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有追求善治良政的愿望，渴望国家治理方方面面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文明和现代。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随着中共决策层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更是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热词，承载了人们对于国家治理的美好想象。在去年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再度聚焦于“第五个现代化”。
在中国大陆已经被控制住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就是对“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检验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效。在这场肆虐全球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害的疫情面前，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民众自我牺牲精神，率先走出疫情危机，并与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捐赠防疫物资和派遣医护人员，力所能及地支援世界各地抗疫，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和欧美社会在疫情面前的糟糕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但与此同时，疫情也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各种问题，折射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许多亟待补齐的短板，空前凸显了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关键意义。
然而“第五个现代化”从来不只是代表体制的中国政府或者说执政党中共要面临的问题，它还是一个中国社会必须坦诚面对的问题。衡量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否，不光要看政府的治理能力高低，还要看民众能不能展现出与之匹配的现代素质。最近，中国社会发生的三件与疫情相关的事情，就说明若想早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能光靠政府或中共，还得有社会土壤的现代化。
第一件事是广州非洲籍人员遭歧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非洲籍人员开始在广州聚集，起初多是经商，后来开始工作、生活、留学。按照广州市长日前最新说法，目前广州在住非洲籍人员4,553人。而根据不少研究机构的数据，广州非洲籍人员有数万人到20万人不等。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管理难度高，不时酿成治安问题，再加上文化、习惯差异，时常与人发生纷争，非洲籍人员经常被中国舆论贴上负面标签。最近因为疫情袭扰，非洲籍人员出现感染，上百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导致一些人被强制检疫，甚至被业主或店主赶出住所或旅馆，不得不流落街头。此事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多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提出外交照会。一些西方媒体和美国官员借题发挥，渲染炒作中国人“看不起”非洲人，甚至声称此事显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浅薄空洞”。现在尽管随着中国政府公开回应，广州“结合非方意见，进一步完善对外国人健康管理措施”，事情得到妥善处置，逐渐告一段落，但由此暴露出广州非洲籍人遭歧视问题不容忽视。
图为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最近他们当中一些人遭遇的歧视问题，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朱嘉磊/多维新闻）
当然，歧视问题乃至背后的民粹民族主义并非中国独有，像今次渲染中国歧视非洲籍人员的西方媒体和美国官员，其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甚至远比中国更加严重。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就尤为突出，在建国相当长的时间内，非裔被迫沦为奴工，毫无人权和尊严，后来纵使随着民权运动兴起，情况有所好转，但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依旧存在。时至今日，本质上是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欧洲仍然阴魂不散。最近因为疫情肆虐，欧美对于华人的歧视更是有增无减，非裔等弱势人群更是不成比例的死亡，这对于常年标榜人权、自由、平等的欧美国家来说，简直是莫大反讽。只是一码归一码，欧美歧视问题更严重是欧美自身的问题，并不能遮蔽中国社会的民粹民族主义问题。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中国人不认可欧美国家的种族歧视问题，那就应该警惕重蹈人家后尘，学会不卑不亢，以平等包容的胸怀与非洲籍人员相处，在疫情面前展现出世界主义精神。
第二件事是与广州非洲籍人员遭歧视有相似之处的湖北籍、武汉籍遭歧视问题。早在武汉封城、湖北封省的1月底，当时中国不少地方闻湖北尤其是武汉色变，简单粗暴、一刀切地阻止湖北人、武汉人进入，给许多滞留在湖北以外的湖北籍居民造成极大不便，甚至有人无处安身，露宿在外，十分心酸。现在尽管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全省都已经解封，政府三番五次呼吁各地应该善待湖北人，保障湖北籍居民安全有序流动，但仍有不少人将湖北籍和“行走的病毒”划上等号，抗拒接纳湖北人，甚至江西省九江市与湖北省黄梅县两地警方还由于人员返工发生冲突。
