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骚乱还在持续，并且发展为黑衣人对表达撑警的市民主动攻击，白衣人与黑衣人的互殴再次上演。据媒体报道，9月14日、15日的市民冲突又造成几十人受伤，并且有几人伤势严重。
这种没完没了的违法骚乱除了将香港不断推向暴力深渊外，不会有任何的积极价值，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不会给香港带来政治民主，更不会让香港民生有任何些微的改善。这些少数激进暴力青年拿700万香港市民的生活和未来作赌注，只是发泄自己内心的黑暗和不满，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除了让人鄙视，还让人痛恨。显然，他们认识社会问题的能力，令人担忧。
暴力行动只会伤害香港，毫无积极价值。（新华社）
这次反修例运动为何闹的如此严重？除了意识形态成见、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影响的港人要求西式民主外，很多观察者都认为，香港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大，住房问题突出，经济上不够民主也是最核心的动因之一。如果港人像新加坡人一样实现“居者有其屋”，并且住的宽敞舒适，贫富差距也不是这么大，年轻人拥有更多发展空间，反修例运动显然缺乏社会土壤。
在一个民生方面没有民怨的社会想要掀起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恐怕非常不易；相反，在一个民怨沸腾的社会，操弄政治运动应该不难。香港反对派此次政治操作如此出乎意料的影响巨大，应该说与港英殖民时期以来就已产生并在回归后日益积累的深层次民生问题，关系紧密。据了解，2004年到2018年，香港的房价已经上涨了4.4倍，全球第一，但香港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小幅增长，算上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增长。现在香港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近21，也就是说，一个香港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买一个不大房子。2016年，反应贫富差距的香港基尼系数达0.539，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创过去四十多年纪录。
正是因为在民生方面，香港的问题日益严重，才为今天的政治事件埋下隐患。香港的“经济不民主”要如何解决？泛民和示威者开出的药方是，先推动香港政治民主，实现符合西方社会标准的双普选后，然后再由政治民主推动经济民主。但这条路走得通吗？答案恐怕并不理想。
这些争取双普选的泛民和示威者，他们想象的很美好、简单，认为只要实现特首、立法会议员双普选，就能解决香港的社会不公、经济民主化等深层次问题。但现实往往和想象总是差别很大，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在选举民主框架下，是分散的缺乏财力的选民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大，还是实力雄厚的财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大？民主化之后，财团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很可能获得更大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到时让港府对既得利益者开刀，恐怕更为困难。
“居者有其屋”应是现阶段香港的主要诉求。（VCG）
以台湾为例，1990年代台湾实现民主化后，其社会的贫富差距反而增大，还不如蒋经国时代更为均富。可见，民主化未必一定是底层民众改善待遇、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的良方。坚持自由市场理念的美国，同样没有在民主的选举下让自己变得均富，其贫富差距仍然很大，只是比香港好一些。相反，在许多人眼里不那么民主的新加坡，其贫富差距却要比香港、美国低很多，人民生活质量普遍较高，并且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也不是靠民主解决的，反而是李光耀的强势手腕推动了“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让新加坡人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
可见，解决香港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靠政治民主不一定行得通，况且争取政治民主是一件高度复杂而具有难度的政治工作，需要平衡各方诉求，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实，港人或许应该换一种思路，先易后难，先争取经济民主，解决已是燃眉之急的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然后再争取政治民主，这很有可能是一条双赢、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果只有政治民主，没有经济民主，在经济利益对立的环境下，民意分裂严重，政治民主也很难理性、顺畅的运行。而有了经济民主，再推动政治民主，则社会更容易达成共识，政治民主也能保持更高的品质。
所以，本着对香港未来负责任的精神，泛民和示威者除了必须果断与违法暴力行为“说不”、推动社会尽快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之外，或许还应该考虑将诉求的目标转变为更具有庶民关怀、更易实现的“居者有其屋”和“均富”，支持特区政府与利益集团博弈，支持林郑收回更多闲置土地，修建更多公屋，尽快改善香港普通市民的居住条件。如此，香港民众与港府站在一起，与利益集团斗智斗勇，则香港的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有望得到确实的改善。像新加坡一样，让70%-80%的香港普通市民都住上宜居的房子，这是一个值得香港青年为之去奋斗的伟大目标。待香港经济民主实现后，再去争取政治民主，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香港的骚乱还在持续，并且发展为黑衣人对表达撑警的市民主动攻击，白衣人与黑衣人的互殴再次上演。据媒体报道，9月14日、15日的市民冲突又造成几十人受伤，并且有几人伤势严重。
