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在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中国国旗，摄于2020年10月22日。
本周二，中国与梵蒂冈宣布延长双方关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相关协议，为期四年。尽管教宗方济各对协议成果表示乐观，但有批评者认为，该协议未能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甚至加深了当局对教会的控制程度。
《中梵双方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2018年首次签署，旨在解决中国主教的任命问题，并于2020年和2022年分别延长了两年，而本次续签则长达四年。
路透社指出，双方在10月22日宣布协议续签后，该协议的具体内容至今仍未对外公开，仅是通过外交官员转述。但梵蒂冈方面重申，教宗保留对中国主教任命的最终决策权。梵蒂冈表示，这一协议解决了效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与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之间的长期冲突，并已促成多位主教的任命和祝圣。教皇方济各在9月指出，双方在2018年签署上述协议的结果是“积极的”，他“对与中国的对话感到满意”。
周二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有关该协议获得续签的消息。他表示：“双方将本着建设性精神保持接谈，持续推进中梵关系改善。”
梵蒂冈则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梵方愿意与中方继续进行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以发展双边关系，造福中国天主教会及全体中国人民。”
外界注意到，尽管该协议的续签得到中梵官方的认可，但一些保守派天主教徒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上述报道披露，曾担任香港枢机主教的陈日君（Joseph Zen Ze-Kiun）公开批评该协议赋予了中国政府过多的控制权。
梵蒂冈新闻网则指出，上述《临时协议》结束了几十年来，中方未经教宗同意就任命主教的情况。过去六年里，有十余位主教获得任命和祝圣，一些此前未被北京当局认可的主教的公开身份也得到了官方确认。此外，这种新的合作还体现在中国大陆主教得以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以及在欧洲和美洲的其他活动。
2023年9月3日，有人在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乌兰巴托并与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徒会面时挥舞中国国旗。
曾任青海省基督教会副秘书长、副总干事的王瑞琴认为，上述《临时协议》是中国与梵蒂冈互相妥协的产物。她说，由于梵蒂冈是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向梵蒂冈妥协意在台湾。
“我认为，这个协议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没有改变，反而是一个新的牢笼。”她进一步表示，由于中国地下教会与官方教会的长期分歧无法解决，北京当局与梵蒂冈签署协议只是换一种方式来治理天主教会。“中国的教会中，尤其是天主教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斗争。地下教会由于没有被中共认可，所以中共对天主教的打压可以说从1949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
王瑞琴指出，虽然中梵双方基于该协议共同任命主教，但实际操作中却是由中国提名主教人选，由教皇任命。归根结底，还是在中国政府允许的宗教范围内进行。她说：“对中共来讲还是‘斗而不破’的方法，只是换了一种手段来镇压。”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妮娜·谢伊（Nina Shea）周二也就此撰文指出，自2018年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临时协议》以来，中国当局针对天主教会的压制仍在加剧。“目前，至少有10位中国的天主教主教，他们全都得到了梵蒂冈的批准，却处于无限期拘押中，或已经失踪，或被迫离职，或者正接受安全部门的无期限调查。为了避免西方的制裁，中国共产党使用比毛泽东时代的公开审判和肉体折磨更隐蔽、但不见血的胁迫手段，来对付这些主教。”
谢伊在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一个毛泽东时代成立的团体，旨在控制中国的天主教徒。梵蒂冈并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加入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必须宣誓‘脱离’圣座，而这一要求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共的目标。……2018年，中国将天主教爱国会置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开始加大对大陆主教的压力，要求他们加入。”
梵蒂冈此前表示，该协议解决了长达数十年的分歧 —— 这一分歧源于效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与中国由国家监管的天主教爱国会之间的冲突。
但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对此并不赞同。他说：“教会的元首到底是《圣经》里所确定的耶稣基督，还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统战部、宗教局的这些官员？在习近平所谓的宗教中国化的旗号下，所有的教会都要以中共的宗教政策、习近平思想作为他们的指导。”
傅希秋还指出，中国当下是“文革”以来最严厉的宗教迫害时期，宗教自由状况并没有因上述《临时协议》而有所改善，反而使中共当局的国际宗教统战、掩盖宗教迫害等策略从中获益。
他强调：“梵蒂冈跟中共的这种‘与狼共舞’的秘密协议对教会是百害无一利，没有看到为教会带来多大益处，反而是背叛了教会，出卖了教会。”
2018年10月1日，一名天主教信徒在中国北京的政府认可的圣若瑟堂参加弥撒时阅读圣经。
哈德逊研究所上周发布题为《中国十位遭迫害的天主教主教》（Ten Persecuted Catholic Bishops in China）的报告指出，自2018年中梵签署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以来，10位主教因为拒绝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而遭到迫害，包括被无限期拘押、失踪、警方持续调查、驱逐出教区、监视、威胁、讯问及“再教育”等手段。其中7位中国主教长期遭到无正当程序的拘押，有些主教甚至多年被连续拘押或多次被拘押。
报告指出，“中国 – 梵蒂冈协议没有为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主教提供任何保护，也没有涉及宗教迫害问题。梵蒂冈支持这一协议，主要是为了填补中国约三分之一教区空缺的主教席位。但自协议签署以来，主教任命进展缓慢，约十位新主教获得任命。但中国政府还单方面宣布了对其他主教的任命，部分违反了该协议的规定。”
