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这些事件，有限的舆论场出现了一些讨论，从是否应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到如何避险，再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有学者指出，这类暴力源于个体失去经济、家庭和社会支持，解决之道是“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社会安全体系”、“拓宽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构建边缘群体的缓冲机制”。
这些目标听上去正确无比，却显得遥远且无力——法治对此种犯罪“失效”，社会安全体系无法迅速升级，弱势群体的需求表达长期被压抑，边缘群体的保障机制缺乏现实资源支持。
每逢这种时候，我们总希望有人能提供某种理解的视角和普通人自处的策略。但今天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因为公众和社会层面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而透明度才是一切解决方案的基础。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对于最近的案件，必须承认一点，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所有信息都来自于官方公告，但公告对事件只存在“定性”，而不存在“挖掘”。
过去的社会事件，尚有调查记者深度挖掘，勾勒出犯罪者的完整生活轨迹与成长环境。例如“吴谢宇弑母案”和“鲁荣渔2682号惨案”（也称“太平洋大逃杀案”），都通过调查记者的深度报道，揭示了大量细节。这些细节虽然未必能直接给出社会问题的答案，却为理解极端事件的发生及其背后的可能成因，提供了重要线索。
如今大众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报道。
因此，公众可以知晓的信息非常有限，有限到甚至难以确定其动机。在近期所有事件中，宜兴案件因犯罪者的自白书流出而信息稍多。在这份自白书中，他对技术学校实习的状况，以及学校对他的管理进行了控诉。然而这并没有解答所有疑问：为何他作出这种极端举动？为何受害对象多为女性？为何自白书中出现了明显的极端左翼表达？自白书只是犯罪者选择呈现给社会的部分事实，显然并非全部真相。但或许，到此为止，这已经是公众能够掌握的全部信息了。
即使是有自白书的案件，公众距离真相仍然遥远。那么那些没有自白书的案件呢？现状是，很多坏事接连发生，但为何发生？一个笼统的解释是，经济下行与社会矛盾加剧导致了这些问题。这种解释看上去“绝对正确”，却无助于当下的行动，因为它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一个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目标：经济复苏。
无差别伤害事件，只能用“经济下行”来解释吗？又或者，在经济复苏之前，我们还可以具备哪些理解的视角？
电影《理工学院》
绝望的中年男性？
首先，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事件中看出一个非常模糊的轮廓，即有相当比例的犯罪嫌疑人，是50-60岁上下的中年男性。这其实并不寻常，例如在枪击案相对高发的美国，大量枪手都是年轻白人男性。与宜兴案件类似，行凶者会在犯罪前以文字或视频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动机或宣言（Manifesto）。此种行凶都有扭曲的意识形态动机，大多是孤僻的年轻男性，在缺乏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容易被网络极端意识形态群体吸引，从而引发犯罪。
直觉上，有人可能认为中国的中年男性因面临更大的生活困境，更容易走向犯罪。然而，这种推测中存在一个逻辑断裂。从生活困境的角度看，中年男性的确压力巨大，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普遍现象。在多个欧美国家，中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常年居各年龄与性别群体之首。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又逐渐衰退的中年男性，往往成为自杀率迅速攀升的高危群体。这在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英国尤为明显。
但在上述国家里，中年男性从未成为凶杀犯罪的主要群体。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和我们文化背景接近的日本，凶杀案犯罪率最高的往往是18至29岁的青少年男性。例如在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尽管中年男性自杀率飙升，但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严重无差别犯罪，执行者大多是年轻男性。此外，尽管中年男性的自杀率最高，青少年男性通常紧随其后，成为自杀率第二高的群体（某些国家中，青年女性自杀尝试率可能更高，但男性因方式不同，自杀成功率更高）。
