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高等学府上海复旦大学发生血案。与其他无差别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不同，复旦教师姜文华因被学校解聘而杀害上司。本科就读复旦大学，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又作为引进人才在复旦任职的他，为何堕落进杀人犯群体？本文解读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反思案件背后青年教师的就业困局。 命案发生后，姜文华在复旦大学被捕。（微博@冲锋号角） 近期发生了太多恶性事件，稍作回想，便不忍痛愤： 2021年5月22日，大连市劳动公园附近，一男子在人行横道前毫不减速，肆意撞击行人，造成7人死伤； 5月29日，江苏南京一名男子因感情纠纷行凶，当街驾车撞人、且持刀杀人，伤及7人； 6月5日，安徽省安庆市一名男子因家庭不顺，在商业步行街上实行无差别攻击，造成20人死伤。 他们都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转而对无辜群体进行伤害。社会也许亏欠了他们，而他们却选择了报复整个社会。 与无差别地报复社会不同，6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教师姜文华因被学校解聘而恼怒，面对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的当面解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网购刀具，将其捅死。 姜文华本科就读于复旦数学系，2009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 回到中国后，姜文华曾在苏州大学任教，未能续聘，又通过人才引进计划进入母校复旦工作。 而在复旦六年后，姜文华再次被解聘。 学历如此优秀的他，为何先后被苏州大学和复旦解聘，以至于竟然拿起屠刀，从高知人群，堕落进杀人犯群体？ 这关系到一个人事聘用制度——“非升即走”（up or out）。 这种制度也被称为预聘-长聘（tenure-track），从美国引进，指的是高校聘用一位人才，先签订三年合同，三年后如果审核合格，就再签三年，也就是“3+3”。如果审核不合格，直接走人。 而在中国国内，这种审核很难通过、且受领导影响较大。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的第一批考核中，正式申报考核的48人里只通过了6个，通过率仅为12.5%。 其他42位都将面临被解聘的残酷现实。 现实是如此，有人能承受，有人会崩溃。在姜文华杀人事件中，网传其院党委书记王永珍涉嫌打压教师升迁，故而很多舆论都倾向于同情姜文华，同情他人到中年，却丢了工作，失去了原本属于平静生活的一面。 案件背后折射出的现实当然值得我们反思，但无论如何，杀人都是罪恶的，一份工作与一个生命，也不太适合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衡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姜文华都应该选择比“杀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也不应小觑“社会不公”所能给个体带来的巨大压力。个体是强大的，但也是极其脆弱的，往往一根稻草便能压倒一个人。 也许在姜文华内心，已没有什么有效途径可以解决他的遭遇，他想到的唯有“杀人”这个两败俱伤的办法。 姜文华在学术体制内两次被解聘，且人已中年，确实是人生的挑战。脱离学术体制，可能心有不甘、也有损尊严，而继续留在高校任教，下一次解聘又会发生在何时？俗言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就业问题，确实是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而在学术体制内，导师决定制、领导决定制、非升即走等等制度所引发的惨剧事件已然不少： 2016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因拖延青年教师晋升被掌掴；2018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因长期被导师王攀压迫，跳楼自杀…… 站在这样的学术制度和现实下，人们对这位学霸青椒（网络用语，高校青年教师的一种自嘲性称呼）的惋惜也包含了对社会制度的反思。只是，人们在分析、同情、并理解姜文华杀人行为背后的原因时，是否又对死者过于冷漠无情了？ 姜文华，一个从小成绩优越、远渡重洋深造的年轻人，在海外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后，终于选择回到中国任教。 可是辛苦耕耘了三年之后，他竟然无法继续留在母校。据传，姜文华目前处于离异状态，工作、家庭两失，几近一无所有，这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 现实留给姜文华的退路很少，但他是否又给死者留了退路？