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某奶粉品牌的广告语“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曾引起众多消费者的讨论：“中国宝宝体质”究竟是什么体质？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通过大量的样本数据和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研究成果；在另一些人眼中，这不过是厂家营销出来的伪概念，其目的在于收缴“智商税”。 这一争议尚未有定论，几年后的今天，网友们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热水，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止疼药。” “算命，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医生。” “早八，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有氧运动。” 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关涉到“中国宝宝”长大以后身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巧妙得令人哑然失笑。这种默契，或许也只有真正生长于此的“中国宝宝”才能心领神会。 循着对“中国宝宝体质”的新型诠释，我们试图再次出发，找到那个被悬置的答案，即“中国宝宝体质”究竟是什么体质？
所谓“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这一说法本身暗示着：有适合“外国宝宝体质”者，不够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这也是这句话被梗化传播时最初的意涵。 大学生将“考公考研”称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 year”。一面是在“内卷”的大环境下身不由己的无奈，一面是对西方松弛生活的美好想象，知足而坚强的“中国宝宝体质”填补了其中巨大的落差。 网友们将“生活西化”称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性取向”。一面是较为审慎、保守的性别观念，一面是对西方性少数群体勇敢争取权利的浪漫叙事，温和而克制的“中国宝宝体质”调和了其中尖锐的冲突。 于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健康的劳工制度、良好的教育体系、先进的医疗观念等等都成为“外国宝宝”的特权，而考公考研、生活西化、调休、996、填鸭式教育、迷信则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的时代产物。 通过与“外国宝宝体质”进行对比，“中国宝宝体质”的“适合”被塑造为一种言不由衷的“被适合”。 在西方世界完美形象的阴影下，人们将自己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投射于对“中国宝宝体质”的讽刺之中，由此获得宣泄的快感。 这种不满不同于昔日“国外月亮圆”式的盲目崇拜，而是人们以媒介塑造和亲身经验为基础进行反思的结果。在这些不乏阴阳怪气的语句里，“媚外”并非重点，“省内”才是核心。人们渴望借此引起注意的是，到底是什么滋润了“外国宝宝”，又是什么“摧残”着“中国宝宝”。 这一问题与前段时间冲上热搜的对“东亚家庭”的讨论殊途同归，在那个讨论里，人们试图搞清楚的是，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为什么活得不自信、不从容、不幸福。 许多人将这一问题的答案总结为“东亚性”：臣服于农耕文明的历史脉络，以及以忠孝仁义为教条的儒家文化基因。 他们认为，正是“东亚性”的历史延续让现代东亚人陷入困境，也是“东亚性”的根深蒂固让现代东亚人无法挣脱泥潭。 有趣的是，深陷于泥潭之中的“中国宝宝”用“更适合”三个字争取到了无法被兑换的选择权，借助某种荒诞来面对已经被深刻塑造的社会现实，这大大消解了“东亚性”中严肃的痛苦与怨天尤人的麻木。他们甚至会欢呼着沉入这片“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泥潭”，在否定和怀疑之中完成一场表演性的自戕。 从这一立场来看，在东亚文化的捶打下百炼不坏的体质，似乎就是“中国宝宝体质”。 然而，还有许多人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东亚性”，就像该奶粉品牌的广告词“中国宝宝体质”一样，在一些人眼中是具有研究意义的学术概念，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一个伪命题。 这种观点认为，“东亚性”是东亚人在想象西方而不是理解、体验西方的过程中归纳出来的，且东亚人在东亚本土的生活经验也深受西方人对东亚社会评价的影响，而这种评价同样是基于想象的、充满偏见的。“东亚性”是一个想象中的靶子，它被树立起来的目的，在于挑起东亚人向内的怀疑与矛盾。 从这一立场来看，“中国宝宝体质”早期的嵌套句型便失去了讽刺的意义，不够松弛的生活节奏和不够完善的社会制度只能循着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寻求解决之道，而无法在艳羡西方的目光中找到捷径。 事实上，在“中国宝宝体质”这一句型梗化传播的后期，早期的阴阳怪气已经越来越少，文化交流甚至文化自信的成分越来越高。 肉夹馍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汉堡”，中药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热美式”，六神花露水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香水”……人们不再对比制度性的抽象概念，而把目光转移至饮食、生活器用、地标建筑等实体存在之上，凭借外形、味道、功能等特征将不同文化圈的产物联系在一起，在简单且易于复制的造句游戏与传播过程中，获得最直白的快乐。 