相比之下，中年男性的无差别犯罪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但不能简单归结为“绝望”或“死了也要拉个垫背的”这样的理由。绝望者通常选择自杀，而复仇行为往往有明确的目标，比如针对个人、群体或象征性的社会阶层（如“仇富”）。无差别伤害则通常与吸引公众关注、传递某种宣言或理念有关。
然而，很多案件既无特定的复仇对象，也缺乏明确的动机或宣言，似乎只能用“就算死也要拉人垫背”来解释。但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解释——用结果来反推原因，是一种“没有解释的解释”，让人更加迷惑。
如果缺乏对个案的深度挖掘，就应该避免进行如同“换词游戏”的解释，比如 “无差别杀人表现为对社会的报复都存在着目标的转化或者泛化”， “目标的转化或者泛化”不就是把“无差别”换了个说法吗？
电影《大象》
这是我一直想强调的，换词后，人们得到的往往是粗糙的解释，例如“无差别犯罪者”都是“懦夫”——他们不敢向真正制造他们问题的人报复，便只能向弱者下手。在这里，我们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心理过程，还是为了让嫌疑人变得可恨，用“无差别”的结果进行道德上的矮化？例如，两期发生在日本人学校附近的事件，就很难归因于个体的“懦弱”，因为过去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治外法权”与“间谍学校”等话语，都给嫌疑人提供了足够的动机。
此外，即便我们深度挖掘，在单一个案上也未必有答案。2019年，日本川崎发生的一起无差别持刀杀人事件。当时，一名51岁的中年男子袭击小学生等人，最终造成2死17伤的惨剧。行凶者在作案后自杀身亡，这使得外界难以进一步了解其具体动机。根据后来的信息显示，该男子性格孤僻倔强，从小就不善与人交往，成年后未婚，长期与叔叔同住，失业多年，与社会几乎完全隔绝。尽管警方在事后对其住所进行了全面搜查，却未能找到清晰的动机或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为何在中国，中年男性群体突然爆发出无差别伤害的动机？这与他们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食谱有关吗？他们是否经历过有关部门的相似摩擦？模仿犯的粗糙说法，在这些案件建立里真的存在联系吗？这里值得挖掘的是，中年男性的“尊严”与“耻辱”是否存在某种固定模式，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中，是否对中年男性存在一种系统性的排除。但其理解步骤，一定先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生活有了认识与推理，然后才是理论上的推演与判断。
“严惩”有用吗？**
到底该如何遏制此种事件？在对问题有真正了解之前，很难有任何头绪。日本出现过一些3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犯罪者，好歹总结出了「Hikikomori」这样一个社会类型，即相对高龄依然与父母同住，极端孤僻，丧失任何社会连接的男性。但显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形成任何判断。
但有些方法肯定是无效的，比如“严惩”。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直觉式地要求“严惩”。说实话，无差别杀人案，在我国毫无疑问符合判处死刑的标准，还能怎么严呢？且大量犯罪嫌疑人都有当场自尽的举动，自己已经决意死亡，这在事后还有什么进一步“严惩”的空间呢？难道是酷刑吗？
其次，展开社会风险大清理，寻找所谓“八失人员”（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或“三低三少”（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和疏导渠道少）。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导致矛盾加剧。
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名著《自杀论》，自杀现象来自社会失范，而所谓社会失范，既存在社会规范不足，生活丧失秩序之处；也存在与社会规范过度，个体生活被社会规范冲击的情况。如果找到上述人群，不仅无法对其生活进行实际的帮助，反而将其当作“预备犯”进行严格管理，结果大概率就是将其逼入“社会规范过度”的失范境地。
如果不是进行管制，而是对上述人员进行呵护和生活帮扶呢？实际情况是，恐怕其所需要的成本和基层人员的素质，都超出了现有行政体系的能力。且过去几天的指示，也指向了“严惩”和“严防”，依然是将上述人员当作 “源头与风险”而非“帮扶对象”。
如果连“严惩”和“严防”都没有用，应该怎么做呢？
这与上一章节中我们尚未解答的问题密切相关，也必须建立在对这些问题存在统一模式和答案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在2020年发布的《自杀白皮书》中指出，中年男性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困苦”。为此，政府设立了「Hello Work」（ハローワーク，公共职业安定所）这一专门机构，为中年群体提供就业服务与生活咨询。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尽管相关案例迅速增多，本应对其根源进行深入分析，但现阶段仍然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持与畅通的服务渠道。
