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什么都可以成为景观，包括一个零工市场。在网上搜索“贵阳最大零工市场”，你可以看到许多饱受流量青睐的短视频：凌晨四点半，一片空白水泥地，密密麻麻人群像是从地下冒出来，有人提着塑料桶，有人背着竹筐，拎着扁担，戴黄色安全帽的人群摩肩擦踵，喧嚷中自成气势。如果你不懂他们在这做什么，也不要紧，从素人农民工到网红kol，都为你现场直播，告诉你，最多三千人聚集于此，只为寻一个日结工的机会，贵州话叫“找活路”。 人们透过手机屏幕窥见别样的世界，这是网络互联的意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也会很快遗忘掉他们，这也是网络奇观的归宿。 但如果你能去到贵阳，真正身处这个黑夜与白昼交织的零工市场，就会明白，无论被看见与否，赞美与否，这里的吵嚷都在继续——远比透过短视频看见的更为挣扎，也更有活力。这些到最后可依凭的只剩一副肉体的劳动者们，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角，他们大多年龄偏大，没有技术，也没有机会受好的教育，在社会竞争中落入下风，狡黠与质朴并存。当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他们恰好身处时代阴影之下，被利用、被损耗，常常失落偶尔伤神，有时恨不得一醉方休，但他们并非一群虚弱之人，而是如同草木般活着，各人寻各人的活路。这才是任何一个时代，最永恒的主题。 文| 张月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狂风暴雨也阻挡不了 我想要工作的精神” 在贵阳最大的零工市场，人们从早上四点半开始喝酒。 卖酒的女人姓张，快七十了，脸上洒着几粒大雀斑，穿得十分鲜艳也十分混乱，红色外套，橙色袖套，紫色围裙，粉色帽子。她沉默地守着一张小木桌，桌上摆着三个矿泉水瓶子：两瓶药酒，一瓶白酒。酒散卖，2块钱一小杯。两个玻璃酒杯浑浊发黄，看上去很久没有洗过了，女人偶尔用药酒敷衍地涮涮杯，但涮完的药酒是舍不得扔的，又倒回矿泉水瓶里。 卖酒的女人 来喝酒的人不在意这些不能深想的细节，他们有着别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凌晨天气黑冷，对于来这儿找活儿干的人来说，一杯廉价的劣酒可以暖身解乏，还附加一点所谓的药用功能，性价比很高。女人一天能卖四五十杯。 很难在地图上定位这个市场，它没有准确的名字，也不是一个正规意义上的“市场”，只是一片二百平米左右的水泥空地。白天看上去有些萧索，周围散布着各种便宜的小饭馆和宣称包治百病的中医馆，生意冷清，客人寥寥无几。但从凌晨四点半开始，这里会陡然热闹起来，密密麻麻的人群像是从地下冒出来，出现在暗夜里，他们戴着黄色安全帽，背着背包，有人提着塑料桶，还有人背着竹筐，拎着扁担。市场旁边的马路上停着十来辆面包车，车主是招工的中介，他们从一些项目方那里承包一些活儿，来这里物色工人，行话叫“摆车”。中介会把副驾车窗摇下来，不停有找活儿的人探头进去看，询问价格和干活内容。 在贵州的方言里，这叫做“找活路”，最多时这里能聚集三千人以上，拥挤不堪，会有警车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贵阳最大的零工市场，因其庞大，它在互联网上成为了一种奇观。在网上搜索“贵阳零工市场”，人头攒动、艰难揾食的场景，都获得了极高的观看和点赞，有一条评论是，“全国哪里都有这样的劳工市场。” 市场旁边的猪肉店老板有时候起猛了，会披件外套站在旁边的天桥上观看。他告诉我，眼前的人虽然多，但比起两年前，已经少了很多，“因为活越来越难找了。” 我在市场的第一天遇上了50岁的老孔。他是那种看上去很开朗的大爷，被人群挤得摇摇晃晃，脸上还是笑眯眯的。相熟的工友问昨天怎么没看见他，他声音洪亮，甚至带着一丝骄傲，“我去要钱了！” 前些年，他参与过一个大项目，2018年，国内某知名房企投资上千亿，想要在贵阳打造一座占地8000亩，集游乐、文化、商业、居住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城，老孔被雇去工地上搬外立面的大玻璃，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2022年，这家房企资金链断裂，野心勃勃的项目一夕之间成了贵阳最大的烂尾楼，没给老孔结算的一万多块钱自此变得遥遥无期。 老孔在这个市场上待了六七年了，来这里之前，他在贵阳一家车辆修理厂工作，主要修理柴油机，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关于这段经历，他是引以为豪的，“我以前是做技术工作的。”后来厂子倒了，柴油机也渐渐被市场淘汰，那时他四十出头，工作难找，他想做点小买卖，把十几万积蓄投入了别人介绍的蔬菜生意，结果对方卷钱跑了，他来了这儿。 随着年龄变大，他渐渐失去了竞争力，最差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四五天能有活，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活儿，“招工的根本用不着我们这种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就和其他几个同样被欠钱的工友一起去要钱，欠款总额有二十来万。 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下看，老孔所经历的，是一个行业最后的疯狂和崩殂，现在时代的长影投在他身上。在这个零工市场找活路的人，大多和孔令强一样，年龄偏大，没有技术，也没有机会受好的教育，在社会竞争中被早早淘汰，最后可依凭的只剩一副肉体。房地产鲜花着锦时，活路多，钱也多，现在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光景了。 老孔前两年胃病做手术，又欠了银行一万多块，他也不知道生活怎么就一天天变得千疮百孔，补无可补，只好学会不再为此焦虑，他告诉我，钱还不上就还不上吧，“钱到穷人手，要等穷人有。”他现在引以为傲的，只剩下自己的姓氏了，他自称孔子后人，朋友圈置顶的是2019年他在孔庙入口处拍的一张照片，他还颇有兴致地和我探讨了一番孔氏和张氏在历史上的渊源。 在这个市场上，人们更加尊重招工的人，他们似乎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在一群“摆车”的人当中，我注意到了曲姐，她已经选好了今天的工人，面包车后座坐了六个中年男性，还有一个坐不下了，只好蹲着。他们今天要去一个办公楼搬建筑垃圾，以及打扫卫生，一人给120块钱。曲姐坐在驾驶位上，她五十出头，眉是纹过的，在车里昏暗的灯光中看去像是化了妆，有一种和这个灰头土脸的市场格格不入的精致。她顾不上搭理我，把手机调成自拍模式，我趴在车窗上，看她旁若无人、表情娇嗔地拍了好几个对口型的唱歌短视频。 曲姐 曲姐告诉我，这是一种穷开心的娱乐方式，她朝车外的人群努嘴，“我们和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仰赖生物链更上层的人，她把给她活儿的人叫“老板”，老板有时候有活儿，有时侯没活儿，有的活儿如果价格低，也不一定能招到工人。曲姐对这份工作的形容是，“搞人力资源的”，她说，自己确实比打零工的人赚的多一点，但也只有“一点”，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相比起同行，曲姐是那种更加努力的人，她离异，带着一个女儿，每天三点起床，给女儿做完饭后，无论有活儿没活儿，都会来这里摆车，她对自己的要求是电话24小时在线，全年365天无休，每天都发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圈：“相信自己，身上藏着无限正能量，农村来的，走进这座城，只有无限的努力前进，没有退缩的理由，定能创造奇迹。不分任何工种，统统接单，欢迎微信朋友圈各位老板来电骚扰，保证完成任务。” 5月20日那天那天下了大雨，她发了在雨中开车的视频：“狂风暴雨也阻挡不了我想要工作的精神，管他大单小单，520买颗白菜是绰绰有余的。” 