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历史学者 胡靖华
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称为中共公认的领袖之前，总书记一职作为党内最高领袖，至少曾有五个人担任过。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名气颇大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博古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有第三任总书记不那么出名，甚至是鲜为人知。而他的经历却十分传奇，他是典型的工人出身，与其他四人有着显著区别，他从劳工一步步熬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他在担任总书记的三年时间里，不仅没能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被捕变节的人。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常用化名杨特生、特生、科发等。出身贫寒，读五年私塾后被迫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汉川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坐佣人，三年后因受东家赏识，被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以后几经波折，又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又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成为工人中的活动骨干，颇有一定影响。1922年，他先后被推选为汉阳铁厂和汉冶萍公司两家工人俱乐部副委员长。当林育南等把武汉20多个工会联合起来，成立武汉工团联合会时，向忠发成为联合会的委员。就在这一年，许白昊根据向忠发在工人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共。1923年2月，参加二七八大罢工；童年3月成为中共武汉地区执委。1925年1月，国共合作开始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二大。1926年夏秋之际，随着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向成为负责工运的委员，他开始脱产专门从事革命。同年秋，他成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兼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成为了全湖北省几十万劳工的唯一领袖。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许多次反抗过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此后他在工运界名声大振，1927年6月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
向忠发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在1927年4、5月间，在武昌参加中共五大，成为中央委员。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中共五大时苏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中共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工人领袖的地位，谁都可以取得党内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只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查收。向忠发的突然得势，得益于共产国际。
1927年7月，共产国际电令中共要反右倾，要加强工农领袖在党内地位。随后的八七会议上，向忠发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很多人对向忠发并不熟悉。而会后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人中，工人出身的只有苏兆征，还不是向忠发。瞿秋白等人一个多月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知道9月下旬才把他这名义上的政治局委员调到上海搞工运。共产国际方面也不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选结果，尤其是对苏兆征很不满，认为他不符合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1927年10月，共产国际命中共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机缘巧合，只有向忠发最适合当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并组团出发。
向忠发在莫斯科的表现是突出的，他迅速、成功地处理了莫斯科中国学生学潮问题，一举奠定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也刺激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他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局面的不满，成功赢得共产国际的力挺，在1928年夏天举行的中共六大上一步登天，成为中共的总书记。
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南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实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表达能力，同时做事干脆决断，愿意思考，很想做出点成绩来。他主持中央后，首先就处理了蔡和森、江苏省委等问题，同时在反右倾中很有一套见解。之后，“立三路线”这一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出台前后，向忠发不仅力挺，甚至在革命现状的认知上，比李立三走的更远。1930年6月，立三路线基本形成，核心内容是相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发动，走向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在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反对的压力下，李立三被迫离开政治局，向忠发也低下了头，被迫还是承认自己对立三路线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到了1930年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并且表示自已能力不够，又有错误，希望组织批准他下基层工作。有趣的是，向忠发的请辞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人赞同，瞿秋白等一些重要高层甚至对他担任总书记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肯定。在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政治局委员大幅更换，多数人并受到批评，连周恩来也未能幸免，唯独向忠发岿然不动。凭借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他竟还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在这之后，他明显不再那么争强好胜了，唯唯诺诺。但是他在反对张国焘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力挺毛泽东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两件事上，还是有很大功劳的，也再次证明了他的政治敏感度。