电影《东京奏鸣曲》
问题往往被更大的问题掩盖
无差别攻击是社会困境浮出海面的冰山，冰山之下是根深蒂固的顽疾。我们当然可以放弃理解个案，将无差别袭击视为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中“必然涌现”的极端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恐怕也是唯一的解释路径。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答案似乎是经济繁荣、分配合理、福利体系健全。但遗憾的是，这也是最无助的答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抱有深深的忧虑和悲观，因为我意识到，在无差别攻击事件的背后，是一个规模更为庞大且绝望的中年人群体。我曾在朋友圈发过一条动态，统计亲友中今年自杀的中年男性人数。结果让人震惊：我的微信好友中竟然有24个案例，而我的好友总数不过1万人。而在公共领域，中年人的自杀率恐怕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数字。
中年人的自杀如果发生在有家庭的情况下，无疑会加剧老年父母的困境。同时，这也会对其子女的生活造成深远影响，削减子女获得照料和教育资源的机会。而即使他们的困境未至自尽的地步，更难以想象有多少人正饱受精神疾病折磨，或通过酗酒度日。这不仅影响自身，还可能衍生出对家庭成员的困扰，甚至造成直接的伤害。
我们对“冰山一角”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更遑论提出针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有效对策。但这并不令人意外。纵观历史，有许多问题在短期内注定无法解决。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这也正是我的疑虑所在：公众和社会层面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而透明度才是一切解决方案的基础。
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问题本身固然严重，但它也可能被更大的社会问题所掩盖或限制，进而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
围绕这些事件，有限的舆论场出现了一些讨论，从是否应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到如何避险，再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有学者指出，这类暴力源于个体失去经济、家庭和社会支持，解决之道是“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社会安全体系”、“拓宽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构建边缘群体的缓冲机制”。
这些目标听上去正确无比，却显得遥远且无力——法治对此种犯罪“失效”，社会安全体系无法迅速升级，弱势群体的需求表达长期被压抑，边缘群体的保障机制缺乏现实资源支持。
每逢这种时候，我们总希望有人能提供某种理解的视角和普通人自处的策略。但今天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因为公众和社会层面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而透明度才是一切解决方案的基础。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对于最近的案件，必须承认一点，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所有信息都来自于官方公告，但公告对事件只存在“定性”，而不存在“挖掘”。
过去的社会事件，尚有调查记者深度挖掘，勾勒出犯罪者的完整生活轨迹与成长环境。例如“吴谢宇弑母案”和“鲁荣渔2682号惨案”（也称“太平洋大逃杀案”），都通过调查记者的深度报道，揭示了大量细节。这些细节虽然未必能直接给出社会问题的答案，却为理解极端事件的发生及其背后的可能成因，提供了重要线索。
如今大众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报道。
因此，公众可以知晓的信息非常有限，有限到甚至难以确定其动机。在近期所有事件中，宜兴案件因犯罪者的自白书流出而信息稍多。在这份自白书中，他对技术学校实习的状况，以及学校对他的管理进行了控诉。然而这并没有解答所有疑问：为何他作出这种极端举动？为何受害对象多为女性？为何自白书中出现了明显的极端左翼表达？自白书只是犯罪者选择呈现给社会的部分事实，显然并非全部真相。但或许，到此为止，这已经是公众能够掌握的全部信息了。