无论选人还是被选，每天早上七点天光大亮之前，这场僧多肉少的争夺会显现结果。有活儿的人早已被面包车带走，没活儿的人带着倦怠和失望回家睡觉，卖早餐、兜售安全帽和手套的小摊贩也开始收拾摊位，有一个卖糍粑的阿姨还要去赶“第二场”，到邻近的菜市场卖菜，三个清洁工缓慢地收拾着广场上满溢的的17个垃圾桶。曲姐有时候会用手机拍这个场景，发一条调侃的朋友圈，“天亮了，人力资源风采正式亮相。这个时间段还没找到工作的，当然也包括我基本都要回家休息了。” 人们抢着上面包车 “只要人不懒，天天都有活儿” 也有人天亮了并不回家，无所事事的人们需要办法打发这漫长又颗粒无收的白天。这里流行一种189的赌博游戏，用扑克牌比谁的点数大，36岁的黄飞去年干活攒下了七八千块钱，今年全输掉了。 黄飞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待了八九年，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他有一双大得有点突兀的眼，抽着烟，头发乱得像鸟窝。聊到输钱，他有点气愤，觉得市场上有人做局，专门坑农民工的钱，他决定暂时不玩了，“要玩就玩正规的。” 他住在零工市场对面的一座矮山上，走路十分钟就到，230块钱一个月的民房，零工市场上很多人住在这里。房间是字面意思上的家徒四壁，一张床，一条花被子，灯是个小灯泡，最值钱的家具是一只简陋的电饭煲。他平时最常吃的是清水挂面，偶尔拌点蚝油，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两个多月。 黄飞的家 他不太为这种贫穷感到苦恼，拥有一套自洽的生活哲学，“这个时代有钱人也多，没钱人也多，有钱就吃好一点，没钱就吃不好一点，有钱就吃猪肉，没钱就吃白菜，穷也穷不死人，富也富不死人。”在卖酒的女人跟前，他慷慨地表示要请我喝一杯。 黄飞出生在贵阳周边的农村，有着那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人生脉络，家境贫穷、辍学、打工……最后到了这个市场，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旁观者看来，这自然是不如意的人生轨迹，足以激发许多对于现实的愤懑、挫败和无力。但黄飞很平静，“以前觉得可以拼一拼，拼到30岁，也差不多起来了。如果到了40岁发不起来，就发不起来了，就是废人，勉强过得去就这样，不饿肚子就好。我认命了，生活过得去，肚子不饿身体好就可以了。” 他用一种勤奋、甚至称得上审慎的态度应付自己的处境，每天四点起床，很积极地找活儿，也认真地挑选活儿，他算过，自己每天要吃两餐饭，喝两瓶水，抽半包烟，花销至少要四五十，太便宜的活儿不能接，至少要一百七八一天才可以，如果是一百五，那得要求老板包饭。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前一天去给人拉不锈钢的围挡，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六点，赚了一百八十块，老板中午提供了15块钱的盒饭，有红烧肉，还有一个水煮蛋，他对这个活儿感到满意，“感觉也不是很累。” “只要人不懒，天天都有活。”他很有信心地告诉我。 黄飞有个形影不离的朋友，40岁的李大哥，两人的友谊很坚固，有好活儿的时候，他总会带上李大哥一起。我请他在附近吃饭，他问吃什么，我说烤鱼，他也马上叫上了李大哥。黄飞悄悄告诉我，李大哥爱偷懒，爱喝酒，喝醉了就去赌博，劲头来了有活儿也不想接，但黄飞自己从来不这样。他说，自己去赌博也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为了赚点生活费，他坚信自己是克制而有分寸的，不像市场上的一些人输光了钱，就去吃“轻松饭”，在干活的工地上偷东西去卖，他认识的一个人因为偷电缆进了监狱，“我给他说了，他不听，我叫他回去上班，他不听你的，被人家利用了，脑瓜不够用。” “轻松饭”也有别的形式，曲姐告诉我，她最近吃了一次亏，带人去工地上收拾垃圾，一个工人用铁片把自己手扎出了一个洞，她认为他是故意的，“我带他去看医生，他说不用去，他回去拿医保来报销要便宜一点，只让我适当补充他一点生活费、误工费等等，这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专业的人。”讨价还价之后，曲姐赔了600块。她认识的另一个中介遇到过更为严重的情况，工人用钢筋扎了自己的大腿，坚持不去医院，只要求赔钱，最后中介赔了一万块。 黄飞不想吃这些冒险的“轻松饭”，他希望能以一种更安全、更具可持续性、在道德上也更为高尚的方式维持住眼前的生活，“他们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但是这个路你要天天都要走下去的。”他觉得这个时代很好，不会轻易饿死人了。 没活的时候，他就用短视频打发时间，即使手机停了机，他仍然还有一张流量卡。他爱看那种唱歌跳舞的视频，最喜欢的歌手是安东阳，擅长唱土味情歌。他还爱看《千王之王》，最喜欢赌神在绝境里逆风翻盘大展神威的时刻。他还收藏了一些鸡汤文案，分享了一条给我，“过去的都已经结束了，未来别再走错路了，你要自律上进，努力赚钱，你还要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愿我们在无法预知的未来里，好运不请自来。” 他“自律上进”地维持着现状，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他也不想改变现状，我问他为何不试着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比如送外卖，他说自己不会骑电动车，年纪也大了，路也难认，还没有这样自在。他给我分享了几个自己喜爱的短视频，一群漂亮的女孩在跟着节奏唱《都是爱情惹的祸》，看着看着，他不再和我聊天，全情投入到里面去了。 老板，你像个猴一样 在绝大多数时间，零工市场的气氛是疲惫而麻木的。重体力的劳作、无休止的寻觅以及寻觅不得的失望和倦怠塑造了人们的表情，很难在他们脸上见到激烈兴奋的情绪，直到我发现了辉哥。 早上六点半，在远离马路的角落，42岁的辉哥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一件后背写着“农民工”的荧光背心，以熙攘涌动的日结工人群为背景，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肢体动作在做直播。他在镜头前动作很大地走动、蹦跳，说话时语速很快，声音很大，“哥哥姐姐们看一下我这个励志的农民工！兄弟没钱回家了，没有钱回家，还在这里苦苦的坚守！我不知道我要坚持到哪一天才能（回）去！”有人打赏了一个20块钱的黄桃罐头，他激动地蹦了半米高，扑到镜头前，声音猛地拔高了几度，“我滴妈呀！！感谢明哥！！感谢明哥的黄桃罐头！！这个罐头太甜了！！” 直播中的辉哥 他直播时间不长，才一个月，但在短视频网站上已经拥有1.2万个粉丝。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努力把实时观看人数从130拉到150，“大家把150扣在公屏上！！我就不信了，邪了这个门了，难道抖X就是在糊弄我吗？！”他的观看在此后不断增长，最后突破了300，他蹦得很高，声嘶力竭地吼：“我就承认我就是个土老冒儿！土农民工把直播间干起来了！你们看到没有，就这么简单！！你看一下我是怎么样来把流量口撕开了！！！我要火了，大家来看，我火了，一个新人新小白把直播间带上去了！”吼到最后他看上去已经癫狂，不停地重复喊着，“火了！！火了！！火了！！” 有好奇的农民工从他旁边经过，伸着脖子看，辉哥会拉着对方进行一段“无实物表演”，“大哥，你老在那骂我干什么？我没疯没傻，你骂我干啥？我刚才赚了20块钱，真金白银！不是开玩笑的。” 他声音太大，招来旁边保安的呵斥和白眼，“你小点儿声！”他当做没听见，保安最后悻悻地走开了。 我在旁边看了辉哥三天直播，决定找他聊一聊。他告诉我，他的同事已经注意到我，同事提醒他：“这个人（指我）应该是来做调研的，你别把秘密都泄露给他。”但辉哥很爽朗地告诉我，“我没有秘密，我就是一个激情满满实实在在的人。” 等他直播完，我们一起去旁边的饭店吃早饭。