人把矛头指向了新京报的记者，企图转移矛盾，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就想解决揭露食品安全的人。对此，队长是坚决反对的。我们今天封杀记者，明天就还要接着吃地沟油，吃化工油。当出现问题，如果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击犯罪，而是打击记者，那我们永远也吃不上放心油。在新闻领域，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业：调查记者。什么是调查记者呢？就是那些深入一线，以身入局，卧底调查，揭露富士康13连跳、揭露东莞色情产业、揭露地沟油、揭露三鹿奶粉等社会下水道的记者，他们也被称为“社会扒粪人”。
什么叫“社会扒粪人”？就是把这个世界上，最阴暗、最丑陋、最恶心、最肮脏的一面，像扒粪一样，扒出来，摊到世人的面前，令所有人恶心、想吐。可只有这样，才会驱散阴暗，推动社会走向光明。只有把粪扒出来，才能转化为社会的养料，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美国的新闻史上，就发生了著名的“扒粪运动”。1905年，美国调查记者厄普顿·辛克莱，卧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全程目睹了病死猪肉，被制成香肠。由此，厄普顿·辛克莱写下轰动全美的调查报道：《屠场》。《屠场》一经问世，彻底引爆了全美舆论，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不敢吃香肠了。紧接着，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肉类检查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大的。有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更多的美国记者加入深度调查行列，对美国社会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中国的调查记者也曾在传统纸媒时代，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各行各业野蛮生长。在2001年，中国出现了一篇惊艳全国的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可很少人知道的是，中国揭露地沟油第一人，与《赤兔之死》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叫蒋昕捷。
他被南京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毕业后就进入了中国青年报。2010年，他发表《围剿地沟油》一文，迅速引爆舆论，人们开始了解到，原来各大餐馆餐桌上的油，来自于下水道！但蒋昕捷只是中国调查记者中的微小一员，在高峰时期，中国拥有上千名调查记者，像写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简光洲、《卧底番禺传销》的傅剑锋、卧底东莞太子酒店的央视记者舒悦，还有曝光雷政富不雅视频的朱瑞峰等。
这些调查记者，扒出了这个社会上最丑陋的一面，也是专业的“扒粪人”。在队长上学的时候，还有衡阳都市报记者，卧底学校食堂，曝光“霉米粉”事件。当“霉米粉”一经曝光，学校食堂就没人去了，学校被迫更换食堂供应商，贴出所有的食品合格证。可以说，这位调查记者凭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我们学校的食品安全。
可如今，中国调查记者只剩几十个人了。这仅有的几十个人，也都基本集中在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大官媒才养得起调查记者，还有钱投入深度调查报道。要做好一次深度调查报道，往往需要好几名记者，甚至十多名记者，组成一个庞大的团队，深入一线，全国跟踪，全面取证，在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写出详细报道。
为什么新京报记者会被质疑？就是因为，他们的团队不够专业，没有把“化工油”从哪里来，运到哪里去，是谁承运？谁在混装？为什么监管会缺失？这些问题，没有一一给出答案，才会被某些人抓住辫子，疯狂攻击。但在队长看来，在新媒体时代，能把事情揭露出来，就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了。
为什么中国的调查记者会越来越少，甚至彻底消失？调查记者是怎么死掉的？根本原因就一个：媒体的商业模式彻底变了。
在传统纸媒时代，新闻是单向传播的，信息渠道相对闭塞。单向传播的好处就是，调查记者不需要担心文章没人看。一份大报纸，每年发行数量少则数千万份，多则上亿份。作为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报上刊登什么，自己就看到什么。电视也一样，电视台播放什么，观众就收看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调查记者揭露一次地沟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单向渠道传播，就能传递到千家万户。记者本人凭借一篇调查报道，就能名扬天下。紧随其后的则是，名利双收，开专栏，成为中国著名记者，甚至年入百万也不是梦。