即使是有自白书的案件，公众距离真相仍然遥远。那么那些没有自白书的案件呢？现状是，很多坏事接连发生，但为何发生？一个笼统的解释是，经济下行与社会矛盾加剧导致了这些问题。这种解释看上去“绝对正确”，却无助于当下的行动，因为它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一个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目标：经济复苏。
无差别伤害事件，只能用“经济下行”来解释吗？又或者，在经济复苏之前，我们还可以具备哪些理解的视角？
电影《理工学院》
绝望的中年男性？
首先，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事件中看出一个非常模糊的轮廓，即有相当比例的犯罪嫌疑人，是50-60岁上下的中年男性。这其实并不寻常，例如在枪击案相对高发的美国，大量枪手都是年轻白人男性。与宜兴案件类似，行凶者会在犯罪前以文字或视频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动机或宣言（Manifesto）。此种行凶都有扭曲的意识形态动机，大多是孤僻的年轻男性，在缺乏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容易被网络极端意识形态群体吸引，从而引发犯罪。
直觉上，有人可能认为中国的中年男性因面临更大的生活困境，更容易走向犯罪。然而，这种推测中存在一个逻辑断裂。从生活困境的角度看，中年男性的确压力巨大，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普遍现象。在多个欧美国家，中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常年居各年龄与性别群体之首。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又逐渐衰退的中年男性，往往成为自杀率迅速攀升的高危群体。这在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英国尤为明显。
但在上述国家里，中年男性从未成为凶杀犯罪的主要群体。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和我们文化背景接近的日本，凶杀案犯罪率最高的往往是18至29岁的青少年男性。例如在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尽管中年男性自杀率飙升，但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严重无差别犯罪，执行者大多是年轻男性。此外，尽管中年男性的自杀率最高，青少年男性通常紧随其后，成为自杀率第二高的群体（某些国家中，青年女性自杀尝试率可能更高，但男性因方式不同，自杀成功率更高）。
相比之下，中年男性的无差别犯罪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但不能简单归结为“绝望”或“死了也要拉个垫背的”这样的理由。绝望者通常选择自杀，而复仇行为往往有明确的目标，比如针对个人、群体或象征性的社会阶层（如“仇富”）。无差别伤害则通常与吸引公众关注、传递某种宣言或理念有关。
然而，很多案件既无特定的复仇对象，也缺乏明确的动机或宣言，似乎只能用“就算死也要拉人垫背”来解释。但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解释——用结果来反推原因，是一种“没有解释的解释”，让人更加迷惑。
如果缺乏对个案的深度挖掘，就应该避免进行如同“换词游戏”的解释，比如 “无差别杀人表现为对社会的报复都存在着目标的转化或者泛化”， “目标的转化或者泛化”不就是把“无差别”换了个说法吗？
电影《大象》
这是我一直想强调的，换词后，人们得到的往往是粗糙的解释，例如“无差别犯罪者”都是“懦夫”——他们不敢向真正制造他们问题的人报复，便只能向弱者下手。在这里，我们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心理过程，还是为了让嫌疑人变得可恨，用“无差别”的结果进行道德上的矮化？例如，两期发生在日本人学校附近的事件，就很难归因于个体的“懦弱”，因为过去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治外法权”与“间谍学校”等话语，都给嫌疑人提供了足够的动机。
此外，即便我们深度挖掘，在单一个案上也未必有答案。2019年，日本川崎发生的一起无差别持刀杀人事件。当时，一名51岁的中年男子袭击小学生等人，最终造成2死17伤的惨剧。行凶者在作案后自杀身亡，这使得外界难以进一步了解其具体动机。根据后来的信息显示，该男子性格孤僻倔强，从小就不善与人交往，成年后未婚，长期与叔叔同住，失业多年，与社会几乎完全隔绝。尽管警方在事后对其住所进行了全面搜查，却未能找到清晰的动机或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为何在中国，中年男性群体突然爆发出无差别伤害的动机？这与他们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食谱有关吗？他们是否经历过有关部门的相似摩擦？模仿犯的粗糙说法，在这些案件建立里真的存在联系吗？这里值得挖掘的是，中年男性的“尊严”与“耻辱”是否存在某种固定模式，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中，是否对中年男性存在一种系统性的排除。但其理解步骤，一定先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生活有了认识与推理，然后才是理论上的推演与判断。