他点了一碗牛肉粉，老板娘上菜的时候认出了他，他有点藏不住的得意，告诉我，“我现在多少也是个公众人物了，知道吧？在直播这条路上，我是新兴起来的一颗新星，短短的一个多月能够快速地起来，他们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事情。” 离开镜头的辉哥是那种看上去冷静而精明的人，和镜头前的疯癫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他一边嗦粉一边看直播账号的后台，我问他今天赚了多少钱，他看了看，说直播了一个半小时，有1.1万的声浪，赚了1100块。我对这个数额表示震惊，他却笑得淡然，他说，在直播之前，他精心挑选过地点，考察了贵阳所有的零工市场，眼前的这个最大，“最大”的含义包括两层，一个是人最多，另一个是流量最大。 正在直播的律师 的确，当一种失败变得庞大，数目可观，就有了被观看和利用的价值。除了辉哥，还有很多人在这里直播，我和辉哥穿过市场时，遇到一位穿着一身艳红色西装、深红色皮鞋的男主播，姿态妖娆。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律师也在这里开发案源，她的直播装备更为专业，手机背后放着一个圆圈状的补光灯，她用贵阳话跟一个农民工大叔聊天，大叔断断续续地讲述说XX欠了自己工钱，她说可以帮对方写起诉状。 和辉哥交谈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工靠直播维生的故事，但是辉哥接下来说的话大大超越了我贫瘠的想象。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不贫穷，非但不穷，反而十分富有，而且这种富有和直播赚来的财富毫无关系。 在天眼查上，42岁的辉哥是一家注册资本1676万人民币（实缴）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个人持股62.89%。他告诉我，自己出生于贵州铜仁的一个村子，他是那种特别用功读书的人，考上了武汉的一所重点大学，专业是土木工程。毕业后先做了几年房地产项目经理，他不满足于现状，觉得自己可以干更大的事业、赚更多的钱，就出来成立公司单干。辉哥赶上了中国房地产的金色时代，最开始承包一些室内装饰装修，慢慢从一个包工头做大做强，后来能承接一些政府的扶贫和搬迁项目，他告诉我，巅峰时公司每年能承包三四十亿的工程。 尽管那个时代在这两年褪去了色彩，也很难想象辉哥这样一个人，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着宝马，穿过大半个贵阳，把车停在零工市场一公里外的停车场里，然后走路来到这里，穿上荧光背心开始扮演一个农民工。在镜头前手舞足蹈，为一个20块钱的黄桃罐头（平台要分走一半，他只能得到10块钱）展现出一种无法遏制的喜悦，最大的一笔打赏是一辆120元的跑车（他自己可以获得60块）。对于这项事业，他展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日日不辍，我在市场待的一周多时间里，每天都能看到他，“不能停播断播，要和上班一样，不然流量会掉。”一到两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他再开车去公司上班。 这既让人感到荒诞，又让人感到敬畏。我问辉哥是不是企业经营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摇头说不是，当然项目萎缩是一定的，也有收不回来的大额工程款，但他的个人财富和生活品质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告诉我，做直播是出于一种更大的野心，他想打造一个个人IP，在IP基础上建一个工程行业的平台，在他的宏大蓝图中，所有和工程相关的企业、工人、商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注册、发布信息，并达成交易，“到时候干工程所有的人他就都找我，你看没有哪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工程人的所有问题解决掉，找工作的、买材料的、算账的、培训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整合这些资源。” 他研究过当下的互联网大厂，认为大部分都是消费互联网，没有真正的产业互联网，“没有任何哪一个行业的市场规模比工程行业大……做起来之后我就比淘宝和京东都厉害。” 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辉哥愿意短暂地牺牲自己。他告诉我，公司的财务曾来看他直播，说：“老板，你好歹是个老板，像个猴一样，你都不怕人笑的吗？”他回答说：“我就想达成我的目标，我不偷不抢的是不是？我这个人反正是能屈能伸。” 我实在看不出他的目标和扮演农民工的关系，这中间欠缺了很多逻辑链条，他也没有在直播中提过有关平台的信息。曾有观众对辉哥的“农民工”身份产生过质疑，理由是他的手上没有干活儿的老茧，他并不回答这种问题，他告诉我，“反正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农民工本来就不太好界定，你说啥叫农民工？总结来说，农民工他是一个群体代表一个底层人，脚踏实地干活的。”我问他，“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是农民工吗？”辉哥点点头，“我认为肯定是农民工。” 零工市场上的其他人并不知道辉哥的另一重身份，老孔曾观摩过辉哥的直播，他对此有些不屑，认为是在靠卖惨“博取同情。”对于市场上真正的农民工，辉哥有自己看的看法，“他们年纪大，文化程度不高，思想不开窍。”但是他坚信，如果将来自己的平台做起来，这些“头脑不开窍”的日结工们将能在他的平台上找到工作。 我们聊完之后，辉哥开车把我送回了酒店，他很忙碌，还要赶着去另一处工地拍视频，他告诉我，拍视频、写脚本、剪视频他都是自己做，然后发到视频号上。我们分开前，他问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有没有价值？”我说你很努力。他点点头，“对，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要努力，我们农村人习惯吃苦，吃苦在我们心里根本不算啥。” “喝完酒就不去想了” 不论辉哥的目标是真是假、能否实现，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个市场上有很多人想要成为他，阿勇是其中之一。 阿勇对自己的定位很独特：“这个市场上长得最丑的”。这有些夸张了，他35岁，个子不高，脸颊略胖，眼睛细长，是那种放在人群中泯然众人的长相。他和辉哥直播的时间差不多，站在辉哥侧后方、紧挨着过街天桥的角落里。他看上去有点拘束，声音很轻，怯怯的，只有十来个人观看他的直播，辉哥走过来指点他：“你要多说点点关注、点点赞。”有位新关注的网友，阿勇想念出对方的名字表达感谢，但有一个复杂的字不认识，他只好道歉：“你们别见怪，因为我文化不高，我小学二年级，你们不要笑话我。” 阿勇正在直播 对于日结工来说，直播的内容有且仅有两类：一种是展现零工市场的艰辛，另外一种则是劝说粉丝开直播，阿勇说：“家人们，你们长得比我漂亮，只要会说话就有直播能力，我们要真的放下面子，脸皮要厚。” 这个话语听上去很熟悉，我在这个市场上游荡的时候，看到直播的人都会停下来听一会儿，他们似乎共享着一套走投无路的生活哲学，有一位叫唐姐的中年女性谆谆教导观众，“现在找不到活路就找不到，我都没找到活路。我还不是一样的搞不到钱，没关系，就丢下脸面做直播，放下面子才有票子，赚了票子才有面子。”还有一个男主播说：“开个直播不要怕笑，脸皮厚吃个厚，脸皮薄吃不着。”阿勇是那种有点内向的人，他羡慕辉哥那种癫狂的风格，他觉得想成功，就得发疯。 但他发不了疯，距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来零工市场上两个月了，早上直播一个小时，白天找活干，很少有人给他刷礼物，一天也就几块钱，“有点亏本”。