但是，向忠发的消沉后，已经唤不起革命热情，这又促使他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同时，向忠发地位逐渐提高后，生活也开始腐化，生活作风出现问题。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其中当然包括向忠发，他虽然说不出向忠发的确切地址，但知道其大概位置，并向特务提供了向的右手缺半截食指的特征。由于周恩来及时通知向忠发转移到大西别墅旅馆中暂壁，才避开敌人搜捕。
敌特一举端掉中共中央的计划失败，发出了悬赏捉拿向忠发的通缉令。向的新住处又被发现，中央指示他立即搬迁，并准备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由于尚未找好住处，让他暂住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新住处。周恩来考虑到向的安全，多次告诉他不要随便外出活动。同时，组织上派人把向的小老婆杨秀贞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接到另一家旅馆里。此时的向忠发已经准备动身去苏区1931年6月21日，趁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出去办事，向忠发便到旅馆看望杨秀贞，并在旅馆住了一夜，22日早上才走。当周恩来夫妇回家后，见向不在家，估计会发生问题，到23日仍不见回来，中午便得到消息，向忠发被捕。原来，当22日一早向忠发离开旅馆，准备叫出租车时，敌人根据他手指的特征，一举将他逮捕。周恩来赶紧组织营救，可是马上又得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只好重新布置，通知一些可能暴露的人员和机关迅速转移。由于向忠发手上有周恩来寓所钥匙，周恩来转以后，派人监视原住处，果然发现向忠发带人开门搜捕，从而确认了其叛变属实。
向忠发面对着敌人的威逼利诱，立刻发生动摇，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密攻了出来，同时出卖了杨秀贞和陈琮英，使二人被捕。二人坚决不叛变，向还亲自劝导，让二人尽快招供。但陈琮英坚称自己是农妇，什么也不知道，敌人也搜不到证据，将陈关进了监狱了事。由于周恩来等人迅速转移中央机关和人员，再次避免了一场厄运。
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向忠发之后，立刻电报正在南昌行营主持剿共的蒋介石。蒋介石看到电报后，立即批复“就地枪决”四个字。当向忠发听到对他宣布枪决时，又求饶并愿意招供新情况。警备司令部在收到蒋的枪决批复之前，曾向蒋发出第二个电报，报告向忠发已经招供叛变。蒋介石看到第二个电报，觉得第一个批复过于草率，便立即发出“暂缓执行”的指示。但当第二个批文发到上海时，为时已晚。6月24日，向忠发在龙华被枪决。
作家，历史学者 胡靖华
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称为中共公认的领袖之前，总书记一职作为党内最高领袖，至少曾有五个人担任过。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名气颇大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博古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有第三任总书记不那么出名，甚至是鲜为人知。而他的经历却十分传奇，他是典型的工人出身，与其他四人有着显著区别，他从劳工一步步熬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他在担任总书记的三年时间里，不仅没能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被捕变节的人。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常用化名杨特生、特生、科发等。出身贫寒，读五年私塾后被迫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汉川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坐佣人，三年后因受东家赏识，被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以后几经波折，又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又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成为工人中的活动骨干，颇有一定影响。1922年，他先后被推选为汉阳铁厂和汉冶萍公司两家工人俱乐部副委员长。当林育南等把武汉20多个工会联合起来，成立武汉工团联合会时，向忠发成为联合会的委员。就在这一年，许白昊根据向忠发在工人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共。1923年2月，参加二七八大罢工；童年3月成为中共武汉地区执委。1925年1月，国共合作开始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二大。1926年夏秋之际，随着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向成为负责工运的委员，他开始脱产专门从事革命。同年秋，他成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兼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成为了全湖北省几十万劳工的唯一领袖。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许多次反抗过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此后他在工运界名声大振，1927年6月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
向忠发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在1927年4、5月间，在武昌参加中共五大，成为中央委员。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中共五大时苏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中共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工人领袖的地位，谁都可以取得党内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只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查收。向忠发的突然得势，得益于共产国际。