这种没完没了的违法骚乱除了将香港不断推向暴力深渊外，不会有任何的积极价值，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不会给香港带来政治民主，更不会让香港民生有任何些微的改善。这些少数激进暴力青年拿700万香港市民的生活和未来作赌注，只是发泄自己内心的黑暗和不满，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除了让人鄙视，还让人痛恨。显然，他们认识社会问题的能力，令人担忧。
暴力行动只会伤害香港，毫无积极价值。（新华社）
这次反修例运动为何闹的如此严重？除了意识形态成见、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影响的港人要求西式民主外，很多观察者都认为，香港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大，住房问题突出，经济上不够民主也是最核心的动因之一。如果港人像新加坡人一样实现“居者有其屋”，并且住的宽敞舒适，贫富差距也不是这么大，年轻人拥有更多发展空间，反修例运动显然缺乏社会土壤。
在一个民生方面没有民怨的社会想要掀起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恐怕非常不易；相反，在一个民怨沸腾的社会，操弄政治运动应该不难。香港反对派此次政治操作如此出乎意料的影响巨大，应该说与港英殖民时期以来就已产生并在回归后日益积累的深层次民生问题，关系紧密。据了解，2004年到2018年，香港的房价已经上涨了4.4倍，全球第一，但香港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小幅增长，算上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增长。现在香港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近21，也就是说，一个香港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买一个不大房子。2016年，反应贫富差距的香港基尼系数达0.539，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创过去四十多年纪录。
正是因为在民生方面，香港的问题日益严重，才为今天的政治事件埋下隐患。香港的“经济不民主”要如何解决？泛民和示威者开出的药方是，先推动香港政治民主，实现符合西方社会标准的双普选后，然后再由政治民主推动经济民主。但这条路走得通吗？答案恐怕并不理想。
这些争取双普选的泛民和示威者，他们想象的很美好、简单，认为只要实现特首、立法会议员双普选，就能解决香港的社会不公、经济民主化等深层次问题。但现实往往和想象总是差别很大，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在选举民主框架下，是分散的缺乏财力的选民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大，还是实力雄厚的财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大？民主化之后，财团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很可能获得更大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到时让港府对既得利益者开刀，恐怕更为困难。
“居者有其屋”应是现阶段香港的主要诉求。（VCG）
以台湾为例，1990年代台湾实现民主化后，其社会的贫富差距反而增大，还不如蒋经国时代更为均富。可见，民主化未必一定是底层民众改善待遇、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的良方。坚持自由市场理念的美国，同样没有在民主的选举下让自己变得均富，其贫富差距仍然很大，只是比香港好一些。相反，在许多人眼里不那么民主的新加坡，其贫富差距却要比香港、美国低很多，人民生活质量普遍较高，并且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也不是靠民主解决的，反而是李光耀的强势手腕推动了“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让新加坡人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
可见，解决香港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靠政治民主不一定行得通，况且争取政治民主是一件高度复杂而具有难度的政治工作，需要平衡各方诉求，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实，港人或许应该换一种思路，先易后难，先争取经济民主，解决已是燃眉之急的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然后再争取政治民主，这很有可能是一条双赢、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果只有政治民主，没有经济民主，在经济利益对立的环境下，民意分裂严重，政治民主也很难理性、顺畅的运行。而有了经济民主，再推动政治民主，则社会更容易达成共识，政治民主也能保持更高的品质。
所以，本着对香港未来负责任的精神，泛民和示威者除了必须果断与违法暴力行为“说不”、推动社会尽快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之外，或许还应该考虑将诉求的目标转变为更具有庶民关怀、更易实现的“居者有其屋”和“均富”，支持特区政府与利益集团博弈，支持林郑收回更多闲置土地，修建更多公屋，尽快改善香港普通市民的居住条件。如此，香港民众与港府站在一起，与利益集团斗智斗勇，则香港的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有望得到确实的改善。像新加坡一样，让70%-80%的香港普通市民都住上宜居的房子，这是一个值得香港青年为之去奋斗的伟大目标。待香港经济民主实现后，再去争取政治民主，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