这些具体的文化“特产”真正滋养了“中国宝宝”：当香槟已经作为高雅的符号被用来制造某种歧视，“中国宝宝”们可以举起一瓶雪花啤酒代入句式解构它；当燕窝已经成为某种生活的象征被资本家用来逐利，“中国宝宝”们可以端起一碗冰粉代入句式反抗它。 通过寻找“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替代品，人们在无意识中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抗：用本土的对抗外来的，用实体的对抗符号的，用形而下的对抗形而上的。 此时，“中国宝宝体质”褪下了饱受摧残的悲剧色彩，换上了扎根于日常生活的乐观主义新装。 遗憾的是，这种乐观可能止步在了日常生活的浅土层，难以触及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在西方的控制和表述下，“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中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 尽管萨义德口中的“东方”并未远及东亚地区，我们依然可以借此观照自己的处境。无论是将西方作为健康社会的标准考察出“东亚性”的弊端，还是以西方文化存在之物为对照寻找本土相似品，都带有一种不自觉的东方主义视角，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方式的臣服。 这种东方主义的倾向让我们总是将自己置于客体地位，彰于其表的是被牵动的自信或自卑，而被掩盖的则是鲜活且宝贵的主体性。 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总结与表达自己的权利，也将失去总结与表达自己的能力。 随着文明的自觉，从东方主义的魔咒中获得解放逐渐成为东方人的内在诉求。 拿下今年奥斯卡大奖的影片《瞬息全宇宙》正是因此饱受争议，它所描绘的亚裔形象仍未脱离西方对东亚社会的刻板印象，这种由误解和偏见堆砌而成的“政治正确”，让东亚人的面孔在自己的眼中也变得模糊。 此时，对东亚人来说比承认或否认“东亚性”更重要的，是从何种视角理解本土文化。 摘下东方主义的眼镜，再次进入“中国宝宝体质”的语境。有人久久地凝视中国文明的农耕基因，慨叹历史的造化弄人；有人捧起一抔泥土，嗅到本民族文化沉淀于此的清香。有人遗憾儒家文化糟粕对自己人生的把控、对民族精神的戕害；有人在不断向上的圣贤志趣中找寻到日常生活简单的快乐。 对“中国宝宝体质”的探寻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也让我们认识到，万千脉象之中，或许中庸比偏激更重要，理解比共识更重要。而意识到是我们自己的脉搏在跳动，且这种跳动不需要依赖他人的身体去体知，最重要。
几年前，某奶粉品牌的广告语“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曾引起众多消费者的讨论：“中国宝宝体质”究竟是什么体质？
怀疑与自戕：中国宝宝体质，百炼不坏在一些人看来，这是通过大量的样本数据和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研究成果；在另一些人眼中，这不过是厂家营销出来的伪概念，其目的在于收缴“智商税”。
这一争议尚未有定论，几年后的今天，网友们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热水，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止疼药。”
“算命，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医生。”
“早八，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有氧运动。”
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关涉到“中国宝宝”长大以后身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巧妙得令人哑然失笑。这种默契，或许也只有真正生长于此的“中国宝宝”才能心领神会。
循着对“中国宝宝体质”的新型诠释，我们试图再次出发，找到那个被悬置的答案，即“中国宝宝体质”究竟是什么体质？
所谓“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这一说法本身暗示着：有适合“外国宝宝体质”者，不够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这也是这句话被梗化传播时最初的意涵。
清醒与反抗：中国宝宝体质，乐观向上大学生将“考公考研”称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 year”。一面是在“内卷”的大环境下身不由己的无奈，一面是对西方松弛生活的美好想象，知足而坚强的“中国宝宝体质”填补了其中巨大的落差。
网友们将“生活西化”称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性取向”。一面是较为审慎、保守的性别观念，一面是对西方性少数群体勇敢争取权利的浪漫叙事，温和而克制的“中国宝宝体质”调和了其中尖锐的冲突。
于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健康的劳工制度、良好的教育体系、先进的医疗观念等等都成为“外国宝宝”的特权，而考公考研、生活西化、调休、996、填鸭式教育、迷信则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的时代产物。
通过与“外国宝宝体质”进行对比，“中国宝宝体质”的“适合”被塑造为一种言不由衷的“被适合”。