他感到气馁，尽管在直播间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他的直播频率大幅下降，已经好几天没有播。 还有一件让阿勇分心、不能专注搞事业的事情是，女朋友已经好几天没回复他信息了。她的女朋友是在这个市场“摆车”的，他俩冬天早上一起烤火的时候认识的，好了几个月，最近因为一点琐事吵了架。 阿勇心里很以这个女朋友为荣，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很突兀地提到了她：“我老婆做设计的。”设计是指画一些简单的电路，能承包一些家电安装的工作，他还说，女朋友有两辆车。 我问阿勇为什么不让女朋友多给自己一些活儿，他说对方最多的活是装空调，他干不了，更重要的是，“我作为男人，我要靠我自己实力。” 女朋友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不过阿勇不太确定女朋友是否和前夫离婚了，他们也没有聊起过这个事情。他去女朋友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心惊胆战，“怕她老公在家。” 在男女关系方面，这里有自己的道德。黄飞也有一个女朋友，两人交往五六年了，女朋友也在市场上打零工，她在农村老家有丈夫，丈夫也有自己的情人，大家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但相安无事。“我们就是一盘散沙，她那边有点乱，不过我也不想拆穿她。”女朋友十岁的女儿从老家来贵阳，黄飞还慷慨地尽了地主之宜，花一百多块钱请小姑娘吃了烧烤。 至于未来，那是渺茫到无需去思考的事情，“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希望。”黄飞说。 只有四十多岁的李大哥保持着着一种古典主义的慎重，他每个月要寄一点钱给老家的女儿，女儿跟着他哥哥生活，剩下的，除了吃饭喝酒（还有赌博），几乎存不下什么钱，他喜欢市场上的一个女人，但不敢说，因为“在这个地方是养不了家的。” 阿勇烦恼时，会和卖酒的女人倾诉，因为两人都姓张，他便喊她姑姑。姑姑劝他，女朋友人品是好的，“和市场上其他的人不一样”。姑姑在20年前离了婚，她告诉我，因为老公“又赌又嫖”，她把两个儿子留在了那个贵州织金的小村子里，才得以摆脱这段婚姻。后来她去浙江打了几年工，又回了贵阳，在这个市场上待了八九年。最开始可以找一些打扫卫生、拌灰浆的活儿，干了四五年落下了风湿，四肢总是酸疼，于是开始卖酒，顺带捡饮料瓶子，能卖一块二一斤，她觉得，勉强够生活了。她告诉我，有原来的同乡人觉得她太苦了，两个儿子都有了工作，在浙江做装修，劝她不如回老家去，和丈夫复合，但她很决绝，“我这20年我不后悔，我就算去要饭，每年在这个地方要，我都不回家。”以后老了，摆不动摊了，那就“到哪步哪步算。” 阿勇无法像姑姑这样坚定，他总是常常为眼前的生活感到痛苦。不回微信的女朋友，没有起色的直播，坚硬如铁的生活……他有时候会想起母亲，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她在生完他之后就因病去世了，唯一的一张照片是身份证上拍下来的，那是一个年轻的穿青人女性（穿青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贵州西北部，未被列入56个民族的少数族群），神情温和，阿勇把这张照片发在短视频网站上，仅自己可见。 母亲去世后，父亲总是打他，他对回家感到恐惧，有时候不敢回家里睡，就在村里的野地凑合一晚。13岁的一天，父亲再次打了他，他决心离家出走，走了整整两天，150公里，走到了贵阳，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有人带他去深圳打工，因为没有身份证，厂子不敢要他，他在深圳流浪了四五年，在垃圾箱里翻找吃的，去饭店后门要剩饭，捡瓶子，睡在马路上。他告诉我，一般人过这种生活，没几年精神就会出问题，但他遇到了一些善良的人，有一家做酸辣粉的馆子，老板娘会把剩饭剩菜和啤酒饮料瓶子留给他。还有一名义工救济他，为他提供过伙食和短暂的住宿。 我们坐在一家奶茶店里聊天，阿勇突然说，流浪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自杀。不记得哪一天晚上，他躺在马路边上，想自己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就想了很多事，我没有钱，想回家又没脸，我爸不管我，回家了也没有什么用。” 义工正好在那个时候找他，两人聊了一会儿天，阿勇最终没有把自杀的念头付诸实践。义工后来给阿勇介绍了一份工作，在湖南湘潭的一家养老院做护工，他攒了一点钱，回到了贵阳。 现在他偶尔会回村里，和父亲的关系依然恶劣，父亲觉得他没出息，开直播很丢人，“不务正业”。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正业，生活看上去很难变好了，零工市场后面有一条小街，饭馆散卖白酒，是那种酒精勾兑的劣酒，15块钱一斤，他经常去喝，这家喝一杯，那家喝一杯，就喝醉了。 有一次倒在路上，手机也掉了，是姑姑帮他捡回来的，最严重的一次，喝到了胃出血，尽管如此，他还是戒不掉，“我们这种人，什么都没有，无依无靠的，喝完酒后就睡觉了，就不去想那些事了。” 零工市场有一个60多岁的保安，坐在岗亭里值班，他告诉我，夏天的时候，这片空地上有很多躺得四仰八叉的醉鬼，他不理解这些已经崩塌的心灵，有点瞧不上他们，“这些人都是懒汉。” “我不服输的” 在零工市场，人生和楼宇一样，很难发生崭新的变化。阿勇的那段感情在几个月后还是无疾而终了。他在短视频网站上发了一条视频，“男人他妈的不要因为一个女人的离开而感到难过，走了的人和死了没什么区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她走了就是走了。” 离开贵阳前，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孔，他的钱还是没有要回来，不过他终于找到了活儿，在一栋即将开业的办公楼里。这座办公楼离贵阳市中心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外立面挂着一整幅广告：“时代启梦，执掌繁华，擎领未来”，这当然和孔令强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这里倒垃圾的，他系着围裙，拿着扫帚和簸箕，脸上和身上都沾满灰尘，他手脚不太利索，和他一同干活的女人给了他几个白眼，但他还是笑眯眯的，不太发愁的样子。 打扫卫生的老孔 他觉得，眼前的生活大概很难改变了，“你没有办法，你手里无刀，你杀不了人，包包里面没有钱，你什么事情都办不了。”对此的应对只能是，“凡事想开点，大家出来都只是混口饭吃。”但他还有一个愿望，希望攒一点钱，再去趟山东曲阜，拜一拜孔庙。 对于这些人来说，前途已经尘埃落定，更年轻的一代还在加入进来。我在市场上遇到一个穿外卖服的小伙儿，20岁，刚刚买完黄色安全帽和棉布手套。他在这个市场上刚刚待了一个月，之前在浙江的模具厂上班，因为长白班太累了，父母就把他叫回了贵阳。父母一直在零工市场上干活儿，三个人在一起还能相互照应。我问他准备在这里待多久，他说，他也不知道，“没想那么远的事情。” 黄飞的恋情走向了终结，6月中旬，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女朋友在市场上找了别的对象。他有点苦闷，活儿找的也不顺利，“找活儿的人很多”，他前两天不得不接受一天100块的工钱，这两天贵州下雨，他没了活儿。 筑地广场上跳舞的人 电话那头，和他在一起的朋友说了一句，“慢慢会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笑了，仿佛说了一个笑话。黄飞告诉我，“我不放弃，还要找，不找就认输了，我不服输的。”我问找什么，他说，“工作和女朋友都要找。”不干活的时候，他会出去散散心。他喜欢去贵阳市中心的筑城广场，筑城是贵阳的别称，这个广场摆着一只名叫“六吉祥”的巨大神兽，他会买个烤串，站着看神兽旁边跳那些广场舞和唱山歌的人。神兽旁边的碑文写着，“这只神兽寓意着四方和谐，表达了人们对天和雨顺、国泰民安、社会祥和的热切盼望和良好祝愿。” （来源：腾讯新闻）