第三件事是武汉作家方方由于计划今年8月在美国、德国出版封城日记所遭遇的喊打喊杀。不可否认，在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印象转恶，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最近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试图将疫情责任甩锅给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论调喧嚣一时的背景下，方方日记此时在美国、德国出版未必恰当，有可能被人利用或歪曲解读。方方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英文版封面被改动，就说明了这种风险。但纵使如此，文明的沟通方式是温和理性地表达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规劝方方本人。但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网络上充斥太多匪夷所思的谩骂、人身攻击，构陷方方是在“出卖国家利益”，是“民族罪人”、“汉奸”，甚至泄露方方的家庭住址，对她喊打喊杀，叫嚷着“组队去武汉杀人”。如此充满戾气的民粹式辱骂攻击，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现代化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最近，由于方方日记计划在西方出版，中国网络上有一些人充满戾气地辱骂方方，甚至喊打喊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微博@白色大提琴）
类似上述三件事的案例，坦率说并不少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出现。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即中国人的民情或者说公民素养尚有待提升，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土壤仍然十分贫瘠。诚然，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是一个崇尚德性、注重修身、温厚善良的民族，从来不乏现代作家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在今次肆虐全球的疫情面前，中国人更是展现了难能可贵的集体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功。但人民并不总是对的，他们同样有其自身问题，疫情期间发生的上述三件事就说明中国人当中所存在的歧视、民粹、狭隘民族主义、戾气、缺乏公民素养等问题。近代以降，之所以有那么多精英人物，如鲁迅，致力于反思和改造国民性，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注意到中国人身上的问题，并矢志于让整个民族变得尽善尽美。
有研究者说过，一个国家样式的方方面面，都隐含在它的人民中间。对于“第五个现代化”来说，同样如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社会土壤，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民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从来不是空中楼阁，更不可能凭空而生，而是依托于社会土壤，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之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呈现何种程度的素养，必然会投射到整个国家身上。一个个具体的人，与现代化的距离，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国家与现代化的距离。只有当中国人的民族性，在不断地学习中变得更加成熟理性，更加包容自信，更加文明现代，社会土壤自然会更加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早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有追求善治良政的愿望，渴望国家治理方方面面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文明和现代。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随着中共决策层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更是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热词，承载了人们对于国家治理的美好想象。在去年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再度聚焦于“第五个现代化”。
在中国大陆已经被控制住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就是对“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检验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效。在这场肆虐全球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害的疫情面前，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民众自我牺牲精神，率先走出疫情危机，并与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捐赠防疫物资和派遣医护人员，力所能及地支援世界各地抗疫，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和欧美社会在疫情面前的糟糕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但与此同时，疫情也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各种问题，折射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许多亟待补齐的短板，空前凸显了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关键意义。
然而“第五个现代化”从来不只是代表体制的中国政府或者说执政党中共要面临的问题，它还是一个中国社会必须坦诚面对的问题。衡量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否，不光要看政府的治理能力高低，还要看民众能不能展现出与之匹配的现代素质。最近，中国社会发生的三件与疫情相关的事情，就说明若想早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能光靠政府或中共，还得有社会土壤的现代化。
第一件事是广州非洲籍人员遭歧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非洲籍人员开始在广州聚集，起初多是经商，后来开始工作、生活、留学。按照广州市长日前最新说法，目前广州在住非洲籍人员4,553人。而根据不少研究机构的数据，广州非洲籍人员有数万人到20万人不等。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管理难度高，不时酿成治安问题，再加上文化、习惯差异，时常与人发生纷争，非洲籍人员经常被中国舆论贴上负面标签。最近因为疫情袭扰，非洲籍人员出现感染，上百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导致一些人被强制检疫，甚至被业主或店主赶出住所或旅馆，不得不流落街头。此事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多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提出外交照会。一些西方媒体和美国官员借题发挥，渲染炒作中国人“看不起”非洲人，甚至声称此事显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浅薄空洞”。现在尽管随着中国政府公开回应，广州“结合非方意见，进一步完善对外国人健康管理措施”，事情得到妥善处置，逐渐告一段落，但由此暴露出广州非洲籍人遭歧视问题不容忽视。
