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高官换将,为疫情防控不力担责,但这不是终点

武汉肺炎疫情汹汹，中共高层对湖北及武汉官员问责升级。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这两个一把手均已换人。北京时间2月1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原上海市市长应勇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另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出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就开始从湖北武汉爆发，迅速肆虐中国并波及世界。经历过SARS教训的中国本来应该能更好的应对这次疫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各级官员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让本可避免的疫情一步步扩散为给国家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带来巨大伤害的大劫乱。

武汉肺炎疫情初期地方官员的拙劣表现，也引发了中共高层的不满。此前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最高层要求对在疫情防控中渎职失职的责任人进行严厉依法惩处。如今，对湖北和武汉当地的主政官员相继问责，显示出中共高层对湖北及武汉主政官员在防控武汉疫情上的极大不满。

因武汉肺炎疫情防控不力，湖北及武汉多位主政官员被撤换。（新华社）

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省、武汉市的各级官员不仅在防控疫情上动作慢半拍，慵懒无为，甚至在防控过程中亦频频出错，出尽洋相，将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敷衍搪塞的形式主义弊病彻底地暴露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早在2019年12月1日，武汉市就已经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并在随后逐渐扩散，可武汉市卫健委迟至12月31日才首次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称“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12月30日武汉市有8名医务工作者出于提醒医生同学注意防护的初衷，在微信群发布“武汉确诊7例SARS”的消息，竟被武汉警方以“传播谣言”的罪名被处罚。而官方一直不及时公布疫情的消息，官方媒体还在节目报道中公开地批评这些“传播谣言者”。

但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的病毒是否存在人传人现象，官方答案一直模糊。为了当地“两会”维稳和政治脸面考虑，武汉市在1月6日到17日召开地方“两会”期间的几次通报中均称5日公布的确诊病例再无增加，而且多次强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导致错过了疫情的最佳防控窗口期。

面对一触即发已经不可收拾的疫情，武汉及湖北主政官员似乎并不在意，反而全力筹备各种大型公众聚集性春节活动，导致疫情全面开花。2020年1月21日，中国农历春节之前，湖北省长王晓东一边称这是武汉防疫的“关键期”，一边却与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一起参加湖北省政府举行大规模的春节团拜会，以展示湖北的“太平盛世”，完全无视汹涌而来的肺炎疫情。

在疫情爆发期间，湖北省曾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几乎每一次发布会都因出席官员的不当行为而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湖北省长在介绍湖北的口罩供应是否充足时，竟然前后三次说错湖北口罩产量，由108亿只，改为18亿，后又改为108万只。这引发中国民众的集体嘲讽，西媒则使用了“大型车祸现场”来讽刺这起事件。

湖北省委书记在首次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回答记者提问不仅全程念稿，而且回答的问题也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忘记回答，正是他在这场发布会上答非所问的表现，被内地网友形象评价为“中了‘官状病毒’”。

武汉及湖北的主政者在这期间无疑因其管理不善，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最佳窗口期。从其对疫情的消声管控，到医疗救治、物资调配到紧急封城，一系列环节都出现问题，各级官员也表现的令人失望，显示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

这些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官僚主义行为不仅给疫区病患带来了极大痛苦，也导致了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传播，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舆论的强烈批评。中国经济因此而损失惨重，社会正常秩序被严重冲击。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化为中共近年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信任危机。湖北和武汉主政官员在此事件中难辞其咎。

一日罢免两高官 湖北官场换血不是终点

新冠肺炎（NCP）疫情炙烤下的湖北官场，终于迎来了重大人事调整。2月13日，湖北召开重要会议，宣布了湖北换将的消息。1957年生的上海市长应勇，担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成为湖北官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罢免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与蒋超良一同被免职的，还有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该职位由山东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出任。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在会上宣布了上述变动，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至此，湖北省委已经更换了3个常委。在此之前，中国卫健委里排名第一的副主任王贺胜“空降”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卫健委书记和主任两个职务。而且上述变动，极大可能还不是终点，接下来湖北官场将有更大规模的换血。