在互联网时代，什么都可以成为景观，包括一个零工市场。在网上搜索“贵阳最大零工市场”，你可以看到许多饱受流量青睐的短视频：凌晨四点半，一片空白水泥地，密密麻麻人群像是从地下冒出来，有人提着塑料桶，有人背着竹筐，拎着扁担，戴黄色安全帽的人群摩肩擦踵，喧嚷中自成气势。如果你不懂他们在这做什么，也不要紧，从素人农民工到网红kol，都为你现场直播，告诉你，最多三千人聚集于此，只为寻一个日结工的机会，贵州话叫“找活路”。
人们透过手机屏幕窥见别样的世界，这是网络互联的意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也会很快遗忘掉他们，这也是网络奇观的归宿。
但如果你能去到贵阳，真正身处这个黑夜与白昼交织的零工市场，就会明白，无论被看见与否，赞美与否，这里的吵嚷都在继续——远比透过短视频看见的更为挣扎，也更有活力。这些到最后可依凭的只剩一副肉体的劳动者们，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角，他们大多年龄偏大，没有技术，也没有机会受好的教育，在社会竞争中落入下风，狡黠与质朴并存。当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他们恰好身处时代阴影之下，被利用、被损耗，常常失落偶尔伤神，有时恨不得一醉方休，但他们并非一群虚弱之人，而是如同草木般活着，各人寻各人的活路。这才是任何一个时代，最永恒的主题。
文| 张月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狂风暴雨也阻挡不了
我想要工作的精神”
在贵阳最大的零工市场，人们从早上四点半开始喝酒。
卖酒的女人姓张，快七十了，脸上洒着几粒大雀斑，穿得十分鲜艳也十分混乱，红色外套，橙色袖套，紫色围裙，粉色帽子。她沉默地守着一张小木桌，桌上摆着三个矿泉水瓶子：两瓶药酒，一瓶白酒。酒散卖，2块钱一小杯。两个玻璃酒杯浑浊发黄，看上去很久没有洗过了，女人偶尔用药酒敷衍地涮涮杯，但涮完的药酒是舍不得扔的，又倒回矿泉水瓶里。
卖酒的女人
来喝酒的人不在意这些不能深想的细节，他们有着别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凌晨天气黑冷，对于来这儿找活儿干的人来说，一杯廉价的劣酒可以暖身解乏，还附加一点所谓的药用功能，性价比很高。女人一天能卖四五十杯。
很难在地图上定位这个市场，它没有准确的名字，也不是一个正规意义上的“市场”，只是一片二百平米左右的水泥空地。白天看上去有些萧索，周围散布着各种便宜的小饭馆和宣称包治百病的中医馆，生意冷清，客人寥寥无几。但从凌晨四点半开始，这里会陡然热闹起来，密密麻麻的人群像是从地下冒出来，出现在暗夜里，他们戴着黄色安全帽，背着背包，有人提着塑料桶，还有人背着竹筐，拎着扁担。市场旁边的马路上停着十来辆面包车，车主是招工的中介，他们从一些项目方那里承包一些活儿，来这里物色工人，行话叫“摆车”。中介会把副驾车窗摇下来，不停有找活儿的人探头进去看，询问价格和干活内容。
在贵州的方言里，这叫做“找活路”，最多时这里能聚集三千人以上，拥挤不堪，会有警车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贵阳最大的零工市场，因其庞大，它在互联网上成为了一种奇观。在网上搜索“贵阳零工市场”，人头攒动、艰难揾食的场景，都获得了极高的观看和点赞，有一条评论是，“全国哪里都有这样的劳工市场。”
市场旁边的猪肉店老板有时候起猛了，会披件外套站在旁边的天桥上观看。他告诉我，眼前的人虽然多，但比起两年前，已经少了很多，“因为活越来越难找了。”
我在市场的第一天遇上了50岁的老孔。他是那种看上去很开朗的大爷，被人群挤得摇摇晃晃，脸上还是笑眯眯的。相熟的工友问昨天怎么没看见他，他声音洪亮，甚至带着一丝骄傲，“我去要钱了！”
前些年，他参与过一个大项目，2018年，国内某知名房企投资上千亿，想要在贵阳打造一座占地8000亩，集游乐、文化、商业、居住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城，老孔被雇去工地上搬外立面的大玻璃，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2022年，这家房企资金链断裂，野心勃勃的项目一夕之间成了贵阳最大的烂尾楼，没给老孔结算的一万多块钱自此变得遥遥无期。
老孔在这个市场上待了六七年了，来这里之前，他在贵阳一家车辆修理厂工作，主要修理柴油机，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关于这段经历，他是引以为豪的，“我以前是做技术工作的。”后来厂子倒了，柴油机也渐渐被市场淘汰，那时他四十出头，工作难找，他想做点小买卖，把十几万积蓄投入了别人介绍的蔬菜生意，结果对方卷钱跑了，他来了这儿。
随着年龄变大，他渐渐失去了竞争力，最差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四五天能有活，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活儿，“招工的根本用不着我们这种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就和其他几个同样被欠钱的工友一起去要钱，欠款总额有二十来万。
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下看，老孔所经历的，是一个行业最后的疯狂和崩殂，现在时代的长影投在他身上。在这个零工市场找活路的人，大多和孔令强一样，年龄偏大，没有技术，也没有机会受好的教育，在社会竞争中被早早淘汰，最后可依凭的只剩一副肉体。房地产鲜花着锦时，活路多，钱也多，现在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光景了。
老孔前两年胃病做手术，又欠了银行一万多块，他也不知道生活怎么就一天天变得千疮百孔，补无可补，只好学会不再为此焦虑，他告诉我，钱还不上就还不上吧，“钱到穷人手，要等穷人有。”他现在引以为傲的，只剩下自己的姓氏了，他自称孔子后人，朋友圈置顶的是2019年他在孔庙入口处拍的一张照片，他还颇有兴致地和我探讨了一番孔氏和张氏在历史上的渊源。
在这个市场上，人们更加尊重招工的人，他们似乎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在一群“摆车”的人当中，我注意到了曲姐，她已经选好了今天的工人，面包车后座坐了六个中年男性，还有一个坐不下了，只好蹲着。他们今天要去一个办公楼搬建筑垃圾，以及打扫卫生，一人给120块钱。曲姐坐在驾驶位上，她五十出头，眉是纹过的，在车里昏暗的灯光中看去像是化了妆，有一种和这个灰头土脸的市场格格不入的精致。她顾不上搭理我，把手机调成自拍模式，我趴在车窗上，看她旁若无人、表情娇嗔地拍了好几个对口型的唱歌短视频。
曲姐
曲姐告诉我，这是一种穷开心的娱乐方式，她朝车外的人群努嘴，“我们和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仰赖生物链更上层的人，她把给她活儿的人叫“老板”，老板有时候有活儿，有时侯没活儿，有的活儿如果价格低，也不一定能招到工人。曲姐对这份工作的形容是，“搞人力资源的”，她说，自己确实比打零工的人赚的多一点，但也只有“一点”，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相比起同行，曲姐是那种更加努力的人，她离异，带着一个女儿，每天三点起床，给女儿做完饭后，无论有活儿没活儿，都会来这里摆车，她对自己的要求是电话24小时在线，全年365天无休，每天都发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圈：“相信自己，身上藏着无限正能量，农村来的，走进这座城，只有无限的努力前进，没有退缩的理由，定能创造奇迹。不分任何工种，统统接单，欢迎微信朋友圈各位老板来电骚扰，保证完成任务。” 5月20日那天那天下了大雨，她发了在雨中开车的视频：“狂风暴雨也阻挡不了我想要工作的精神，管他大单小单，520买颗白菜是绰绰有余的。”