图为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最近他们当中一些人遭遇的歧视问题，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朱嘉磊/多维新闻）
当然，歧视问题乃至背后的民粹民族主义并非中国独有，像今次渲染中国歧视非洲籍人员的西方媒体和美国官员，其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甚至远比中国更加严重。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就尤为突出，在建国相当长的时间内，非裔被迫沦为奴工，毫无人权和尊严，后来纵使随着民权运动兴起，情况有所好转，但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依旧存在。时至今日，本质上是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欧洲仍然阴魂不散。最近因为疫情肆虐，欧美对于华人的歧视更是有增无减，非裔等弱势人群更是不成比例的死亡，这对于常年标榜人权、自由、平等的欧美国家来说，简直是莫大反讽。只是一码归一码，欧美歧视问题更严重是欧美自身的问题，并不能遮蔽中国社会的民粹民族主义问题。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中国人不认可欧美国家的种族歧视问题，那就应该警惕重蹈人家后尘，学会不卑不亢，以平等包容的胸怀与非洲籍人员相处，在疫情面前展现出世界主义精神。
第二件事是与广州非洲籍人员遭歧视有相似之处的湖北籍、武汉籍遭歧视问题。早在武汉封城、湖北封省的1月底，当时中国不少地方闻湖北尤其是武汉色变，简单粗暴、一刀切地阻止湖北人、武汉人进入，给许多滞留在湖北以外的湖北籍居民造成极大不便，甚至有人无处安身，露宿在外，十分心酸。现在尽管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全省都已经解封，政府三番五次呼吁各地应该善待湖北人，保障湖北籍居民安全有序流动，但仍有不少人将湖北籍和“行走的病毒”划上等号，抗拒接纳湖北人，甚至江西省九江市与湖北省黄梅县两地警方还由于人员返工发生冲突。
第三件事是武汉作家方方由于计划今年8月在美国、德国出版封城日记所遭遇的喊打喊杀。不可否认，在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印象转恶，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最近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试图将疫情责任甩锅给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论调喧嚣一时的背景下，方方日记此时在美国、德国出版未必恰当，有可能被人利用或歪曲解读。方方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英文版封面被改动，就说明了这种风险。但纵使如此，文明的沟通方式是温和理性地表达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规劝方方本人。但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网络上充斥太多匪夷所思的谩骂、人身攻击，构陷方方是在“出卖国家利益”，是“民族罪人”、“汉奸”，甚至泄露方方的家庭住址，对她喊打喊杀，叫嚷着“组队去武汉杀人”。如此充满戾气的民粹式辱骂攻击，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现代化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最近，由于方方日记计划在西方出版，中国网络上有一些人充满戾气地辱骂方方，甚至喊打喊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微博@白色大提琴）
类似上述三件事的案例，坦率说并不少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出现。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即中国人的民情或者说公民素养尚有待提升，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土壤仍然十分贫瘠。诚然，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是一个崇尚德性、注重修身、温厚善良的民族，从来不乏现代作家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在今次肆虐全球的疫情面前，中国人更是展现了难能可贵的集体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功。但人民并不总是对的，他们同样有其自身问题，疫情期间发生的上述三件事就说明中国人当中所存在的歧视、民粹、狭隘民族主义、戾气、缺乏公民素养等问题。近代以降，之所以有那么多精英人物，如鲁迅，致力于反思和改造国民性，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注意到中国人身上的问题，并矢志于让整个民族变得尽善尽美。
有研究者说过，一个国家样式的方方面面，都隐含在它的人民中间。对于“第五个现代化”来说，同样如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社会土壤，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民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从来不是空中楼阁，更不可能凭空而生，而是依托于社会土壤，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之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呈现何种程度的素养，必然会投射到整个国家身上。一个个具体的人，与现代化的距离，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国家与现代化的距离。只有当中国人的民族性，在不断地学习中变得更加成熟理性，更加包容自信，更加文明现代，社会土壤自然会更加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早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