三根稻草“压死骆驼”

这一调整源于2月12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2月12日，中共七常委举行20天内的第三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除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最新要求外，还循例“研究其他事项”。这次会议是决定蒋超良去职的关键性会议。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省、武汉市两级主官包括蒋超良，以及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市长周先旺等均被认为负有防控疫情不力，导致疫情大面积扩散的责任，成为众矢之的。在武汉肺炎爆发半个多月后，且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发出武汉肺炎有“有限人传人”的可能，蒋超良等湖北一众高官照旧进行春节团拜会这种群聚性活动。

不仅如此，在疫情发生一个多月后，即2020年1月22日，湖北省政府才迟迟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而且武汉红十字会在救援物资调度中出现种种不足和失误后，仍然没有做出紧急干预与处理，导致湖北省内医疗救助难度的增加，作为疫情防控指挥长的蒋超良似乎应担主责。

事实上，中共高层之前并非没有给蒋超良以及湖北官场亡羊补牢的机会。有分析指，10天前的2月3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并未决定要对湖北党政主管进行大换血，随后公布了王贺胜“空降”湖北，陈一新“奉旨”南下的消息。是次会议之后，蒋超良还于当夜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两年度提到要“深刻反思”。

这三件事情背后，都证明湖北在上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至今这一周，表现让中共高层和民众高度不满，不仅没有对早期应对不力亡羊补牢，反而继续暴露能力不足，欺上瞒下的问题，“临阵换将”是必然的选择。

走“马”换“蒋”不是终点

多维新闻在《【武汉肺炎】疫情炙烤湖北官场 料有更多高官“下课”》中就指出，湖北官场将面临大的“洗牌”。而蒋超良和马国强的去职，验证了这一预料。而接下来，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的湖北省长王晓东，以及武汉市长周先旺，料也难逃问责风暴。有消息称，“临危受命”南下湖北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将接替王晓东出任湖北省长；武汉市长将由上海闵行副区长吴斌接任。不过目前未获官方消息证实。

时至今日，武汉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多地沦为“疫区”，这场始于武汉遍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着实给中国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上了严肃的一课。疫情面前武汉市政府、黄冈市政府到湖北省的不力表现，让外界一直观望相关问责将何时降临。现在，如此强力的问责，无疑也是对其他地方主政者的警示。

这不光是对武汉官场履职不力的查办，更是对整个中国官场的震慑。

就具体工作而言，2月1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要求，提高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强化医疗物资等的供应保障等。就湖北、武汉而言，会议要求解决床位和医务人员不足问题，改造扩容定点医院，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

会议还要求，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决定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同时，要纠正偏颇和极端做法，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

会议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各地主官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对于“临危受命”的应勇以及王忠林等官员来说，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而如何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同步，才是真正的挑战和考验。好在新任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以及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皆有丰富的执政经验。

公开资料显示，年近63岁的应勇是浙江人，履新前任上海市长。应勇曾长期在东部发达省份浙江政法系任职，2007年调任上海高级法院书记、院长，2013年出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一年后兼任副书记，并于2016年9月兼任常务副市长。2017年1月份应勇出任上海市长。

据称，应勇曾在浙江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共事多年，有近5年的交集。多维新闻曾指出，上位3年来，应勇治下的上海可谓波澜不惊，虽然他只是从2016年兼任常务副市长才接触经济管理、分管发展和改革事务，但似乎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上台后的发挥。过去3年，上海GDP增速仍然高于全国水平。

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曾在山东多市任要职，此次调动是其首度跨省任职。履新前王忠林任济南市委书记，曾长期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时间近20年），拥有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其在任期间被评价“作风硬派”，颇具“改革魄力”。

始于2019年末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约有两个月时间，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挑战和考验。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崛起亮丽外衣下官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以及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也再次说明了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依旧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崛起的底层还非常薄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而这显然是对中南海敲响的一个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