无论选人还是被选，每天早上七点天光大亮之前，这场僧多肉少的争夺会显现结果。有活儿的人早已被面包车带走，没活儿的人带着倦怠和失望回家睡觉，卖早餐、兜售安全帽和手套的小摊贩也开始收拾摊位，有一个卖糍粑的阿姨还要去赶“第二场”，到邻近的菜市场卖菜，三个清洁工缓慢地收拾着广场上满溢的的17个垃圾桶。曲姐有时候会用手机拍这个场景，发一条调侃的朋友圈，“天亮了，人力资源风采正式亮相。这个时间段还没找到工作的，当然也包括我基本都要回家休息了。”
人们抢着上面包车
“只要人不懒，天天都有活儿”
也有人天亮了并不回家，无所事事的人们需要办法打发这漫长又颗粒无收的白天。这里流行一种189的赌博游戏，用扑克牌比谁的点数大，36岁的黄飞去年干活攒下了七八千块钱，今年全输掉了。
黄飞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待了八九年，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他有一双大得有点突兀的眼，抽着烟，头发乱得像鸟窝。聊到输钱，他有点气愤，觉得市场上有人做局，专门坑农民工的钱，他决定暂时不玩了，“要玩就玩正规的。”
他住在零工市场对面的一座矮山上，走路十分钟就到，230块钱一个月的民房，零工市场上很多人住在这里。房间是字面意思上的家徒四壁，一张床，一条花被子，灯是个小灯泡，最值钱的家具是一只简陋的电饭煲。他平时最常吃的是清水挂面，偶尔拌点蚝油，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两个多月。
黄飞的家
他不太为这种贫穷感到苦恼，拥有一套自洽的生活哲学，“这个时代有钱人也多，没钱人也多，有钱就吃好一点，没钱就吃不好一点，有钱就吃猪肉，没钱就吃白菜，穷也穷不死人，富也富不死人。”在卖酒的女人跟前，他慷慨地表示要请我喝一杯。
黄飞出生在贵阳周边的农村，有着那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人生脉络，家境贫穷、辍学、打工……最后到了这个市场，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旁观者看来，这自然是不如意的人生轨迹，足以激发许多对于现实的愤懑、挫败和无力。但黄飞很平静，“以前觉得可以拼一拼，拼到30岁，也差不多起来了。如果到了40岁发不起来，就发不起来了，就是废人，勉强过得去就这样，不饿肚子就好。我认命了，生活过得去，肚子不饿身体好就可以了。”
他用一种勤奋、甚至称得上审慎的态度应付自己的处境，每天四点起床，很积极地找活儿，也认真地挑选活儿，他算过，自己每天要吃两餐饭，喝两瓶水，抽半包烟，花销至少要四五十，太便宜的活儿不能接，至少要一百七八一天才可以，如果是一百五，那得要求老板包饭。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前一天去给人拉不锈钢的围挡，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六点，赚了一百八十块，老板中午提供了15块钱的盒饭，有红烧肉，还有一个水煮蛋，他对这个活儿感到满意，“感觉也不是很累。”
“只要人不懒，天天都有活。”他很有信心地告诉我。
黄飞有个形影不离的朋友，40岁的李大哥，两人的友谊很坚固，有好活儿的时候，他总会带上李大哥一起。我请他在附近吃饭，他问吃什么，我说烤鱼，他也马上叫上了李大哥。黄飞悄悄告诉我，李大哥爱偷懒，爱喝酒，喝醉了就去赌博，劲头来了有活儿也不想接，但黄飞自己从来不这样。他说，自己去赌博也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为了赚点生活费，他坚信自己是克制而有分寸的，不像市场上的一些人输光了钱，就去吃“轻松饭”，在干活的工地上偷东西去卖，他认识的一个人因为偷电缆进了监狱，“我给他说了，他不听，我叫他回去上班，他不听你的，被人家利用了，脑瓜不够用。”
“轻松饭”也有别的形式，曲姐告诉我，她最近吃了一次亏，带人去工地上收拾垃圾，一个工人用铁片把自己手扎出了一个洞，她认为他是故意的，“我带他去看医生，他说不用去，他回去拿医保来报销要便宜一点，只让我适当补充他一点生活费、误工费等等，这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专业的人。”讨价还价之后，曲姐赔了600块。她认识的另一个中介遇到过更为严重的情况，工人用钢筋扎了自己的大腿，坚持不去医院，只要求赔钱，最后中介赔了一万块。
黄飞不想吃这些冒险的“轻松饭”，他希望能以一种更安全、更具可持续性、在道德上也更为高尚的方式维持住眼前的生活，“他们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但是这个路你要天天都要走下去的。”他觉得这个时代很好，不会轻易饿死人了。
没活的时候，他就用短视频打发时间，即使手机停了机，他仍然还有一张流量卡。他爱看那种唱歌跳舞的视频，最喜欢的歌手是安东阳，擅长唱土味情歌。他还爱看《千王之王》，最喜欢赌神在绝境里逆风翻盘大展神威的时刻。他还收藏了一些鸡汤文案，分享了一条给我，“过去的都已经结束了，未来别再走错路了，你要自律上进，努力赚钱，你还要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愿我们在无法预知的未来里，好运不请自来。”
他“自律上进”地维持着现状，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他也不想改变现状，我问他为何不试着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比如送外卖，他说自己不会骑电动车，年纪也大了，路也难认，还没有这样自在。他给我分享了几个自己喜爱的短视频，一群漂亮的女孩在跟着节奏唱《都是爱情惹的祸》，看着看着，他不再和我聊天，全情投入到里面去了。
老板，你像个猴一样
在绝大多数时间，零工市场的气氛是疲惫而麻木的。重体力的劳作、无休止的寻觅以及寻觅不得的失望和倦怠塑造了人们的表情，很难在他们脸上见到激烈兴奋的情绪，直到我发现了辉哥。
早上六点半，在远离马路的角落，42岁的辉哥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一件后背写着“农民工”的荧光背心，以熙攘涌动的日结工人群为背景，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肢体动作在做直播。他在镜头前动作很大地走动、蹦跳，说话时语速很快，声音很大，“哥哥姐姐们看一下我这个励志的农民工！兄弟没钱回家了，没有钱回家，还在这里苦苦的坚守！我不知道我要坚持到哪一天才能（回）去！”有人打赏了一个20块钱的黄桃罐头，他激动地蹦了半米高，扑到镜头前，声音猛地拔高了几度，“我滴妈呀！！感谢明哥！！感谢明哥的黄桃罐头！！这个罐头太甜了！！”
直播中的辉哥
他直播时间不长，才一个月，但在短视频网站上已经拥有1.2万个粉丝。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努力把实时观看人数从130拉到150，“大家把150扣在公屏上！！我就不信了，邪了这个门了，难道抖X就是在糊弄我吗？！”他的观看在此后不断增长，最后突破了300，他蹦得很高，声嘶力竭地吼：“我就承认我就是个土老冒儿！土农民工把直播间干起来了！你们看到没有，就这么简单！！你看一下我是怎么样来把流量口撕开了！！！我要火了，大家来看，我火了，一个新人新小白把直播间带上去了！”吼到最后他看上去已经癫狂，不停地重复喊着，“火了！！火了！！火了！！”
有好奇的农民工从他旁边经过，伸着脖子看，辉哥会拉着对方进行一段“无实物表演”，“大哥，你老在那骂我干什么？我没疯没傻，你骂我干啥？我刚才赚了20块钱，真金白银！不是开玩笑的。”
他声音太大，招来旁边保安的呵斥和白眼，“你小点儿声！”他当做没听见，保安最后悻悻地走开了。
我在旁边看了辉哥三天直播，决定找他聊一聊。他告诉我，他的同事已经注意到我，同事提醒他：“这个人（指我）应该是来做调研的，你别把秘密都泄露给他。”但辉哥很爽朗地告诉我，“我没有秘密，我就是一个激情满满实实在在的人。”