在名与利的双重推动下，调查记者吸纳了新闻行业中顶尖的精英人才。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邪恶力量斗争到底。就算大官媒拒绝发布的报道，独立记者也能依托于个人影响力，打通传播渠道。这就形成了一个“个人名利与社会公正”的正循环。作为报社，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也愿意投入巨资，支持深度调查报道。毕竟，影响力越大，发行数量越多，广告招商就越多，赚得才越多。
可进入网络新媒体时代，它对媒体传播的形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媒体不再是单一的信息输送方，读者也有了广阔的阅读选择权。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除了重大新闻外，还有大量的“奶头乐”。信息被分散了，人们的关注度也被分散了，大量的读者、观众沉浸于“奶头乐”，乐此不疲。
就算是最顶尖的调查记者，写出来的报道，也可能无人问津，掀不起一丝波澜。为了求稳，求高薪，慢慢的，大量的调查记者就加入了网络媒体公司。比如，去腾讯新闻部、去阿里公关部，去抖音媒体部，当管理层去了，不再从事一线调查的深度报道。
调查记者领域的资深人才就没了。没有老人带，新人也不愿意扎根一线。为什么姜萍被捧为“中专数学天才”这样的假新闻，会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三大官媒所转发？发了之后，又全部删除。根源就在于，没有人去实地采访，也没有人去验证真相。为什么“巴黎丢作业本”这样的网红虚假炒作，会引起大量官媒跟踪报道？因为这些记者根本就没有去实地采访，也没有去一线调查，完全被网红编造的剧本所玩弄了。
调查记者，往往代表着媒体的公正与良心。可如今，媒体机构不愿意投入重金去养调查记者了。调查记者凭借一篇文章，名满天下、名利双收的时代也日渐走远了。调查记者成了一个既不赚钱，也不得名的鸡肋职业，精英人才的撤离也就不可逆转了。
调查记者奔赴死亡的另一面，是司某南、胡某进之流，成为新时代的吹角者。这代表的不是新闻，这是新闻界的下水道、媒体业的地沟油。
在“煤油”混装事件发生后，有一批人把矛头指向了新京报的记者，企图转移矛盾，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就想解决揭露食品安全的人。对此，队长是坚决反对的。我们今天封杀记者，明天就还要接着吃地沟油，吃化工油。当出现问题，如果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击犯罪，而是打击记者，那我们永远也吃不上放心油。在新闻领域，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业：调查记者。什么是调查记者呢？就是那些深入一线，以身入局，卧底调查，揭露富士康13连跳、揭露东莞色情产业、揭露地沟油、揭露三鹿奶粉等社会下水道的记者，他们也被称为“社会扒粪人”。
什么叫“社会扒粪人”？就是把这个世界上，最阴暗、最丑陋、最恶心、最肮脏的一面，像扒粪一样，扒出来，摊到世人的面前，令所有人恶心、想吐。可只有这样，才会驱散阴暗，推动社会走向光明。只有把粪扒出来，才能转化为社会的养料，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美国的新闻史上，就发生了著名的“扒粪运动”。1905年，美国调查记者厄普顿·辛克莱，卧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全程目睹了病死猪肉，被制成香肠。由此，厄普顿·辛克莱写下轰动全美的调查报道：《屠场》。《屠场》一经问世，彻底引爆了全美舆论，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不敢吃香肠了。紧接着，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肉类检查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大的。有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更多的美国记者加入深度调查行列，对美国社会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中国的调查记者也曾在传统纸媒时代，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各行各业野蛮生长。在2001年，中国出现了一篇惊艳全国的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可很少人知道的是，中国揭露地沟油第一人，与《赤兔之死》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叫蒋昕捷。
