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原文刊载在matters平台
1989年发生学潮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头年秋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的语文老师，姓W，毕业于省城的一所著名大学，本科生，因为“不听话”，被教委发配到我们那所全县最偏僻的完中教书，而且是教初中。 那次发配对W老师似乎并没有多大影响，至少在我们这帮孩子看来是这样。在我们面前，他总是像1980年代的很多“天之骄子”那样，潇洒，阳光，桀骜不驯，虽然长得并不帅，却是很多同学崇拜的对象。 1989年春天，当全国各地尤其北京传来学生上街的消息后，W老师有时也会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他经历的学潮，其中一次是因为他们学校保卫处的人抓了一对谈恋爱的大学生引起的。他的愤慨在我们班的同学们当中激起了共鸣，那是恋爱自由重新成为常识的时代。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班上有几个比较成熟的同学可能已经在偷偷恋爱了。 W老师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与那场学生运动有关的书，例如《河殇》，我记得自己就借来读过，在周末回家的路上与几个学妹一边走一边讨论，激情澎湃。 但是我不记得六四遭到血腥镇压后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冲击，也许因为我们忙于准备期末考试，也许北京等大城市发生的事情离我们那所偏僻的学校太遥远，也许我记忆力衰退得太严重，忘掉了很多事情。 到了秋天的新学年，W老师终于争取到去教高中生，让我们班的同学大感失望。 那一年，我们班的学生少了一个人，一位S同学没有来上学，听说他因为感情的事情自杀了，具体细节我们却不甚了了。 新学期的教材中多了一本“辅助教材”，是官方对六四运动的叙述，只记得书中有一幅士兵靠在坦克还是军车旁边被烧死的照片，被共匪拿来当作”暴徒“施暴的证据。 不过我们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似乎并没有变得特别严格。我们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不太在课堂上谈论学潮，他们更担心的是我们正常的升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同样经历过学潮的他们知道政府一定会对学生秋后算账。城门失火，说不定会殃及我们这些池子里的小鱼苗。 事后证明班主任的预见是部分正确的，参加过学潮的大学生即使没进监狱，也会被分配到非常偏僻的地方。21世纪初，当我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后，我还遇到过一位被贬到大西北不毛之地的师兄，历尽千辛万苦才离开那个地方，谈起共匪对六四的镇压，仍然心有余悸。 不过，对我们这些小鱼苗而言，六四带来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除了那本辅助教材，似乎只是政治课上那些没有逻辑没有事实也没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洗脑教条更多了，什么”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西方“和平演变”之类，让我这个不太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感到有点头疼。 但是有一件事我却至今记得。1989的秋天，在我们喜爱的W老师改教高中后，他成功地率领他们班的学生，在学校里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潮。起因很简单，学校食堂把早餐的稀饭烧糊了，他去找食堂负责人理论，人家不理他，然后他就带学生去抗议。 这次小规模学潮的影响立竿见影，第二天，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吃到了米粒多份量又足的稀饭，暂时告别了以前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米汤式稀饭。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搭抗议者的”便车“。它证明，就算在一个只是部分受民众监督的团体中，一定限度的民主都可以真真切切地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哪怕只是在极微小的方面。 我不知道W老师有没有因此而受到学校或教委的进一步处罚，貌似没有。几十年后，我偶尔会到网上搜索W老师的名字，却只搜到几个同名同姓的人。希望W老师一切安好，并且保持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 那一年我们也换了一位年轻的新校长，他的夫人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也许新校长更开明一些，不想把事情闹大，反正最后W老师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如果当时是老校长，估计W老师的日子不会好过。以前的校长是教体育的，夫人教我们政治课，印象中他们两口子成天拉着一张马脸，凶巴巴的。 有的时候，只有年轻一代的掌权后，才有可能改变旧的时代旧的传统。就目前而言，只要习瘟猪还在台上，我看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改善的可能。等待我们的也许是大萧条，以及更糟糕的，战争。 至于说到“民主是否适合中国”，我想说的是，汉人的确缺乏民主传统，但既然同属中文圈的台湾能把民主搞得有声有色，那么，只要我们肯去做，民主未必就会在这片国土失败。当然，由于之前漫长的专制统治历史，可以想见，实践和实现民主的过程必定充满曲折甚至yidcd动荡，但随着一代又一代人逐渐远离共匪的专制洗脑，民主必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民主才是不适合中国的，那就是拒绝实践民主。