等他直播完，我们一起去旁边的饭店吃早饭。他点了一碗牛肉粉，老板娘上菜的时候认出了他，他有点藏不住的得意，告诉我，“我现在多少也是个公众人物了，知道吧？在直播这条路上，我是新兴起来的一颗新星，短短的一个多月能够快速地起来，他们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事情。”
离开镜头的辉哥是那种看上去冷静而精明的人，和镜头前的疯癫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他一边嗦粉一边看直播账号的后台，我问他今天赚了多少钱，他看了看，说直播了一个半小时，有1.1万的声浪，赚了1100块。我对这个数额表示震惊，他却笑得淡然，他说，在直播之前，他精心挑选过地点，考察了贵阳所有的零工市场，眼前的这个最大，“最大”的含义包括两层，一个是人最多，另一个是流量最大。
正在直播的律师
的确，当一种失败变得庞大，数目可观，就有了被观看和利用的价值。除了辉哥，还有很多人在这里直播，我和辉哥穿过市场时，遇到一位穿着一身艳红色西装、深红色皮鞋的男主播，姿态妖娆。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律师也在这里开发案源，她的直播装备更为专业，手机背后放着一个圆圈状的补光灯，她用贵阳话跟一个农民工大叔聊天，大叔断断续续地讲述说XX欠了自己工钱，她说可以帮对方写起诉状。
和辉哥交谈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工靠直播维生的故事，但是辉哥接下来说的话大大超越了我贫瘠的想象。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并不贫穷，非但不穷，反而十分富有，而且这种富有和直播赚来的财富毫无关系。
在天眼查上，42岁的辉哥是一家注册资本1676万人民币（实缴）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个人持股62.89%。他告诉我，自己出生于贵州铜仁的一个村子，他是那种特别用功读书的人，考上了武汉的一所重点大学，专业是土木工程。毕业后先做了几年房地产项目经理，他不满足于现状，觉得自己可以干更大的事业、赚更多的钱，就出来成立公司单干。辉哥赶上了中国房地产的金色时代，最开始承包一些室内装饰装修，慢慢从一个包工头做大做强，后来能承接一些政府的扶贫和搬迁项目，他告诉我，巅峰时公司每年能承包三四十亿的工程。
尽管那个时代在这两年褪去了色彩，也很难想象辉哥这样一个人，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着宝马，穿过大半个贵阳，把车停在零工市场一公里外的停车场里，然后走路来到这里，穿上荧光背心开始扮演一个农民工。在镜头前手舞足蹈，为一个20块钱的黄桃罐头（平台要分走一半，他只能得到10块钱）展现出一种无法遏制的喜悦，最大的一笔打赏是一辆120元的跑车（他自己可以获得60块）。对于这项事业，他展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日日不辍，我在市场待的一周多时间里，每天都能看到他，“不能停播断播，要和上班一样，不然流量会掉。”一到两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他再开车去公司上班。
这既让人感到荒诞，又让人感到敬畏。我问辉哥是不是企业经营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摇头说不是，当然项目萎缩是一定的，也有收不回来的大额工程款，但他的个人财富和生活品质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告诉我，做直播是出于一种更大的野心，他想打造一个个人IP，在IP基础上建一个工程行业的平台，在他的宏大蓝图中，所有和工程相关的企业、工人、商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注册、发布信息，并达成交易，“到时候干工程所有的人他就都找我，你看没有哪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工程人的所有问题解决掉，找工作的、买材料的、算账的、培训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整合这些资源。”
他研究过当下的互联网大厂，认为大部分都是消费互联网，没有真正的产业互联网，“没有任何哪一个行业的市场规模比工程行业大……做起来之后我就比淘宝和京东都厉害。”
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辉哥愿意短暂地牺牲自己。他告诉我，公司的财务曾来看他直播，说：“老板，你好歹是个老板，像个猴一样，你都不怕人笑的吗？”他回答说：“我就想达成我的目标，我不偷不抢的是不是？我这个人反正是能屈能伸。”
我实在看不出他的目标和扮演农民工的关系，这中间欠缺了很多逻辑链条，他也没有在直播中提过有关平台的信息。曾有观众对辉哥的“农民工”身份产生过质疑，理由是他的手上没有干活儿的老茧，他并不回答这种问题，他告诉我，“反正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农民工本来就不太好界定，你说啥叫农民工？总结来说，农民工他是一个群体代表一个底层人，脚踏实地干活的。”我问他，“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是农民工吗？”辉哥点点头，“我认为肯定是农民工。”
零工市场上的其他人并不知道辉哥的另一重身份，老孔曾观摩过辉哥的直播，他对此有些不屑，认为是在靠卖惨“博取同情。”对于市场上真正的农民工，辉哥有自己看的看法，“他们年纪大，文化程度不高，思想不开窍。”但是他坚信，如果将来自己的平台做起来，这些“头脑不开窍”的日结工们将能在他的平台上找到工作。
我们聊完之后，辉哥开车把我送回了酒店，他很忙碌，还要赶着去另一处工地拍视频，他告诉我，拍视频、写脚本、剪视频他都是自己做，然后发到视频号上。我们分开前，他问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有没有价值？”我说你很努力。他点点头，“对，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要努力，我们农村人习惯吃苦，吃苦在我们心里根本不算啥。”
“喝完酒就不去想了”
不论辉哥的目标是真是假、能否实现，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个市场上有很多人想要成为他，阿勇是其中之一。
阿勇对自己的定位很独特：“这个市场上长得最丑的”。这有些夸张了，他35岁，个子不高，脸颊略胖，眼睛细长，是那种放在人群中泯然众人的长相。他和辉哥直播的时间差不多，站在辉哥侧后方、紧挨着过街天桥的角落里。他看上去有点拘束，声音很轻，怯怯的，只有十来个人观看他的直播，辉哥走过来指点他：“你要多说点点关注、点点赞。”有位新关注的网友，阿勇想念出对方的名字表达感谢，但有一个复杂的字不认识，他只好道歉：“你们别见怪，因为我文化不高，我小学二年级，你们不要笑话我。”
阿勇正在直播
对于日结工来说，直播的内容有且仅有两类：一种是展现零工市场的艰辛，另外一种则是劝说粉丝开直播，阿勇说：“家人们，你们长得比我漂亮，只要会说话就有直播能力，我们要真的放下面子，脸皮要厚。”
这个话语听上去很熟悉，我在这个市场上游荡的时候，看到直播的人都会停下来听一会儿，他们似乎共享着一套走投无路的生活哲学，有一位叫唐姐的中年女性谆谆教导观众，“现在找不到活路就找不到，我都没找到活路。我还不是一样的搞不到钱，没关系，就丢下脸面做直播，放下面子才有票子，赚了票子才有面子。”还有一个男主播说：“开个直播不要怕笑，脸皮厚吃个厚，脸皮薄吃不着。”阿勇是那种有点内向的人，他羡慕辉哥那种癫狂的风格，他觉得想成功，就得发疯。
但他发不了疯，距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来零工市场上两个月了，早上直播一个小时，白天找活干，很少有人给他刷礼物，一天也就几块钱，“有点亏本”。他感到气馁，尽管在直播间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他的直播频率大幅下降，已经好几天没有播。