在西方世界完美形象的阴影下，人们将自己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投射于对“中国宝宝体质”的讽刺之中，由此获得宣泄的快感。
这种不满不同于昔日“国外月亮圆”式的盲目崇拜，而是人们以媒介塑造和亲身经验为基础进行反思的结果。在这些不乏阴阳怪气的语句里，“媚外”并非重点，“省内”才是核心。人们渴望借此引起注意的是，到底是什么滋润了“外国宝宝”，又是什么“摧残”着“中国宝宝”。
这一问题与前段时间冲上热搜的对“东亚家庭”的讨论殊途同归，在那个讨论里，人们试图搞清楚的是，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为什么活得不自信、不从容、不幸福。
许多人将这一问题的答案总结为“东亚性”：臣服于农耕文明的历史脉络，以及以忠孝仁义为教条的儒家文化基因。
他们认为，正是“东亚性”的历史延续让现代东亚人陷入困境，也是“东亚性”的根深蒂固让现代东亚人无法挣脱泥潭。
有趣的是，深陷于泥潭之中的“中国宝宝”用“更适合”三个字争取到了无法被兑换的选择权，借助某种荒诞来面对已经被深刻塑造的社会现实，这大大消解了“东亚性”中严肃的痛苦与怨天尤人的麻木。他们甚至会欢呼着沉入这片“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泥潭”，在否定和怀疑之中完成一场表演性的自戕。
从这一立场来看，在东亚文化的捶打下百炼不坏的体质，似乎就是“中国宝宝体质”。
然而，还有许多人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东亚性”，就像该奶粉品牌的广告词“中国宝宝体质”一样，在一些人眼中是具有研究意义的学术概念，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一个伪命题。
自信与自卑：中国宝宝体质，脉象万千这种观点认为，“东亚性”是东亚人在想象西方而不是理解、体验西方的过程中归纳出来的，且东亚人在东亚本土的生活经验也深受西方人对东亚社会评价的影响，而这种评价同样是基于想象的、充满偏见的。“东亚性”是一个想象中的靶子，它被树立起来的目的，在于挑起东亚人向内的怀疑与矛盾。
从这一立场来看，“中国宝宝体质”早期的嵌套句型便失去了讽刺的意义，不够松弛的生活节奏和不够完善的社会制度只能循着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寻求解决之道，而无法在艳羡西方的目光中找到捷径。
事实上，在“中国宝宝体质”这一句型梗化传播的后期，早期的阴阳怪气已经越来越少，文化交流甚至文化自信的成分越来越高。
肉夹馍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汉堡”，中药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热美式”，六神花露水成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香水”……人们不再对比制度性的抽象概念，而把目光转移至饮食、生活器用、地标建筑等实体存在之上，凭借外形、味道、功能等特征将不同文化圈的产物联系在一起，在简单且易于复制的造句游戏与传播过程中，获得最直白的快乐。
这些具体的文化“特产”真正滋养了“中国宝宝”：当香槟已经作为高雅的符号被用来制造某种歧视，“中国宝宝”们可以举起一瓶雪花啤酒代入句式解构它；当燕窝已经成为某种生活的象征被资本家用来逐利，“中国宝宝”们可以端起一碗冰粉代入句式反抗它。
通过寻找“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替代品，人们在无意识中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抗：用本土的对抗外来的，用实体的对抗符号的，用形而下的对抗形而上的。
此时，“中国宝宝体质”褪下了饱受摧残的悲剧色彩，换上了扎根于日常生活的乐观主义新装。
遗憾的是，这种乐观可能止步在了日常生活的浅土层，难以触及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在西方的控制和表述下，“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中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
尽管萨义德口中的“东方”并未远及东亚地区，我们依然可以借此观照自己的处境。无论是将西方作为健康社会的标准考察出“东亚性”的弊端，还是以西方文化存在之物为对照寻找本土相似品，都带有一种不自觉的东方主义视角，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方式的臣服。
这种东方主义的倾向让我们总是将自己置于客体地位，彰于其表的是被牵动的自信或自卑，而被掩盖的则是鲜活且宝贵的主体性。
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总结与表达自己的权利，也将失去总结与表达自己的能力。
随着文明的自觉，从东方主义的魔咒中获得解放逐渐成为东方人的内在诉求。
拿下今年奥斯卡大奖的影片《瞬息全宇宙》正是因此饱受争议，它所描绘的亚裔形象仍未脱离西方对东亚社会的刻板印象，这种由误解和偏见堆砌而成的“政治正确”，让东亚人的面孔在自己的眼中也变得模糊。
此时，对东亚人来说比承认或否认“东亚性”更重要的，是从何种视角理解本土文化。
摘下东方主义的眼镜，再次进入“中国宝宝体质”的语境。有人久久地凝视中国文明的农耕基因，慨叹历史的造化弄人；有人捧起一抔泥土，嗅到本民族文化沉淀于此的清香。有人遗憾儒家文化糟粕对自己人生的把控、对民族精神的戕害；有人在不断向上的圣贤志趣中找寻到日常生活简单的快乐。
对“中国宝宝体质”的探寻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也让我们认识到，万千脉象之中，或许中庸比偏激更重要，理解比共识更重要。而意识到是我们自己的脉搏在跳动，且这种跳动不需要依赖他人的身体去体知，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