飘扬在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中国国旗，摄于2020年10月22日。
本周二，中国与梵蒂冈宣布延长双方关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相关协议，为期四年。尽管教宗方济各对协议成果表示乐观，但有批评者认为，该协议未能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甚至加深了当局对教会的控制程度。
《中梵双方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2018年首次签署，旨在解决中国主教的任命问题，并于2020年和2022年分别延长了两年，而本次续签则长达四年。
路透社指出，双方在10月22日宣布协议续签后，该协议的具体内容至今仍未对外公开，仅是通过外交官员转述。但梵蒂冈方面重申，教宗保留对中国主教任命的最终决策权。梵蒂冈表示，这一协议解决了效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与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之间的长期冲突，并已促成多位主教的任命和祝圣。教皇方济各在9月指出，双方在2018年签署上述协议的结果是“积极的”，他“对与中国的对话感到满意”。
周二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有关该协议获得续签的消息。他表示：“双方将本着建设性精神保持接谈，持续推进中梵关系改善。”
梵蒂冈则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梵方愿意与中方继续进行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以发展双边关系，造福中国天主教会及全体中国人民。”
外界注意到，尽管该协议的续签得到中梵官方的认可，但一些保守派天主教徒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上述报道披露，曾担任香港枢机主教的陈日君（Joseph Zen Ze-Kiun）公开批评该协议赋予了中国政府过多的控制权。
梵蒂冈新闻网则指出，上述《临时协议》结束了几十年来，中方未经教宗同意就任命主教的情况。过去六年里，有十余位主教获得任命和祝圣，一些此前未被北京当局认可的主教的公开身份也得到了官方确认。此外，这种新的合作还体现在中国大陆主教得以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以及在欧洲和美洲的其他活动。
2023年9月3日，有人在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乌兰巴托并与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徒会面时挥舞中国国旗。
曾任青海省基督教会副秘书长、副总干事的王瑞琴认为，上述《临时协议》是中国与梵蒂冈互相妥协的产物。她说，由于梵蒂冈是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向梵蒂冈妥协意在台湾。
“我认为，这个协议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没有改变，反而是一个新的牢笼。”她进一步表示，由于中国地下教会与官方教会的长期分歧无法解决，北京当局与梵蒂冈签署协议只是换一种方式来治理天主教会。“中国的教会中，尤其是天主教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斗争。地下教会由于没有被中共认可，所以中共对天主教的打压可以说从1949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
王瑞琴指出，虽然中梵双方基于该协议共同任命主教，但实际操作中却是由中国提名主教人选，由教皇任命。归根结底，还是在中国政府允许的宗教范围内进行。她说：“对中共来讲还是‘斗而不破’的方法，只是换了一种手段来镇压。”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妮娜·谢伊（Nina Shea）周二也就此撰文指出，自2018年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临时协议》以来，中国当局针对天主教会的压制仍在加剧。“目前，至少有10位中国的天主教主教，他们全都得到了梵蒂冈的批准，却处于无限期拘押中，或已经失踪，或被迫离职，或者正接受安全部门的无期限调查。为了避免西方的制裁，中国共产党使用比毛泽东时代的公开审判和肉体折磨更隐蔽、但不见血的胁迫手段，来对付这些主教。”
谢伊在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一个毛泽东时代成立的团体，旨在控制中国的天主教徒。梵蒂冈并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加入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必须宣誓‘脱离’圣座，而这一要求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共的目标。……2018年，中国将天主教爱国会置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开始加大对大陆主教的压力，要求他们加入。”
梵蒂冈此前表示，该协议解决了长达数十年的分歧 —— 这一分歧源于效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与中国由国家监管的天主教爱国会之间的冲突。
但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对此并不赞同。他说：“教会的元首到底是《圣经》里所确定的耶稣基督，还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统战部、宗教局的这些官员？在习近平所谓的宗教中国化的旗号下，所有的教会都要以中共的宗教政策、习近平思想作为他们的指导。”
傅希秋还指出，中国当下是“文革”以来最严厉的宗教迫害时期，宗教自由状况并没有因上述《临时协议》而有所改善，反而使中共当局的国际宗教统战、掩盖宗教迫害等策略从中获益。
他强调：“梵蒂冈跟中共的这种‘与狼共舞’的秘密协议对教会是百害无一利，没有看到为教会带来多大益处，反而是背叛了教会，出卖了教会。”
2018年10月1日，一名天主教信徒在中国北京的政府认可的圣若瑟堂参加弥撒时阅读圣经。
哈德逊研究所上周发布题为《中国十位遭迫害的天主教主教》（Ten Persecuted Catholic Bishops in China）的报告指出，自2018年中梵签署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以来，10位主教因为拒绝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而遭到迫害，包括被无限期拘押、失踪、警方持续调查、驱逐出教区、监视、威胁、讯问及“再教育”等手段。其中7位中国主教长期遭到无正当程序的拘押，有些主教甚至多年被连续拘押或多次被拘押。
报告指出，“中国 – 梵蒂冈协议没有为拒绝加入爱国会的主教提供任何保护，也没有涉及宗教迫害问题。梵蒂冈支持这一协议，主要是为了填补中国约三分之一教区空缺的主教席位。但自协议签署以来，主教任命进展缓慢，约十位新主教获得任命。但中国政府还单方面宣布了对其他主教的任命，部分违反了该协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