还有一件让阿勇分心、不能专注搞事业的事情是，女朋友已经好几天没回复他信息了。她的女朋友是在这个市场“摆车”的，他俩冬天早上一起烤火的时候认识的，好了几个月，最近因为一点琐事吵了架。
阿勇心里很以这个女朋友为荣，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很突兀地提到了她：“我老婆做设计的。”设计是指画一些简单的电路，能承包一些家电安装的工作，他还说，女朋友有两辆车。
我问阿勇为什么不让女朋友多给自己一些活儿，他说对方最多的活是装空调，他干不了，更重要的是，“我作为男人，我要靠我自己实力。”
女朋友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不过阿勇不太确定女朋友是否和前夫离婚了，他们也没有聊起过这个事情。他去女朋友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心惊胆战，“怕她老公在家。”
在男女关系方面，这里有自己的道德。黄飞也有一个女朋友，两人交往五六年了，女朋友也在市场上打零工，她在农村老家有丈夫，丈夫也有自己的情人，大家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但相安无事。“我们就是一盘散沙，她那边有点乱，不过我也不想拆穿她。”女朋友十岁的女儿从老家来贵阳，黄飞还慷慨地尽了地主之宜，花一百多块钱请小姑娘吃了烧烤。
至于未来，那是渺茫到无需去思考的事情，“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希望。”黄飞说。
只有四十多岁的李大哥保持着着一种古典主义的慎重，他每个月要寄一点钱给老家的女儿，女儿跟着他哥哥生活，剩下的，除了吃饭喝酒（还有赌博），几乎存不下什么钱，他喜欢市场上的一个女人，但不敢说，因为“在这个地方是养不了家的。”
阿勇烦恼时，会和卖酒的女人倾诉，因为两人都姓张，他便喊她姑姑。姑姑劝他，女朋友人品是好的，“和市场上其他的人不一样”。姑姑在20年前离了婚，她告诉我，因为老公“又赌又嫖”，她把两个儿子留在了那个贵州织金的小村子里，才得以摆脱这段婚姻。后来她去浙江打了几年工，又回了贵阳，在这个市场上待了八九年。最开始可以找一些打扫卫生、拌灰浆的活儿，干了四五年落下了风湿，四肢总是酸疼，于是开始卖酒，顺带捡饮料瓶子，能卖一块二一斤，她觉得，勉强够生活了。她告诉我，有原来的同乡人觉得她太苦了，两个儿子都有了工作，在浙江做装修，劝她不如回老家去，和丈夫复合，但她很决绝，“我这20年我不后悔，我就算去要饭，每年在这个地方要，我都不回家。”以后老了，摆不动摊了，那就“到哪步哪步算。”
阿勇无法像姑姑这样坚定，他总是常常为眼前的生活感到痛苦。不回微信的女朋友，没有起色的直播，坚硬如铁的生活……他有时候会想起母亲，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她在生完他之后就因病去世了，唯一的一张照片是身份证上拍下来的，那是一个年轻的穿青人女性（穿青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贵州西北部，未被列入56个民族的少数族群），神情温和，阿勇把这张照片发在短视频网站上，仅自己可见。
母亲去世后，父亲总是打他，他对回家感到恐惧，有时候不敢回家里睡，就在村里的野地凑合一晚。13岁的一天，父亲再次打了他，他决心离家出走，走了整整两天，150公里，走到了贵阳，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有人带他去深圳打工，因为没有身份证，厂子不敢要他，他在深圳流浪了四五年，在垃圾箱里翻找吃的，去饭店后门要剩饭，捡瓶子，睡在马路上。他告诉我，一般人过这种生活，没几年精神就会出问题，但他遇到了一些善良的人，有一家做酸辣粉的馆子，老板娘会把剩饭剩菜和啤酒饮料瓶子留给他。还有一名义工救济他，为他提供过伙食和短暂的住宿。
我们坐在一家奶茶店里聊天，阿勇突然说，流浪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自杀。不记得哪一天晚上，他躺在马路边上，想自己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就想了很多事，我没有钱，想回家又没脸，我爸不管我，回家了也没有什么用。”
义工正好在那个时候找他，两人聊了一会儿天，阿勇最终没有把自杀的念头付诸实践。义工后来给阿勇介绍了一份工作，在湖南湘潭的一家养老院做护工，他攒了一点钱，回到了贵阳。
现在他偶尔会回村里，和父亲的关系依然恶劣，父亲觉得他没出息，开直播很丢人，“不务正业”。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正业，生活看上去很难变好了，零工市场后面有一条小街，饭馆散卖白酒，是那种酒精勾兑的劣酒，15块钱一斤，他经常去喝，这家喝一杯，那家喝一杯，就喝醉了。
有一次倒在路上，手机也掉了，是姑姑帮他捡回来的，最严重的一次，喝到了胃出血，尽管如此，他还是戒不掉，“我们这种人，什么都没有，无依无靠的，喝完酒后就睡觉了，就不去想那些事了。”
零工市场有一个60多岁的保安，坐在岗亭里值班，他告诉我，夏天的时候，这片空地上有很多躺得四仰八叉的醉鬼，他不理解这些已经崩塌的心灵，有点瞧不上他们，“这些人都是懒汉。”
“我不服输的”
在零工市场，人生和楼宇一样，很难发生崭新的变化。阿勇的那段感情在几个月后还是无疾而终了。他在短视频网站上发了一条视频，“男人他妈的不要因为一个女人的离开而感到难过，走了的人和死了没什么区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她走了就是走了。”
离开贵阳前，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孔，他的钱还是没有要回来，不过他终于找到了活儿，在一栋即将开业的办公楼里。这座办公楼离贵阳市中心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外立面挂着一整幅广告：“时代启梦，执掌繁华，擎领未来”，这当然和孔令强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这里倒垃圾的，他系着围裙，拿着扫帚和簸箕，脸上和身上都沾满灰尘，他手脚不太利索，和他一同干活的女人给了他几个白眼，但他还是笑眯眯的，不太发愁的样子。
打扫卫生的老孔
他觉得，眼前的生活大概很难改变了，“你没有办法，你手里无刀，你杀不了人，包包里面没有钱，你什么事情都办不了。”对此的应对只能是，“凡事想开点，大家出来都只是混口饭吃。”但他还有一个愿望，希望攒一点钱，再去趟山东曲阜，拜一拜孔庙。
对于这些人来说，前途已经尘埃落定，更年轻的一代还在加入进来。我在市场上遇到一个穿外卖服的小伙儿，20岁，刚刚买完黄色安全帽和棉布手套。他在这个市场上刚刚待了一个月，之前在浙江的模具厂上班，因为长白班太累了，父母就把他叫回了贵阳。父母一直在零工市场上干活儿，三个人在一起还能相互照应。我问他准备在这里待多久，他说，他也不知道，“没想那么远的事情。”
黄飞的恋情走向了终结，6月中旬，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女朋友在市场上找了别的对象。他有点苦闷，活儿找的也不顺利，“找活儿的人很多”，他前两天不得不接受一天100块的工钱，这两天贵州下雨，他没了活儿。
筑地广场上跳舞的人
电话那头，和他在一起的朋友说了一句，“慢慢会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笑了，仿佛说了一个笑话。黄飞告诉我，“我不放弃，还要找，不找就认输了，我不服输的。”我问找什么，他说，“工作和女朋友都要找。”不干活的时候，他会出去散散心。他喜欢去贵阳市中心的筑城广场，筑城是贵阳的别称，这个广场摆着一只名叫“六吉祥”的巨大神兽，他会买个烤串，站着看神兽旁边跳那些广场舞和唱山歌的人。神兽旁边的碑文写着，“这只神兽寓意着四方和谐，表达了人们对天和雨顺、国泰民安、社会祥和的热切盼望和良好祝愿。”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