当人们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有疑惑，也有一丝同情，但绝不是在为他的罪行开脱。 也许不久之后，姜文华就会被判刑，也许是死刑，也许不是，对于公众来说，法律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法律交待不了它背后的社会问题。 将姜文华处刑，能够避免日后有更多姜文华出现吗？在一次一次的怒火被点燃时，要以什么来浇灭它？ 恶性事件一次次地重演，人们只急于定罪、急于判刑，而忘了去追问，这个人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何以在盛怒之下，将刺刀挥向对方，甚至挥向无辜的孩童？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天爷到底要我们学到什么？”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而，在惨剧发生后，去追问疑犯的动机和引发这一行为的社会因素时，多少会被义愤填膺之人指责这是在为疑犯辩护。 但是，允许为疑犯辩护，又是法律的一条准则。 法律上有“有效辩护”原则，它规定嫌疑人也拥有辩护权，有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即使是作恶者，即使没有任何律师愿意为其辩护，国家也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中，律师王赦曾为一名死刑犯辩护。死刑犯在地铁上实行无差别杀人，甚至死者中还有孩童，罪无可赦，可王赦仍选择为死刑犯辩护，即使刚走出法院就被人泼了一身粪。 当被告被执行死刑、自己这个律师却未收到消息时，他怒骂道：“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这样粗暴地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他杀了人，他是应该死，但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要跟着一起陪葬。” 是啊，一个人作恶，连带程序正义也为之陪葬，用实质正义来取代程序正义，最后的恶果，只能整个社会来承担。而那些以道德为前提，忽视程序的人，最终也不免成为作恶之人。 律师王赦在现实中也有原型，名叫黄致豪，是一位台湾地区的律师，他所辩护的死刑犯名叫郑捷，是个家境优渥的大学生。 2014年，郑捷在地铁中实行无差别杀人，在短短几分钟内造成4死24伤，其中包括儿童，因此引起众多台湾地区民众的愤怒。 在与郑捷不断的见面、交流，给他看受害者照片的过程中，黄律师逐渐感受到郑捷态度的细微转变，甚至郑捷还告诉他： “如果早一点遇到你们的话，我可能不会做这些事。” 在TED的演讲中，黄律师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愿意为死刑犯辩护，就是他想要追问：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被教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去追问一个犯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怎样形成今天的人格，去“建构人格发展的历史”，这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社会该做的。 可是，在黄律师还未调查清楚一切时，郑捷却已被突然执行死刑。 这个世界上有关于“死刑”的争论。在死刑之下，刑罚可以轻易地夺取生命，一颗子弹或是一剂药品，法院也可能在民愤之下仓促宣判、仓促处决。 可是一旦这个人死了，我们也就无从追问了。 你不知道他在那一刻为什么挥起了刀子，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刻他盛怒难却，一定要冲上街头，让一群陌生人与自己共死。 你更不知道，下一个这样的人，会在什么时刻出现？而你身边的人，又会不会成为刀下亡魂？ 若能有更多的追问，我们才能够追根溯源地去看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成熟，看到所有的偏执是怎么形成的，才有可能防止更多恶性事件发生。 而不是只看到那一刻，他挥起刀子。 我们所受的教育、学识都告诉我们，杀人不对，杀人无法解决问题，只是将你和那个人的生命、未来都终结了而已。 因此，社会不仅仅有责任追问，还有责任改变。 我们看到姜文华举刀刺向书记，看到他背后的非升即走制度，看到学术市场中的内卷压力，当我们看到了，就要试图去改变。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制作团队举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 “没有人是局外人。” 我们都身在局中。 因为人人都在局中，人人都可能成为姜文华，人人都有可能出现走投无路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要去追问背后的原因，更要去改善背后的制度。 问题为何出现？ 问题出现了，为何选择杀人？ 只有我们搞清楚每个案件背后的原因，制度也得到相应的改善，人们才会相信法律，相信有合法的途径可以实现正义，才不会有人一次次挥起刀子，让暴力的魔鬼狂妄猖獗。