他被南京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毕业后就进入了中国青年报。2010年，他发表《围剿地沟油》一文，迅速引爆舆论，人们开始了解到，原来各大餐馆餐桌上的油，来自于下水道！但蒋昕捷只是中国调查记者中的微小一员，在高峰时期，中国拥有上千名调查记者，像写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简光洲、《卧底番禺传销》的傅剑锋、卧底东莞太子酒店的央视记者舒悦，还有曝光雷政富不雅视频的朱瑞峰等。
这些调查记者，扒出了这个社会上最丑陋的一面，也是专业的“扒粪人”。在队长上学的时候，还有衡阳都市报记者，卧底学校食堂，曝光“霉米粉”事件。当“霉米粉”一经曝光，学校食堂就没人去了，学校被迫更换食堂供应商，贴出所有的食品合格证。可以说，这位调查记者凭一己之力，彻底改变了我们学校的食品安全。
可如今，中国调查记者只剩几十个人了。这仅有的几十个人，也都基本集中在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大官媒才养得起调查记者，还有钱投入深度调查报道。要做好一次深度调查报道，往往需要好几名记者，甚至十多名记者，组成一个庞大的团队，深入一线，全国跟踪，全面取证，在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写出详细报道。
为什么新京报记者会被质疑？就是因为，他们的团队不够专业，没有把“化工油”从哪里来，运到哪里去，是谁承运？谁在混装？为什么监管会缺失？这些问题，没有一一给出答案，才会被某些人抓住辫子，疯狂攻击。但在队长看来，在新媒体时代，能把事情揭露出来，就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了。
为什么中国的调查记者会越来越少，甚至彻底消失？调查记者是怎么死掉的？根本原因就一个：媒体的商业模式彻底变了。
在传统纸媒时代，新闻是单向传播的，信息渠道相对闭塞。单向传播的好处就是，调查记者不需要担心文章没人看。一份大报纸，每年发行数量少则数千万份，多则上亿份。作为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报上刊登什么，自己就看到什么。电视也一样，电视台播放什么，观众就收看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调查记者揭露一次地沟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单向渠道传播，就能传递到千家万户。记者本人凭借一篇调查报道，就能名扬天下。紧随其后的则是，名利双收，开专栏，成为中国著名记者，甚至年入百万也不是梦。
在名与利的双重推动下，调查记者吸纳了新闻行业中顶尖的精英人才。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邪恶力量斗争到底。就算大官媒拒绝发布的报道，独立记者也能依托于个人影响力，打通传播渠道。这就形成了一个“个人名利与社会公正”的正循环。作为报社，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也愿意投入巨资，支持深度调查报道。毕竟，影响力越大，发行数量越多，广告招商就越多，赚得才越多。
可进入网络新媒体时代，它对媒体传播的形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媒体不再是单一的信息输送方，读者也有了广阔的阅读选择权。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除了重大新闻外，还有大量的“奶头乐”。信息被分散了，人们的关注度也被分散了，大量的读者、观众沉浸于“奶头乐”，乐此不疲。
就算是最顶尖的调查记者，写出来的报道，也可能无人问津，掀不起一丝波澜。为了求稳，求高薪，慢慢的，大量的调查记者就加入了网络媒体公司。比如，去腾讯新闻部、去阿里公关部，去抖音媒体部，当管理层去了，不再从事一线调查的深度报道。
调查记者领域的资深人才就没了。没有老人带，新人也不愿意扎根一线。为什么姜萍被捧为“中专数学天才”这样的假新闻，会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三大官媒所转发？发了之后，又全部删除。根源就在于，没有人去实地采访，也没有人去验证真相。为什么“巴黎丢作业本”这样的网红虚假炒作，会引起大量官媒跟踪报道？因为这些记者根本就没有去实地采访，也没有去一线调查，完全被网红编造的剧本所玩弄了。
调查记者，往往代表着媒体的公正与良心。可如今，媒体机构不愿意投入重金去养调查记者了。调查记者凭借一篇文章，名满天下、名利双收的时代也日渐走远了。调查记者成了一个既不赚钱，也不得名的鸡肋职业，精英人才的撤离也就不可逆转了。
调查记者奔赴死亡的另一面，是司某南、胡某进之流，成为新时代的吹角者。这代表的不是新闻，这是新闻界的下水道、媒体业的地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