1927年7月，共产国际电令中共要反右倾，要加强工农领袖在党内地位。随后的八七会议上，向忠发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很多人对向忠发并不熟悉。而会后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人中，工人出身的只有苏兆征，还不是向忠发。瞿秋白等人一个多月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知道9月下旬才把他这名义上的政治局委员调到上海搞工运。共产国际方面也不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选结果，尤其是对苏兆征很不满，认为他不符合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1927年10月，共产国际命中共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机缘巧合，只有向忠发最适合当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并组团出发。
向忠发在莫斯科的表现是突出的，他迅速、成功地处理了莫斯科中国学生学潮问题，一举奠定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也刺激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他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局面的不满，成功赢得共产国际的力挺，在1928年夏天举行的中共六大上一步登天，成为中共的总书记。
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南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实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表达能力，同时做事干脆决断，愿意思考，很想做出点成绩来。他主持中央后，首先就处理了蔡和森、江苏省委等问题，同时在反右倾中很有一套见解。之后，“立三路线”这一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出台前后，向忠发不仅力挺，甚至在革命现状的认知上，比李立三走的更远。1930年6月，立三路线基本形成，核心内容是相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发动，走向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在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反对的压力下，李立三被迫离开政治局，向忠发也低下了头，被迫还是承认自己对立三路线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到了1930年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并且表示自已能力不够，又有错误，希望组织批准他下基层工作。有趣的是，向忠发的请辞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人赞同，瞿秋白等一些重要高层甚至对他担任总书记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肯定。在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政治局委员大幅更换，多数人并受到批评，连周恩来也未能幸免，唯独向忠发岿然不动。凭借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他竟还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在这之后，他明显不再那么争强好胜了，唯唯诺诺。但是他在反对张国焘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力挺毛泽东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两件事上，还是有很大功劳的，也再次证明了他的政治敏感度。
但是，向忠发的消沉后，已经唤不起革命热情，这又促使他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同时，向忠发地位逐渐提高后，生活也开始腐化，生活作风出现问题。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其中当然包括向忠发，他虽然说不出向忠发的确切地址，但知道其大概位置，并向特务提供了向的右手缺半截食指的特征。由于周恩来及时通知向忠发转移到大西别墅旅馆中暂壁，才避开敌人搜捕。
敌特一举端掉中共中央的计划失败，发出了悬赏捉拿向忠发的通缉令。向的新住处又被发现，中央指示他立即搬迁，并准备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由于尚未找好住处，让他暂住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新住处。周恩来考虑到向的安全，多次告诉他不要随便外出活动。同时，组织上派人把向的小老婆杨秀贞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接到另一家旅馆里。此时的向忠发已经准备动身去苏区1931年6月21日，趁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出去办事，向忠发便到旅馆看望杨秀贞，并在旅馆住了一夜，22日早上才走。当周恩来夫妇回家后，见向不在家，估计会发生问题，到23日仍不见回来，中午便得到消息，向忠发被捕。原来，当22日一早向忠发离开旅馆，准备叫出租车时，敌人根据他手指的特征，一举将他逮捕。周恩来赶紧组织营救，可是马上又得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只好重新布置，通知一些可能暴露的人员和机关迅速转移。由于向忠发手上有周恩来寓所钥匙，周恩来转以后，派人监视原住处，果然发现向忠发带人开门搜捕，从而确认了其叛变属实。
向忠发面对着敌人的威逼利诱，立刻发生动摇，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密攻了出来，同时出卖了杨秀贞和陈琮英，使二人被捕。二人坚决不叛变，向还亲自劝导，让二人尽快招供。但陈琮英坚称自己是农妇，什么也不知道，敌人也搜不到证据，将陈关进了监狱了事。由于周恩来等人迅速转移中央机关和人员，再次避免了一场厄运。
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向忠发之后，立刻电报正在南昌行营主持剿共的蒋介石。蒋介石看到电报后，立即批复“就地枪决”四个字。当向忠发听到对他宣布枪决时，又求饶并愿意招供新情况。警备司令部在收到蒋的枪决批复之前，曾向蒋发出第二个电报，报告向忠发已经招供叛变。蒋介石看到第二个电报，觉得第一个批复过于草率，便立即发出“暂缓执行”的指示。但当第二个批文发到上海时，为时已晚。6月24日，向忠发在龙华被枪决。