中国知名高等学府上海复旦大学发生血案。与其他无差别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不同，复旦教师姜文华因被学校解聘而杀害上司。本科就读复旦大学，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又作为引进人才在复旦任职的他，为何堕落进杀人犯群体？本文解读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反思案件背后青年教师的就业困局。
命案发生后，姜文华在复旦大学被捕。（微博@冲锋号角）
近期发生了太多恶性事件，稍作回想，便不忍痛愤：
2021年5月22日，大连市劳动公园附近，一男子在人行横道前毫不减速，肆意撞击行人，造成7人死伤；
5月29日，江苏南京一名男子因感情纠纷行凶，当街驾车撞人、且持刀杀人，伤及7人；
6月5日，安徽省安庆市一名男子因家庭不顺，在商业步行街上实行无差别攻击，造成20人死伤。
他们都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转而对无辜群体进行伤害。社会也许亏欠了他们，而他们却选择了报复整个社会。
与无差别地报复社会不同，6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教师姜文华因被学校解聘而恼怒，面对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的当面解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网购刀具，将其捅死。
姜文华本科就读于复旦数学系，2009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
回到中国后，姜文华曾在苏州大学任教，未能续聘，又通过人才引进计划进入母校复旦工作。
而在复旦六年后，姜文华再次被解聘。
学历如此优秀的他，为何先后被苏州大学和复旦解聘，以至于竟然拿起屠刀，从高知人群，堕落进杀人犯群体？
这关系到一个人事聘用制度——“非升即走”（up or out）。
这种制度也被称为预聘-长聘（tenure-track），从美国引进，指的是高校聘用一位人才，先签订三年合同，三年后如果审核合格，就再签三年，也就是“3+3”。如果审核不合格，直接走人。
而在中国国内，这种审核很难通过、且受领导影响较大。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的第一批考核中，正式申报考核的48人里只通过了6个，通过率仅为12.5%。
其他42位都将面临被解聘的残酷现实。
现实是如此，有人能承受，有人会崩溃。在姜文华杀人事件中，网传其院党委书记王永珍涉嫌打压教师升迁，故而很多舆论都倾向于同情姜文华，同情他人到中年，却丢了工作，失去了原本属于平静生活的一面。
案件背后折射出的现实当然值得我们反思，但无论如何，杀人都是罪恶的，一份工作与一个生命，也不太适合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衡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姜文华都应该选择比“杀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也不应小觑“社会不公”所能给个体带来的巨大压力。个体是强大的，但也是极其脆弱的，往往一根稻草便能压倒一个人。
也许在姜文华内心，已没有什么有效途径可以解决他的遭遇，他想到的唯有“杀人”这个两败俱伤的办法。
姜文华在学术体制内两次被解聘，且人已中年，确实是人生的挑战。脱离学术体制，可能心有不甘、也有损尊严，而继续留在高校任教，下一次解聘又会发生在何时？俗言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就业问题，确实是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而在学术体制内，导师决定制、领导决定制、非升即走等等制度所引发的惨剧事件已然不少：
2016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因拖延青年教师晋升被掌掴；2018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因长期被导师王攀压迫，跳楼自杀……
站在这样的学术制度和现实下，人们对这位学霸青椒（网络用语，高校青年教师的一种自嘲性称呼）的惋惜也包含了对社会制度的反思。只是，人们在分析、同情、并理解姜文华杀人行为背后的原因时，是否又对死者过于冷漠无情了？
姜文华，一个从小成绩优越、远渡重洋深造的年轻人，在海外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后，终于选择回到中国任教。
可是辛苦耕耘了三年之后，他竟然无法继续留在母校。据传，姜文华目前处于离异状态，工作、家庭两失，几近一无所有，这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
现实留给姜文华的退路很少，但他是否又给死者留了退路？当人们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有疑惑，也有一丝同情，但绝不是在为他的罪行开脱。