“严惩”有用吗？**
到底该如何遏制此种事件？在对问题有真正了解之前，很难有任何头绪。日本出现过一些3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犯罪者，好歹总结出了「Hikikomori」这样一个社会类型，即相对高龄依然与父母同住，极端孤僻，丧失任何社会连接的男性。但显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形成任何判断。
但有些方法肯定是无效的，比如“严惩”。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直觉式地要求“严惩”。说实话，无差别杀人案，在我国毫无疑问符合判处死刑的标准，还能怎么严呢？且大量犯罪嫌疑人都有当场自尽的举动，自己已经决意死亡，这在事后还有什么进一步“严惩”的空间呢？难道是酷刑吗？
其次，展开社会风险大清理，寻找所谓“八失人员”（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或“三低三少”（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和疏导渠道少）。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导致矛盾加剧。
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名著《自杀论》，自杀现象来自社会失范，而所谓社会失范，既存在社会规范不足，生活丧失秩序之处；也存在与社会规范过度，个体生活被社会规范冲击的情况。如果找到上述人群，不仅无法对其生活进行实际的帮助，反而将其当作“预备犯”进行严格管理，结果大概率就是将其逼入“社会规范过度”的失范境地。
如果不是进行管制，而是对上述人员进行呵护和生活帮扶呢？实际情况是，恐怕其所需要的成本和基层人员的素质，都超出了现有行政体系的能力。且过去几天的指示，也指向了“严惩”和“严防”，依然是将上述人员当作 “源头与风险”而非“帮扶对象”。
如果连“严惩”和“严防”都没有用，应该怎么做呢？
这与上一章节中我们尚未解答的问题密切相关，也必须建立在对这些问题存在统一模式和答案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在2020年发布的《自杀白皮书》中指出，中年男性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困苦”。为此，政府设立了「Hello Work」（ハローワーク，公共职业安定所）这一专门机构，为中年群体提供就业服务与生活咨询。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尽管相关案例迅速增多，本应对其根源进行深入分析，但现阶段仍然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持与畅通的服务渠道。
电影《东京奏鸣曲》
问题往往被更大的问题掩盖
无差别攻击是社会困境浮出海面的冰山，冰山之下是根深蒂固的顽疾。我们当然可以放弃理解个案，将无差别袭击视为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中“必然涌现”的极端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恐怕也是唯一的解释路径。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答案似乎是经济繁荣、分配合理、福利体系健全。但遗憾的是，这也是最无助的答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抱有深深的忧虑和悲观，因为我意识到，在无差别攻击事件的背后，是一个规模更为庞大且绝望的中年人群体。我曾在朋友圈发过一条动态，统计亲友中今年自杀的中年男性人数。结果让人震惊：我的微信好友中竟然有24个案例，而我的好友总数不过1万人。而在公共领域，中年人的自杀率恐怕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数字。
中年人的自杀如果发生在有家庭的情况下，无疑会加剧老年父母的困境。同时，这也会对其子女的生活造成深远影响，削减子女获得照料和教育资源的机会。而即使他们的困境未至自尽的地步，更难以想象有多少人正饱受精神疾病折磨，或通过酗酒度日。这不仅影响自身，还可能衍生出对家庭成员的困扰，甚至造成直接的伤害。
我们对“冰山一角”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更遑论提出针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有效对策。但这并不令人意外。纵观历史，有许多问题在短期内注定无法解决。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这也正是我的疑虑所在：公众和社会层面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而透明度才是一切解决方案的基础。
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问题本身固然严重，但它也可能被更大的社会问题所掩盖或限制，进而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