编者注：原文刊载在matters平台
1989年发生学潮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头年秋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的语文老师，姓W，毕业于省城的一所著名大学，本科生，因为“不听话”，被教委发配到我们那所全县最偏僻的完中教书，而且是教初中。
那次发配对W老师似乎并没有多大影响，至少在我们这帮孩子看来是这样。在我们面前，他总是像1980年代的很多“天之骄子”那样，潇洒，阳光，桀骜不驯，虽然长得并不帅，却是很多同学崇拜的对象。
1989年春天，当全国各地尤其北京传来学生上街的消息后，W老师有时也会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他经历的学潮，其中一次是因为他们学校保卫处的人抓了一对谈恋爱的大学生引起的。他的愤慨在我们班的同学们当中激起了共鸣，那是恋爱自由重新成为常识的时代。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班上有几个比较成熟的同学可能已经在偷偷恋爱了。
W老师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与那场学生运动有关的书，例如《河殇》，我记得自己就借来读过，在周末回家的路上与几个学妹一边走一边讨论，激情澎湃。
但是我不记得六四遭到血腥镇压后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冲击，也许因为我们忙于准备期末考试，也许北京等大城市发生的事情离我们那所偏僻的学校太遥远，也许我记忆力衰退得太严重，忘掉了很多事情。
到了秋天的新学年，W老师终于争取到去教高中生，让我们班的同学大感失望。
那一年，我们班的学生少了一个人，一位S同学没有来上学，听说他因为感情的事情自杀了，具体细节我们却不甚了了。
新学期的教材中多了一本“辅助教材”，是官方对六四运动的叙述，只记得书中有一幅士兵靠在坦克还是军车旁边被烧死的照片，被共匪拿来当作”暴徒“施暴的证据。
不过我们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似乎并没有变得特别严格。我们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不太在课堂上谈论学潮，他们更担心的是我们正常的升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同样经历过学潮的他们知道政府一定会对学生秋后算账。城门失火，说不定会殃及我们这些池子里的小鱼苗。
事后证明班主任的预见是部分正确的，参加过学潮的大学生即使没进监狱，也会被分配到非常偏僻的地方。21世纪初，当我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后，我还遇到过一位被贬到大西北不毛之地的师兄，历尽千辛万苦才离开那个地方，谈起共匪对六四的镇压，仍然心有余悸。
不过，对我们这些小鱼苗而言，六四带来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除了那本辅助教材，似乎只是政治课上那些没有逻辑没有事实也没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洗脑教条更多了，什么”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西方“和平演变”之类，让我这个不太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感到有点头疼。
但是有一件事我却至今记得。1989的秋天，在我们喜爱的W老师改教高中后，他成功地率领他们班的学生，在学校里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潮。起因很简单，学校食堂把早餐的稀饭烧糊了，他去找食堂负责人理论，人家不理他，然后他就带学生去抗议。
这次小规模学潮的影响立竿见影，第二天，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吃到了米粒多份量又足的稀饭，暂时告别了以前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米汤式稀饭。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搭抗议者的”便车“。它证明，就算在一个只是部分受民众监督的团体中，一定限度的民主都可以真真切切地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哪怕只是在极微小的方面。
我不知道W老师有没有因此而受到学校或教委的进一步处罚，貌似没有。几十年后，我偶尔会到网上搜索W老师的名字，却只搜到几个同名同姓的人。希望W老师一切安好，并且保持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
那一年我们也换了一位年轻的新校长，他的夫人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也许新校长更开明一些，不想把事情闹大，反正最后W老师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如果当时是老校长，估计W老师的日子不会好过。以前的校长是教体育的，夫人教我们政治课，印象中他们两口子成天拉着一张马脸，凶巴巴的。
有的时候，只有年轻一代的掌权后，才有可能改变旧的时代旧的传统。就目前而言，只要习瘟猪还在台上，我看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改善的可能。等待我们的也许是大萧条，以及更糟糕的，战争。
至于说到“民主是否适合中国”，我想说的是，汉人的确缺乏民主传统，但既然同属中文圈的台湾能把民主搞得有声有色，那么，只要我们肯去做，民主未必就会在这片国土失败。当然，由于之前漫长的专制统治历史，可以想见，实践和实现民主的过程必定充满曲折甚至yidcd动荡，但随着一代又一代人逐渐远离共匪的专制洗脑，民主必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民主才是不适合中国的，那就是拒绝实践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