也许不久之后，姜文华就会被判刑，也许是死刑，也许不是，对于公众来说，法律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法律交待不了它背后的社会问题。
将姜文华处刑，能够避免日后有更多姜文华出现吗？在一次一次的怒火被点燃时，要以什么来浇灭它？
恶性事件一次次地重演，人们只急于定罪、急于判刑，而忘了去追问，这个人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何以在盛怒之下，将刺刀挥向对方，甚至挥向无辜的孩童？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天爷到底要我们学到什么？”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而，在惨剧发生后，去追问疑犯的动机和引发这一行为的社会因素时，多少会被义愤填膺之人指责这是在为疑犯辩护。
但是，允许为疑犯辩护，又是法律的一条准则。
法律上有“有效辩护”原则，它规定嫌疑人也拥有辩护权，有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即使是作恶者，即使没有任何律师愿意为其辩护，国家也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中，律师王赦曾为一名死刑犯辩护。死刑犯在地铁上实行无差别杀人，甚至死者中还有孩童，罪无可赦，可王赦仍选择为死刑犯辩护，即使刚走出法院就被人泼了一身粪。
当被告被执行死刑、自己这个律师却未收到消息时，他怒骂道：“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这样粗暴地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他杀了人，他是应该死，但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要跟着一起陪葬。”
是啊，一个人作恶，连带程序正义也为之陪葬，用实质正义来取代程序正义，最后的恶果，只能整个社会来承担。而那些以道德为前提，忽视程序的人，最终也不免成为作恶之人。
律师王赦在现实中也有原型，名叫黄致豪，是一位台湾地区的律师，他所辩护的死刑犯名叫郑捷，是个家境优渥的大学生。
2014年，郑捷在地铁中实行无差别杀人，在短短几分钟内造成4死24伤，其中包括儿童，因此引起众多台湾地区民众的愤怒。
在与郑捷不断的见面、交流，给他看受害者照片的过程中，黄律师逐渐感受到郑捷态度的细微转变，甚至郑捷还告诉他：
“如果早一点遇到你们的话，我可能不会做这些事。”
在TED的演讲中，黄律师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愿意为死刑犯辩护，就是他想要追问：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被教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去追问一个犯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怎样形成今天的人格，去“建构人格发展的历史”，这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社会该做的。
可是，在黄律师还未调查清楚一切时，郑捷却已被突然执行死刑。
这个世界上有关于“死刑”的争论。在死刑之下，刑罚可以轻易地夺取生命，一颗子弹或是一剂药品，法院也可能在民愤之下仓促宣判、仓促处决。
可是一旦这个人死了，我们也就无从追问了。
你不知道他在那一刻为什么挥起了刀子，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刻他盛怒难却，一定要冲上街头，让一群陌生人与自己共死。
你更不知道，下一个这样的人，会在什么时刻出现？而你身边的人，又会不会成为刀下亡魂？
若能有更多的追问，我们才能够追根溯源地去看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成熟，看到所有的偏执是怎么形成的，才有可能防止更多恶性事件发生。
而不是只看到那一刻，他挥起刀子。
我们所受的教育、学识都告诉我们，杀人不对，杀人无法解决问题，只是将你和那个人的生命、未来都终结了而已。
因此，社会不仅仅有责任追问，还有责任改变。
我们看到姜文华举刀刺向书记，看到他背后的非升即走制度，看到学术市场中的内卷压力，当我们看到了，就要试图去改变。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制作团队举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
“没有人是局外人。”
我们都身在局中。
因为人人都在局中，人人都可能成为姜文华，人人都有可能出现走投无路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要去追问背后的原因，更要去改善背后的制度。
问题为何出现？
问题出现了，为何选择杀人？
只有我们搞清楚每个案件背后的原因，制度也得到相应的改善，人们才会相信法律，相信有合法的途径可以实现正义，才不会有人一次次挥起刀子，让暴力的魔鬼狂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